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稿）阿姨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5:53 编辑 <br /><br />　　　　　　　　　　　　　阿姨
　　　　　　　　　　清水一中安永红
　　凡是以“阿”字开头的对人的称呼，诸如阿弟、阿爸、阿舅之类，“阿”字都是“亲爱的”之意。阿姨者，亲爱的姨也。本地人把和自己母亲年龄相仿辈分相当的女人，叫做阿姨，现在的年轻一辈，则叫姨姨。可以被称为阿姨的，还有对一类人的专称，即当一个男子有了女朋友之后，就该把女友的母亲叫阿姨，从婚前一直叫到婚后，书面称为岳母。当然，城市里人和电视里演的一样，婚前把该叫阿姨的称为伯母，婚后丈夫则随着妻子也叫成了单字儿一个“妈”，就正应了一个女婿半个儿的俗语，也就显得格外亲如一家。
　　我的阿姨如果健在，今年才五十岁，可阿姨离开女儿女婿外孙女已经两个年头了，是在她的第四个本命年别离亲人而去的。
　　我这个当女婿的，对阿姨的评价只能用好人二字概括。她把我没当女婿待，我也没把她当岳母看，我俩亲如母子。
　　好人一生平安。这是一句吉祥话。但我常想，大概世上好人一般一生不平安，于是才产生了这么一句祝愿之辞。我的好阿姨在苦难与煎熬中走完了她该走的路，走得艰辛而沉重、蹒跚而稳健。
　　那一次，电话里姨父的声音极为沉痛：永红，你和红娃来吧！你给红娃别说，别吓她，来了再说。红娃是妻子的小名。阿姨给我说过万不得已不打电话。刚强的阿姨，这回怕是真的撑不住了。
　　我编了一个充足的理由，就和妻子匆匆上路了。快到家时，我对妻子说，无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急！妻子疑云顿起：到底咋来？你别哄我！我说，你妈怕是不行了。妻子不言语，有些似信非信。我说，去了先不要哭，要坚强，不要添乱。
　　阿姨的病至迟始于我成为她家的女婿之时，被确诊为不治之症已整整三年，但每次都能坐起笑脸相迎，还能吃些她爱吃的东西，这次怎么躺着？家里有人却静悄悄的，莫非她已经早一步离去，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妻子快步进屋，上炕，连鞋都没脱，跪下，叫了一声妈，妈你咋来？阿姨的嗓子眼里像有浓痰堵着，哼哼着，想说又说不出来。看着眼前的女儿，笑了。她又把头略微向这边侧了一下，我赶忙叫了一声阿姨。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没见过病人临终前的情景，我怕这种眼神，连忙别过脸去。等我转过来再看时，她又把头侧向女儿。妻子说，妈，你好好儿歇着，你一定能好起来的。妻子几乎不能说完这句连自己也不大相信的话，转过脸去，忍着泪，吞着声。阿姨只眨了一下眼皮，算是对女儿的承诺与安慰。
　　妻子俯下身，想用胳膊把母亲搂着坐起来。姨父说，红娃，你别费劲了，你妈就这样睡着已经四天了，起先还能吃点喂的稀饭，昨天只能喂汤了。你看，我怕来不及，连老衣都给穿上了。姨父抹着鼻涕述说了猛然病重的起落经过。我看着阿姨，有些不相信，怎么说起不来就起不来了呢？不是在做梦吧？妻子咬着嘴唇，硬是没有哭出声来。
　　阿姨看着我，看着红娃，脸上是了无牵挂的欣慰。八年前的那个春节,我第一次来到近二百华里的这个小镇，一路打问着进了这个院门还没见到急想要见的人，却见阿姨站在院中，麻利干练，略显消瘦，我怯怯地问了声：您在哩？她说，你是永红吧？红娃，快来，咱家来亲戚了！红娃从厢房里奔出来，接住了我。看来她老人家见过我的相片，她的女儿向她说过我俩学校里的事。在红娃忙碌着做饭的时候，我忍不住拿起扫帚扫起了庭院。吃完坐定后，我回答了阿姨的简单问语，再顺着姨父不时插话的意图，实打实地汇报了我的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和社会人际关系。我避免着不用称呼语，阿姨不能随便叫，我不能早叫。第二天晚上，阿姨说，我把红娃交给你，我放心，我图的是你对红娃的一片实诚。我连忙叫了一声阿姨，并说了一堆与保证二字含义相关的话，以掩饰我的激动和感动。激动的是阿姨交给了我让我终生呵护的东西，感动的是阿姨对我的信任和对我的家境的不嫌弃。阿姨想到女儿的许人，还感叹了岁月的匆匆易逝。后来，囊中羞涩的我，未掏一文把红娃娶进了门。回想此幕，历历在目，如在瞬间。我很想对着弥留的阿姨再重复一遍当年的保证，但又想到她可能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也就作罢。
　　阿姨一天不如一天，已经不能转头，不能眨眼睛，神志越来越模糊。每日不间断的少量白糖水只延续着她的一口气。她的喉咙里拉锯似的微弱呻吟，表明她的一只脚还踏在阳世人间。刚强的阿姨不愿在阎王小鬼面前服软，不肯说走就走。可以想见她和死神做着如何激烈的搏杀。
