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政治的淡化

　　○随笔
　　政治的淡化
　　沙封 　　一 　　今天，我们应该能够平心静气地来面对“血书”这两个字了。 　　曾几何时，在我们的教育范本里，血书是只有那些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才有资格写的，有着一份神圣的色彩。在我的少年时代，一听到“血书”两个字时，我的大脑里的血就会嗡地一下。我是从文革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是心有余悸也好，条件反射也好，恐惧也好，神经的紧张是避免不了的。 　　一九二二年，邓中夏为鼓励唐山五矿工人的罢式斗争，咬破手指，用血写了一封血书：“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坚决同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到底,争取罢工的胜利。中夏”。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雨花台革命烈士书信选》中，我们可以查阅。 　　毕淑敏的小说《昆仑殇》有这样的描写。 　　“不就是想去拉练吗？听我的，保险你能去。”甘蜜蜜转眼间拿来刀剪、纱布，叮当扔在桌上。 　　“你敢不敢？” 　　“干什么？” 　　“写血书呀！我爸爸说过，打仗那会儿，谁都想立功，炸碉堡时让谁上不让谁上啊？谁先写了血书，谁就准能有份。灵极了。只是他们那会是用上下牙把手指头尖咬开的。”甘蜜蜜说着，不由得甩了甩手，好象手指头尖已经疼起来。 　　肖玉莲没答话，拿起了手术刀。刀柄沉甸甸的，清冷的刀锋映出她秀丽的面庞。她象捏绣花针似地轻轻一挑，左手中指纤长的指尖立即豁开一道深沟。 　　雪白的肌肤向两边绽着，殷红的血珠愣了一下，才大滴大滴地涌出。 　　“你……还没消毒呢！”甘蜜蜜先是吸了一口凉气，接着又忙不迭地朝伤口上吹，手忙脚乱地用纱布去堵。 　　“蜜蜜，别帮倒忙啊，血止住了，你叫我用什么来写血书呀？”…… 　　那个时代，当兵是一件很荣光的事。墙上贴着大红标语：是好儿男当兵去！ 当兵卫国，又威武又风光，走南闯北，到处见识，开枪扔手榴弹，没准还能到前线打死美国鬼子苏修特务……年轻人的血被这些念头，搅得冒气鼓泡，象一锅沸腾的粥。报名参军的名单上，桑平原写的是血书。名单贴出来一看，才发现许多人写的都是血书，而且字比桑平原的大，颜色也更鲜艳。 　　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广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面临波涛汹涌的大革命，纷纷要求参加这场运动。当时，武汉有一群高中毕业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血书，坚决要求停止高考，坚决要求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翻拣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看到这么几封来信：造反派控诉被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超过200ＣＣ，比一次义务献血的量还要多。 　　血书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林副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控诉，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战士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给我们做主，为我们伸冤…… 　　血书二：天上有颗北斗星，造反派日夜想念毛泽东，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半途天折的危险，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份《简报》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晴雨表，政治倾向极强，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那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任何人胆敢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提出哪怕半点质疑，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都应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凡被此刊物点过名的人都在劫难逃。它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先不做任何评论地刊登几封群众来信，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群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已经发出，此人已被划入“另册”了。 　　