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被故乡遗弃的物什（四） 钟

　　　　　　　　　　　钟
　　叫它钟，实在抬高它的身价了。它不是钟。开始是不知什么机器上淘汰下来的生铁齿轮，后来是拖拉机的半个生铁犁铧。
　　它是钟。它挂在那儿用横空的声响指拨着全队的二十多户一百多号劳力忙碌辛苦了若干年。
　　起初，队长叫工是吹哨子的。一只口哨衔在嘴上，边走边吹，挨门齐户地吹，挨门齐户地喊：三嫂子，上午担粪；王二妈，上午挖牛圈；李二哥，上午挑水；刘家大娘，上午种玉米……那时候，队长是队里最忙的人。尽管他干的活儿比别人省力些，可是他早出晚归，腿跑得不停，嘴喊得不歇，说实在的，那不是个好差事。 　　那一年，兴起了打钟叫工。各队都没有钟，大队便开出介绍信，让各队都去公社的废品收购站买那些废铜烂铁黑狗顶熊的做了钟。
　　我们队买回的就是那个齿轮。
　　我们队的二十来户人家围住在一个半箩圈形的沟畔，我家就住在这罗圈的中腰。巧在我家庄子南侧有一个突出的长长的土嘴子，更巧的是那土嘴子上长着一颗不大不小的歪脖子枣树。那个齿轮买回来之后，自然的就挂在了那棵枣树上。这样，我家就有幸接收了那个钟传出的第一道声波，成了得天独厚的近水楼台。
　　钟挂起来，队长就召集了一次全队社员大会，他反复强调说，今后上工就听钟声。钟声就是命令，钟声就代表着我，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听到钟声必须雷厉风行……当他第一次用自家的铁锤子将那齿轮猛砸过一通后，大家发现，那齿轮上的几处铁锈已被打落，出现几个白点子。再过了几天，那齿轮上的铁锈就落光了，透出铁的颜色，明晃晃的，亮闪闪的。
　　那齿轮敲过两三个月，刚刚脱完上面的铁锈就丢了。齿轮丢失与我家有关。说具体点，是与我的父亲有关。可是我的父亲没有偷那个齿轮。我的父亲是最恨那些小偷小摸的人的。那个齿轮是被一个来自陕西长武县的年老的货郎偷的。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推断。可是这个推断一直没有敢向外人透漏，因为那个货郎与我家脱不了干系。那天黄昏，那个年老的货郎挑着担儿，摇着拨浪鼓儿从我家门前走过，母亲用一团收集来的乱头发换了一些花红颜色。一群小孩子远远的喊着：货郎客，挑个担，东南西北都窜遍。涝池里的水就是你的饭，饲养室就是你的店……父亲正好端着饭碗出来，见那老人可怜兮兮的，就让他进家来吃饭。吃过饭，天已经黑透，父亲便留着和他一起睡了。次日凌晨，那货郎起得特早，起来便挑着担儿走了。等到队长去打钟的时候，那齿轮便不在了。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队长赶紧回家，取来挂在墙上已经生了锈的口哨，从村南头一直吹到村北头：开会了，全队社员大会，连老人孩子也要参加，各家各户都不许留人。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天塌地陷的事，纷纷来到队部。队长先是胡拉乱扯的说了一通国际国内的形势，说在国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国内，阶级敌人时刻都想着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云云，下来才说，昨天晚上，队里的钟丢了。大家才敢舒一口气。队长接着动员，是谁偷了就自己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动员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出来承认，队长火了，当即决定逐户抄家。队长领着几个基干民兵，带着全队的老老少少，挨家挨户的抄家。每到一家门上，先让主人开了门，开了柜，开了箱，然后主人退出，队长和基干民兵们便翻箱倒柜的搜，连装粮食的囤囤，灶火里的柴草都被翻了个个儿。整整搜了一大晌，却连一根钟的毛也没搜到。我父亲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我就佩服父亲意志的坚强，他一直跟着抄家的队伍，尽管队长每到一家门口都要软硬兼施剿抚并用地向大家进行一番动员，就像日本太君让老百姓招供地下党一样，可是父亲始终没有交待过那个货郎。后来我才懂得，那并不表明父亲的坚强，恰恰表明了他的胆怯。
　
