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山村的岁末行纪行
2021-12-23叙事散文jiangjianming
一个山村的岁末行纪行●沈从文先生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楼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一岁末倒数第三天,也就是腊月二……
一个山村的岁末行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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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楼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一
岁末倒数第三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八,单位一放假,我立刻就将妻携女,冒着严寒,急急忙忙乘车往故乡罐子沟赶,回去与老家兄弟姐妹团年。
中国人年的情结很浓。奔波一年到头,总想利用过年之机,亲人团聚,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团圆饭,甜甜美美地喝一杯团圆酒,在祖先神龛前毕恭毕敬地敬一炷香,再去奔波来年的生活。于是,过年成了亲人团聚的节日,也是亲情之车的加油站。
我已经八年没回过故乡团年了。八年,一场抗日战争的时日啊!
八年前,父母兄弟全都健在。我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吃杂面、搅团、火烧馍、活水豆腐、猪蹄汤,享用一肚子粗茶淡饭,享受一年的浓浓亲情。自父母双亡,弟弟早夭、兄弟姐妹各自兴家活人,各忙自家的油盐柴米,到了年底,很难团聚一处了。
八年前,我写过一篇《回罐子沟过年》的散文,发表在《四川日报》上,较为感性地叙述了一段亲情。其时,父亲已故,母亲和弟弟尚在。这八年来,人事变故,穷忙生活,纵是“亲情”、“故乡”一类十分煽情的词语在胸中反复涌动,回老家过年,也只停留在一种思维活动,难成现实之行。
这次回家,母亲和弟弟已故去多年了,我们将落脚大哥兴华家。俗话说长哥当父,长嫂当母。大哥大嫂非常乐意做领头人,腊月初几里,就传言带信打电话,要我们过年时早些回去。 二
这个冬天,又是一个没有多少阳光也没有下雪的暖冬。在川西北龙门山脉深处,也只有远山顶上有一抹白色,近处,只有些裹雪的寒风,传递着过年的信息,弥漫着过年的气味。
沿涪江的一条叫磨刀河的支流上溯,两岸的农村景色深深地吸引了我:青麦苗浸绿公路两边,油菜花染黄两边山坡。竹木掩映中,一阵阵鸡鸣犬吠之声,一幢幢白墙青瓦房,正飘散起缕缕青烟,显示出人烟与生机。
在老家对岸的公路边下车,下公路步行不到五十米的土坎,跨过清清溪水飘几缕青苔的小溪石步子,再向东岸坡上走百来米的土路,蹬几级水泥台阶,便到了老家的院坝了。
这是我半个世纪前降临人间的地方,我生命起点的最初驿站。如今,却早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旧模样了。三间破破烂烂的柴扉茅屋,已存进了兄弟姐妹的记忆里,代之以八间高大瓦房,雄居在旧房基上。房子依山面水,坐南朝北——这朝向,是真正的平民百姓的方位。大哥兴华住东头,弟弟兴模住西头——现在是弟媳文会住着。每家人只住三间房,约三百平米。另一间空房堆放柴草农具之类,起码百十平米——比我在城里的蜗居,宽绰多了。空房之外,再设猪牛圈厕。门前一道高保坎,一个水泥院坝,围一道女墙,女墙上摆一溜花草——咋看,也是个山村小别墅。
这不过就是中国川北农村一处普普通通的山村农家的院落罢了。它以极其熟悉而又陌生的形态呈现在我眼前,唤起我内心几丝良心的疼痛和敏感。
这是川西北龙门山深处一处叫罐子沟的小地方,这是邓艾偷取江油关路过的一条山沟,也是红四方面军入川西进路过的一条山沟,还是四川与甘肃接壤不远处的一条山沟。这地方小得只能在乡村地图上才可能找到——假如有乡村地图。罐子沟,顾名思义,形着罐子,其狭其窄,足见其山高壑深,也见其封闭和落后。而较之于红尘滚滚喧嚣着激情的大小城市,此处却有着十分理性十分朴素十分深沉和厚重的璞真之美。
曾半真半假地与我妻小华商量,退休后,就回这里来,寻一向阳背风之处,搭两间简陋的茅舍,我半耕半读,她养一头猪,一条狗,一只猫,几只鸡鸭,在电子文明人类奔月球的时代,重温传统的农耕文明的酣畅和甜美——这也许正是我农民情绪根深蒂固,或者是我脉管里沸腾着的农民血液和尚末沉睡的农民基因,在这里返璞归真。 三
我的父母养育了四儿三女。我行四,在男孩行二,但在我尚不足一岁时,因饥馑故,送人领养,随了养父的姓氏。男孩中的行三,我的弟弟老五,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十岁左右,由于农村缺医少药,患急症夭逝了。
