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　述

　 程尚瑞，祖籍安徽歙县（今黄山市）1915年出生于金华。 　　父亲程世达（立名）母亲金巧生，生养四男：尚信（婺宝）、尚渭（勇宝）、尚俊（善宝），我居第四尚瑞（庆宝、静安）。 　　父亲一生谨慎，待人忠厚。在兰溪县游埠镇协通当铺任经理，一生工作顺利，生活平稳，遇事退让，心态平和，享年102岁。母亲金巧生，知书达理，是贤妻良母的典型，在大家庭中威信很高，为小辈所尊仰。 　　我家是个封建大家庭，父亲和叔父共建三进二层楼房700多平方，两房子女共居一屋，伙食一起共餐，费用由父亲、叔父共担。炊事工作由两房媳妇轮流值日。 　　解放前仍保持封建遗风，晨昏请安问好，送茶送水。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父母身边，闲谈叙话，类似上班报到，不敢缺课，待父母疲乏宣布散场，才各自回房就寝，已成惯例。小辈如有顶撞父母，那是大不敬。有一次堂兄尚礼对他父亲的教导稍有抗衡，即受到严厉的遣责，只得由他妻子跪地请罪，才消气了事。 　　现在父母双亡，与我同辈兄嫂大部分去世，只有在重庆的三嫂章锡儒和我两人仍健在，路远迢迢，很少往来。 　　我21岁时在宁波娶妻王珊珊（美菊），我长她3岁。凭媒妁之言，并未会面，交换相片即成定局。珊珊并非丈老亲生，其生母在上海，因子女9人，珊珊居老六，过继给宁波姨妈。他们是小业主，薄有资产。对我这个女婿顾虑颇多，在未婚之前，即将我钱庄中的存款全数转移，而且处处防备，因而婚后虽住岳家，貌合神离，并不融洽，后即携眷回金华，与岳家基本断绝往来。 　　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是生子女过多。子女8人：芙卿、鸿鑫、鸿煜、德华、敏敏、芸芸、婷婷、伟鸣。其中芙卿、鸿鑫在龙泉时夭亡。我在省银行工作时因待遇丰厚，经济宽裕，不感到有压力，仅在龙泉时因二个子女多病，经济一度困难。到临解放时我还略有积余。解放后待遇降低，而生活水平仍不节约，结果负债累累，生活维艰。我妻珊珊又嗜烟酒。屡次劝戒不听，有时家无隔宿粮。但那时我在省人行属于高工资，加上解放前我的高收入，人尽皆知。因而经济困难无人同情，有的说我不知节约，有的怀疑我故意装穷，可能有大量黄金压在箱底，真是有苦难言，自作自受。心中愧疚的是当我经济困难时，正是父亲生活需要子女接济的时候，几个兄长经济自顾不暇，父母期望我能奉养，而我又无能为力，有违父命。现在父母去世，我经济条件转好，子欲养而亲不在，成为终生遗憾！ 　　综观我的一生，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命途坎坷，风浪甚多。不求荣华富贵，不求功名利禄，说不上“心底无私品自高”，也能为而不争，但求平稳一生。自幼小就业于钱庄，此后一直工作于金融界。退休后又连续受返聘24年。屈指计算在金融界工作了72个年头，工作如此稳定，亦足以自慰矣！ 　　（一）
　　读书少，工作早，是我青少年时的境遇。 　　我上小学时，白天在校读书，家里请了一个秀才名叫汪籍五每天晚上到家授课，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连星期日也不放过。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学习，对文化进步帮助还是不小的。 　　当读到初一时，我中途辍学了。事情出在三哥身上，那时他高中毕业，喜学国画，他考浙江美院被录取，四年学费要700余银元，负担很重。父母商量后，为节约开支，他进美院我去学生意。那时我不懂事，只能听从父母摆布，去宁波钱庄当学徒。那时我才13岁，叔父陪我到杭州，经兰溪、建德、桐庐、富阳走的是水路，然后我一个人乘火车到宁波。那时钱江大桥未造好，火车只在萧山西兴起点。加起来四天路程。我小小年纪出远门，我称为被“流放”，好不凄惨。看来安徽人喜欢出远门经商，幼小离家老大回，不当一回事。 　　到了宁波，进了衍源钱庄。这是一家经营范围比较大，业务比较稳健的大钱庄。第一件事是向钱庄经理张瀛州先生跪拜行见师礼，这是名义上的，他并不教我什么。 　　过的第一关是生活关。 　　当学徒是很苦的，没有床铺，早晚搭个起倒铺就睡在店堂里；吃饭时与先生同桌，不敢放开肚皮，要候着给先生添饭；先生晚上用便壶，清倒是我的任务；有客人来送茶水，柜台里外清扫全归我包了；实际上是个勤杂工。 　　我在家时四体不勤，什么事也不做，这第一关不大好过。 　　第二关是语言关。 　　金华与宁波方言完全不同，我讲的金华话他们不懂，他们讲的宁波话我听不懂。语言不通，思想如何交流？附近的人们都像动物园看猴子一样来看我，也有传说衍源钱庄来了个外国人。开始学宁波话学得不像往往闹笑话。我没有办法，只好用“笔谈”，他们对我也用“笔谈”，就这样学了三个多月，总算过了语言关，我也像个宁波人了。 　　第三关是业务关。 　　我是个小学生，根本不懂经济，什么是存款，什么是放款，什么是划账，一窍不通。可进出都是钱，不好乱来。我只有安下心来多看、多学、多想，有时师兄指点一下，我下决心要把业务学会，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一年多时间，不仅学会了，而且学得很精。我三年学徒出师，马上升了外账房，外账房实际就是柜台里的总会计，每天所有收付都通过外账房汇总轧平。这个工作算盘功夫很要紧，我打的快而准，成为钱庄同业中“一把手”，有点小名气。