进入“不惑”的一代人中，不乏有“挥舞手臂喊‘打倒’、割指血书誓‘扎根’”的过去，这些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幼稚无知的举动，在那时却真是热血沸腾，无怨无悔。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代人才开始正本清源，从神话中走出，从愚昧中清醒，从幼稚中成熟。当时令我们恨之入骨、山呼打倒的人，竟是值得我们尊敬、爱戴和学习的对象；当时我们放火烧山、填湖造田的“壮举”，竟烧掉和毁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使今天的人们又以百倍代价去恢复它们，当时我们的血书上苍白无知的誓言，差点毁掉了一代人。 　　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血书”，其政治色彩异常强烈，与政治几乎是无法分开的。 　　陈玉政，19495年9年入伍，扎破手指写了一份两页的血书，坚决要求上前线，于1950年4月第一批入朝作战。在抗美援朝的“云山战斗”中，陈玉政一人配两把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战斗结束后，陈玉政荣立特等功。 　　原沈阳军区摄影记者张峻这样表述：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的7月中旬，雷锋拿着一份血书来找我，希望我能将血书转交部队首长，请求首长同意他去福建前线，他特别强调说：我当兵快两年了，也没作出成绩，不可能见到毛主席。这次要能批准我上前线，报仇雪恨，杀敌立功，胜利凯旋，再去见毛主席，也好向他老人家有个交代。我想，在雷锋的血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纯粹的恳切的请求，没有后来文革中的强烈的情绪。 　　老鬼在《血色黄昏》说到自己的经历：珍宝岛开战，中苏大战一触即发。身处祖国北疆，没有枪怎么保卫祖国？在大战前夕，能被授枪，说明你忠诚可靠，特有光荣感，告诉父母、同学、朋友也风光，回想自文化革命以来，我为了搞枪，花了多少精力，付出了多少代价！却屡屡惨败，现在，战争乌云密布，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嘴巴太笨，说话直楚楚，毫不可爱；我的性格太个色，孤僻，欠柔和，对有权者俯首贴耳不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没别的法子，只有写血书。听说志愿军战士为了申请战斗任务，有人敢把自己小手指给剁下去，献给领导。我虽还没有这么大决心，写个血书总能做到。反正我们北京知青从没跟指导员发生过正面冲突，他不至于为我们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不好，而无缘无故地拒绝我们。我钻进一刚盖好，还没人住的空房里，站在满是碎土坯的屋中间，用杀羊的电工刀给自己左手指头割了一刀，把血洒在事先写好的纸上：敬爱的连党支部：我噙着眼泪向领导恳求：请发给我一支枪吧！从小到大，一直憧憬着枪，向往着枪，渴望为保卫祖国做一点事情。我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内蒙就是为了保卫祖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我戴上眼镜视力是一点二，完全能胜任战斗的需要。敬爱的连党支部，请优先考虑考虑我的请求。林胡 1969年11月X日。 　　至此，即使血书文字里没有多少强烈的成分，递交血书的举动与过程，已经充满过激的情绪。有一个字可能不准确，但我还是要用，就是“媚”。这里的“媚”中有的是足量的真诚，却透露出那个时代在人身上重现的奴性，甘作犬马。今天看来，以上的血书不就是一种向领袖忠诚的宣誓吗，就如读到郭沫若晚年的诗歌《领袖颂》一样，令人呕吐。 　　二 　　血书就是用人血书写的文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当事人在没有外力逼迫干扰的情况下，执行自己的意愿，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表达强烈意愿的文字。当一个连队的战士们，纷纷递交血书时，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去想，那是在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之下的，一种准组织行为。 　　因为在揭去了一些遮掩后，我们能够看到另一类的血书。 　　1964年12月6日，林昭第一封致上海地方长官柯庆施的血书托检察院转送。 　　1964年12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 　　1965年2月，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 　　1965年3月6日，交上血写的绝食书，狱方鼻饲流质，直到0531日绝食80天，此间天天写血书。 　　1965年3月中旬某日，血书"有事要求立即提审"。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血书《告人类》。 　　1965年6月1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20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被秘密处决。时不满36岁，尚是一位未婚青年。 　　