男孩中的行四,弟弟兴模,高中毕业后,成了家里的一把好劳力,在村里开农用车,开拖拉机,属于叔伯婶子们夸的有出息的能人。但天妒能人,八年前,三十五岁正当壮年的他,轧死在自己的拖拉机大轮胎下。弟媳文会独自抚养着瘫患儿子小荣。小荣自小患肌萎,兴模在时,医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不见好转。现在,下肢已几近全瘫,只能坐在地板车上滑动。女儿小燕本该上高中,现在只好辍学去外地打工,挣钱补贴家用,到年底,才回来团年。
大姐兴泽和大姐夫,都已六十多岁了,养了五个儿女。儿女们各成一家,各带三二个小孩,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庭支系。
二姐兴书和二姐夫,都已六十来岁了。养了三个儿女,也各自成家,各带小孩,也构成 了一个独立的家庭支脉。
幺妹兴秀和幺妹夫,四十多岁,养两个子女。儿子小陶,女儿小丽,都在外打工,到春节前,也回来团年了。
除我之外,兄弟姐妹们都住在同一个行政村,分属两个自然村,相隔三二里路。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与祖辈一样,老老实实地过着农户人家默默无闻的生活。
大哥兴华,年轻时在西北边疆服了几年兵役。十多年前,开始做村主任,现在做村支书,为乡亲们张罗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他养了两个子女。两月前,他的儿子小强才结了婚。结婚那天,我与妻小华回大哥家,见识了当今农村婚娶的热闹与隆重。那时,我女儿小星还在成都上大学,没放寒假,未到场领略到堂兄娶嫂进门的盛大喜庆与农村人如今的幸福欢乐。
腊月二十八下午,我们一进大哥家的门,侄儿媳妇小红就端水递茶,大嫂志英就杀鸡煮肉,她们婆媳俩忙里忙外,一屋子热气腾腾,暖意融融,早驱散了刚才途中的一身寒气。妻小华问起侄女小焕,大嫂志英说,昨天就出门打工去了。我说叫等你二叔回来团了年再走,都不行。说这几天到上海的火车不挤。怄人啊。我劝说,孩子大了,让她去闯闯世界也好。大哥说,大姐二姐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都外出打工了。村里有一半人口,甚至全是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屋头只剩“六一九九部队”的儿童和老人了。这些人出门打工,没有文化,只能登三轮、当保安、当门僮、帮建筑工地,甚至到山西挖煤,健康和安全没一点保障。没办法啊! 我知道,这位农村的基层支书,心中有着深深的忧患。我还知道,外出务工,已经是四川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不外出打工,土地又不够种,加上退耕还林,我的这些侄男甥女们又能干什么呢?尽管出卖廉价的劳力,常常还被拖欠工资,或者吃几年青春饭,但劳务输出是一种趋势,也是山区青壮劳力一种无奈的选择——至少目前如此。
川西北的高山深壑塑就了我兄弟姐妹淳朴敦厚的农民性格,坚韧,朴素,热情,勤劳,也充溢着浓浓亲情。迎着春夏秋冬的朝霞暮霭,我的兄弟姐妹们就在这叫做罐子沟的大山里,生产,生活,繁衍,发展。我为自己离开故土的生活辛苦奔波而一事无成虚度半百,感到沮丧和懊悔,又为兄弟姐妹们充实的生活感到欣喜和慰藉。
四
喝罢茶,抽完一支烟,大哥兴华说叫侄儿小强去通知幺妹兴秀一家明天早上回来团年。
正说着,门外突突响起了摩托声。小强说,说曹操,曹操到,陶娃子来了。
果然,一个高大的小伙子,裹一身雪风,推门而入,叫道,大舅,大舅母,吃夜饭了?转身发现我们,双招呼道,二舅,二舅母,星姐,你们回来了?
当甥儿小陶高大的身子转过来时,背后还站着一位娇小的陌生女子,带几分羞涩。大嫂说,这是陶娃子的女朋友,叫小张。又介绍说,这是二舅,这是二舅母。但那女子只怔怔地,十分腼腆地坐下来。
一屋人正围着熊熊的炭火炉热闹着,门外又有人吆喝道,大嫂,夜饭煮熟了?我们齐声说,幺妹来了。小陶说,我们骑的车,我妈走的路,听说星姐回来了,我妈说叫今晚上我们家去。
话音落,幺妹兴秀推门进来,同大家打招呼。隔壁弟媳文会,侄女小燕也都进来了,与幺妹打招呼,说些笑话。幺妹大声武气,说话中夹一阵哈哈,透着中国农村普通农民妇女纯朴、善良、热情和乐观的情绪。这是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情绪,诠释着他们对生活意义生活热情幸福人生的注解。
喝过水,幺妹说,今晚,你两弟兄好生摆摆龙门阵,我把孩子们接去。大嫂说,星儿他们刚到,就不去了嘛。大哥说,随便,只是明天上午要早点回来团年啊。
小强和小陶费了好大劲,才把隔壁侄儿小荣弄上摩托车,小心地推着,小红、小张、小燕和我家星儿跟幺姑一路走。看着这群活泼而又幸福的孩子远去,我想,加上甥女小丽,今晚,不把幺妹家房子吵翻才怪呢!