宁波钱庄的资金往来，结算制度是很独特的。同业拆借一个电话就拍板，也不要出凭证，资金就划付了，第二天主动划还。 　　买卖申汇，双方交易员在钱业会馆成交，一句话就说了算，资金在上海交割。 　　个人去商店买东西，只要人熟悉，说一声货款由那个钱庄划付，拿了就走。 　　这种交易结算在当时是进步的，靠的是“诚信”两字，那时很少有拖欠，经济往来井然有序，那是非现在经济社会所可比拟的。
作为外账房要把这些账务疏理清楚是很吃力的，有时帐轧不平，晚上工作到深夜也是难免的。 　　宁波钱庄对辞退职工有个规定，在吃年夜饭时菜桌上有碗红烧鱼，鱼头朝谁摆，这个职工就被辞退，第二天就卷铺盖，也不用谈话。如果没有人要辞退，经理先生就把鱼头朝向自己，所以这顿年夜饭并不好吃，大家提心吊胆，等经理先生这碗鱼放好了，才放下心。我在宁波钱庄做了八年，从学徒工升到外账房，已是钱庄骨干，所以我稳坐泰山，鱼头不会朝着我摆。 　　回想在宁波钱庄工作，特别是当学徒开头一年，真是举目无亲，孤苦伶仃，晚上在被窝里不知哭了多少次，但又无可奈何！记得临行时父亲的训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才算得是人上人，只知道一个人要生存就得工作，不好好工作就要被淘汰，再困难也得挺过去。 　　（二） 　　应该说在宁波钱庄工作是很平稳，也是很顺利的。到了22岁那年情况起了变化，金融风暴来了。国家受列强经济侵略，白银外流过多，先从上海开始然后影响到宁波，许多钱庄纷纷倒闭，我工作的衍源钱庄也被迫清理结束。 　　至此，我连同眷属返回金华，待业半年，虽然衣食无忧，但思想压力很重。我就读于上海潘序论会计事务所函授班，学了一点会计知识。后来，浙江省银行发展需人，我去杭州考试，总经理徐恩培先生亲自面试，蒙批准录用。从此我进入金融界的第二阶段工作。 　　在浙江省银行开始以助员试用，后经调至永康、义乌、浦江县金库工作，接着浦江改设办事处，我被委派为办事处主任。浦江是个小县，经济不发达，业务不繁忙，工作与生活都很平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敌寇入侵浙江，浦江办事处奉命后撤，一般员工各自奔散，我作为负责人携带账册凭证先到永康分行报到，再经武义、宣平、龙游、松阳、遂昌等县到龙泉与总行会合。那时交通极为不便。公路不通，妻儿同行，雇了两个挑夫，一个专挑账册凭证，一个挑了四个子女（二个箩担、一头二个）我和妻子走路紧跟，大约走了四天才到龙泉目的地。一路荒山野岭，蛇虫出没，山间小路，步履维艰。为了赶寻住宿点，不得不摸黑夜行，点竹篾以照明，捧泉水以解渴。至今回忆，心有余悸。 　　到龙泉后，因珊珊怀孕敏敏，先安置去庆元暂住，庆元离龙泉90里，每逢星期日前去探视，往返步行两天，艰苦备尝。敏敏出生后，迁居龙泉，原想暂时得以安定，可命运坎坷，灾难又来。女儿芙卿8岁患脑膜炎，那时珊珊又感冒，两人同时服中药，不小心吃错药，芙卿不治夭亡。祸不单行，接踵而来的幼儿鸿鑫又患痢疾，一病不起。三个月时间连伤一子一女，岂不痛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携眷随总行从龙泉复员杭州，总行直接对外经营业务，我奉委为业务部襄理兼放款科长。那时经济还不稳定，我兢兢业业，谨慎放贷，任职三年，经手的放款没有一笔坏帐，受到领导赞赏。到1948年国民党腐败透顶，面临崩溃，物价飞涨，米价一天涨一倍。据统计100元法币，1937年能买黄牛两头，到1948年连一根油条也买不到。在此情况下，业务基本停顿，等待解放接管。 　　（三）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浙江省银行被接管后，我进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我进入金融事业的第三个阶段。 　　人民银行是崭新的金融事业，当时它面临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国力衰微，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党中央为挽救残局，采取了一系列的英明决策。涉及金融方面的是：统一掌握货币发行，统一财政收支，统一调度粮食进出。从而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进出平衡，物资供需平衡。这些决策的实施效果非常显著，有效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有效地搞活金融市场。当时为了实现货币和信贷收支平衡，实行了严格的现金管理，任命我为现金管理科长，在省分行副行长李文灏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金融市场基本稳定后又调任我为商业信贷科长，当时的政策是通过商业信贷支持工业、手工业以加工订货形式发展生产，同时又使国营商业掌握充沛的货源以供应市场需要。