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散文的悲剧：无病而亡

　　生老病死，人所共知的自然规律，至少就目前的科学水平来看，要想抗拒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或许齐恒侯的小舅子感受最深。相传扁鹊见了齐恒侯，便知其病症已悄然转化至濒危阶段，齐侯不信，并对扁鹊愤恨有加，结果数日后就毙命于黄泉。齐侯的小舅子也认为是扁鹊利用所掌握的疾病恶魔害死了齐侯，不服之际欲找扁鹊评理，疏不知扁鹊见其面部“太阳色干”，对他断言：肾痹四五日，必腰肋痛不可以俯仰，又不得小便。日后的事实不得不令小舅子折服。对人而言，大病而亡是天意，小病而亡就是大意了。那么对人的思想，已及在这思想的指导下行就的散文推而论之，无病而亡绝对就是一个悲剧。 　　无病而亡的现象在人的身上层出不穷，比如因了一念之差或是疏忽大意而遭遇灾害、车祸、电击、凶杀等等。说其是悲剧，多少还有些情理可依。然而一篇健康的散文，难逃无病而亡厄运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譬如生不逢时、无人问津、妄加评判等等。说其是悲剧，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除了冤枉曲解甚至平白无故外，再无理由可寻。既然人有生老病死，那么人为而非天就的散文，也同样是具有生老病死现象的，只是，对于一篇健康的散文，刚刚来到人世，用炯炯有神的文字眼光盯着我，也盯着周围，还未来得及展示一下哪怕是不好看的笑容的时候，就要莫明其妙地死于非命，实在是感到有些可怜又可悲，甚至是极其不公平。 　　我不屑于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的说法，但我却相信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是机遇的邂逅，才让一篇健康的文章，甚至一篇先天营养不良的文章，在与大师们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就被点化而绽放出灿烂的光辉，从而彻底避免了葬身在无病而亡的深渊中的命运。得出如是看法，不是我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我的臆断捏造，而是我在书本上与托尔斯泰一次次相遇后留下的印象。托尔斯泰的第一次写作，是被他的大哥尼克莱引入高加索一片美丽的自然环境中从军时开始的，完成了《幼年时代》的书稿后，就以笔名形式投给了一家杂志编辑部。所幸的是，在这家杂志社，《幼年时代》的书稿邂逅了作家屠格涅夫不期而遇的目光，显然，屠格涅夫的目光与书稿相遇，是他说出“应该催促他继续写下去，屠格涅夫在感动之余会不断地为他鼓掌”这句话的原因。书稿与大师的目光邂逅，绝对就是一次机遇。倘若屠格涅夫的目光没有与《幼年时代》邂逅，相信我们今天就不会读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从小就相貌奇丑的托尔斯泰，也就不会挤身在世界十大小说家的队伍里，成为俄国人炫耀和自豪的大文豪了。 　　《幼年时代》是幸运的，托尔斯泰是幸运的。鲁迅的《秋夜》、李大钊的《五峰游记》、郭沫若的《杜鹃》、郁达夫的《江南的冬景》、田汉的《月光》和夏衍的《野草》也是幸运的，甚至还是幸福的：作者虽然已经仙去了，文章却依然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栩栩如生。然而，幸运的机遇并不象人流，车流，高楼，广告和噪音一般的城市景象，无法摆脱地纠缠在我的视野里。幸运总是如欲跨越深渊，倘非足踏实地，得其凭籍，便不能高高跃起，在瞬间精彩的一刹那上揽取。其实，文章没有最终遭遇无病而亡的这些幸运的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之前也是忧心地走在为文章避免无病而亡默默祈祷的那条酸楚的路上的。譬如从《便衣警察》一炮而红的言情作家海岩，第一次投稿竟然用的是毫无自信的偷偷摸摸的举动，而且投出的稿件竟然半年过去了没有一丝音讯，最后他被逼竟然扯下腼腆的脸面，强忍着辛酸跑到编辑部，在编辑的桌子上看见自己那个厚厚的大信封，竟然还没有被拆开过，压在了一大堆的信件中。如果不是他用乞求的语气对那个戴着眼镜的编辑说“我写了60章，你随便看一章，哪怕30天看一页都成”，《便衣警察》的命运绝对也是无病而亡的了。应该说，海岩的文章是没有病的，有病的，是那位编辑戴着的眼镜。据说这种眼镜具有识别知名度，判断地位高下和能够权衡利益轻重的功能，编辑只要戴了这种眼镜，视力和视觉怎么不会不生病呢？ 　　超越生命一次性局限，是人类期盼的普遍心理，不愿意看见自己的文章无病而亡，并为之做出各种各样的拯救举动，也自在情理之中。只是，如果到了把自己身体最隐秘的部位也拿来扯动读者和编辑的眼球，拯救便成了一种悲哀。我在想，拿身体来写作，原本也是无可厚非的。性是人的最基本权力，也是男人与女人的重要纽带，而两性关系几乎可以说是贯穿人的一生的关系。当然，动物也是这样的。人是动物，人又不是动物。身体的上升与堕落的分界线就在这里。