偏远山村的另一户农家,今夜有年轻人不眠的欢笑。这些在城市里打工和读书的兄弟姐妹,又一代朝气蓬勃的农民子女,会把城市的现代文明和活泼的激情,溶进这原本朴素而理性、传统封闭而又日渐进步的罐子沟浓黑的夜晚。 五
享受了大嫂和弟媳共同献艺的一顿丰盛晚餐,酒足菜饱之后,大家围坐在火炉旁,就着炭火聊家常。三妯娌们,叙些别后情景,交流些相夫持家养子育女的经验。
大哥和我,说起了农村做活路的事。“做活路”一说我印象最深。早年我在农村,也天天做活路,但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说法的意思。以我如今知天命的岁数来审读这个词,我更佩服起农民语言的深刻性。城里人做事叫上班,叫工作。农民把下地劳作叫做活路。不做,就没“活路”,就饿肚皮,就只有“死路”。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里人也是在做“活路”,奔生路。并且,任何一个城里人,上溯三五八代,也都是从农村土地上走出来的“做活路”的农民——尽管有些“城里人”已经记不得或不愿记得自己血液里的“农民”成分。
川西北大山最有过年气象的,就是生一大塘炭火,大家围坐一团。大哥家的堂屋,就是一个大客厅,装饰得与城里住房一样豪华阔气,粉刷一新,窗明几净,并且比城里任何房型的客厅还要大——足有近百米呢。记忆中,罐子沟的人每家在堂屋角上挖一个坑塘,倒一背棒棒柴,烧得烟熏火燎。今晚,大哥家客厅中间,生两盆熊熊的炭火,使满屋子的人和所有的家具,都沉浸在融融的温暖和无限的幸福的气氛中,使人都忘记了这是岁末寒冬,以为到了灿灿春光的仲春之季了。
打开电视,大哥家的“锅盖子”能收到五十多个频道的中外节目,任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欣赏。大哥家的三十四吋大彩电,比我家的二十五吋,阔气多了。我们在城里,才仅收二十个频道,每年还须交百多元收视维护费。城乡差别倒置了啊!
我把电视调到一个音乐频道,里边正是一个大型乐团在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屋子没几个听得懂看得懂的,都嚷着调台。是啊,我的这些农民亲人们,谁懂得命运?谁又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呢?他们都能足踏实地地在深山里生活,命运之舟信缰由马,甚至不知道有悬崖或陡涧呢!
青年作家谢云的著名散文《背在背上的井》和《麦地》,叙述了浓厚的故乡情,展现了川西北浅丘地带农民过去和现在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态度,思考了农民和土地现在和将来的命运,读来令人抚节赞叹。在我记忆里,刀耕火种,砍柴割草,伐木烧炭,栽洋芋,砍耳棒,种包谷,采野菜,拾菌子,挖药材,养猪,放牛,偶尔上坡猎几只山鸡和野兔,整天与锄头、斧头、柴刀、背篼、斗笠、蓑衣、猎枪耳鬓厮磨,吃拌汤、搅团、草草饭、火烧馍、酸菜、泡菜、干盐菜,这些,便是川西北山区我的故乡罐子沟的农民全部的生存世界和生活内容,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大哥在村上为乡亲们跑点路,自己偶尔也做点小生意,大嫂种几亩山地,养些猪牛鸡鸭,孩子们外出务工,全家的日子,过得如同眼前这盆炭,红红火火。宽大的客厅,崭新的布艺沙发,铺了瓷砖的卧室,大彩电,移动电话,自来水,全自动洗衣机,哪一样都会令我们“城里人”羡慕不已。此时,我确实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送来的阵阵蕙风。
大哥说,这些年,农业税免了,乡上的双提款也不缴了,好是好,但这些年给孩子办婚事是我们当农民的最头疼的。不管外出打工,还是在家种地,凡20来岁的小伙子,就要急急忙忙寻一房媳妇。当然,大多是自由恋爱,也有少数由亲朋好友牵线搭桥的。大人们认为,趁着自己还硬朗,可以早些帮着小辈带孩子。若自己七老八十了,没能力帮小辈,很是遗憾。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大多花开有主。有儿娃子东挑西拣,混到二十八九老小伙子,最后连漏油灯盏都没剩下。好姑娘都早嫁光了,瞎麻跛癞都不剩。办一台酒席婚宴,就算女方通情达理,不勒索彩礼,就算房屋家具一切齐备,少个一万两万也办不起啊。听着大哥这些话,我在心里为杜甫两句诗剥皮: 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急白父母头。
半夜里,几声犬吠声,似乎是在唱山村夜曲,令我想起,我此时置身在龙门山脉深处一个小山村,置身在我半个世纪前初临人世的地方,我的故乡,我的生命之帆的起锚之处,我的骨肉亲情的聚集之地。 六
故乡过旧历年的一个重要风俗,是子女们要到先辈坟前去化些纸钱,奠杯敬酒,烧炷香蜡。大哥家没有神龛,也没有贴挂“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神榜,对天地的敬畏,对双亲的怀念,对师长的尊崇,都用不着在神龛前烧香磕头的。用上坟的传统形式,表达对先辈的追悼和怀念,逢着年节,是少不了的。
岁末倒数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上午,吃罢早饭,大哥就张罗着贴春联。春联是从市场上买的。大红纸上镏金大字,写着户纳吉庆门迎新春一类的对子。然后,大哥又取出几刀火纸,备些香蜡,又叫大嫂准备刀头敬酒。他找来毛笔,命我当起了文墨先生,叫我在他已经做好的钱纸上写封面。他说,这如同我们阳间寄信汇款,要写好,写清楚,先人们在阴间才能收得到。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写“故显考某公讳某某老大人收用”字样,落上我们孝子孝孙的名字。给婆婆爷爷写,给父亲母亲写。未写完时,弟媳文会又叫去隔壁给她的亡夫我的亡弟兴模写纸钱封,说小燕他们也要去给他爸上坟。
刚写完,墨迹未干,幺妹率侄儿侄女一大路人马也热热热闹闹地回来了。他们还备了几饼鞭炮。大哥说,走,上坟去。
我们出门时,一群相思鸟在檐后竹林里歌唱,一群斑鸠在竹林上飞动。难道鸟雀们也在欢度岁末,吟咏田园牧歌,为生命生存而欢唱和舞蹈?
