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位近代思想家参禅的晚年

　　　　魏源改良的孤愤气质
　　　　——兼谈一位近代思想家参禅的晚年
　　谁能料到一位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晚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暮年竟在“晨夕静坐参禅”的清寂中与世屏交。 　　魏源，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与龚自珍、梁启超、章太炎一样，都是在“经世致用”等观念影响下，注重事实、历史、经验，主张“切于人世”，极言空谈道德性命于事无补，而以崇功利为天下倡，主张改革、变法和革命。无论是龚自珍的“尊史”、魏源的“师长”，还是梁启超的“新史学”或章太炎的“国粹”，他们都愤然推开心性玄淡而面向现实，救亡图存。 　　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林的亲密朋友魏源，无疑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二人。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林则徐被罢免后，向魏源郑重作出的思想委托和政治交待。 　　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到江苏江口与魏源相晤，二人通宵对塌，心潮起伏。林将自己所辑《四洲志》及外国资料交由魏源，请他续编和阐发救国图强之要义，魏源乃有“积感之民”的“忧愤之作”。《海国图志》五十卷，“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正是这部亚洲第一部系统叙述世界史地的著作，标志着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者的思想的形成。“师夷长技”的口号，实际上也成了晚清改良派的纲领雏形和先导，不仅直接影响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老大一个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鲁迅语），改良派的后继者康有为梁启超们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失败了。魏源没有看到他身后三十年才发生的变法，但他的“师长”思想，是百日维新的前驱先路，他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对晚近抗御外侮的中国社会具有新的原则指导意义。 　　就是这么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他的改良主义充满了孤愤气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是东方各国人民了解西方和抵抗西方第一流的宝贵典籍。魏源所提出的抵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也是七八十年代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观点的媒孽。它的孤愤之处在于，一方面，魏源虽然深明“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但人心的积患究竟是什么，魏源并不明确，只是朦胧觉得社会存在巨大的思想危机，他的“经世致用”，是这种思想危机无法找到出路的一种形而下的突围，在这一过程中，魏源是孤愤的。其次，魏源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大半生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幕僚，五十多岁还在参加殿试，五十六岁始任扬州府兴化县知县，他一直游离在晚清政治格局之外，他的改良思想固然伟大，却不免意兴阑珊。第三，五十年代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冲决了一切补救改革的幻想，魏源的改良思想被挤到时代思想主流的幕后，他参与了反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但思想坠入一种不可解脱的矛盾：对式微没落的清王朝的绝望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困惑恐惧。 　　魏源是孤愤的，尤其是当以他的改良思想为媒孽的维新派的变法归于失败，而洋务派又无法让民族资本主义成为天下正统的时候，作为思想史上的魏源，他的孤愤气质尤甚。 　　他的孤愤，其实是风雨飘摇的晚清在资本主义十面埋伏的摧枯拉朽声中的孤愤与凋零。 　　他既然是迷惘的，既然是内心分裂如帛的，既然是彷徨孤寂的，那么他只好去寻求一片与世无争的“净土”。 　　咸丰四年，六十一岁的魏源以“世乱多故，无心任官”辞却同僚保奏复职之请，全家侨寓苏州。次年，在太平军大破清军江南大营的铁蹄号角声中，魏源居苏州，手订生平著述，晨夕静坐参禅，屏除交往。这位晚年皈依了佛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沉浸在他的五十三部六百万言巨著中，这些感时愤世、经世致用的忧愤之作，竟然不是用在匡正将倾大厦之改革现场，而是逐步规整在青灯孤影之我佛殿堂！ 　　咸丰六年，太平军渡江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清钦差大臣向荣败死于丹阳。被太平军“山中之民”的大声音挤压的魏源的思想已经处于边缘位置。一切保守的激进的荒谬的血腥的现实与他无关。这一年，魏源秋赴杭州，寄寓东园僧舍，终日默坐参禅。此时，他“耳听微聋，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六十四岁的魏源病逝于杭州东园僧舍，在侧者只有其侄魏彦及来访友人金安清。亲友以其生平爱杭州山水之胜，为之停厝于清波门外，后葬于南屏方家谷。 　　山色湖光浑不觉，东风西子二千年。晚年参禅的魏源孤愤而殁。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救亡与启蒙的任务，民主与科学的主题，还等待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者孤寂身影之后半个世纪的历史阶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