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记忆——二伯
2021-12-23抒情散文戈眉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8:34 编辑
记忆——二伯有好长时间,我不知道二伯的真实的名字,二伯的名字一直以错误的形式存于在我的记忆,成为我幼小心灵中唯一的尊称。直到我长大了些,我才明白,我记忆……
记忆——二伯有好长时间,我不知道二伯的真实的名字,二伯的名字一直以错误的形式存于在我的记忆,成为我幼小心灵中唯一的尊称。直到我长大了些,我才明白,我记忆……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8:34 编辑 <br /><br />记忆——二伯
有好长时间,我不知道二伯的真实的名字,二伯的名字一直以错误的形式存于在我的记忆,成为我幼小心灵中唯一的尊称。直到我长大了些,我才明白,我记忆里二伯的名字原来仅仅是一个职位的代称。而我当时却真得把它做为了二伯的名字储存了很久很久,它一直代表二伯这个真实的人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最初的记忆可能就是六岁到十岁之间,具体是多大,我也无法记清。我的记忆总是很浅,时间像一个漏斗,滤去我大多的记忆,只有很少很少的记忆,才会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随着时间做着慢游。所以,有关二伯的记忆也是一样少得可怜。况且,小时候,我们家与二伯家的来往甚少,因而有关二伯的记忆只是零星的一点点而已。
从懂事起,我与二伯家最初的记忆就是每年的过年。那时过年,我们都要给做为长辈的二伯拜年,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至今,具体以前有没有我不知道。二伯家离我们家不远,坐公交车只需二十分钟,而那时,车很少,我们坐车的机会就更少,我记得那时我们唯一坐车的机会就是过年去二伯家。所以,去二伯家因为车的缘故显得特别隆重。往往,在初一大早,我们姐妹就为这次出行做着准备,当然最主要的是心理准备。我们总是一起去后再一起返回。
那时的拜年很简单,没有什么礼物,或许也因为穷就省去了礼物一说。到了二伯家,拜年仪式也很简单,只需说一句:二大爷(那时我们管二伯叫二大爷)过年好,就会得到五角钱的压岁钱,拜年的整个仪式也就算结束了。
但就是这个简单的仪式还是令当时的我们心存顾虑。具体原因是当时我们家境很差,与二伯家是无法相比的。据父亲说,二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回来后就当了一个车间最大的领导——主任,一直到二伯退休,还是干部待遇。当时,一个主任相当于现在一个厂总经理之类的人物,领导着全厂的一百多号的工人,二伯母也在制品厂工作,是一个正式工人,有着固定收入。而我们家却只有爸爸几十元的工资维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自从几年前母亲从乡下来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到处打零工,母亲去离家较远的果树试验站养过鸡,也去过二伯母所在的制品厂当过零时工……然而母亲打零工的那点工资少得可怜,对我们家六口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两个有的固定收入的二伯家在收入上就远远超过了只有作为普通工人的父亲和没有工作的母亲的我们家。家庭条件悬殊使我们家和二伯家的地位有了明显的差别,这也是二伯一家包括表姐妹对我们一家一直疏远冷漠原因。
记忆中,我们家与二伯家的来往大抵就是每年过年的一次拜年,平时,很少来往,过着互不相干的日子,全没有亲戚般的热情和熟悉。所以,我幼年时的记忆几乎为零。但至今让我无法忘记的片断就是拜年那一刻,我记得,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姐妹三个就坐上车直达二伯家。进二伯家时,我总是诚惶诚恐,全没有见亲戚时的欣喜,我紧紧地随着姐姐们的后面走进二伯的黑暗的家里(也不知为什么二伯家会黑),一进门,我总是鼓足勇气把事先演习了多少遍的那几个字向二伯说完,然后就拘谨地挨在炕沿边,二伯一看到我们,严肃地招呼我们。无法消除的怯意就这样使我的身体一直僵硬地无法放松,一直到最后。这时,二伯就会从兜里或者从哪里找到早已准备好的几个五角钱塞在我们手里,所有的形式就算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着这个拜年的结束,等待着我们的过程是非常沉闷的,每到这时,我总是如坐针毡,总觉得时间为什么这么缓慢,这么难熬。
这时,二伯就会找出一些话来询问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冷冷地问候着父母和家里的情况,我们小心地回答着二伯的问话,期间,就会有人来敲门,二伯听到敲门声就会马上站起身来,热情地迎了上去,满脸笑意,声音变得洪亮而高亢,和颜悦色地招呼每一个来客,或握手,或拍肩,进来的人一色的说着戈主任好的话,我们就趁机告辞而归。出了门,我们都大大地出了口气,象是解脱了折磨一般。一路上,我都有些兴奋,我一直揣摩着二伯的名字,戈主任,怎么这名字与父亲的名字一点也不一样,原来戈主任就是二伯的名字,直到后来,长大了些,才有勇气询问一下母亲,最后得知,戈主任其实并不是二伯的名字。
后来,我们都参加了工作,因单位效益好,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得到 了很大的改观,而二伯家却因二伯与二伯母的退休、表姐们单位的不好相继下岗而生活日渐窘迫。这时,我们开始有了些来往。后来,几年前,年老的二伯得了肺气肿,不久就失语了,但二伯总是带话给父亲,让父亲去看望他,父亲因此就会频繁地去看望二伯,去后,不能交流,父亲总是仔细询问着二伯的近况,二伯只能哼呀哈呀地答应着,大前年,我们去探望二伯时,二伯已经迷糊了,几乎连父亲也不认识了,不久,也就是在那年七月十四,二伯病世。