尽管意识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变迁和物质化的生活方式解构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然而，人类的基本精神应该依然存在，它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依据。英国的D·H·劳伦斯是以描写性著名并曾引发争议的作家，他关于两性问题留下不少经典语言，譬如“性就是美。性和美是一回事，就像火焰和火是一回事一样。如果你憎恨性，你就是在憎恨美……你若想要爱有生命的美，你就得敬重性”。然而，以扯动眼球为目的的文章拯救者，瞄准了文坛大多是一帮满脸正经的老头子或举止失常的老太婆们在唱主角，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他（她）们就以人们平日比较少见但又很感兴趣的敏感部位来写作，大概就是某些人对自己身体某些部位活动后的记录或追述，而且一定要是半真实半虚构、比较含糊杂糅的那种。之后，还要把这种写作的特征鲜明化——比如作品中的人物一定要另类叛逆，对吸毒、做爱、恶作剧等有着特别的爱好，发生的场景一般要在酒吧、迪厅或宾馆，而且文字上一定要给读者一种随意洒脱的感觉，等等。显然，这种拯救的创意是相当高明的，不少一般情况下根本无人理睬的丑小鸭们借助报刊媒体的宣传，竟然转眼之间一个个都成了小天鹅，在文坛上刮起一阵身体写作旋风。随后，效仿者纷纷，身体写作迅速成为一种与数码相机、街舞、网恋等并驾齐驱的新时尚。 　　靠脸蛋和屁股来拯救自己的文章，文章却继续短命夭折。不是文章不听主人的使唤，而是文章被他（她）们拯救的同时，却又感染了新的病毒，恶性循环。同样恶性循环着的，是这些文章的主人的心态，被悲切、酸楚、自卑、失败、苦闷、彷徨、忧郁接踵而至地纠缠和打击。他们是悲哀的，他们的文章也是悲哀的。而更为悲剧的，是他们竟然在悲剧中找不到悲剧发生的由来。 　　对于一篇健康的散文而言，无病而亡的悲剧，本质上是与文学这个浩瀚的领域内，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鉴别好与坏、优与劣的统一标准密切相关。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品味者的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情形出现，一点也不足为奇。相信只要本着对文不对人和客观公正的心态来审视或者评判一篇散文，那么，无病而亡的悲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减少，那么，法国人不无幽默地认为塞林纳、西姆农、格诺、齐奥诺、贝尔纳诺斯和莫里亚克这些艺术风格迥异的文学大师，他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文章在龚吉尔文学院那帮官僚面前无病而亡的说法，也就不会流传至今了。在我国的文学界，这种因为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而导致文章无病而亡的现象，同样比比皆是，屡见不鲜。而且，文学没有统一的是非评判标准的事实，在一些人那里成了借口、理由甚至是终结一篇文章生命的武器。譬如，同样是面对一篇身体写作的文章，我们可以作出充分肯定的定义：性是人类进化史上最神圣和庄严的话题，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文学作品中回避它，而且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关于性的描述与探讨，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女性文学作品中谈虎色变，只要是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身体写作也可以成就有恒久魅力的文学作品。同时，我们也可以作出完全否认的定义：身体写作其实是评论界对于文学作品中性的认知与描述的别称，它是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态度，然而现在，身体写作特指那些以“先锋”和“新锐”行世的女作家及她们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暴露自己的隐私及夸张的性描写吸引了一些读者，同时也使“身体写作”这个词语蒙尘。 　　看看，这就是散文无病而亡的最大悲剧——文章的生与死，全凭一张嘴。在大量的散文怀了巨大的希望和憧憬，从思想里破土而出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评论家或是一些编辑，总是顾虑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愿意或不敢面对真实的自然，从而忽略了真理的存在，从而在主观上延续了散文无病而亡的悲剧发生。其实只要我们抛弃顾虑，抛弃自尊，裸露心灵，与自然真切相拥，就会在极不惹人注目的平凡之中，发现真理的存在，发现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艺术的蓬勃生命力在于永远不断的创新，在于无限丰富的差异性，在于对一切既有规则、习惯、程式的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