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狮山的先生

　　因了搬家的缘故，又一次触及那一摞狮山时的课堂笔记。掸拂净那些积落的岁月的浮尘，再漫不经意地展开。一页页“哗哗”翻动时，竟又恍惚看到了那些暌违已久的先生们。其时，正薄阴微晴，略有小风细雨，极散漫地，于窗外飘飘摇摇；此种气息和氛围，正适宜忆念，怀想。于是，有关狮山的先生们的种种记忆，当年他们各自的神情风采，便一点点地，从沉睡的往事中醒来，浮显于我的脑海胸际。
　　　　　　　　　　　　　　　　　
　　大一时，最先震慑住我们这些刚进校的“毛疙瘩桃子”的，是写作课教师王朝源先生。王先生当时年届而立，风华正茂。又西装革履，风度斐然。举手投足间，多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甫上讲台，就满口“意识流”、“全方位”、“终极关怀”之类新鲜词儿。且句不加点，滔滔如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骄子”们，一时间，都目瞪口呆，张惶失措。所幸，王先生与我们年齿相若，共同语言也多，彼此间的隔阂和距离，便少了几许。他对我最初那些所谓的作品的肯定和赏识，激发了我对写作的信心和热情。
　　　　　　　　　　　　　　　　　
　　对我日后的文墨生活，影响至为深远的，还有范昌灼先生的散文创作和理论。范先生貌相平平，口舌亦非如簧，但话语质朴诚笃，句句都落到实处，绝无虚妄矫饰。正所谓言如其人，大巧若拙。范先生讲散文的原理、规律和流变，也讲自己的创作甘苦、得失和体会，既言传，也身教，深入浅出。在“诗”过一阵之后，我能转而操动“散文”这支笔，偶尔划拉些文字，换几文烟钱茶资，有他大大的功劳。便是现在，偶在报刊上看到他的东西，或文章，或理论，也仍有如聆其面之感，每读，亦多有所得。
　　　　　　　　　　　　　　　　　
　　也许就因着自己对文学的爱好，狮山四年，对几位文学史老师，都多有好感。汪涛先生个头不高，其貌不扬，但他所教之外国文学史，始终洋溢着一种高蹈独具的个性和精神；就像那些高标卓识、意气盎然的西文作品。张昌余先生教授唐诗，既吟且诵，抑扬显豁，顿挫分明。再辅以一手潇洒通脱、无羁无拘的粉笔字，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犹记得先生赏析张若虚之《春江花月夜》时，让我们既欲记下那连珠若串的妙语，又想浸沉于春花灿灿、春月熠熠的意境中，而终究难顾两全的情形。杨宗国先生的当代文学史，亦谨严有度，入耳动心，自成一体。杨先生品行端方，性格狷介，素为我钦佩服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就选的他。杨先生知我性情桀傲，为人疏狂，曾劝我弃文旁骛，以免罹祸。后来，我虽孤行己意，未肯听从，但先生的真挚坦诚，和殷切关怀，依然铭记心底。
　　　　　　　　　　　　　　　　　
　　印象最深的，是万光治先生教授的秦汉和宋代文学。万先生身材虽仅中等，但敦稳庄重，自有风采。一头茂盛恣肆的黑发，常梳理得纹丝不乱，光泽炯然。一副秀琅眼镜，衬在线条饱满的脸上，显得清朗俊逸，若魏晋名士然。听先生上课，更是如坐春风，神清气爽。先生讲课时，难得打开讲义或课本。每站上讲台，便望住教室后面某处天花板，眼光破镜而出，犀利如剑，仿佛要穿墙而出，直透到“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渺远意境里去。接着开口。开口便有如悬河，汩汩滔滔，上下几千年的风雨岁月，便赫赫然、栩栩然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耳底。又仿佛水泻平地，洋洋洒洒着一股夺人的气势。宏奇瑰丽之境，或萧索黯然之意，全在那舒放有致的纵横捭阖中，得了充分的显现。其时，我们早已习惯了慢条斯理、温文尔雅的行课方式，万先生这种突如其来、挟风带雨的风格，便仿佛有一种特别强悍的凝聚力和威慑感，弥漫了全室，将一颗颗心灵，直带到秦汉两宋的沧桑烟云里。平时上课，教室里总是嘤嗡不断，嘻哈连连的，万先生的课，却清风雅静，幽寂无语，似乎所有人都屏声敛息，大气不敢稍出。先生却依旧目不斜视，似乎旁若无人。人呢，其实是有，都浸沉在先生用语言和气势，预设铺陈出的艺术氛围中，不知今世何世，亦不知身在何处了。
　　　　　　　　　　　　　　　　　