我能听到很多声音在说，林昭这样的人没有运用血书发言的资格。这些声音里也会包括雷锋。在那个时代里，政治给林昭定的就是“反革命”。象雷锋这样的人，是不能接受一个反革命也运用这一崇高的手段的。　　林昭的妹妹彭令范说：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狱的，姐姐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度保外治疗时，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我们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没有纸，家里送来的床单可以代替，笔就不行了，家里送来也会被没收的，只有以手为笔，以血为墨，当权者收不去抢不走，你们限制不了我，只要我身上还流着血，除非把她杀了。这是林昭自己唯一能不被剥夺的。这就是那个时代所剩无几的铁骨铮铮的人的声音。与那些写血书参军报国的人相比，谁更血性？ 　　1968年4月，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句话应验了。 　　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以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阴影好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两千多人出发北上。一九七九年元月，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请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这样的血书，是完全的个人心愿的强烈申诉与伸张。 　　安徽当年的大包干小岗村的村民写下了血书，把田分到了家，这个血书现在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那份血书表达的，是农民对农村体制的反抗。 　　象林昭等一些与正统对着干的人，用自己的血写出的血书，当时的当权者一定是嗤之以鼻的，甚至认为他们污辱了血书这一崇高的形式。他们会说，“他们的血也配写血书？”血书这一形式被政治集团涂上了政治色彩，就如红袖章、书的红封面一样，为某一政治集团所专用了。很多人还记得，那个时代，坏分子是享用不到用红色书写自己名字的，就如，“万岁”是毛主席专用，别人要是用了，就是反革命。 　　象林昭、知识青年和小岗村农民等，写这样的血书，所受到的压力是巨大的，是以一生作筹码的。 　　三 　　那么，血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东西？翻开历史，看看能否给我们带来一点启发的思考。 　　公元81年那一次到匈奴去的汉使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下的胡雁的脚上得到苏武的血书，向匈奴提出责问，匈奴王才把苏武放回。这时比较早的。看不出什么政治色彩。 　　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又累又饿，找不到一点吃的，随臣介子推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重赏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然而介子推悄悄的到绵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火熄后，人们发现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一血书，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介子推这封血书，可能是在没有笔墨纸张的情况下使用的应急办法。 　　隋末唐初，李世民被囚甫牢，罗成去探视，遇齐王元吉。元吉为了剪除李世民心腹，故意保荐罗成随同出征。罗成连连打败了数名敌将，元吉反责怪他没有生擒敌首苏烈，棍贵四十，又逼罗出战。罗成苦战归来，城门紧闭。罗义子罗春于城头上暗告元吉有心陷害，罗成咬破手指写了血书交罗春，誓死歼敌。结果中了苏烈之计，马陷淤泥河中、被乱箭射死。 　　吴承恩的《西游记》第九回，说到陈玄奘（唐僧）出生时，父亲遇害，母亲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纸，将父母姓名、跟脚原由，备细开载。抛弃江中。十八年后，陈玄奘凭血书找到生母。 　　还有清代林则徐的女儿林曾晴守广信府（上饶）时，也曾写血书求援。从以上几个血书来看，血书只是一种工具，没有阶级性，也没有确定说，只有正义的一方才可以使用。 　　近代，在一些涉及国家民族大事上，人们用血书这一手段表达心声。如《辛丑条约》签订后，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群众纷纷集会示威，抗议沙俄侵占东北，要求清政府坚决拒绝沙俄的无理要求。很多学生咬破自己的食指，在白纸、白布上写下“保我河山，爱我中华”八个血红大字。这样的血书，是与当局的意志相背离的，是民众自发的抗议与斗争。 　　蒋介石在张静江家第一眼见到陈洁如，就被她的青春魁力所倾倒。之后就频频寻找机会与之搭话。虽然当时只有13岁的洁如竭力回避，可蒋仍紧跟不舍，一直跟到陈家，还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 　　以上的血书，更多是一种行为的强调，表示自身态度的坚决与不悔，不跟随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是自身意志的表达。 　　