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久不来，贴个短文向大家致意：我们的鱼

我们的鱼 　　我们天台一队的鱼长得大哟！ 　　那些鱼，一早一晚浮出水面，在堰塘里无敌舰队一样游来游去，不知道羡煞了多少人的眼睛。 　　我们天台一队的堰塘，修在天顶寨下，紧紧地挨着那条通往寨背后朝阳大队的小公路，从那条公路走下来的至少有四个大队的人，从那条公路走上去的至少有五个大队的人。一个大队千把人呢。这还没算上那些走亲戚的，卖凉粉的，劁猪的，爆苞谷花的，卖锅的，磨菜刀的，做嫁床的。要知道，公社办公地址就在我们天台一队的地方，他们从我们队上征用了不少地，我们天台一队等于就是公社大院的外围基地了。那么你想想，这一条坑坑洼洼的土石公路，得有多少人经过，我们天台一队的鱼，得羡煞多少双眼睛啊。 　　队上是前年起的鱼。再次关上水后，队长王猪儿同志在社员大会上说，我们天台一队要喂大鱼，这是当前抓生产促革命形势的需要。公社有好几个水库，水库都是长年蓄水的，那里面的鱼至少都是好几斤重的。队长王猪儿同志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公社就在我们天台一队，我们喂不出大鱼来，说明我们革命斗志不旺盛。底下的社员同志就啪啪地鼓掌，一边鼓掌一边说，狗日的王猪儿，一张B嘴生得好，又会吃又会说，他不当队长哪个当队长？ 　　王猪儿听到社员们说他，也不气。他这个人，就是这点儿好，永远是笑嘻嘻地跟你说话，哪怕是你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把队里的公款买猪脚炖着吃了，他也不会生气，还是笑嘻嘻地跟你说没有哇没有哇我那回明明炖的是猪下水嘛。王猪儿继续说，我们每天都要给鱼喂草，一个组一个组来，喂草的数量按人头计算，草全部要过秤，不准在草里面装石头，不装在草里面淋水，哪个龟儿子乱来就扣工分。王猪儿还是笑嘻嘻地说。不过社员同志们都明白，王猪儿说扣工分，那是真地扣，不是假地扣。笑嘻嘻的王猪儿扣起工分来从不手软。 　　于是，第一年热天，社员们便开始往堰塘里投草了，都是大背篓装草，一背篓一背篓猛往下投，引得那些鱼在浮草底下“啵啵”地打着旋子，然后把草一拖拖到水下，过一阵子才浮上来些草根。投的草太多了，鱼的嘴也刁了，光吃嫩草不吃老草，光吃草叶不吃草根。尽管这样，它们还是能把投下去的草吃个一干二净，浮在水面上的草根，只要一个昼夜就会完全消失。鱼也是些贱皮子呢。 　　到了第二年热天，投草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家家户户都把割鱼草当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割鱼草的活儿一般都是壮劳力出动，壮劳力不空时，便是老人、细娃儿上阵。那年夏天的堰塘埂子上，常常是一溜的人，等着专门掌秤的人过秤。 　　我们天台一队的鱼便是从这时候出名的。那些鱼，成群结队地浮出水面，或者三五成群，或者独自为伍，或者出双入对，常常引得过路人驻足观看。我们自己也出来看。我们端着土碗，碗里盛着苞谷羹、红苕稀饭、青菜稀饭，站在公路边，堰塘埂子上，齐齐地看。有七条鱼在一起游动，于是它们便成了从天上下凡来的“七姊妹”；三条鱼在一起游，那就是“刘关张”；至于两条鱼亲密相依，我们便说成“梁山伯与祝英台”。总之，每一条出现的鱼，我们都有名目给它安排上。有时候这个名目还会引起争执，比如说刚刚还游在一起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一会儿便游离开了，有人便说它们成了“牛郎织女”，然后喝羹喝稀饭的两张嘴便会争执起来，拿在手上的筷子也会朝对方指指戳戳。争执到了白热化程度，差一点就要动武时，旁边的人便说，看看看，看好大一条鱼，引走他们怒目相视的眼睛，便把他们的争执化解开了。是啊，反正都是我们天台一队的鱼，肉煮烂在锅里，争什么争？ 　　人怕出名猪怕壮，鱼出名了也会遭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黑夜里的堰塘边总会起一些响动，到天亮后，就能在塘边看到一些散落的鱼鳞。