　　还有一位鼎鼎盛名的先生，拜读过大作，亦远瞩过风采的，遣憾未得机缘，切身聆听其谆谆教诲，那就是当时“隐居狮山”、现今浪迹海外的高尔泰先生。高先生蜚声学界，播名于学子心灵的，不仅是因凭那本《美是自由的象征》，更以其几十年风雨人生的坎坷浮沉，和坎坷浮沉中始终不改其志的高峻人格。在狮山时，曾多次听高年级的同学讲谈过他。从口气和言词里，感觉得出他们对先生的浓浓的尊崇和敬仰。这让我禁不住要想，对我们这些普通学子来说，能目视亲聆那饮誉四海的人，在讲坛上指点挥洒，侃侃而谈，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和自豪啊！──遗憾的是，这样想过之后，依然只能远远地瞻顾而已，依然只能茫然地想想而已。高先生衣着简洁素朴，常常是一件夹克或牛仔。但穿他身上，无端地，就多出了一种潇洒和儒雅，极富魅力。先生其时虽已年过五旬，发如银灰，却依然步履沉稳，行走如风。高先生经过我们宿舍楼下时，我总是缩在三楼或五楼的某扇窗后，满怀崇敬地望着他那矫健的身影和轩昂的气宇，但他不知道。有许多次狭路相逢，本欲上前行礼招呼的，但看着那飘逸脱俗的神致，终究还是惶恐胆怯地，躲闪开去了。我的心里，是如何的渴望着接近他，结识他，先生或许亦不知道。现在，高先生是寓在了大洋彼岸，那纽约城的繁华热闹里，我在这些肤浅的文字中，怀想着他，思念着他。我的心里，涌动着怎样的热切和诚挚，他却是更不可能知道的了。
　　　　　　　　　　　　　　　　　
　　高先生移居纽约的消息，我是从苏恒先生那儿获悉的。他们是要好的朋友。苏先生大名，我早已知道，我们大一所学之《文学原理新论》，主编者就是他。苏先生曾作系主任，但我们去时，他已引退了。苏先生自然也曾登台授课，但我们去时，他亦不授了。苏先生带研究生了。负笈狮山的四年里，我知苏先生其名，亦熟识其人，但苏先生未必知我，识我。1994年10月，在绵阳参加一个大型文学研讨会时，不期然遇上苏先生及其夫人，有“他乡遇故知”（不确，绵阳实为我故里）之感。上前行礼招呼，先生似不认得我。会后不久，却意外地接到先生赐书（大约是在会议通讯录上获得的地址），说在《新华文摘》上看到我的长诗《老区》，感觉很好云云。字里行间，颇多前辈对后学者的嘉许和鼓励。先生嘱我回信告知近况，嘱我到成都时，一定前去找他。次年夏天，重返狮山，首先到先生府上拜晤了一次。先生其时，越发地苍然老迈了。且已口不能言，只能笔谈。不过，这似乎并未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谈兴。在先生那雅致简洁的书斋里，我们相对而坐，谈了许多许多。夏日午后的阳光，与迎面袭来的阵阵书香，混含在一起，有一种特异的韵味，令人神思醉迷。先生虽年且古稀，却依然神思敏健，笔耕不辍。先生热情地问询我当时的境况和以后的打算，劝我留成都打工，说发展的机会多些，怕我蛰居边地，给耽误了。并提笔写信，多方举荐我到报社去。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终究未能成行，但先生对我的关怀，给我的温情和勉励，我至今仍铭刻在心。先生写的推荐信，我也小心地珍藏着。每每看到，眼前便浮想起先生那灰白驳杂的头发，和那平和挚诚、蔼然长者的脸孔。心怀里涌漾着的，也满是感动和钦敬。再就是记忆中，范仲淹评述严子陵的那几句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虽不妥切，却是一直想、却又一直没能对苏先生说出来的心里话。
　　　　　　　　　　　　　　　　　
　　除上所述，在狮山给我授过课的先生，还多，于此不能一一提及，甚憾。更其遗憾的是，我那时曾经特别地调皮捣蛋，胡作非为，不是一个乖顺的好学生。既曾逃过一些先生的课，也曾与几位先生有过龃龉过节。还曾抱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堂皇理由，故意刁难、驳诘过某些先生。甚至有几回，还从某些先生的讲坛下，昂首阔步、径直走掉而不以为忤──凡此种种，直到自己忝列人师后，望着台下渐渐多出的空位而心怀悲凉时，才幡然有悟，有不能已于言的愧疚和痛悔。
　　　　　　　　　　　　　　　　　
　　因此写下这些文字，聊表我的尊崇、感激和忏悔。我知道，这于他们，或许不会有丝毫的裨益，因为他们或许早已忘了；但在我，却只能如此而已。不敢期求他们的宽恕或宥解，但我愿意籍此铭记着他们给我的种种──我或许只是他们遍布天下的所有“桃李”中，最不成器的一个，而他们，差不多都是我唯一而永远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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