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外 家 （再次重排版））

修 柯 　　秋天的雪水比别的时候更像一支衔枚疾走的精干军队，所到之处无坚不摧。

　　没有属于自己形状的水，它温柔的一面，是靠着耐心，用千万年的时间，一滴一滴地滴穿石头，或者造出一块石头。

　　在耐心缺乏的时候，比如秋天，它从高处冲下来，把水泥浆砌的水渠冲掉。我每次看见那条从山脚下一直伸到我脚下的公路那么不平常地那头那么高这头那么低，都会想，我要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要怎样费劲才能骑上去，下来的时候需要刹住闸，否则会不可收拾。秋天的山水也走的是这样的路，而它从不考虑什么后果。

　　娘年轻的时候随父亲搬到了我们住的这里，远远地躲开了修渠上坝的苦差使。这个当年被公社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美丽而又刚毅的女子，当当当梆梆梆的铁姑娘现在提起修渠上坝来仍然心有余悸。

　　洪水冲毁的渠道必须立即组织抢修，再迟一迟，土地上冻，就不能修了。春天地化了，水也来了，也不能修，而且，春麦等着浇水，水从哪里来？秋天，和收获的消息一起到来的，在我们这里还有修渠上坝的紧急通知。清淤，搬运石块沙子，浆砌。在寒冷的工地上吃和住，洪水把圆桌面大的石头扔进渠里，摆到分水闸上，掉头跑进滩里，转眼间已经无影无踪。