应该守鱼的，大家都这么认为。但是派工的确困难，这一年秋收后，包产到户正式实施，队长王猪儿同志在堰塘边转悠了几天，也没拿出什么具体措施来。 　　随后，一个闹鬼的传说便出现了。传说是我们组里的干伯伯最先传出来的，他说那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经过堰塘边时，看到一头母猪，母猪冲到堰塘里去了。干伯伯便在公路边大声喊，哪个屋里的母猪落到堰塘里去了，哪个屋里的母猪落到堰塘里去了！干伯伯在人民公社刚刚成立那阵当队长，每天吆喝上工下工，嗓音洪亮如钟。紧挨着堰塘的两个组，都听到了他的喊声，于是不少人打着电筒、火把出来了。母猪不是一般人养得起的，养母猪的人家都有钱，早几年要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他们把母猪当宝贝一样守着的。但是有母猪的人家在各自查看自家的猪圈后，都肯定了那不是自家的母猪。然而，滚落堰塘的母猪，却无影无踪，随后几天里，也没在堰塘里找到一根猪毛。干伯伯便说，怕是母猪鬼哟。干伯伯说得绘声绘色，不由得人不信，我们便再也不敢在天黑后到堰塘边去了，大人们天一黑就紧张紧张地把自家的娃儿喊回来。当然，此后鱼塘边也再没见到散落的鱼鳞了。 　　这年的八月十五，堰塘放水起鱼了。其实塘里的水早在八月十二就开始放了，涵孔的桩一个接一个地拔起，水还是放到了十五才放干。整个生产队的人都来了，一百九十几个人，包括那些超生子女。邻近的生产队，邻近的大队，有好多人跑来看热闹。天台一队的鱼，大呀，大得出了名的。 　　捉鱼的是队里的壮劳力，他们用手提着背篓，端着箩筐，在淤泥陷到膝盖深的塘里一步一步地移动，每移动一步都弄出很大的响动。而那些鱼们，聚在塘底的浅水里，动荡不安地蹦来蹦去，不时有鱼蹦到泥上，被人捉了去。每条鱼的蹦起，都能引起在高处围观的高叫声。本队的细娃儿，叫声最尖，他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身上的稀泥巴弄到别的大人身上他们也不怕，我们天台一队的鱼嘛，哪个喊你们来看的。他们理直气壮得很。那些被弄脏衣服的大人们，对此则报以宽容的微笑。 　　大鱼最沉得住气，它们窝在水深处，一动不动。最后的捕捉到来了，几个壮汉用背篓对准了它们，泼喇一声，一个壮汉被鱼尾打翻，一个背篓被撞扁。狗日的！好大的鱼！捉鱼的，看捉鱼的，都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大鱼顶着旗帜一样的鳍在水里左冲右突，将本已混浊的水搅得象泥浆一般厚重，结果反而让自己喘不过气来。于是，在折腾几个钟头后，大鱼终于被兜进了大背篓，两三个壮汉便一起兜着它往岸上拖。 　　称鱼草的那人，这时仍然拿着大秤来掌秤。五斤！八斤！三斤！每一条大鱼都被他称出重量，然后响亮地报给记数的人。那些小鱼，其实也不小了，都是一两斤的鱼，在堰塘埂子上排得满满当当，蹦来蹦去。一个细娃儿怕鱼干死了，把自己家的脚盆背来，装上水，将他看中的鱼放进去养着。后来这几条鱼果真分给了他家。是队长王猪儿同志分的。 　　最后捉上来的几条鱼，每一条鱼都引起了一阵惊呼，那几条鱼，每条鱼都有猪崽崽那么大。 　　十二斤！啊！ 　　十五斤！啊—— 　　十八斤！啊——，—— 　　但是，引起呼声最大的三条鱼，却没分给任何一个社员。队长王猪儿同志也没说自己要。三个壮汉，抬着三条大鱼，在众人怨怒的目光中脚步咚咚咚地跑了。他们把大鱼抬起跑了，他们把大鱼抬起跑了！细娃们眼睛红红地嚷嚷。王猪儿同志笑嘻嘻地说，公社的也要吃鱼噻！没人说话。旁观的人不说话，我们天台一队的人也不说话。社员们默默地领走了分给自己的鱼，回到各自的家里，开始用油盐，以及其他搜得出来的所有佐料，弄鱼，然后在月亮升起来的晚上，过中秋节。 　　那一年农村田土下户，王猪儿在改选中落马，生产队喂鱼再也没搞过那么大的动作了。与之相应的是，此后二十多年，我们天台一队再也没有在一年半时间里喂出十几斤的大鱼来了。 　　公社那些戴手表的干部，把我们的大鱼吃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