宗教方面也有以血书表达虔诚的事例。在弘一法师纪念艺术展上，展出了三幅弘一生前所写的血书。这三幅血书写的都是佛家用语，为虔诚的佛教信仰者自己刺血向弘一大师求字留下的，也是第一次公开在泉州露面。同样涉及宗教的萨达姆的血书，却是最典型的一份政治血书。英国[太阳报]报道说，“巴格达13日首度展出传闻已久，极其神秘的用萨达姆鲜血写成的经书。”伊拉克透露说，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萨达姆总统先后捐赠了37品脱的鲜血。一位伊拉克艺术家把萨达姆的鲜血与化学物质进行混合，然后写成了这本厚达605页的经书。这部传闻已久的经书首度对外展出，展出的地点是在巴格达的“战斗之母”宗教寺。该寺是为纪念1990-1991年海湾战争而建，外形就象是“飞毛腿”导弹。据伊拉克报纸24日报道，在位于首都巴格达的达尔纳塞尔总统行宫举行的一个仪式上，萨达姆总统亲手接过了这本由伊拉克宗教界人士和书法家组成的誊经小组历时三年之久才完成的用其鲜血誊写的《古兰经》。 　　谁都能看出，前者是纯粹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后者却是一次政治的需要，是一个政治手段，是对萨达姆的一次神化。在面临美英的强大压力下，萨达姆试图用这一手段增强教徒的凝聚力。当日晚，美英高级将领就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很快会让萨达姆洒尽热血的！至于萨达姆捐出如此之多的血，[太阳报]表示，在英国，每位捐血者每年最多可以捐出3品脱的血，如果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的话，那么每周捐1品脱的血也是有可能的。 　　伊拉克的解释是苍白的，他们说，1997年萨达姆在其60岁生日时大发感慨，认为自己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历尽艰险而大难不死，全托真主保佑，因而下令用自己的鲜血来誊写全本《古兰经》。血书在这里变成了政治谎言。 　　四 　　并不是说，血书不能反映一个人的政治意志。从血书这一表达形式的内涵变化来看，我们应该看到，在二○世纪的一个时期，政治对个人意志的控制与侵蚀太重，真是触及到灵魂了。当一个时代已经没有个人意志存在的土壤时，血书这一个人意志的表达形式，也被政治利用了。这有散漫奇怪呢。《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记载：第二大队团支部的几个青年铺下白纸，把食指含在嘴里，用力一咬，立刻鲜血如注，他们就用热腾腾的鲜血写下了坚决并大社的决心书，写毕，满纸梅花，令人惊心动魄。四个中心乡有９０％以上的青年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保证书。不少青年在写完血书之后，激动得当场昏厥过去。 　　一个政治纲领可以得到个人在意志上的认同，但并不能代替个人意志。血是纯粹属于个体生命的，别人没有权利强迫他割裂自己的肉体。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血书事件，不过说明那个时代是一个个人意志泯灭的时代，人们丧失了或不再有“个人”这个意识，排斥属于个人的思想情感，甚至是排斥个人的一切，有一句话可以概括：把一切交给党。 　　开放的时代到来了。 　　在歌星容祖儿多次收到血书之后，2003年3月中青在线报道，《 大学生写血书悔过 高校无奈面对散漫生 》，一个班30名学生就有20人拿不到学位，有的刚上大三就丢了60多个学分，面临退学，给校长写血书信誓旦旦改过自新，没多久又继续旷课打游戏。 　　似乎一瞬间，血书不再是英雄和进步人物的专利，这一形式又回复到它的本位，在其中我们又能看到一点属于人的味道，人性的东西。不是吗，歌迷认为血书这一形式最足以向自己喜爱的歌星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散漫生觉得血书这一形式最足以表明自己悔过的决心。这里面没有一点强加的东西。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短短几年内，河南省交通厅长已有3任厅长相继“落马”。如原厅长曾锦城在任时曾写“血书”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这些“落马”厅长给人的感觉是，一任比一任口号叫得山响，却一任比一任腐败。与此相对应的有另一个故事：母亲写血书劝早恋女儿。一位女工程师亲眼看到刚满14岁的女儿在家里与男同学亲热的场面，她咬破手指，给女儿写下了一封饱含深情的千字血书，希望以此唤醒执迷不悟的女儿。 　　两个事件让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终于完全与血书这一特殊的表达方式脱钩了。 　　参考资料： 　　邓贤的《中国知青梦》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 　　老鬼在《血色黄昏》 　　摩 罗《林昭年谱初稿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 （字数7550）
　　
（作者说明：本文在“中财论坛”张贴之前，储存在自己的网上私人文字工作室“主席说俺傻”文坊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