婆婆爷爷的坟和父亲母亲的坟,都在房后百多米远近。我们在每座坟前点燃香蜡钱纸,摆上刀头敬酒,四家人老老少少依序儿作揖磕头,小强小陶在坟边点燃鞭炮,噼噼啪啪,墓场上顿时热闹起来,想必祖先们在地下也歆享着过年时子孙们刀头敬酒纸钱香烛的孝敬和人世生活的热闹气氛。
孩子们又去给我的亡弟兴模上坟去了,他的坟要稍远些。我们大人们仍伫立在父母坟前,等纸钱慢慢燃尽,避免冬天坟场干柴干草发生火灾。山风吹过,纸钱卷几个旋儿,大哥说是先人在收阳间寄去的过年钱了。我看着纸钱燃烧的火光,脑子里浮现出父母生前的音容笑貌。我们把敬酒奠在墓碑前。我还点了几只香烟,塞进父母坟头石缝里,几缕青烟在坟头缓缓飘散。
再看石碑,庄严地刻着“故显考……”和“故显妣……”的字样,孝子栏里,刻着我们兄弟姐妹和侄辈孙辈的姓名。这碑,是大前年清明节大哥和幺妹操办树立的,给父亲母亲各立了一张。立碑,表达子孙的一点孝心,这是中国人传统的悼念方式,也是中国人道德伦常的一种见证。 七
上坟回来,便是这次岁末回故乡的重要节目了——吃团年饭。侄儿小强把隔壁他的堂弟小荣接过来,小陶在大门外点响了鞭炮,团年饭就开始了。
三张八仙桌摆在客厅里——堂屋大,摆三张桌子还显宽绰。大哥和我被推到了上座——大姐兴泽二姐兴书两家人没来大哥家团年,他们在各家享受着儿女们的孝敬与欢乐。
桌上的山珍海味,不用叙述了,肯定的说,不比当今城里任何一家餐馆的菜肴逊色。这一见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见大嫂和弟媳的厨艺不错,三见农村人的豪爽和热情大方。
大哥西装革履容光焕发,咋看也不再是过去的土农民形象了,甚至不减当年从部队复员时的那份英俊。他端起酒杯,面向三桌亲人,致了一通十分朴素而又十分得体的祝酒词,主要说到我们一家难得回来团一回年,大家为来年的健康快乐顺利,干杯。
我也为全屋的人祝酒,然后是小辈们轮翻着给大哥和我敬酒。每一个人都说出热情洋溢的祝词,弄得我和大哥两个年过半百的人热泪盈眶。
敬酒、敬菜、说祝福的话,满屋子热热闹闹,热气腾腾,龙门山深处罐子沟这个普通的农家,和许许多多农家,甚至和全国的千千万万农民家庭一样,隆重地欢庆这个年年都有的岁末。 八
酒席宴一直持续到下午很晚。之后,大家喝茶,嗑瓜子,吃糖果水果,看电视,唱OK,摆龙门阵。孩子们还整两桌扑克斗地主。满屋子飘溢着热烈而浓郁的年的气息与味道。
我纵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我岁末的这次故乡之行,对故乡的山水和人事的变化,都是不容置疑,令人欣喜和感动的。这种感动,又深深地渗进我的血液。这种感动,也是我这些质朴的语言不能完全尽述,完全表达的,只能用心灵去体味,去领悟,去感受。
我的亲人们都是农民,过着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的生活。农民,这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这个在农耕文明中煎熬了几千年的阶级,这个在如今社会变革中仍需要扶持和理解的土地主人,尽管生存状态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困惑和前景又无不令人担忧啊!所以,我又必须承认,在中国,农民问题,仍是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啊!