2006/3/10
有好长时间,我不知道二伯的真实的名字,二伯的名字一直以错误的形式存于在我的记忆,成为我幼小心灵中唯一的尊称。直到我长大了些,我才明白,我记忆里二伯的名字原来仅仅是一个职位的代称。而我当时却真得把它做为了二伯的名字储存了很久很久,它一直代表二伯这个真实的人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最初的记忆可能就是六岁到十岁之间,具体是多大,我也无法记清。我的记忆总是很浅,时间像一个漏斗,滤去我大多的记忆,只有很少很少的记忆,才会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随着时间做着慢游。所以,有关二伯的记忆也是一样少得可怜。况且,小时候,我们家与二伯家的来往甚少,因而有关二伯的记忆只是零星的一点点而已。
从懂事起,我与二伯家最初的记忆就是每年的过年。那时过年,我们都要给做为长辈的二伯拜年,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至今,具体以前有没有我不知道。二伯家离我们家不远,坐公交车只需二十分钟,而那时,车很少,我们坐车的机会就更少,我记得那时我们唯一坐车的机会就是过年去二伯家。所以,去二伯家因为车的缘故显得特别隆重。往往,在初一大早,我们姐妹就为这次出行做着准备,当然最主要的是心理准备。我们总是一起去后再一起返回。
那时的拜年很简单,没有什么礼物,或许也因为穷就省去了礼物一说。到了二伯家,拜年仪式也很简单,只需说一句:二大爷(那时我们管二伯叫二大爷)过年好,就会得到五角钱的压岁钱,拜年的整个仪式也就算结束了。
但就是这个简单的仪式还是令当时的我们心存顾虑。具体原因是当时我们家境很差,与二伯家是无法相比的。据父亲说,二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回来后就当了一个车间最大的领导——主任,一直到二伯退休,还是干部待遇。当时,一个主任相当于现在一个厂总经理之类的人物,领导着全厂的一百多号的工人,二伯母也在制品厂工作,是一个正式工人,有着固定收入。而我们家却只有爸爸几十元的工资维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自从几年前母亲从乡下来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到处打零工,母亲去离家较远的果树试验站养过鸡,也去过二伯母所在的制品厂当过零时工……然而母亲打零工的那点工资少得可怜,对我们家六口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两个有的固定收入的二伯家在收入上就远远超过了只有作为普通工人的父亲和没有工作的母亲的我们家。家庭条件悬殊使我们家和二伯家的地位有了明显的差别,这也是二伯一家包括表姐妹对我们一家一直疏远冷漠原因。
记忆中,我们家与二伯家的来往大抵就是每年过年的一次拜年,平时,很少来往,过着互不相干的日子,全没有亲戚般的热情和熟悉。所以,我幼年时的记忆几乎为零。但至今让我无法忘记的片断就是拜年那一刻,我记得,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姐妹三个就坐上车直达二伯家。进二伯家时,我总是诚惶诚恐,全没有见亲戚时的欣喜,我紧紧地随着姐姐们的后面走进二伯的黑暗的家里(也不知为什么二伯家会黑),一进门,我总是鼓足勇气把事先演习了多少遍的那几个字向二伯说完,然后就拘谨地挨在炕沿边,二伯一看到我们,严肃地招呼我们。无法消除的怯意就这样使我的身体一直僵硬地无法放松,一直到最后。这时,二伯就会从兜里或者从哪里找到早已准备好的几个五角钱塞在我们手里,所有的形式就算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着这个拜年的结束,等待着我们的过程是非常沉闷的,每到这时,我总是如坐针毡,总觉得时间为什么这么缓慢,这么难熬。
这时,二伯就会找出一些话来询问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冷冷地问候着父母和家里的情况,我们小心地回答着二伯的问话,期间,就会有人来敲门,二伯听到敲门声就会马上站起身来,热情地迎了上去,满脸笑意,声音变得洪亮而高亢,和颜悦色地招呼每一个来客,或握手,或拍肩,进来的人一色的说着戈主任好的话,我们就趁机告辞而归。出了门,我们都大大地出了口气,象是解脱了折磨一般。一路上,我都有些兴奋,我一直揣摩着二伯的名字,戈主任,怎么这名字与父亲的名字一点也不一样,原来戈主任就是二伯的名字,直到后来,长大了些,才有勇气询问一下母亲,最后得知,戈主任其实并不是二伯的名字。
后来,我们都参加了工作,因单位效益好,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得到 了很大的改观,而二伯家却因二伯与二伯母的退休、表姐们单位的不好相继下岗而生活日渐窘迫。这时,我们开始有了些来往。后来,几年前,年老的二伯得了肺气肿,不久就失语了,但二伯总是带话给父亲,让父亲去看望他,父亲因此就会频繁地去看望二伯,去后,不能交流,父亲总是仔细询问着二伯的近况,二伯只能哼呀哈呀地答应着,大前年,我们去探望二伯时,二伯已经迷糊了,几乎连父亲也不认识了,不久,也就是在那年七月十四,二伯病世。
200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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