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胡集书会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7:17 编辑 <br /><br />　　　　　　　　　　　胡集书会
　　　　　　　　　　　[往日镜象]
　　在我朦胧的印象里，听书，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有的乡村少年所痴迷。
　　阴历年后不久，整个村子里的男人（当然，也包括大部分的乡村少年），都聚集于村小学或者队部宽敞的大院子里听书。在我有些模糊的印象里，不曾记得我们村子里来过说书的，更多的时候，是大爷爷牵着我的手去临村林家或者过了青年河去杲家听书。现在我唯一记住听过的书目是《呼家将》。听书的人都挤满了院子，或站，或蹲，或坐在院子墙跟的木头上，或马扎。天很冷，但没人觉得，呼延庆的命运似乎比天气的冷暖更为重要。那个院子一直是一个精神磁场，听完一回书后的满足与遗憾让人们一直在院子里盘桓。在散去的路上，大家谈论的依旧是呼延庆明天的命运，我拉着大爷爷的手，问，呼延庆明天会不会碰到小矬子呼延明。大爷爷不回答我，只是笑着说，明天我还带你来听。
　　说书人是老头，有大爷爷一般岁数，或者还要大。往往是说书人说一会儿，就再唱一会儿，以小鼓、铜板伴奏，后来知道这是西河大鼓。当时最害怕的是说书人说着说着突然就停下来，然后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对说书人异常崇拜。后来我想，我从这些说书艺人身上得到的，比我从学校教育得来的要多的多，正是这些游走乡村的说书艺人们为我打开了另一个广阔的世界。
　　稍晚，洋戏匣子（这是收音机在乡村最有生命力的称呼）开始在乡村流行，这个或大或小的长方形的盒子让说唱艺术在乡村（至今我仍对当年城市的文娱生活一无所知）达到了它最后的辉煌与鼎盛。当时热播的是刘兰芳说的《杨家将》，整个乡村的男女老少都沉浸其中。那几年，我们乡村少年们听过的有《三国演义》、《岳飞传》、《三侠五义》、《刘秀传》、《明英列》，山东快书《武松传》、天津快板《东方旭》等，我们知道了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孙镇业等。当时最有名的书迷是乡村少年胜利，他少年就遭遇不幸，过早地辍学，然而这并没有使他沉沦。他在听书中寻找着与一个乡村少年年龄不相称的快乐。当时，几乎所有流行的书目他都听过，而且还能为其他乡村少年做简单地讲述。他家是村上最早买洋戏匣子的户之一，他家的洋戏匣子很小，他无论去哪里都拿着这宝贝。
　　父亲知道我也爱听书，每次早晨放学后都在胜利家听《武林志》，有时甚至误了吃早饭，所以没多久，父亲去淄博访友，回来时买了洋戏匣子。父亲对我听书很宽容，一次，父亲在院子里晒了粮食，让我在家看着别让鸡给乱捣了，并叮嘱不能让鸡跑到北屋里，因为北屋里有拌了农药的种粮。后来听《三国演义》入了迷，竟把父亲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家里十几只鸡都吃了拌了农药的种粮死了，意外的是，父亲对此竟好象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大约是去了镇上读初中后，我就不再听书了。
　　我们的村子里，也有自己的说书艺人，比如大爷爷，比如长增大爷。夏夜的晚上，村上的人大多爱聚在村口石碾边上听他们讲书。那时候，大爷爷说的是三国，颇有几个听众，只是爱卖关子，让人着急，有时也会说着说着就自个儿先在街口打起了呼噜，长长的，响响的，接着是一阵乱笑，然后是有人骂，这老家伙。西边是长增大爷的天下，他说的是岳家将的故事，当然是刘兰芳先生的岳家将中所没有的，他身边围的多是孩子，只是他说话罗里罗嗦的，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故事里的两个人物笨点（儿）木和木点（儿）笨，后来，我疑心这是金弹子、银弹子诨号，或者这是他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们耍的狡猾。他讲故事从不喜欢我们插嘴，我们一插嘴，他就不讲了，所以我们一直没敢问。
　　　　　　　　　　[走向无奈]
　　十几年后，我才知道，少年时代所痴迷的听书，与我们南边一个叫胡集的大镇不无关系。