傍晚时分,城里来车,接我回去值班,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故乡,告别我罐子沟的农民亲人们。
大哥兴华全家,弟媳文会母女——侄儿小荣除外,幺妹兴秀全家,一只浩浩荡荡的队伍,把我们送下院坝,送过小溪,送上公路,送进汽车,一一话别。汽车开出很远,透过湿润的眼睛,我看见他们,我的亲人们还站在路边,站在我生命的故土上,望着我们汽车远去的方向。
我在心里默念着艾青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通联:(62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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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楼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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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倒数第三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八,单位一放假,我立刻就将妻携女,冒着严寒,急急忙忙乘车往故乡罐子沟赶,回去与老家兄弟姐妹团年。
中国人年的情结很浓。奔波一年到头,总想利用过年之机,亲人团聚,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团圆饭,甜甜美美地喝一杯团圆酒,在祖先神龛前毕恭毕敬地敬一炷香,再去奔波来年的生活。于是,过年成了亲人团聚的节日,也是亲情之车的加油站。
我已经八年没回过故乡团年了。八年,一场抗日战争的时日啊!
八年前,父母兄弟全都健在。我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吃杂面、搅团、火烧馍、活水豆腐、猪蹄汤,享用一肚子粗茶淡饭,享受一年的浓浓亲情。自父母双亡,弟弟早夭、兄弟姐妹各自兴家活人,各忙自家的油盐柴米,到了年底,很难团聚一处了。
八年前,我写过一篇《回罐子沟过年》的散文,发表在《四川日报》上,较为感性地叙述了一段亲情。其时,父亲已故,母亲和弟弟尚在。这八年来,人事变故,穷忙生活,纵是“亲情”、“故乡”一类十分煽情的词语在胸中反复涌动,回老家过年,也只停留在一种思维活动,难成现实之行。
这次回家,母亲和弟弟已故去多年了,我们将落脚大哥兴华家。俗话说长哥当父,长嫂当母。大哥大嫂非常乐意做领头人,腊月初几里,就传言带信打电话,要我们过年时早些回去。 二
这个冬天,又是一个没有多少阳光也没有下雪的暖冬。在川西北龙门山脉深处,也只有远山顶上有一抹白色,近处,只有些裹雪的寒风,传递着过年的信息,弥漫着过年的气味。
沿涪江的一条叫磨刀河的支流上溯,两岸的农村景色深深地吸引了我:青麦苗浸绿公路两边,油菜花染黄两边山坡。竹木掩映中,一阵阵鸡鸣犬吠之声,一幢幢白墙青瓦房,正飘散起缕缕青烟,显示出人烟与生机。
在老家对岸的公路边下车,下公路步行不到五十米的土坎,跨过清清溪水飘几缕青苔的小溪石步子,再向东岸坡上走百来米的土路,蹬几级水泥台阶,便到了老家的院坝了。
这是我半个世纪前降临人间的地方,我生命起点的最初驿站。如今,却早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旧模样了。三间破破烂烂的柴扉茅屋,已存进了兄弟姐妹的记忆里,代之以八间高大瓦房,雄居在旧房基上。房子依山面水,坐南朝北——这朝向,是真正的平民百姓的方位。大哥兴华住东头,弟弟兴模住西头——现在是弟媳文会住着。每家人只住三间房,约三百平米。另一间空房堆放柴草农具之类,起码百十平米——比我在城里的蜗居,宽绰多了。空房之外,再设猪牛圈厕。门前一道高保坎,一个水泥院坝,围一道女墙,女墙上摆一溜花草——咋看,也是个山村小别墅。
这不过就是中国川北农村一处普普通通的山村农家的院落罢了。它以极其熟悉而又陌生的形态呈现在我眼前,唤起我内心几丝良心的疼痛和敏感。
这是川西北龙门山深处一处叫罐子沟的小地方,这是邓艾偷取江油关路过的一条山沟,也是红四方面军入川西进路过的一条山沟,还是四川与甘肃接壤不远处的一条山沟。这地方小得只能在乡村地图上才可能找到——假如有乡村地图。罐子沟,顾名思义,形着罐子,其狭其窄,足见其山高壑深,也见其封闭和落后。而较之于红尘滚滚喧嚣着激情的大小城市,此处却有着十分理性十分朴素十分深沉和厚重的璞真之美。
曾半真半假地与我妻小华商量,退休后,就回这里来,寻一向阳背风之处,搭两间简陋的茅舍,我半耕半读,她养一头猪,一条狗,一只猫,几只鸡鸭,在电子文明人类奔月球的时代,重温传统的农耕文明的酣畅和甜美——这也许正是我农民情绪根深蒂固,或者是我脉管里沸腾着的农民血液和尚末沉睡的农民基因,在这里返璞归真。 三
