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理发过年

　　　　理发过年 　　腊月八一过，腊八粥一吃，年的味道就一天一天地浓了起来。 　　过年了，过年了，似乎年就是跳高运动员面前的那根横杆，似乎整整一个腊月人们都在用来助跑，以便顺利地跳过那个高度。 　　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能跳过那个杆子。跳过去的，自然高兴得把手挥在空中，把拳头攥了又攥如同要捏死一只鸭子；没有跳过去的，扫兴是有些扫兴，脸上确实也有些无光，但总不能因此就躺在那儿不起来或者一头羞死。什么叫过年？什么样过才叫过年？以前，我是吃到了白面馒头加粉条烩大肉算是过了年了，可同样是以前，吃到了白面馒头粉条烩大肉的人，竟然会认为从此开始了苦难的人生。所以，跳过了那个杆子的人固然可以自由地欢呼，没有跳过那个杆子的人，还得抬起头来继续走路。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也没有过不去的年。大过是过，小过也是过。有人认为别人还了自己的钱就是过了年，有人认为还了别人的钱就是过了这个年；有人认为过年就是弃旧鞋，有人认为过年就是穿新鞋……而我呢，理一个发，我的这个年也就算是过了。 　　上中学时，我们尊敬的数学老师每过一段时间，面容就会周期性地焕然一新。我们看着他刚刚理过发刮过胡子的脸，如同看到了久别重逢的十五的月亮。他的洁净的脸和他一个月63元的工资，曾鼓舞我们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将来做一个县城中学的人民教师。后来我果然考上了大学当上了老师，然而也许我所在的并不是县城的缘故吧，每当头发长了的时候，也就是我“缘愁似个长”的时候，是我向自己庄严提出“怎么办”的时候－－天津有种叫做“狗不理”的包子，我对我的头发也有个“三不理”的政策：地点如果是闹市区的大理发馆，不理；理发师傅如果是年轻女子，不理；他们的理发工艺，如果只剪发不刮胡子者，亦不理。 　　这个在开明人士看来并不合理的“三不理”政策，确实也让我自己饱受其苦。 　　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有着浓重的小农意识，对人生社会好像有一些不正确的成见，比如我认为：虽然西瓜是越到中心的越甜，但毕竟人和西瓜不一样。越是城市中心的人，越不像人，越没有人情味，越坏，越精，越会骗人；比如我还认为：虽然世界上有所谓爱情一说，但男子汉大丈夫，却应该远女色而绝粉尘。应该不苟言笑，应该像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冷面酷容；比如我最后认为：一个理发师，如果只会剪发而不会刮胡子，就如同一个学生只学会了加法而没有学会减法或者像一个饭馆只卖饭而不给筷子一样是不能容忍的。以上三点就是我小题大作把个区区理发小事大而化之的原因，也就是我视理发为人生一大难事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好意思说出来，那就是以上三种理发的方式都比较花钱－－理一个发的钱，够甘肃清水县的贫穷农民一家人吃两个月的盐呢。 　　当然也够我自己吃一包中上水平的香烟。 　　当然我的头发也并不是一年四季经常长长地长着，长得像一个外强中干的艺术家。天无绝人之路，上帝看我这样不愿进理发馆，他老人家觉得总不能让区区一头黑发难倒一个英雄好汉，于是他就给我配备了一个会使用剪刀的妻子。每当我的头发长到一定长的时候，我就对我的妻子说：“喂，麦子又黄了，开镰吧！”或者说：“韭菜又长了，动刀吧！”我的妻子真忙，她是一个小学教师，她们的学区校长是一个上进心特别强，特别想把官做大或者上进心特别不强特别不想把官做大的人，一个黑脸的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不愿意自己脚下的石头有片刻的自由，或者说他不愿意自己的牲口有片刻的休息，所以我的妻子每给我理一次发，就要少写两页教案，少批两本作文，少写几句工作计划。少写就少写吧，我的发还是要理的。于是嚓嚓嚓，嚓嚓嚓，短了，行了。 　　要过年了。一年到头了，这一年的时间辛辛苦苦地总算是到头了，连贫苦人家的孩子喜儿也要买上二尺红头绳把她的头发扎起来，我堂堂一个人民教师，一年到头了，总不能还这么嚓嚓嚓地胡剪几下了事吧？所以，这一年的最后一次理发，我就请理发师傅理。可是鼓足勇气出得门来，左右一看，虽然遍地都是美容院和所谓发艺研究室，但是要找一个朴朴素素的理发店，却并不容易；要找一个自己感到合适的理发师傅（年纪大些的、男的、会刮胡子的，或者脸上抹的粉脂不是太厚的），那几乎就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了。不容易也得找，实在不行了，就乱碰，都大年三十了，来不及挑三嫌四了。 　　其实，发艺设计中心的人“研究”我的头发，从声音上判断，却还是嚓嚓嚓而已。 　　理完发，骑着车子举着一个洁净的轻爽的散发着一种异样的香味的头回家，哼着歌，让母亲看了，让妻子看了，让女儿看了，大家都说：好，很好！那高兴的口气，好像我上街赶集买回了一棵价廉物美的白菜。而我摸着刚刚收割过的麦地般的头，心里想：又一年了，青山还在，明年又不怕没柴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