　　在我的小村向南二十华里处，有一个叫胡集的大镇。据说因胡集书会而闻名。我听说胡集书会这个名词之时，已即将离开家乡的小镇，到北边十五华里处一个更大的镇上去读书了。
　　真正接触到胡集书会，是在纸上。其时，胡集书会走向低迷。
胡集书会始于元，兴于明清。其历史渊源，说法有三：1、胡集镇是方圆百里最大的集镇，正月十二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大集，周围群众为欢度元宵节，蜂拥前往胡集置办元宵节用品。各地的说书艺人利用这个机会，从四面八方赶到胡集书会登台献艺，场面逐年扩大，逐步形成盛大的胡集书会。2、据载，宋末，"评话"在惠民一带非常盛行，据说惠民城里每年都有书会，艺人们聚在一起切磋技艺，交流书目，到元初兵乱时期，艺人们为避战乱，就把书会迁到了城东南七十华里处的胡集村。3、传说很久以前，胡集大集上，南来的一伙渔鼓艺人与北边来的一伙唱落子的艺人发生矛盾，互不服气，相持不下，第二年双方各约了更多的同行艺人再次对垒，如此连续几年，艺人越来越多，观众也越来越多，影响随之扩大。后来艺人们意识到扩大影响、艺术上互相竞赛交流是好事，不能视同行为冤家，于是和解团结，约定每年正月十二来胡集聚会，借以说书之便畅叙友情，交流书目，传授技艺，拜师收徒，各续门户，解决艺人间的一些问题。于是，书会世代相传，繁衍至今。
　　后据胡集镇文化站长介绍及翻阅部分资料，得知：解放前来胡集书会的艺人多达四五百档；1950年后的几年，尚有三百多档；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未断档，但已非常萧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集书会又重放异彩；1985年胡集曲艺厅落成时，胡集书会再次达到鼎盛；后，渐趋衰落，至今。
　　2004年底，我们去胡集镇，考察胡集书会。眼前的胡集曲艺厅已经破败，脏乱不堪。我们匆匆而过。实在是笑话，有太多的人认为，考察胡集书会就是看胡集曲艺厅。回到小城后，我详细翻阅了手头关于胡集书会的资料，轮廓大致清晰。
　　2005年初，据说是某领导提出，胡集书会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再次去胡集书会现场。我颇感到好笑，内心里对世界文化遗产有些怀疑。
　　我们走进了胡集曲艺厅。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胡集书会现场，距少年听书时已近二十个年头了。曲艺厅年久失修，地面、房顶、墙皮多处破损，灰尘遍布，蛛网罗织。在二楼一间满是灰尘的小屋的墙角里，乱乱地歪斜着七八块木版，有几块已经光秃，有几块上面还贴有一些当年兴盛时拍的照片，但照片也多以破损、褪色。据领路的文化站长讲，许多有价值的图片已经被原先的文化站长撕去了，大多是被上边来的领导要去翻拍时弄丢的，剩下的这些如果不保护也会被弄丢或者被破坏。我们把几块还有照片的大木版从二楼抬到曲艺厅门前，仔细地擦拭了一遍，重新对照片进行了翻拍。
　　我还知道了胡集曲艺厅也并非胡集书会的第一现场。胡集书会的第一现场是以一个低洼的大空地为主的，其次还有胡集村的众多街巷。当年的洼地、街巷，如今已挤满了楼房，当年的模样已经无法寻回。那个见证了胡集书会七百余年历史的第一现场终于被现代建筑所覆压和拆解。幸运的是，在那些破损、褪色的旧照片上，我们还是见到了当年摩肩擦踵万头攒动的景象。随之，少年时代乡下集镇上喧闹的场景在我内心里一一展开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胡集书会每况愈下，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兴起后，书会完全走向低谷。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随着文艺形式以及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得书会较单一的表演形式遭到冷落；二是除去传统节目外，新曲目创新难，缺少吸引群众的新曲目；三是书会的环境差，书价低，很多说书艺人另谋生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门技艺。我想，胡集书会的低迷，其关键是书会的创作人才与表演人才的缺乏，尤其是创作人才。如果能够创作出比较好的、吸引人的曲艺段子，再配以一定水平的表演，胡集书会是不会这么快就走向低谷的。老的、传统的节目固然吸引人，但却太长，当代经济社会中的人们已经没有了农耕时代人们的闲暇，人们需求的是短的、出彩的小段子，这个却难倒了曲艺创作。所以说，人才是关键，而创作人才又是关键中的关键。近些年，很多地方都在搞文化普查与抢救濒危文化，搜集资料，编数据库，但就是没有在培养后继人才上多下功夫，实在是失策。