我的父母养育了四儿三女。我行四,在男孩行二,但在我尚不足一岁时,因饥馑故,送人领养,随了养父的姓氏。男孩中的行三,我的弟弟老五,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十岁左右,由于农村缺医少药,患急症夭逝了。
男孩中的行四,弟弟兴模,高中毕业后,成了家里的一把好劳力,在村里开农用车,开拖拉机,属于叔伯婶子们夸的有出息的能人。但天妒能人,八年前,三十五岁正当壮年的他,轧死在自己的拖拉机大轮胎下。弟媳文会独自抚养着瘫患儿子小荣。小荣自小患肌萎,兴模在时,医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不见好转。现在,下肢已几近全瘫,只能坐在地板车上滑动。女儿小燕本该上高中,现在只好辍学去外地打工,挣钱补贴家用,到年底,才回来团年。
大姐兴泽和大姐夫,都已六十多岁了,养了五个儿女。儿女们各成一家,各带三二个小孩,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庭支系。
二姐兴书和二姐夫,都已六十来岁了。养了三个儿女,也各自成家,各带小孩,也构成 了一个独立的家庭支脉。
幺妹兴秀和幺妹夫,四十多岁,养两个子女。儿子小陶,女儿小丽,都在外打工,到春节前,也回来团年了。
除我之外,兄弟姐妹们都住在同一个行政村,分属两个自然村,相隔三二里路。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与祖辈一样,老老实实地过着农户人家默默无闻的生活。
大哥兴华,年轻时在西北边疆服了几年兵役。十多年前,开始做村主任,现在做村支书,为乡亲们张罗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他养了两个子女。两月前,他的儿子小强才结了婚。结婚那天,我与妻小华回大哥家,见识了当今农村婚娶的热闹与隆重。那时,我女儿小星还在成都上大学,没放寒假,未到场领略到堂兄娶嫂进门的盛大喜庆与农村人如今的幸福欢乐。
腊月二十八下午,我们一进大哥家的门,侄儿媳妇小红就端水递茶,大嫂志英就杀鸡煮肉,她们婆媳俩忙里忙外,一屋子热气腾腾,暖意融融,早驱散了刚才途中的一身寒气。妻小华问起侄女小焕,大嫂志英说,昨天就出门打工去了。我说叫等你二叔回来团了年再走,都不行。说这几天到上海的火车不挤。怄人啊。我劝说,孩子大了,让她去闯闯世界也好。大哥说,大姐二姐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都外出打工了。村里有一半人口,甚至全是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屋头只剩“六一九九部队”的儿童和老人了。这些人出门打工,没有文化,只能登三轮、当保安、当门僮、帮建筑工地,甚至到山西挖煤,健康和安全没一点保障。没办法啊! 我知道,这位农村的基层支书,心中有着深深的忧患。我还知道,外出务工,已经是四川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不外出打工,土地又不够种,加上退耕还林,我的这些侄男甥女们又能干什么呢?尽管出卖廉价的劳力,常常还被拖欠工资,或者吃几年青春饭,但劳务输出是一种趋势,也是山区青壮劳力一种无奈的选择——至少目前如此。
川西北的高山深壑塑就了我兄弟姐妹淳朴敦厚的农民性格,坚韧,朴素,热情,勤劳,也充溢着浓浓亲情。迎着春夏秋冬的朝霞暮霭,我的兄弟姐妹们就在这叫做罐子沟的大山里,生产,生活,繁衍,发展。我为自己离开故土的生活辛苦奔波而一事无成虚度半百,感到沮丧和懊悔,又为兄弟姐妹们充实的生活感到欣喜和慰藉。
四
喝罢茶,抽完一支烟,大哥兴华说叫侄儿小强去通知幺妹兴秀一家明天早上回来团年。
正说着,门外突突响起了摩托声。小强说,说曹操,曹操到,陶娃子来了。
果然,一个高大的小伙子,裹一身雪风,推门而入,叫道,大舅,大舅母,吃夜饭了?转身发现我们,双招呼道,二舅,二舅母,星姐,你们回来了?
当甥儿小陶高大的身子转过来时,背后还站着一位娇小的陌生女子,带几分羞涩。大嫂说,这是陶娃子的女朋友,叫小张。又介绍说,这是二舅,这是二舅母。但那女子只怔怔地,十分腼腆地坐下来。
一屋人正围着熊熊的炭火炉热闹着,门外又有人吆喝道,大嫂,夜饭煮熟了?我们齐声说,幺妹来了。小陶说,我们骑的车,我妈走的路,听说星姐回来了,我妈说叫今晚上我们家去。
话音落,幺妹兴秀推门进来,同大家打招呼。隔壁弟媳文会,侄女小燕也都进来了,与幺妹打招呼,说些笑话。幺妹大声武气,说话中夹一阵哈哈,透着中国农村普通农民妇女纯朴、善良、热情和乐观的情绪。这是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情绪,诠释着他们对生活意义生活热情幸福人生的注解。
喝过水,幺妹说,今晚,你两弟兄好生摆摆龙门阵,我把孩子们接去。大嫂说,星儿他们刚到,就不去了嘛。大哥说,随便,只是明天上午要早点回来团年啊。
小强和小陶费了好大劲,才把隔壁侄儿小荣弄上摩托车,小心地推着,小红、小张、小燕和我家星儿跟幺姑一路走。看着这群活泼而又幸福的孩子远去,我想,加上甥女小丽,今晚,不把幺妹家房子吵翻才怪呢!
