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食堂

　　我在机关食堂上了七年大灶。 　　正式上班的那天，我被安排在秘书科，任务是打水扫地，接电话，通知会议，给领导派车，学习写材料。呆呆地坐了一上午，没有任何事做，连电话都懒得响一声。难道这就是上班？先我一年工作的小安坚决予以肯定，并附之以老兵抑揄新兵的轻笑。中午时分，负责文档的田老师关切地向我交待机关注意事项，她的眼中一派慈祥，投到我身上有种福利的感觉，其时我头发盈耳，穿长筒马靴，披一件和丐帮九袋弟子相同规格的外套，喜好朋克，目空一切。田老师叫我中午去她家吃饭，浆水面，遭到我的断然拒绝。于是她就让小安带我去机关食堂吃饭。 　　食堂凭票吃饭。买票的小伙子是电工兼保管，他的办公室兼仓库大如礼堂，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型号和规格的齿轮、轮胎、机油、镙丝、电风扇等等，几条干净的毛巾一丝不苟地挂在铁丝上，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好闻的橡胶味。那是我见过的最整齐的仓库。他坐在仓库一角的桌子前，很权威地清点钞票和钣票。饭票是一些塑料片，上面印着“中共××市委机关食堂”字样，面额和二元内人民币等同。这种凭票吃饭的生活是我熟悉的，上大学时饭票是硬通货，足额保值，可以在校园方圆五里内的商店、书店、菜摊、啤酒摊通行，打扑克也以饭票为赌资，被学校抓住了因不涉及现金聚赌，便从轻从宽处理。 　　食堂的大师是个胖子——大师不胖，天理难容——姓阎，由于烧饭菜的水平每况愈下，两年后他改烧锅炉，成了伙夫，每天泡一大缸子茶蹴在锅炉房斑驳的红漆大门前吹凉风或晒太阳。工勤人员在机关的级别自低向高大致如下：清洁工、花工、大门门卫、办公楼门卫、电工、传达室收发（外收发）、办公室收发（内收发）、打字员，若从食堂起步，则遵循以下顺序：厨师、伙夫、保管、司机，倘是领导的专职司机，虽名为轿夫，则待遇参照如司级干部。老阎两年后由厨师而伙夫，无疑是升了一级，他在食堂干得不出色，但按照只升不降的要求，他去烧锅炉也是跨行业的调整。 　　我第一天上灶时老阎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笑脸，他的脸大如脸盆，笑起来犹如盛开的向日葵。他还赠给我一个粗瓷大碗，是革命烈士赵一曼使用过的那种。我用这只粗瓷大碗吃了两年多的饭，最后不小心打碎了，让我很伤感，仿佛打碎了铁饭碗。 　　在机关食堂吃饭的除了大院的工作人员，还有附近各部门各单位的干部、工人、记者、警察和银行职员，还有一个独身的不知从何处退休的老头，有时还有民工。其中大部分是单身年轻人。市委书记也来机关食堂吃饭，和我们吃同一锅面条，所不同的是他有四样小菜和一小包餐巾纸，坐在包厢里，有人陪同。市委书记在里间认真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大厅吃得兴高采烈，互相给对方起绰号，广为流传的绰号除了岳不群、情圣等等外，大部分以其单位的首长相称，叫人大的为主任，叫政协的为主席，叫宣传部的为部长，叫银行的为行长。在这些饭友中，我曾为妻子的姐姐物色过对象，他们谈了三个月告负。我也曾为二姐物色过对象，未成功。我还想为自己物色对象，台词都想好了：既然我们两人都没地方吃饭，不如一起埋锅造饭吧。可惜大灶上没有一个既单身又年轻还漂亮的女子。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位刚分配到科技局工作的女大学生，怯生生的，连一句话都不说，后来在饭友们的带动下，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油——比我都油，我已经分不清她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了，我编排好的台词终于没能说出口。 　　饭友换得很勤，一个接一个饭友成家了，有饭吃了，每隔几天去食堂，就能发现新面孔。大师也换得很勤，每当饭菜里吃出了头发丝、橡皮筋、编织带，或者稀饭清澈如矿泉水，面条生硬如钢板，大师就会被换走，经营方式也会略有改革，从全额拨款到差额拨款，再到股份制、民营化，饭桌从圆的换成了方的，窗户由铝合金换成了塑钢。最后，搁置碗筷的书架式架板换成了封闭式橱柜，每人占一个小格子，编了号，像多宝阁似的。 　　我在机关食堂上了七年大灶后成家了，伴郎是饭友，礼宾是饭友，司仪还是饭友。他们闹新房时出了许多技术性难题，把我折磨得七荤八素，但我内心十分感动。倘没有他们捧场，我的简陋而不乏热烈的婚礼将显得极其沉闷和尴尬。其时饭友们一起调侃饭龄超过了九年的一个小伙子爱灶如家，他就反唇相劝已经开了小灶的饭友们常回家看看。 　　我还是常去上灶，加班时，妻子不在时，没处混饭时。食堂的大师换成了老刘，似乎专为颠覆“大师是胖子”这一公理，他长得精瘦如柴。与此相适应，他做的菜以条状为主，极少块状。他的馒头降了五分钱，面条涨了两毛钱，臊子时好时坏，像一个无法估摸脾气的旅客。旧碗橱淘汰掉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墙角码着几摞各式各样的碗和饭盒，瓷的、铝的、不锈钢的，圆的、方的、扁的，蒙着厚厚的灰尘，活像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文物。一直在食堂打杂的老唐说，这是近十年积下来的碗，它们的主人曾经长期是这儿的食客，现在，他们都不知去向了。他们都升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