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你好，汽车　　　　　　　　　　　　

　　1976年的春夏之交，我还在读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出了好多事情，一月份周总理逝世，戴过一次白花和黑袖章，然后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全国人民为之惶恐不安，突然冒出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来，而且就在祖国的首都，在毛主席的身边！大家惊恐万状，不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一年，我在报纸上读到最多的文章就是追悼会、讣告和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漫画、标语、最高指示以及各地群众、人民团体表决心的文章。一股浓重的火药味一直飘到了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因为在不知道什么场合主说了些江青的坏话，就成了现行反革命，立即被穿着蓝色制服的公安五花大绑地押走了，那时看到了印有“公安”和警徽标志的吉普车，这在我来说是第一次见到汽车。四个轱辘并且屁股后会冒烟的家伙，在那之前，我只见过生产队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前者更像一辆汽车，有一个后挂车）。当刘老师被五花大绑地塞进了吉普车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学都被吓傻了，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校长在操场上如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了县革委会对于刘老师罪行的处理决定，开除其公职、依法逮捕并审判其罪行。而我们感觉刘老师更像个好人，他平时多老实啊，连开个玩笑都不敢的人怎么一眨眼功夫就成了个现行反革命了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许多老师上台表示与刘老师划清界限，并踊跃揭发刘老师的其它“罪行”。我感觉那个胖校长更像个地富反坏分子，特别是他腮帮上有一颗大大的黑痣，满脸横肉，对，像《闪闪的红星》里边的那个胡汉三！或者像《红色娘子军》里的那个南霸天！我们都觉得纳闷了：这好人与坏人到底有没有明显的辨别方法呢？从电影上学来的那一套似乎在现实中不灵了。我看见刘老师在被公安推搡进吉普车的瞬间，脸上表情很自然，并无一点惊恐，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不像个坏人，倒有点像电影里头很正面的英雄，比如《烈火中永生》里的那个许云峰或是《闪闪的红星》时的潘佟子的母亲。蓝白相间的吉普车让我感到无比的恐惧，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靠近吉普车。那时感觉吉普大概就是专门用来押送犯人的吧，比如电影《英雄儿女》里头有一幕――王芳的父亲被敌人押上汽车，然后在一片令人恐怖的警哨声里绝尘而去，让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后边拼命地哭喊着。我不知道刘老师最后的命运，我却知道“四人帮”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下台了，全国又一次卷入了欢庆的高潮中，而离毛主席逝世仅仅隔了不到一个月。铺天盖地的大红字报贴在了字迹尚未完全消裉的悼念毛主席的字报上边。“王张江姚”四个人被极度夸张地绘成了各种丑陋的形象，到处张贴，各种笔尖带着血刺向了他们，巨大的工农兵的铁拳砸向了“四人帮”。各种批判文章像雪片一样落向每一块空着的墙壁。而那个不久前还站在学校的司令台上大批刘老师的校长也完蛋了，罪名是“四人帮”的忠实走狗，打入教育战线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后来才知道，他让人揭了老底，他父亲曾经在解放前的国民党县党部当过几天出纳，所以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分子。这样的人怎么能混进教师队伍并且当上了校长呢？不久，校长就被五花大绑地押进了公安的吉普车里，我想，应该还是那一辆吉普车，因为车头的灯上碰掉了一块漆皮，上次我看见过。 　　后来有一次，有机会搭上了大队的拖拉机去参加盛大的群众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拖拉机是洛阳拖拉厂生产的，大轱辘小轱辘，后挂上站满了手持彩旗的生产队员们。我父亲是鼓手，所以，我也混了上去，挤在人群中间。大家情绪激昂，有说有笑。