偏远山村的另一户农家,今夜有年轻人不眠的欢笑。这些在城市里打工和读书的兄弟姐妹,又一代朝气蓬勃的农民子女,会把城市的现代文明和活泼的激情,溶进这原本朴素而理性、传统封闭而又日渐进步的罐子沟浓黑的夜晚。 五
享受了大嫂和弟媳共同献艺的一顿丰盛晚餐,酒足菜饱之后,大家围坐在火炉旁,就着炭火聊家常。三妯娌们,叙些别后情景,交流些相夫持家养子育女的经验。
大哥和我,说起了农村做活路的事。“做活路”一说我印象最深。早年我在农村,也天天做活路,但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说法的意思。以我如今知天命的岁数来审读这个词,我更佩服起农民语言的深刻性。城里人做事叫上班,叫工作。农民把下地劳作叫做活路。不做,就没“活路”,就饿肚皮,就只有“死路”。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里人也是在做“活路”,奔生路。并且,任何一个城里人,上溯三五八代,也都是从农村土地上走出来的“做活路”的农民——尽管有些“城里人”已经记不得或不愿记得自己血液里的“农民”成分。
川西北大山最有过年气象的,就是生一大塘炭火,大家围坐一团。大哥家的堂屋,就是一个大客厅,装饰得与城里住房一样豪华阔气,粉刷一新,窗明几净,并且比城里任何房型的客厅还要大——足有近百米呢。记忆中,罐子沟的人每家在堂屋角上挖一个坑塘,倒一背棒棒柴,烧得烟熏火燎。今晚,大哥家客厅中间,生两盆熊熊的炭火,使满屋子的人和所有的家具,都沉浸在融融的温暖和无限的幸福的气氛中,使人都忘记了这是岁末寒冬,以为到了灿灿春光的仲春之季了。
打开电视,大哥家的“锅盖子”能收到五十多个频道的中外节目,任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欣赏。大哥家的三十四吋大彩电,比我家的二十五吋,阔气多了。我们在城里,才仅收二十个频道,每年还须交百多元收视维护费。城乡差别倒置了啊!
我把电视调到一个音乐频道,里边正是一个大型乐团在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屋子没几个听得懂看得懂的,都嚷着调台。是啊,我的这些农民亲人们,谁懂得命运?谁又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呢?他们都能足踏实地地在深山里生活,命运之舟信缰由马,甚至不知道有悬崖或陡涧呢!
青年作家谢云的著名散文《背在背上的井》和《麦地》,叙述了浓厚的故乡情,展现了川西北浅丘地带农民过去和现在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态度,思考了农民和土地现在和将来的命运,读来令人抚节赞叹。在我记忆里,刀耕火种,砍柴割草,伐木烧炭,栽洋芋,砍耳棒,种包谷,采野菜,拾菌子,挖药材,养猪,放牛,偶尔上坡猎几只山鸡和野兔,整天与锄头、斧头、柴刀、背篼、斗笠、蓑衣、猎枪耳鬓厮磨,吃拌汤、搅团、草草饭、火烧馍、酸菜、泡菜、干盐菜,这些,便是川西北山区我的故乡罐子沟的农民全部的生存世界和生活内容,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大哥在村上为乡亲们跑点路,自己偶尔也做点小生意,大嫂种几亩山地,养些猪牛鸡鸭,孩子们外出务工,全家的日子,过得如同眼前这盆炭,红红火火。宽大的客厅,崭新的布艺沙发,铺了瓷砖的卧室,大彩电,移动电话,自来水,全自动洗衣机,哪一样都会令我们“城里人”羡慕不已。此时,我确实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送来的阵阵蕙风。
大哥说,这些年,农业税免了,乡上的双提款也不缴了,好是好,但这些年给孩子办婚事是我们当农民的最头疼的。不管外出打工,还是在家种地,凡20来岁的小伙子,就要急急忙忙寻一房媳妇。当然,大多是自由恋爱,也有少数由亲朋好友牵线搭桥的。大人们认为,趁着自己还硬朗,可以早些帮着小辈带孩子。若自己七老八十了,没能力帮小辈,很是遗憾。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大多花开有主。有儿娃子东挑西拣,混到二十八九老小伙子,最后连漏油灯盏都没剩下。好姑娘都早嫁光了,瞎麻跛癞都不剩。办一台酒席婚宴,就算女方通情达理,不勒索彩礼,就算房屋家具一切齐备,少个一万两万也办不起啊。听着大哥这些话,我在心里为杜甫两句诗剥皮: 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急白父母头。
半夜里,几声犬吠声,似乎是在唱山村夜曲,令我想起,我此时置身在龙门山脉深处一个小山村,置身在我半个世纪前初临人世的地方,我的故乡,我的生命之帆的起锚之处,我的骨肉亲情的聚集之地。 六
故乡过旧历年的一个重要风俗,是子女们要到先辈坟前去化些纸钱,奠杯敬酒,烧炷香蜡。大哥家没有神龛,也没有贴挂“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神榜,对天地的敬畏,对双亲的怀念,对师长的尊崇,都用不着在神龛前烧香磕头的。用上坟的传统形式,表达对先辈的追悼和怀念,逢着年节,是少不了的。
岁末倒数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上午,吃罢早饭,大哥就张罗着贴春联。春联是从市场上买的。大红纸上镏金大字,写着户纳吉庆门迎新春一类的对子。然后,大哥又取出几刀火纸,备些香蜡,又叫大嫂准备刀头敬酒。他找来毛笔,命我当起了文墨先生,叫我在他已经做好的钱纸上写封面。他说,这如同我们阳间寄信汇款,要写好,写清楚,先人们在阴间才能收得到。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写“故显考某公讳某某老大人收用”字样,落上我们孝子孝孙的名字。给婆婆爷爷写,给父亲母亲写。未写完时,弟媳文会又叫去隔壁给她的亡夫我的亡弟兴模写纸钱封,说小燕他们也要去给他爸上坟。
刚写完,墨迹未干,幺妹率侄儿侄女一大路人马也热热热闹闹地回来了。他们还备了几饼鞭炮。大哥说,走,上坟去。
我们出门时,一群相思鸟在檐后竹林里歌唱,一群斑鸠在竹林上飞动。难道鸟雀们也在欢度岁末,吟咏田园牧歌,为生命生存而欢唱和舞蹈?