　　队里不能一日无钟。没有了钟，队长就没了发号施令的凭借，一切都会乱套的。说来也巧，就在这天，公社机耕队来队里耕地的拖拉机的一只犁铧崩了个大豁口。没等拖拉机手将它拆卸下来，队长就盯上它了，死皮赖脸的去要，可是人家不给，说是要拿回去报销，以旧换新。队长便去大队写了介绍信，骑上自行车带了那破犁铧去了机耕队，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通，机耕队长同意了，批了个条子，说是一张破犁铧支援了我们队，队长便将那玩意儿带回来，重新挂上了我家南边那个土嘴子上的那棵歪脖子枣树。不过这一次，队长汲取了前次丢钟的教训，没有再用铁丝，用的是钢丝。那破犁铧在地里磨久了，明晃晃的，太阳下像一面镜子。 　　那个年代的钟声都是躁急的，尖厉的，铛铛铛铛铛铛…… 　　深夜，人们被它唤醒，边走边打着呵欠，边走边伸着懒腰，边走边揉着睡眼，去迎接那个伟人刚刚发表的最新最高指示。鸡叫二茬，人们被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扯出来，扛上镢头铁锹，拉上架子车去十里开外的山上改天换地。正吃饭间，它响了，人们只得放下手里的饭碗，飞奔出门……迟到了，就会给你的脖颈上戴了一面木牌，上面写了“大懒汉XXX”，再让你敲着一个铁锹头，被基干民兵们押送着边走边喊：大懒汉XXX，好吃懒做迟出工。懒汉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还嫌臭…… 　　母亲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了。鸡叫头遍，她便起来点起煤油灯，扫了地，掏了锅下的灰，点燃火，给一家人做早餐。等那钟声响起的时候，家里要出工的全都吃过了，我还睡着没醒，她便给锅下煨了火，去上工。也有那么几次，钟响了，饭还没做成，父亲便对她吹胡子瞪眼，她便抹一抹眼泪，长叹几声，说些自谴的话，和父亲、三姐饿着肚子上工去了。 　　那钟声驱使着乡亲们出尽了牛马力，换回的只有一个劳动日只值八分钱的回报。那八分钱就像画在纸上的馅饼，永远的挂在生产队的往来帐上，没有谁能领回家去，有的扣过口粮款后还会超支。换回的只有高粱、土豆、冬瓜、萝卜等一些勉强可以活命的粗粮和蔬菜，那粗粮也不够吃，到年终还要吃生产队仓库里发放的一天八两的救济粮。救济粮根本吃不饱肚子，他们只有吃菜咽糠。他们的肠子饿空了，他们的腿跑细了，他们的鞋底磨透了，他们的身子骨一天天消瘦，他们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 　　雨雪天本是乡亲们睡大觉的好时节，那钟也响。尽管那声音没有晴天的响亮清脆，可是比晴天的急促。那是令乡亲们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的响声。凭经验，他们知道又有人闯下大祸要挨批判了。先后挨过批判的有刘二叔，他是给自家种的土豆地里撒了一些草木灰，人家说他是损公肥私，让他站着挨了一天的批判。还有建明叔，他家成份不好，是富农，他给自留地里运进了两架子车土肥，被队长带着民兵看着让他将地里的肥料和活土层一起铲起来拉到生产队的地里还不行，还给他开了批判会，说他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有五十多岁的寡妇田大嫂子，她看着与她年纪相仿佛的五保户老梁可怜，给他做了一双布鞋，端午节那天给他送去几个粽子，也挨了批判，说她在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最惨的是麻牛叔。他是个毡匠，利用雨雪天给乡亲们擀毡。擀毡前需要将羊毛像弹棉花一样的弹过，弹羊毛时那张弓会发出嘭嘭的响声，大队支书每天上下班都从他家崖背上过，听见这响声便如临大敌，说麻牛叔在开黑工厂搞资本主义，让生产队先开会批判，然后交大队批判。生产队开的那个会属于搔皮抹肤的那种，因为包括队长，大家都铺着麻牛叔亲手擀制的毛毡。说良心话，他收的工钱是很低很低的，基本上就是义务为大家干的。大队开的那个会直接是将他当作阶级敌人批判的。会一开始就由两个基干民兵将他扭送进会场，那是一个太阳很毒的上午，他的胳膊被扭得咯叭叭响，他疼得在不停的呻吟，并哎哟哎哟的叫唤，他头顶的汗水一绺一绺的落在地上，砸得那块土地都发疼了。 　　叫它钟，实在抬高它的身价了。它不是钟。开始是不知什么机器上淘汰下来的生铁齿轮，后来是拖拉机的半个生铁犁铧。它充其量只是一块被废弃了的值不了多少钱的生铁。不管它是钟不是钟，只要挂上那棵歪脖子枣树，被队长敲了，它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嘶鸣，它就可以发号施令，成为居高临下统治一方的君主，在那里把自己装扮成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恣意妄为，称王称霸，指拨人，欺凌人。 　　包产到户的那年，那半张犁铧的钟终于失语了。它被挂在那儿任风吹雨打。过不多久，它的身体上就敷了一层厚厚的铁锈。再过了一些时日，又被一层鸟粪裹住了。再过了一些时日，它就不在了。有人说，可能是当年的队长拿回家里作纪念了。又有人说，他发现它已经被人扔到沟底里去了。究竟哪一种说法确凿些，我没有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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