　　在我们来到的第四日，阿姨居然又好转起来，能喝下稀汤，又能转头眨眼睛，瞅儿女瞅孙子，眼里有了复苏的亮光。人们都盼望她真的能奇迹般好转，坐起，吃饭，劳动，上集卖菜，掐菜喂猪。好转的迹象唤起了亲人们渺茫的希望。我知道这希望犹如肥皂泡般的极易破裂。我相信这是回光返照。我盼望的是阿姨能够早点摆脱痛苦。
　　在第七日也就是病重的第十日晚上，于睡意难禁时，阿姨哼哼连连，我连忙拍醒妻弟。兑好糖水，她不喝，居然还摇了摇头，瞅瞅儿子，再瞅瞅我，又把目光在儿子脸上停留片刻，再看着我。我明白她老人家是托付我照看遇事缺乏主见的宁弟，只是她不能动，不能把宁弟的手放到我的手里。我朝着她点了点头。之后，她就安心地睡了。第二天，她像灯油干枯的灯被人挑亮了捻子亮了片刻后，突然暗下来，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
　　她的顽强，令所有来看望的人都唏嘘感叹。她坚持到了第十二天。盼望着老人家早去早摆脱人世苦难的我，连这一份盼望也变得愈加渺茫起来。我觉着一切都违背了常情常理。我刚到厨房端起饭碗，姨父却大声喊我喊红娃。我们一齐慌慌跑进上房，阿姨已经去了。我为没能亲眼送送她最后一程而深深遗憾。红娃、小姨子放声痛哭，突如决堤之水。内弟忙去喊邻居。不到二十分钟，落草，铺设灵堂，忙乱而繁杂。夜幕还没有完全降落，跪了半院子的人，少说也有二三十，以中年女人居多，她们也哭，哭得参差，和灵堂里的哭声连成一片，声震屋瓦。晚上，除了亲戚，守灵的庄里人全是男性。人们三五对面，站着，说着死者的待人接物、性情人品、和自己交往的某个细节，以及对死者英年早逝的惋惜。
　　第二天，厨师忙碌着饭菜，木匠赶着打钉棺材。我跪在灵前不断地焚烧冥票，感觉不到纸火的灼烫。上午刚过十点，灵堂里突然扑进来一位老人，失声痛哭，呼天抢地。是阿姨的生身父亲，已经七旬过半。舅爷的这一哭，灵堂里顿时又起哭声。舅爷是哭女儿，又在哭自己。阿姨痛失的第一个亲人是和红娃同一年龄的她的最小也是最爱的妹妹。娅娅死于葡萄胎引起的子宫病变。阿姨还没来得及从极度伤痛中缓过气来，一年多后，她的弟媳和丈夫吵架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撇下一儿一女撒手归天。后来，她的大弟去外地打工，返回时在本地市区被一过路小车全身碾过。再后来，婆婆的去世，她的三妹夫的夭折，都已激不起她太多的悲恸。接二连三的打击，无疑也在悄悄地加重着她的病情。她不苦谁苦？阿姨虽已离去，但她没有等着送走她该送走的三个七旬老人：姨父的生父和她的父母。她能瞑目吗？我心悲泣，但我忍着不哭，我怕一旦哭出来不好控制情绪。晚上，泰山庙上念佛的信徒替阿姨念经超度，连爷爷也跟在长长的队伍后边转来转去，双掌合什，口诵南无阿弥陀佛，走着耍龙灯般的八卦队行，一直进行到半夜过后。
　　第三天是下葬的日子，时辰定在早八点。六点多，天刚麻麻亮，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我们当孝子的，跪在院子里，烧纸钱，悲泣着都不肯哭出声来。院子里跪着的何止孝子？跪着的，人挨人，连头都磕不下去。站着的，人挤人，几乎无处立足。有好几个人大概除了阿姨再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听到消息是从三四十里之外赶来为阿姨上香的。七点，还未起程，不知是谁先忍不住哭了个头，所有想哭的人都像唱片插上了电，齐声哇哇地哭了起来。红娃的嗓子早已喑哑，我担心她太过悲痛而昏厥。小姨子哭声最亮，双手把院地拍得啪啪直响，鼻涕眼泪竖着流，还伴随着急得要跳起来的动作，一副痛失母亲寻死不觅活的样子。受到感染，那份潜在的悲痛慢慢滋长，像开了瓶盖的啤酒，溢涌而出，我的泪水禁不住哗哗而流。幸而起程的队伍已经走动，杂乱的人群里没人看见我在哭。我搀扶着妻子走到墓地。封棺前的那一刻，执事人让孝子再看看亡人最后一眼。我不忍去看。人怎么能睡到那个木头匣子里？土里雨天不潮冬日不冷？睡在那儿还能再见吗？我好像懵懵懂懂地游着阴曹地府。在回去的路上，不知是我搀着妻子还是妻子搀着我。
　　时光确实易逝，一晃两个年头。前天又是寒食节，门外路边烧了寒衣，妻子女儿睡后，想起阿姨说过的话，记起阿姨对我的恩情，怎么也睡不着，不写写一点儿东西，让我的灵魂如何面对亡灵？但是，提起来的话题太沉太重，我怕意深言浅词不达意，昨天又缓了一日。今晚，往事涌来，挡也挡不住，提笔写来，却又条理紊乱。时针指向了午夜两点差一刻。我很想叫醒身边的妻子对她说：如果有来生，我给你妈做儿子吧！
2002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