婆婆爷爷的坟和父亲母亲的坟,都在房后百多米远近。我们在每座坟前点燃香蜡钱纸,摆上刀头敬酒,四家人老老少少依序儿作揖磕头,小强小陶在坟边点燃鞭炮,噼噼啪啪,墓场上顿时热闹起来,想必祖先们在地下也歆享着过年时子孙们刀头敬酒纸钱香烛的孝敬和人世生活的热闹气氛。
孩子们又去给我的亡弟兴模上坟去了,他的坟要稍远些。我们大人们仍伫立在父母坟前,等纸钱慢慢燃尽,避免冬天坟场干柴干草发生火灾。山风吹过,纸钱卷几个旋儿,大哥说是先人在收阳间寄去的过年钱了。我看着纸钱燃烧的火光,脑子里浮现出父母生前的音容笑貌。我们把敬酒奠在墓碑前。我还点了几只香烟,塞进父母坟头石缝里,几缕青烟在坟头缓缓飘散。
再看石碑,庄严地刻着“故显考……”和“故显妣……”的字样,孝子栏里,刻着我们兄弟姐妹和侄辈孙辈的姓名。这碑,是大前年清明节大哥和幺妹操办树立的,给父亲母亲各立了一张。立碑,表达子孙的一点孝心,这是中国人传统的悼念方式,也是中国人道德伦常的一种见证。 七
上坟回来,便是这次岁末回故乡的重要节目了——吃团年饭。侄儿小强把隔壁他的堂弟小荣接过来,小陶在大门外点响了鞭炮,团年饭就开始了。
三张八仙桌摆在客厅里——堂屋大,摆三张桌子还显宽绰。大哥和我被推到了上座——大姐兴泽二姐兴书两家人没来大哥家团年,他们在各家享受着儿女们的孝敬与欢乐。
桌上的山珍海味,不用叙述了,肯定的说,不比当今城里任何一家餐馆的菜肴逊色。这一见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见大嫂和弟媳的厨艺不错,三见农村人的豪爽和热情大方。
大哥西装革履容光焕发,咋看也不再是过去的土农民形象了,甚至不减当年从部队复员时的那份英俊。他端起酒杯,面向三桌亲人,致了一通十分朴素而又十分得体的祝酒词,主要说到我们一家难得回来团一回年,大家为来年的健康快乐顺利,干杯。
我也为全屋的人祝酒,然后是小辈们轮翻着给大哥和我敬酒。每一个人都说出热情洋溢的祝词,弄得我和大哥两个年过半百的人热泪盈眶。
敬酒、敬菜、说祝福的话,满屋子热热闹闹,热气腾腾,龙门山深处罐子沟这个普通的农家,和许许多多农家,甚至和全国的千千万万农民家庭一样,隆重地欢庆这个年年都有的岁末。 八
酒席宴一直持续到下午很晚。之后,大家喝茶,嗑瓜子,吃糖果水果,看电视,唱OK,摆龙门阵。孩子们还整两桌扑克斗地主。满屋子飘溢着热烈而浓郁的年的气息与味道。
我纵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我岁末的这次故乡之行,对故乡的山水和人事的变化,都是不容置疑,令人欣喜和感动的。这种感动,又深深地渗进我的血液。这种感动,也是我这些质朴的语言不能完全尽述,完全表达的,只能用心灵去体味,去领悟,去感受。
我的亲人们都是农民,过着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的生活。农民,这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这个在农耕文明中煎熬了几千年的阶级,这个在如今社会变革中仍需要扶持和理解的土地主人,尽管生存状态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困惑和前景又无不令人担忧啊!所以,我又必须承认,在中国,农民问题,仍是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啊!
傍晚时分,城里来车,接我回去值班,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故乡,告别我罐子沟的农民亲人们。
大哥兴华全家,弟媳文会母女——侄儿小荣除外,幺妹兴秀全家,一只浩浩荡荡的队伍,把我们送下院坝,送过小溪,送上公路,送进汽车,一一话别。汽车开出很远,透过湿润的眼睛,我看见他们,我的亲人们还站在路边,站在我生命的故土上,望着我们汽车远去的方向。
我在心里默念着艾青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通联:(62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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