　　杨勇他们，常常不见人。在我睡着以前，他们还没有回来，在我醒来之前，他们已经出门。或者，即使不用修渠上坝，他们也一直忙着？

　　春种夏管，秋收冬藏，把一年一年连缀起来，把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下一代人连缀起来，没有高低起伏，没有平平仄仄，没有峰回路转，没有柳暗花明。 　　娘说，那个时候，驴不干的活我们都干过来了。 　　娘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空在其位，成为摆设。 　　说：中学上完上大学，大学上完上研究生。 　　那个时候是1970年代。 　　娘站到她能站到的最高处，努力想改变什么。
　　常常是这样的，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一些家长里短的事，那一段时间因此变得纯净而安详。属于让人的内心能够安宁的那种叙述和倾听。我发现我越来越不善于表达了。十八岁，或者十九岁的时候，我出门读书，给家里写信都是不管有意思没意思的话都往里写，把信写得长长的。我一厢情愿地想，娘应该爱读这样的信，儿子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具体，或者想象可以因此更加具体。而现在，我基本上只是倾听着。 　　杨勇好像永远都在忙。他在某个地方坐着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三分钟，然后他会很抱歉地跟你说：哎呀，我还要走个那哪里，有个要紧的事。然后就骑上摩托车走了。在屋里，他走路也是微俯着点身子，又有点侧，像是要从人中间快快地挤过去，步子也迈得大。 　　他那么忙，瘦也就在所难免。二舅不在了，他就更瘦，像被什么人用斧头很厉害地砍过。他看着我说：我啥时候能有你这么胖就好了。他不能理解我怎么会希望自己像他那么瘦。 　　看见他来，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愿意和他多说说话，愿意帮他。 　　那么苦的活，他比别的农民更忙。我娘说，他们家的圆圆，才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已经在大量地帮他们干活了。圆圆模样长得很周正，声音有些沙。冬天我去，他说：明天，我要和爷爷巡兔子去。二舅那时还在，在野地里下着二百多个兔套。每天早晨去看看成果，把套到的野兔拿回来，叫巡兔子。冬天二舅母二舅来串门，会从手里提的蛇皮袋子里拿出一只冻硬的栗灰的野兔，说：怕你们不爱吃，没有多拿。套的兔子虽然多，他们也不怎么舍得吃，多数卖掉了。 　　杨勇在地里奔忙的时候，他的兄弟杨毅在城里已经把日子过得山穷水尽。没有收入，受了伤养着病。 　　二舅病重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半天不说一句话。大夫说，二舅的病要输血小板。杨勇赶回家，把家里的一头牛卖了钱送到医院，两千块钱的血小板只维持了二舅一天的生命。 　　一个白天黑夜都戴着墨镜的鬼里鬼气不大作声的人在二舅的灵前念经超度。 　　那个时候，那个家里更多地让人感受到了沉默，像是一个已经承受过许多磨难的人，逆来顺受的时候，牙咬着，不说什么。 　　在谈着简单的家常时，我们好像都已经把心里要说的话说过了。明白了对方看到了什么，又放弃了什么，就像对方的经历就是我们自己的经历。 　　我以为他们始终在忙。细细想想，事实上常常是我说：还有个什么什么事。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 　　我捧起书本来读，擦净一块玻璃，或者和谁谈几句什么，尽量让每一段时光在我的经历中都是明亮的，实实在在的。 　　日子却惊人地相似。 　　十二年前，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正在一所乡村中学里做实习教师。她经历过的，如今活着的人还在经历，劳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缺乏，因为某一个人，某一段经历而必须承受的内心的疼痛，大同小异。 　　在春天的大风里把土地耙耱平整，播下种子，等待太阳或者雨水，在秋天收获，在翻耕过的土地上挥动榔头击碎土块，运来肥料，为下一个春天作好准备。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甘肃会宁一带，是有名的“状元之乡”，那里的孩子，曾空着肚子刻苦学习，高考升学率全省第一。那里的自然条件之恶劣，生活条件之差使人面对这种现象更多地想起“突围”，“逃离”。 　　娘“逃离”了那条一成不变望不到尽头的生活轨道。 　　还有其他的人。以一生作赌注，要跳出贫穷和劳碌，跳出惯了的日子。
　　我跟杨勇说，你借我的那两千块钱，能还上，就还给我；还不上，我也不会向你要。你以后如果碰上一两千块钱的难处，就给我说。 　　但他不肯说。 　　我常常不在家里。有时候回来，娘会说，杨勇来过了。或者，谁谁来过了，说杨勇家怎么怎么了。多半不是什么大事。娘只管说，我只管听。随着娘的叙述，有时候心里会很放松，有时候，会猛然一紧。 　　有时候，娘说杨勇一家来过了，他的两个孩子怎么闹怎么闹。想象一下他们一家在我们家里玩得轻松和高兴的情景，也替他们高兴。我不喜欢孩子在家里闹，但是因为是他的孩子，好像就又不同。 　　土地，还有其他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捆绑住我们的视线和白天，夜晚，一些珍贵的，不会再回来的东西，流失着。这些，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的吗？
　　角落里，一身黑灰脸型瘦长脸色黑红的大舅用一把钳子和一些铁丝在扎笤帚。旁边坐着杨毅。杨毅的身边是一双簇新的木拐。 　　那时离马年春节还有一个月。杨毅坐在一张破败的木凳上，像二十多年前一样，和我的大舅自自然然地对话，就好像他原本就坐在这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年都没有存在过。 　　小屋在小村里，周围是零星的田和沟壑纵横的荒野。小村在山脚下。这里远离富庶和繁华，因而也离喧嚣更远离宁静更近。这里的黑夜是纯粹的（我对于黑夜的纯粹这样理解：那里只有星光和月光。如果是阴天，那就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子，没有树，没有声音，你的念头和身体就像一滴水在一湖水里，甚至失去了形状，随便游走到哪里，都不会碰上什么）。 　　在更广大的地域里，在任何一张一比十万以上的地图上，你都找不到这个村子。当然也找不见我的大舅和杨毅。我们内心的安静也常常不易被我们发现，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常常面对着一张更想“囊括”的地图。 　　三个月以前，杨毅从一副建筑用脚手架上不小心掉下来，左腿股骨骨折。我们赶到医院里，他已经被推到手术室接受近十个小时的手术。
