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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原创] 在历史的沉积中

2021-12-23抒情散文冰冰
1934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准备公演前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的话剧《彼得大帝》,前来观看演出的是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他们的身份当然是评论家。演出前,剧院经理布列森涅夫一再叮嘱扮演彼得大帝的……
  1934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准备公演前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的话剧《彼得大帝》,前来观看演出的是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他们的身份当然是评论家。   演出前,剧院经理布列森涅夫一再叮嘱扮演彼得大帝的演员,尽量少表现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不然要犯宣传君主制的严重错误。大幕拉开后,斯大林坐在包厢里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未鼓过一次掌。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离剧结束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斯大林居然站起来离开包厢出去。经理布列森涅夫吓变了脸色,他大着胆子尾追而去。看到此情,那些红色教授们将舞台道具撤去,摆上讲台,然后,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指责这出话剧的反动透顶与不可救药。调子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激烈,就差提出要把与此有关的人全送进监牢了。   这时,布列森涅夫上了舞台,他打断了第11位正严厉谴责剧本的发言人,高声说道:同志们,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真理诞生于交锋中。我很高兴10个发过言的人和第11个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因为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起码我已知道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一小时以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他的话刚完,会场上马上响起“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   第 12 个发言的仍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不过他是这么说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示我对前 11 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敢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敢如此诋毁如此优秀的话剧。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剧本写得很好。作者和导演的惟一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彼得大帝表现得还缺乏英雄气概!   接下来的发言自然也是赞同第12个人的意见,并全力批判前 11个人的反动言论。(摘自孙玉祥先生的《专制使人虚伪》一文)   苏联曾是我们的老大哥,苏共也曾是我们的兄弟党,类似苏联的这种趋炎附势的场面,在我们党内也曾不止一次的发生过。钱伯城先生的《梁涑溟为“雅量”而争》一文中,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1953年的9月8日至18日,中央为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了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   争“雅量”的起因是9月11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的一篇发言,其主要内容是“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在9月12 的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表态“……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在18日午后的会议上,梁漱溟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 《毛选》第五卷经过文字加工改为 “那样的雅量, 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是一届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人家的本务,而且,梁漱溟所谈的只是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平衡发展的问题。梁漱溟所争的也只是自我批评的雅量,用他的话说,“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向领袖争“雅量”的后果可想而知,梁漱溟的发言“仅谈十分钟,即有喝住。多人谓如此反动言论,不宜容彼在此乱说”。之后,就陷入“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的斥责声中,而那些斥责他的却又是“平日雍容论政,揖让议事的一些老友之口”。   那些往日揖让议事的老友们和苏联那些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们一样,脸变的真快,他们的火候掌握的真好,千载难逢,机不可失,今不出言等待何时,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于是,一个个义愤填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意志坚定的,非把自己的人格扭曲不可。   应当说,无论是苏联的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们,还是中国的那些揖让议事的老友们,他们在争民主争自由的过程中,都有或大或小的一堆功绩,都具有较强的辨别事非的能力,可为什么在权力面前就都那么畏畏缩缩的直不起腰呢?为什么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呢?环境对人格的影响可见一斑。   梁漱溟“雅量”之争的后果,使不少谏诤者谈虎色变,不少原本人格健康的人也只得打顺风旗,说顺耳话,而正是有了这种打顺风旗,说顺风话的环境,使一些正直的人不敢说真话,说真实话。这种恶性循环,助长了当权者我行我素的独断专行,使原本鲜艳的民主大旗不再那么鲜艳,破坏了一个政党原本健康的民主气氛。梁漱溟的“雅量”之争是这样,彭德怀事件是这样,到了文革打倒刘少奇更是愈演愈烈。不敢坚持真理,遇事见风使舵,已成了一个政党不能健康发展的痼疾,这种痼疾使我们距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我们把以上的二件事假设一下,假设斯大林没有去看《彼得大帝》,那些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们又该如何去评论该剧呢?   假设毛泽东如梁漱溟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 后果及产生的影响又会怎样呢?   遗憾的是,这不是事实,仅仅是一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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