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最后的荣誉

　　2002年的深秋，我和老孙站在楼的尽头，望着随风飘零的树叶，心里不由悲叹，这个洒满我们青春与热血的厂子，真的就这么完了吗？ 　　老孙四十多岁，络腮胡，我进厂时，曾跟他学徒。厂里有年活忙，他连上了三个班，头一晕，左手的四个指头就喂了机器，血流如注，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茬子。后来，我成了这个厂的办公室主任，请他做了我的臂膀，张罗杂事。 　　办公桌上空荡荡的，丢着一张市里来的通知，让厂里的人去血站献血。这已不是头回了，而这次不同，诺大的一个单位，像条在风浪里缓缓下沉的舰船，七百多名水手站在甲板上，眼巴巴地望着残阳西坠。我把那张惨白的纸扔掉，连骂的心情都没有了。 　　先前献血的时候，指标分下去，翌日，人们便熙攘地涌上大巴，迎着朝霞驶向血站。有回，一个车间的主任图省事，让人抓阄，谁抓着了谁去。老孙的女儿芳子刚十七，来厂里不久，她抓到阄后啥也没说，就上的大巴。她想起父亲说过，厂就是家，别在乎为这个家失去什么。芳子正来着例假，又刚下了夜班，血一抽就满脸干黄，瘫在椅子上了。芳子只歇过一天，又上了班。老孙对她苦笑笑，说闺女，这算不得啥，只要厂不倒才好！ 　　夜晚。我们办公室里的几个人围拢在桌前，从伙房里打来几个菜，老孙买来两瓶二锅头，不分男女，都倒上了一杯。司机小白是个快乐的女孩，看上了厂里的一个小伙子，刚冒了爱芽儿，却难沐浴到明晨的甘露。打字员小黄是个勤快人，往往我们早上才上班，他已将整幢大楼打扫干净。小黄原先是农民合同制工人，花三千块钱买了正式身份，村里已将他的田收走了，膝下有一双上学的儿女，这些日子，他忧郁的脸色更凝重了，可每天还那样默默地、有条不紊地做着他的事情。女工主任阿秀是个要强的人，刀子嘴热心肠，头回献血，没等我说话，她说了声我去！我说我是爷们儿！她打趣道，我献了血，还能歇一天呢！ 　　我提议喝一杯，别闷着，泪已在眼眶里打旋儿。大伙端酒的手颤抖着，眼早已潮润，同事多年，我们的目光头次相互逡巡，不敢直视。最后，大伙的眼睛都移向那面墙上。墙上有十几面锦旗，我们这帮人，几乎年年都会在新增的那面锦旗下留影。我喉咙塞住了，鼻里热融融的。平时，大伙虽说也有过芥蒂，可冲着这面墙，谁也没熊过…… 　　“献血的事，还是得去！”老孙突然说。“而且，也轮到我了！”自阿秀献过血后，我和几个带“衔”的就商量，日后若献血，我们轮着，没小兵的事。老孙也曾争过就回，说别忘了，我也是副科级！我们笑道，你老了，那点儿力气留给老嫂吧！没想他一拾起这话头，小白和小黄不干了，说俺咋就不够格儿？老孙瞪起了眼，说这是咱的传统，留着年轻的，好做重活儿。小白一下憋红了脸，争辩道，俺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 　　大伙沉默了。然后是喝酒，要酩酊大醉才好。那一夜，只有老孙没沾杯，我知道，明日他去血站，谁挡也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