拖　拉机突突突地开进城，一路上我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从高高的行人头顶上很快地移动过去，我只有从电影里看到过，而这次却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回。拖拉机头前挂着一个匾，也是欢庆“粉粹‘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街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鞭炮、锣鼓、呐喊口号，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不间断地播放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的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怀揣着大队发给我们的一块烙面饼，到了县体育场，在涌动的人流里挤向主席台。许多人的脸上流着泪水，仿佛是解放时的开国大典上的情形。当时的体育场上大概不下两三万人。我们很晚才回来，拖拉机突突突地驶过乡村的土路，村庄沉浸在无边的夜色中，昏黄的油灯光偶尔漏出窗户，像天上的星星。在激情过后，我们才发现一整天才吃了一块烙面饼，连口水也没有喝上，这下才觉得口干舌燥、肚子里唱着空城计，手臂又酸又累，举了一天的红旗。坐在拖拉机上，巅得厉害，像坐在浪尖的小船上。风呼呼地吹着我们汗嗒嗒的身体，感觉有点凉嗖嗖的。车前灯雪亮地往前照去，在黑漆漆的田野上空划来划去，扫过一棵棵树、房屋、水塘、甘蔗地。第一次的坐“车”感觉让我难忘。那时候能当个拖拉机手就是个让人羡慕的差事，至少得是共青团员，还得是大队的生产骨干，根正苗红才行。开拖拉机的小孙在当年是村里多少姑娘心仪的对象呢！大队的拖拉机房就在大队部旁边，我们上学放学必经之路。我们经常停在拖拉机房门口，看着小孙擦着拖拉机头，给拖拉机上油或是维护。他也总在我们面前摆活。啧啧，我们摸着那大轱辘，心里羡慕得不行，就央求小孙让我们上驾驶室摸摸放向盘，揿一揿喇叭。 　　1979年秋季，我上初中，到涵江秋游，头回坐了公共汽车。我们背着军用铝水壶，带着酸洛提（一种阿尔巴尼亚式酸面包），老师带队走了十几里路来到汽车站。去涵江的汽车三小时才一班，我们从五点半等到快八点才等到一辆空点的车。到涵江十五公里路，我们走了快一个小时。那一路上，大家多兴奋！毕竟不是拖拉机能比的，有车篷，有明亮的玻璃窗，有座位，我们几乎都想着能在车上多呆会儿，希望车能够驶上一两小时再到涵江。路上，有不少人是走路着的，那时，从莆田城关到涵江的车票价是三毛钱，而一斤猪肉才七毛钱，坐一趟车几乎花去半斤猪肉的钱，所以，许多人都舍不得坐车，走路是首选的出行方式。我们感觉一小时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不到一会儿就从城里到了我们村，然后又到了下店、畅林、大桥头、埭里、安仁……这半斤肉让我吃，也得两三天时间，这小半会儿就没了！所以，心里又疼起那三毛钱来了。对，这三毛钱够我买六本《三国演义》的小人书了，这么又兴奋又心疼地坐着车，外边的景物一直往后飞跑，那种感觉真是惬意。 　　后来，村里有不少人买了自行车，分田到户了，家家都忙于自己的田地，我也经常下地干活，我就跟着自行车后跑，追着自行车，感觉跑的速度几乎和自行车差不多，可是很快就累得上气接不上下气，所以，羡慕那些能够骑上自行车的人，多风光啊。那时脚力好，动不动就想跑着，光着脚丫在细腻而有点潮湿的乡村土路上飞跑，是一种让人兴奋的经历。我追着偷嘴的羊、牛或是猪、鸡、鸭，追得鸡飞狗跳的。后来，隔壁家的祖腾和连芬合着买了台手扶拖拉机，搞起了小运输。我经常去他家，看他摆弄手扶和手摇发动拖拉机的样子，手扶拖拉机的响声大，嘭嘭嘭，黑烟直蹿，一股浓浓的柴油味弥漫开来。我经常坐他的手扶去拉麦秸、草垛或是牛粪，一路上也算是过了把瘾。衣服不时蹭上乌黑的机油。那一年我十四岁了，上初二。村里买了辆大解放，拖拉机卖了，村里准备搞一个运输队，往杨桥岭下的几家机砖厂拉土，司机还是那个小孙，不过已经结婚了，应该称孙司机，他喜欢别人这么叫他。我们家80年翻盖旧房时，让他帮着拉了一车机砖回来，感觉那才叫汽车，好家伙，一车砖就堆满了院子！ 　　那时候，公路上也少得见小车，我是84年后才在县委大院里见到一辆小车的，是苏联产的“拉达牌”，乌黑锃亮的漆皮，让我眼睛直盯了好半天。在县城街上行驶的车子不多，偶尔才有吉普，就是北京吉普，很少再看见那种公安的吉普车了。我又想起了刘老师和那个胖校长，那时多半已经湮没于尘烟了。坐汽车，成了我读书并上大学的最初愿望。在1985年的夏末，我终于坐上了从莆田开往省城福州的长途汽车，并从福州坐火车到了杭州，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从此，我离开故乡并一直在外边漂泊着，从汽车到飞机，几乎什么车都坐过（除了囚车和殡仪车外）。我感觉，人生多半是在旅行时度过的，从一地到另一地，从少年直到白头，生命不息，漂泊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