　　谈起书会当年的盛况，几位艺人与胡集镇文化站的同志都很兴奋。一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形式：西河大鼓、木版书、山东快书、数来宝……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杨家将》、《岳飞传》、《呼家将》、《明英烈》、《隋唐演义》、《七侠五义》、《武松传》……最令人难忘的是当年刘兰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播的《杨家将》，其情其景历历在昨；犹记当年在胜利家听《武林志》时的激动与兴奋。一阵阵唏嘘，大家内心里都清楚，当年的辉煌与荣光已不可能重现。
　　2005年8月份，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我们对胡集书会的濒危状况再次做出种种分析，有些事情并非人力、物力、财力所能为之的。市场的力量是强大无比的，其次，有太多的传统节目已经失去了更为年轻的观众，大家都明白，失去年轻的观众意味着什么。不必讳言，有太多传统的艺术在与现代的流行的艺术在争夺观众的交锋中已经败得溃不成军。有些遗产，确实是优秀的，而现代流行的艺术中，也有太多的垃圾，但它们却夺得了观众。对此哑然：观众是否代表了艺术的生命力？
　　宿命。这个带有迷信色彩的词语，不止是对人而言。比如胡集书会，比如太多的民间艺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们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并将最终推出历史舞台。我甚至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庸俗不堪的词语：旅游。胡集书会与其他的一些民俗的东西都被写进了我们当地的旅游规划中。但我始终怀疑，那些写作者们对有着700余年历史的胡集书会知道多少，他们知道胡集书会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么。就在我写作此文之际，我向本县的一位评书演员问起我国的三大书会，她也有些模糊，说是两大书会，而后又含糊其辞地说另一个书会可能已经消亡了（我不知道那个书会是否真的已经消亡）。这是否已隐隐地指向了胡集书会的最终命运。而在一些说书艺人（我不愿意用艺术家或者表演艺术家这个称呼，我觉得艺人更具有民间色彩，更有亲切感，更接近我内心的情感）的最终归宿与无奈的生活中，我仿佛也看到了胡集书会的最终走向。我们不是已经失去了很多了么，有太多的东西也就是在抢救与保护中失去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艺人，不包括一些艺术痞子——他们生活优裕，以艺术家自居，用名声吃饭。我更崇敬那些艰辛的艺人们，而非什么所谓的艺术家。艺人这个词更具有悲剧色彩和民间气质。我眼前不时闪现当年那些令我敬佩不已的说书艺人们的高大形象，惟有他们，才是真正的艺人。而坐落在鲁北腹地的一个小镇竟是他们向往的圣殿，他们的艺术生命从这里集结、碰撞，然后，他们的艺术生命由这个鲁北腹地的小镇向周围甚至更远的数以百计甚至更多的小小村落里散开去，并热烈地绽放。
　　……胡集书会，当年这个滋润过中国乡村万千贫瘠心灵的精神磁场，经过风雨的剥蚀，其做为文化符号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实际内容的意义，或者说，在更多年轻的内心里，它已经成为文化符号，或者更为陌生。我不禁自问：胡集书会能否再次从纸上走向真正的民间？这段距离到底有多远？能否再次温润中国乡村那些更为混乱、贫瘠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