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冬至：米沃什和凯尔泰斯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2:47 编辑 <br /><br />冬至：米沃什和凯尔泰斯
　　米沃什是8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算作波兰人。米沃什是波兰人，1951年作为波兰住驻法大使馆一名文化官员突然出走，过起了他的流亡（逃亡）生活。与波兰政府决裂，也主动割断了自己与故土的联系。在巴黎，在美国，米沃什并没有做一位“世界公民”，就是在听著名的瓦雷里做永久性艺术演讲的时候，他脑壳里想的还是波兰国内政治大搜捕的恐怖情景。他的反对极权与思想控制的文集《被禁锢的头脑》，也是以波兰及东欧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为背景的。1989年，米沃什获准返回故国，晚年选择了曾经作为波兰首都的克拉科夫居住。2004年米沃什在93岁去世，安葬时，竟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波兰人的身份遭到了质疑。很多名流写信克拉科夫地区教会大主教，要求拒绝在教堂墓地安葬米沃什。波兰宗教电台玛利亚电台置主教意见不顾，号召人们起来反对米沃什的葬礼。不少人甚至不承认米沃什是波兰人，一些媒体也说米沃什是“叛徒”、“逃亡者”和“良心缺席者”。
??
　　米沃什是波兰人，不只因为他的血统，更因为他担忧波兰、热爱波兰人。米沃什逃亡，是不愿与斯大林阴影下的波兰极权政治为伍。米沃什没有法国化、美国化，但也决不是像同样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那样站在东方立场上。米沃什自称来自“另一个欧洲”，来自“20世纪的黑暗中心”。有着无法了断的波兰情结的米沃什，却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西方人”。米沃什说：“我是一个西方文化的追慕者，我的左派倾向并没有改变我的亲西方主义。”从这一点看，米沃什是一个从本质上理解并接受西方文明的人，他的“波兰之爱”是一个觉悟的波兰人的痛楚和勇气。米沃什承受了所有遭受极权统治的波兰人的苦难和痛苦。
??
　　米沃什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漂泊者”。漂泊是无根的，是一种自由，可是对米沃什而言，与其说自由是他的生存状态，无宁说是他所选择的人生态度。我不知道是什么元素让米沃什如此的头脑清晰，如此地勇于叛变。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米沃什有着与凯尔泰斯极为相似的经历：从希特勒的奥斯威辛出来，又进入了斯大林的奥斯威辛。“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二战之后，米沃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后来的逃亡意味着他不能忍受一个极权制度的压迫，不能忍受专制与黑暗通过所有感官强加于心灵的伤害。逃亡，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在米沃什看来，一个人，来自专制社会而忘记奴隶身份，头脑遭到禁锢却不能产生被束缚的感觉，倍受凌辱而心灵不觉被伤害，实际上是对自己个人的背叛。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背叛了自己，听命于国家体制、大众惰性和毫无知觉的生存惯性，活得禽兽不如却自以为自由幸福。米沃什是一个另类。当一些不知自由为何物、刻意摆弄所谓艺术的大小雕虫指责米沃什“写得太庞杂、带有封闭性”、抒情味不够时，米沃什的回答是：“对于一个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要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得多。”
??
　　凯尔泰斯也是一个另类。他甚至比米沃什更勇敢。凯尔泰斯不逃亡，也不曾被流亡，他从奥斯威辛出来，再进奥斯威辛，一直坚守到可以自由的呼吸。我对凯尔泰斯钟爱已久，买到了国内已出版的《英国旗》、《另一个人》、《命运无常》、《船夫日记》。凯尔泰斯在书架上与我遇见，一见钟情。我钟情他的理由有二，我童年经历过的历史和我所知晓的历史与凯尔泰斯所经历的有几多相似，《英国旗》和《另一个人》的文本让我找到了我理想中的小说与随笔文本。文字透出的是他独立、清醒、坚韧和美的精神。像米沃什一样，凯尔泰斯体现的就是我们中国智慧所不屑的“鸡蛋碰石头”的精神。可以肯定的说，这种不屑就是我们今天依旧生活在专制政治下仍未获得自由、平等和尊严的原因。鸡蛋碰石头，既是一种人格的、生命品质的魅力，也是一种牺牲精神。前苏联有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洛茨基，便有了今天的俄罗斯；波兰有了米沃什、匈牙利有了凯尔泰斯也就有了今天的波兰和匈牙利。我们只有过沈从文、巴金、甚至郭沫若，我们便只配有今天。凯尔泰斯没有流亡西方，他在他的“祖国”默默无闻，他一直在内心做着精神的流亡。他的书也呈现出流亡的轨迹。《命运无常》不是在他的祖国出版得到传阅的，而是在当年蹂躏过他的祖国的敌国德意志。有人问凯尔泰斯什么叫命运，凯说命运就是悲剧的可能性。悲剧。我们见得还少吗？但我们是如何对付继续发生悲剧的可能性的？
??
　　在对待过去的问题上，凯尔泰斯的态度近似于格拉斯。“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已经不只是深刻和精辟了，简直就是控诉。我们为什么只能把旧的生活过下去？今天的我们，顿顿吃肉了，享受电子了，获得非公开场合的口头言论自由了，我们就以为过上了新的生活。我们误读了现实，误读了自然健康的个体生命存在，误读了自由。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凯尔泰斯说，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变得更谨慎了，就像一个残疾人，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柱着拐杖蹒跚向前。由于绝对权力的威吓，艺术失去了她的果敢，即使在大屠杀面前，她也只是惶顾左右、唯唯诺诺，以至闭上眼睛。这是一句不用阐释的话语，只要读到她，我们就能够想起发生过的和将会发生的全部现实。如此一个作家，说出了这样的话，拿到我们的国度来思想，我们不能不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