[原创] ]楼板作证

　　　　　　　　　　　　　　　　　　　　　楼板作证　
　　我第一次踏上属于自己生活的楼板，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时，我已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了整整两年，却并非大有作为，只是饱偿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学无所用的酸楚。于是，我动摇了，开始思索，想出路了。一个知识青年，没什么奢望，一份正式工作足矣！还算老天照顾，我这个毫无背景的孩子，竟出乎村人的意料，居然成为同学中最早参加工作的人。我被招工后分配到甘肃最大的一家铜矿工作，住进了一间三层楼上的单身宿舍。 　　那房间的楼板，水泥地倒也光滑，却是裂了缝、起了皮的，显然是一栋老掉牙的旧楼。楼板吃力地支撑了八张床和两张桌子，还有八张床头的八只木箱——单身汉唯一的家私。八张床下，塞着八名矿工的八套井下工作服：单衣、棉衣、水靴、安全帽和防尘口罩，还有井下照明用的电石灯。那时的工人，讲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斗私批修”经常化，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争抢澡堂里那少得可怜的更衣柜，于是就把工作服穿到宿舍,塞在床下，楼板便替代了更衣室。
　　这蹭满矿石粉沫的工作服，给楼板留下的不是普通的灰尘，而是要命的矽尘，是夺走矿工生命的无情杀手！ 　　矽尘侵蚀着楼板，不会说话的楼板强忍着，等待着转机；矽尘吞噬着生命，会说话的矿工麻木着，泰然处之。 　　矽尘这东西，可别小瞧它！它进入人体，粘在肺上，医学上就叫矽肺。矽肺与肺癌没有两样，一但患上就等于判了死刑。听说在我们来此之前，这房间就曾有两名老工人死于矽肺。 　　这楼板上当时的八位主人，最受尊敬的要算冯师傅和陈工。住在靠东墙窗前的冯师傅，年已半百，高个子清瘦面孔，在井下掘进队干凿岩工，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吃够了掌子头上的矽尘。头年矿工体检，劳研所一纸三期矽肺的通知书，犹如千钧重锤砸在他的心头。他强力支撑着，掩藏着内心的痛苦，仍和我们说笑逗趣，强颜装欢。他知道我们这几个没分上技术工作的知识青年心情不好，就变着法儿和我们穷开心。他自己呢，为了养活远在东北的老婆孩子，为了每天多挣五角钱的井下津贴，硬支撑着下井工作。尽管矿上领导很关心他，要送他去疗养，并按规定发给他营养津贴，劝他脱离井下，脱离矽尘，但他说啥也不肯。虽然，他表面很坚强，可他的心早已碎了。他常常背着人流泪，暗暗盘算着自己生命的终结，盘算着最后留给家人的积蓄。他虽然尽量掩饰着内心的痛苦，但看得出来，他精神到底是垮了，渐渐上不成班了。 　　陈工是全省冶金战线有名的采矿工程师，住在靠西墙窗前。这房间的两张三斗桌，其中一张就是给他专门配备的，其余的人大多是用支在床头的小木箱作餐桌和写字台的。陈工是满族人，三十六岁年纪，浓眉大眼，身材魁梧，背有点驼，声音沙哑，鼻梁上架了一幅沉甸甸的高度近视镜。他话不多，却平易近人，就是身体不太好，经常吃药。他每天不止一次地下井采样，回到技术室又埋头工作，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往往把饭盒菜票塞给我。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在辽宁教书，由于人事调动手续太复杂，一直没有调过来。他对我很关心，经常教我抓紧时间多读书，说将来总会有用的。他还主动帮我补文化课，我们相处得很好。 　　另一位住在这楼板中央挨近冯师傅的大李，还不到三十岁，甘肃临夏酒乡来客，离不开酒。自个喝觉着不过瘾，就经常“讹”着我们几个小年青陪他喝，但从不许我们花钱买酒。他是冯师傅的徒弟，和师傅一样高却比他壮实，标准的岩工材料。他性格豪爽，人缘极好，好吃好喝的让大家吃、大家喝，就是不那么珍视生命。当劳研所把二期矽肺通知单送达他的时候，他正在宿舍喝酒，看后连惊都没惊一下，照常猜拳行令喝山歌。他的“临夏花儿”和酒歌都唱得好极了，时时给那沉闷的房间频添几分欢乐气氛。 　　这房间光线最暗的北墙角，住着两位“臭老九”：老方和老华。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他俩69年毕业时和另外十名清华大学的“黑五类”子女一起被发配到甘肃改造。