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赶马人与“国大代表”

木祥
　　滇西，这个属于丽江的章斐村是一个十分封闭的村庄。明朝以前，这个村子里，靠赶马谋生的马帮还没有行成规模，村子里，很少有人走出这个坝子。明朝洪武十五年以后，朱元璋“调卫”的军队和“屯民”迁移到了村子里，中原文化就一直左右着这个村子发展的方向。调卫来的军士和屯民喧宾夺主，成了村里居民的主流，但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因此，多元，兼容，成了村风民俗的主要特点。既不完全是中原风格，也不同于当少数民族风格，就使村子的乡村文化有了它的独特性。 　　先进与落后，保守与开放，民族文化和汉文化，总是随时纠结在一起，在一个矛盾体系中融合发展，让人目不暇接。 　　先看那些具有中原特色的房屋。从明朝开始，章斐村很少有人家住草房，再穷的人家，都要建一所象样的瓦房。没有钱，就没日没夜的自己砍木料，自己烧瓦，自己砌墙，最终把房子盖起来。有钱人家的房子，一家比一家建得好，要“三方一照壁”，要“四合天景”，所有的房子上都雕梁画栋。而且，整个村子的房子，都有统一的规划，按规划留出街面，留出赶马大路。不到村子里来，不到坝子里来看一看，谁能相信在滇西北的大山深处，还会有这样中原气息十足的村庄呢？ 　　村子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有些人，已经说不出自己的籍贯，村子里的人，也就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一些外籍人（指非永胜人——下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哪天哪夜，人不知鬼不觉就到村子里安下了家。我不知道，章斐人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让这些人住在村子里来。章斐的大村子旁边，就有两个完全是外籍人居住的村子，一个叫花树村，一个叫小大湾。两个小村子的人都带川腔，都是过去的游居人。 　　除了集体从外地迁到章斐来居住的外，还有一些独自来村子里落户的。这些人都是老倌，都是在各地赶马的老马帮。这些人年轻时在外地赶马，赶到老了，再也赶不动牲口以后，就到章斐村子里落下脚来。 　　这些人当中，有个老人名叫张老板。其实，张老板没有当过老板，只不过在赶马的时候，经常从丽江驮盐和布匹在村子里卖钱或换米。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赶马了，但还穿着赶马时穿的衣服，十多件对襟衣穿在身上，而且穿戴得整整齐齐。我小时候，见张老板常在一个铁匠铺里玩耍。张老板每天都似醉非醉，说话有点疯疯癫癫，但绝对没有神经不正常的毛病。每天，张老板碰到有人聚在一起，就爱给人讲故事，唱歌，说快板。有一回，张老板在铁匠铺里即兴说了一个迷语。这个迷语我现在都还记得： 　　“两边高墩墩，中间红星星，硬的装进去，软的拿出来。” 　　还有一个名叫刘书男的老倌，也是一个外地来的马帮，也是独自一个人过日子。刘书男只身一人到了章斐村子里，靠打短工渡过了一些日子，就到了解放。土地改革的时候，刘书男成了村子里唯一的雇农，但考虑到他只是一个人生活，也没有结婚的可能，农协会分给他了一间矮房子。他一辈子就只身一个人生活在那间矮房子里，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也不和外界来往。在他去世以前，村子里谁也没有到他的矮房子里去过。有人说，他偷偷地在矮房子里吸一口大烟，但亲眼看到的人却没有。他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神秘感。 　　刘书男赶了一辈子马，从来不会种养什么，大队就让他守山。走在守山的路上，他遇到什么人都不说一句话，又浓又长的眉毛遮着他的眼睛。看不到他的表情，谁也看不出他脸上的变化，老是一副让人捉模不透面孔。他养了一头猪，从来不喂食。他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碰到什么就吃什么，晚上，这头猪也和他住在一起。一年下来，刘书男也能杀上一头猪，过上一个好年。我到现在都还想得起来，他带着猪在村子里走着的模样。 　　还有几个赶马老人，都是老光棍。象“麻绳子老刘”，春夏秋冬腰上都系着许多的绳子。象张火成，常年都使一条大掰角牛，一个季节要犁好多的田地。象张长贵，走路一拐一拐的，说话也说不清楚，但还一个劲地要大队干部为他找一个媳妇… … 　　这样的怪鳏在村子里很多。我不知道，这些外地马帮为什么喜欢到章斐村子安家，章斐人为什么又那样宽容地接纳他们。 　　以上我说的是村子里的怪人，这些怪人都是过去的马帮。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但他们都在章斐村生活了三四十年，都死在了章斐村子里，埋在发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前些年，村子里一个文人写过一篇《怪鳏》，写的就是这些怪马帮，发表在《滇池》杂志上，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但村子里也不只是出怪人，还是在旧社会，村子里出过举人，出过大学生。在《永胜县志》里，都记载着好几个章斐村子的人物。 　　