　　我惊讶地发现我说不出洋洋的准确岁数，也说不上他正在上小学（中学？）几年级。这个孩子在我的眼皮底下悄悄地成长着，身高已经快要超过他的父母。 　　洋洋是杨毅和张萍的儿子。 　　那个时候好像已经相当久远。 　　从省城来的年轻姑娘张萍走在一条通往杨毅家玉米地的土埂上。那个夏末，荒原上长着一篷一篷的碱棵，高高低低的庄稼和芨芨草掩住了低矮的土屋。杨毅的吸引力之大使张萍的眼睛只看见了山脚下蓬勃的绿色。他们是在省城的一个裁剪学习班上认识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张萍是从我们家起身的。结婚那天，二舅家门前，亲车的必经之路上，一里之内，大些的白杨和石头上都贴着一张圆圆的红纸——那是张萍老家的风俗。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时还健在，一大家人在二舅门前那条至今没有多少变化的砂土路上高低错落地站好，照了一张相。黄梅戏里向往美好生活的一段典型唱词多年以来被人重复着重复着，到最后只剩下声音，丢掉了真情。歌声响起最多的地方，是最缺乏真情的所在——各种各样供人作戏的场合。 　　杨毅和张萍隐没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灰绿和枯黄里。那里很少有歌声响起，却有真实的，我们冷不防就会想起并心生向往的生活。 　　时光从每个人的脸上和心上冲刷过去，好像惟独绕过了杨毅。在大舅家荒草丛生的小院里，杨毅和大舅平淡地谈天。很多年前一定也曾有过这样的情景，一切都没有改变。
　　杨毅拄着双拐来参加他的父母的一个庆典，所有的家人都忙碌着，他在沙发上或炕头上坐着，和熟悉的人闲谈。有关他受伤的消息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传遍了他长大的这块地方。杨毅的脸上没有一丝阴影。如果我用一秒或更慢的快门速度拍下一张照片，画面上可能只有杨毅是清晰的，别人都会因为运动而只留下模糊的影子。他比别人更安静。我坐在一个稍远的地方看着眼前来来去去的人，忙碌的人，闲散的人。什么东西是永远新鲜的？ 　　在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杨毅似乎一直在托人找活给他，或给张萍。
　　杨毅的内心比他的身体更早地离开了那个村子。 　　乡上有许多年轻人在山上开矿，杨毅也去了。 　　从想要证明什么到确实知道了什么，需要的时间是多长，没有确定的数据。 　　有很多时候，我们最终得到的那句话是：你的因缘不在这里。 　　这是中国古代公案故事里一个高僧对后来也是一个高僧的年轻和尚说的。他打发这个和尚去了另外一个和尚处。有很多和尚知道新来的和尚“因缘不在这里”，却不知道后来应该把他打发到哪里去。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像不入门的赌徒。 　　原本有大把的钱可以赚的开矿，却在杨毅去了以后一年一年地赚不到钱——工程事故，雨水和雪，价格，工人跑掉。一连几年。 　　那一年夏天，张萍忽然很高兴地跑到我们家里。她说，有个家伙，曾跟着杨毅上山的，干了一个夏天。拿不上钱，三天两头来找。前几天，那小伙子因为钱的事把自个的爹给杀了，公安局把那家伙抓了去。张萍的表情像刚刚还完了一笔高利贷。 　　杨毅在山上忙他的事，一年很少回来几次。 　　他跟我们轻描淡写地说山上的事。 　　工人跑掉时发了疯地追，使人后怕的暴力，花钱雇的机械，贷款，粗糙的饮食…… 　　我的一个朋友，在矿上干过，他写的关于矿上生活的文字，一直很吸引人。但这能说明什么？ 　　吃饭，有的人注重果腹，有的人注重滋味。 　　在阴雨连绵的矿山上，矿工们无聊地打牌和睡觉。一副背后有暗记的扑克被用来“诈金花”，杨毅说，有个矿头用那副牌少少赢掉了工人们的四五千块钱。从春天到秋天，一个矿工在山上能挣到的钱也就那么多。 　　离矿点最近的城市也在二百公里以外，地图上那么短的距离，用脚或车轮完成，要很长一段时间。每一个冬天里蓄积的希望都在下一个春天夏天和秋天日渐消磨掉。在沉闷的工余，和接连的天灾人祸面前，不知道铁的硬度还是不是5。 　　张萍和洋洋以边缘人的身份生活在那座小城里，没有生活来源。和大多数人一样普通。洋洋的学习很好。张萍一天一天地度过没有目标的时间，对这个世界的反应总是慢上几拍或者更多。 　　上一个春天，杨毅没有到矿上去。 　　夏天，杨毅到处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秋天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这个一直都在东奔西跑的人摔断了他的左腿。但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要紧，前几天，杨毅已经在骑自行车了。 　　看看已经过去那么多的时间，我们究竟有多少事是称得上要紧的呢？

　　小舅在村东的庄墙上挖土。已经被挖损的庄墙残高还有十余米，厚两三米，围出一个巨大的院子。荒着。谁家的庄院，什么时候修的，不知道。大家言之凿凿地说，庄院里住过的一个老财，临死时跟儿子说，要是穷得过不下去了，就把屋里的那个大柜卖了。儿子果然穷了，要卖大柜时，才发现大柜太大，被门前的照壁挡着，抬不出去，最后是从墙上吊出去卖了。多少年后，照壁倒了，人们才发现了财主苦心孤诣埋在照壁下的财宝。如今统统是荒草。庄墙的腰上，布满凹坑，每个凹坑里都住着一只野鸽子，遇到惊动，就唿地飞起来。
　　秋水始至，百川灌河，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风在这里有最好的路况。 　　我坐在滩上，听洪水切割的深涧里轻微的水响，感觉到水的有序，匆忙和拥挤。风一成不变专注地吹，风声和水声使我感到这里太古般的寂静。 杨蕴伟 甘肃酒泉市公园路90号18信箱 邮编：7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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