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柴的稚嫩日子[原创]

　　我上高中以后，已经“靠边站”的父亲，在一个十数人的大家庭中给了我最大的优待，每月按时给我十块钱。我们男生的口粮月标准为三十二斤（我和大部分同学是农村人口，也由国家供应），学校食堂的饭票（含菜）是每斤两角五分钱，这样，吃饭用去了八块钱，剩下来的两块钱，捏紧一点，零用也就够了。 　　星期天完全应该用来尽尽学生的天职：多读点书，多想点事，多整一下功课。学制只有那么短短的两小年，又要下乡学农，又要进厂学工，又要上操场学军，还要搞革命大批判，还要搞忆苦思甜，余下来的时间，“多乎哉？不多也。” 　　但是，不行。 　　我们的同学，多是农家子弟，家境清寒。父母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苦啊苦啊，仍然家徒四壁，一石头冲进屋里都没有个拦绊，刮上三尺地皮也难供得起一个“专业学生”。同学就只有对宝贵的时间忍痛割爱，把星期天用来压肩膀，磨肉皮，自己挣上一点碎“银子”，帮补帮补。不少同学都选择了砍柴卖这个行当。 　　看到同学们上山去了，我怎么好意思如秤砣一般稳蹲在教室里，当书虫啃公式呢。同时，也怕别人说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走白专道路呀。而且，我心里也有一个“小九九”：手头宽一点，好多买两个本子写写，多买几本书看看哩。 　　样样都想在班上“占强”的我，悄悄与同桌的严麟约一声，就与他结伴上山去了。 　　在这里砍柴，还得理发铺里当徒儿——从头学起。初中以前，我在家乡砍柴操练的是背柴背子，拖“柴筒子”，而这里却兴着用肩挑。入乡随俗，我也只好跟着磨肩膀了。 　　砍柴我是驾轻就熟，斧头竖劈，木楂横飞，一口气就收拾够了分量。 　　往下就麻烦了。柴挑子挑上肩，我一迈步，它便如扭秧歌一般起劲地悠荡起来，左闪一闪，右晃一晃，还擦擦我的背，蹭蹭我的胸，拂一拂我的额头，撩一撩我的大胯。没等我把它安抚住，一头的柴捆子就刷拉拉一下滑脱出去，轱辘辘滚了老远，另一头则闷屁一般嘭地一声砸在我的脚上，木楚楚地将我的脚背划出几道大口子。霎时，白惨惨的口子里便爬出了一条条长长的红丢丢的蚯蚓，生动得很，好瞧得很。 　　“嘿，这柴挑子又不是蛮子，咋就这么认生耶！” 　　走在后面的严麟见此情形，听不得我嘟噜半句幽默，赶紧撂下自己的柴挑子，扯了一把野草（后来我才知道它是草药），撕下自己的半只袖子，跑上来将我按坐在山路旁，为我包脚。然后，帮我重新捆挑子，边捆边告诉我挑柴走路的要领。 　　一憋气，一伸腰，终于挑着柴上路了。 　　路上，一步一“醉”，更吃够了苦头。在家乡背柴，柴在背上巴巴实实不用管，遇着陡坡，双手都可攀扶岩石，抓扯树枝草蔸。这肩挑就必得用一只手稳住挑子，只有一只手帮助脚腿使力。我又心厚，一来就捆了超出体重的一大挑。柴挑子在肩上扭来扭去，双脚在山道上崴左崴右，有好几次平衡不住，腿弯弯一软跌跪下去，膝盖磕得青一块紫一块，手也蹭去了几块皮，稚嫩的肩膀更酸疼得如同被山楂醋溜过一般。真艰难哪。 　　好在严麟一路上前后不离、好似服侍月婆子一般伴着我，为我鼓劲加油，瞅着附近没人时，还不顾我再三拒绝，硬是抢过我的柴挑子，偷偷帮我挑上一段路。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逐步适应了挑柴。 　　挑下山来的柴，不到万不得已，不卖给街上的机关单位，那里有一些整齐的衣冠低眼看人，他们不会挑柴或者不挑柴，却喜欢“挑”一些东西——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柴湿，说柴细，说柴弯，说柴杂，说柴不整齐，还时不时吐些醋精一般的言语。主要的销路有两条，一是学校的食堂，二是离学校不远的土锅村——那里，因为在修一条林区公路而设立了几个食堂，搞伙食的大多是阿佤、傈僳等少数民族工人（我们是在“街上人”的贬称中知道他们的族别的）。他们说话谦和，行为端庄，十分厚道。 　　接过滴滴汗水洇湿的钞票——别样一种草稿纸，那份喜悦呀，真赛过饿极的婴儿叼住了母亲的奶头！ 　　严麟他们用这点钱（或者说这些钱）去买饭票，去买生存（在这点上，我一直深深地感念着我的父亲我的局部的命运），我呢，就跑街，跑书店——买马列，买鲁迅，买修辞和语法，买小说、诗歌与散文。嗨，现在还懂得那么一点左左右右的辩证法，高高低低的价值观，还可以在文章中操作那么一点点通感与粘连，排比与对仗，或者交代与伏笔，可以说是那副十六七岁的嫩肩膀上挑着的柴挑子“辨证”或者召唤、“迷惑”来的呢。 　　嘿嘿，我忘了一个交代：那时的柴价，八角钱一百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