比较有名的是濮有文，永胜县政协委员，也是章斐村老马帮濮务臣的儿子。旧社会，章斐村濮家是一个大姓人家，村里的好房子差不多都是濮家的，好田好地也是濮家的。有田有地有钱，还懂得把儿子送出去读书，那时候滇西北村子里还不多见。濮务臣就是有见识的马帮，赶马找到了钱以后，就懂得要改变自己的后代。他一家就有三个大学生，三个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青海，一个在山西，都是工程师以上的职称。如果他的儿子不读书，而是留在家里，留在村子里赶马，我们就可以推想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了。 　　在很早以前，濮有文是村子里有名的“国大代表”。当然，当时的国大代表，可能是国民党内或者是政府内的一个什么“代表”，地个什么职务（这件事史志上没有记载）。但他家的人十分看重，村子里的人也十分看重。一段时期内，国大代表是濮老的一个代名词。我到村子里去采访，有意地了解这一历史，但村子里居然没有人说清濮老是省的“国大代表”呢，还是全国的“国大代表”。史书上也没有相关的记载。现在，一些老人还记得的是，濮老在当选为国大代表的时候，在村子里大请了一次客。那一天，村子里的人，都到他家里做了一次客，而且都不送礼。濮老当上了国大代表后就有了名气，在村子里有口皆碑。 　　当上了国大代表以后，濮老就到外地做事，从没有回过家乡。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为纲，濮老更是不敢回来。解放前，章斐村和北京通讯十分困难，濮老的信息也就慢慢地没有了。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结了婚，成了家，有两个孩子。濮老在北京的家，我们了解得不多，他也没有提起过。但他在家里还有一个老婆，并且生有五个儿女。这个老婆是解放前在家时娶的。他在章斐村子里的这个家，我们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濮老从前的家娶的媳妇，村子里人都叫她“召娣姐”。 　　濮老在北京不回家来，这有历史的原因，不说大家都了解，并不会过多地去责怪濮老。但他老婆却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过日子，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一辈子默默无闻。这要经过多少艰辛？一般人都想象得出来。据我和村子里人了解，濮老的前妻从来不去找“国大代表”的麻烦，不写信，不找到北京去。我小时候，经常都能见到濮老的前妻。在我的印象里，这个老太婆，一辈子都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带着孩子和风细雨地从巷子里走过。我记得，她穿新衣服穿得不多，但随时都是整整洁洁，举手投足间，透出大家闺秀的风范来。到现在，老太婆已经去世了，我们回过头再看以前的事，就更钦佩那个带着五个孩子过日子的女人。 　　我查了许多档案，翻看了《永胜县志》，找到了“国大代表”的有关资料。濮老194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在南京，重庆，北京等地工作。他是一个煤炭专家，在地方和中央部门都从事矿务工作。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濮老曾在十年动乱中被遗送回到章斐村管制劳动，我曾见他一个人在田里撒粪。濮老回乡时，正碰上村子里搞“第二次土改”，意思是对地主富农家的财产进行第二次没收。濮老觉得“第二次土改”与中央的政策不相符合，就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我当时想，一个地主的后代写的信，周总理根本不会理睬。想不到时隔不久，周总理就把信转发下来，并亲自批示：“如信中反映情况属实，请予调查纠正。”事实上，第二次土改是当时的“土政策”，由于濮老反映及时，错误才得于纠正。 　　粉碎四人帮以后，濮老平反了。从此濮老也没有回北京去，住在章斐村子里。后来，当选永胜县政协委员。县政协让他写一篇讲永胜的文章，他写得很动情，他说：“十年内乱期间，我被遗送故乡八年，有机会见到新社会的各项建设，非常高兴。我虽然失去自由，处处到歧视，甚至家被抄，财物和粮食被搜光，饥寒交迫，处境十分困难，然而并不减低我对家乡的热爱。平反后，我又回到首都小住，家乡的历史、地理、人文等等仍不时浮现在脑海里。”在濮老的文章里，有一段关于永胜交通和马帮的文字，也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三川由于四面是山，交通极为不便。解放前，靠畜力运输，到省会昆明，要步行五日到下关（或祥云），才有汽车可乘，比现在赴北京还难。并且土匪猖獗，沿途设哨保护，有些地痞土豪乘机持枪在村口设哨，向过往行人征收哨费。最奇怪的是，土匪“小铁炮”，黑彝余海清也在县内各山口派人收费，这些买路钱让使行商过客苦不堪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濮老在他的文章中会说到马帮，说到家乡的道路。 　　我还想说的是，濮老回乡时，和他的前妻和儿女在一起生活，一点纠纷也没有发生。日子过得相当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