他们被省上分到矿上，又被矿上分到井下，又被领班的安排“出掌子”——就是用扒子、簸箕装毛石，干着体力难支的苦力活。当我们新工人叫他俩“师傅”的时候 ，他俩不止一次地制止过，领班的也不止一次地纠正过。由于年龄比我们大，又不让叫“师傅”，只好称“老方”、“老华”了。 　　老华脸庞白净，戴一幅白边近视镜，标准的白面书生。他外语很好，懂六国语言。不仅英语好，德语、法语都很流利，俄语、日语也不错，只是掌子头上用不上。他下班就睡，开饭时让别人叫醒，前半夜几乎都钻在书里。他象一头受过伤害的小鹿，小心翼翼地护着伤口。看着他那文弱样儿，真叫人怜惜！同房间里，大家都很同情他，处处照顾他。 　　老方脸色微黄，留着小胡子，戴一幅黑边眼镜，显得有些苍老。他很少张口说话，习惯于用表情和我们交流。他一有空搬倒头就睡，活象个不堪重负的小老头。我们还真以为他年龄大了，干活时处处让着他。老方知识渊博，谈吐不凡，暗暗和我交上了朋友。后来我知道老方和老华同龄时，非常诧异。问老方时，他笑着说：“你看我老吗？老了好啊，老了会省去好多麻烦。只是等到了春天，我还会年轻的！……” 　　两年后，这楼板上撤了三张床。先是年轻的大李笑着走了；后来是年老的冯师傅呻吟着走了；再后来是陈工住了院，不久转到省院，又飞到上海，辗转治疗。领导是尽了力了，可陈工最后还是和冯师傅、大李殊途同归，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工作才两年多，就参加了三次同寝室工友的葬礼，我真怕了。人，难道就这么简单？生命，难道就这么微小？矿工的命运，难道就这么不幸？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我们天天接受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天天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天天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可为什么？眼前的现实会是这样！一代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英年早逝？！一代任劳任怨的红色工人就这样死于职业病？！一代无法自我选择家庭出身的“黑五类”子女就这样惨遭不幸？！我茫然了。于是，我埋头读书，想从书本里得到一点慰籍。我怕这楼板上的悲剧重演，我做梦都想离开这可怕的楼板。 　　书总算没有白读，中国恢复高考后，我终于离开矿山，踏上了又一块属于自己生活的楼板。 　　这楼板与那楼板，没什么太多的不同，只是没有了矽尘，没有了酒令声和呻吟声，代之以朗朗的书声和悠扬的歌声。同学们载歌载舞的时候，楼板也常常发出铿锵的鼓点为欢乐的主人伴奏。 　　同样是楼板，命运却不同，楼板上的人，命运就更不同了。中文系几个头面人物在一起谈论前途的时候，副班长李淦每每与我谈不拢，分歧在于：他言从政，我言从文。 　　说从政的有眼光，毕业后不久便进入了珠州市“第二梯队”。凭着他的精明强干，“官运亨通步青云，金钱美女伴良晨。”一生春风得意，过着大富大贵、豪华舒适的日子。 　　说从文的死眼光，毕业后回到企业，搞宣传、当教师、做秘书，象蜡烛一样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企业破产改制失了业，成了文化乞丐。 　　当年在矿上大宿舍里和我同住一块楼板的老华和老方，恢复高考后都考回了清华园读研。当我后来见到老方的时候，他刮去了小胡子，换上了金丝眼镜，西装革履，满面春风，看上去好象比先前年轻了二十多岁。我这才悟出了他那句话：“等到了春天，我还会年轻的！” 　　他总算等到了春天，变年轻了，可是同一块楼板上住过的冯师傅、大李和陈工，却永远等不到春天了！而我的命运，从回到企业那天起，似乎就注定要失业，永远无法与吃“皇粮”的大学同学比翼而飞了。我的历史，连同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三十多年间的历史，都铭刻在我曾经住过的楼板上。这楼板，就象老树的年轮一样刻画着时代的年轮，深沉地记载着中国社会一段曲折的历史，记载着不平的人间和人间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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