这是完全区别于旧银行的一种新型的信贷形式，我在其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得益非浅。 　　在人民银行工作时，我受到两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一次是1952年三、五反运动，有人诬告我与省银行一件大贪污案有关，因而被隔离审查，历时49天，行动不自由。涉案人原省银行总经理尹志陶跳楼自杀，更增加案情的复杂性。后来水落石出，解除审查。 　　再一次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因出身于旧银行，难逃审查厄运。历时一年余，在此期间不能工作，就在行内集中一批被审查人员每人一张小桌子，挂上一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牌子，整日坐着，责令学习交代问题。在“造反派”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大会时，我作为“黑班底”陪斗。最后不了了之。接着下放“省五七干校”劳动，当了两年“火头军”。后又调长兴牛头山矿区银行办事处担任信贷员，直至邓小平复出，才落实政策回行。 　　事实上每当政治运动时我基本上靠边站，每当抓发展经济时，正是我工作顺利的时候，因而我的命运是与政治形势搅在一起的。开始我也想不通，感到委屈，最后也想通了，在运动中全国性的受牵累的人多多少，许多老革命家对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的如刘少奇、彭德怀等都受到严重打击和迫害，甚至含冤而死。我这点小小冲击又何足道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国家稳定，走上发展经济的康庄大道。1977年底我因子女顶职而退休。 　　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先后受聘于省人民银行、省银行学校、省工商银行、省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公司。 　　当时省银行学校处于筹建阶段，缺师资、缺教材，省人民银行聘我为学校教学顾问，我负责编了一批教材，成立教研室，主教信贷，研究金融信贷理论，致力于培养青年金融人才。还接受原电子工业学院的聘请讲授信贷课程。人民银行总行委托浙江银行学校办了三期师资培训班，学校指定我主持培训工作。八年期间，工作忙碌，假日也很少间歇，自觉学业也有较大成长。在校领导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培养出大批金融人才，走向社会以后，有不少成为银行骨干，担任省分行行长者有之，担任市分行行长者有之，至于担任科处级者比比皆是。因而银行学校有“黄埔军校”之美称，誉满全省。 　　在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时，适逢经理易人，金维爱同志接任总经理，他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公司取得了很大发展，在此情况下，我学到了有关信托方面的新知识。我们莫逆相交50年，得益甚多。 　　受聘于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公司是我退休后工作的最后一站。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心情最舒畅的几年。中财集团领导人边锡明同志年轻有为，胸怀大志，以全部精力开创事业，使中财的发展突飞猛进，光说塑胶产品就从96年的300万元，到2003年猛增到近10亿元，而且金融事业也大有发展，令人瞩目。边总创导的“诚实、认真、谦让”精神，为全体员工所奉行，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边总的品德和能力，体现在“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凡事有预谋、有策划、富有改革创新的精神；握有重权而大公无私，不图私利的精神。因此而赢得广大员工的敬仰和爱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边总，才有中财的今天”。有了这样的好领导，我也尽心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竭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从中增长许多见识。离别之际，边总赠我“七绝.夕阳红”词曰：“六年帷幄赞帐中，莫逆相交叙情衷。若忆最忆中财事，夕阳未晚无限红”。足见我俩情谊深厚，是忘年交。 　　综观我一生的工作，不仅在金融方面在职多年，即退休以后也在金融系统活动。在职的时候职务变动虽多，结果都未升迁。1952年曾被提升为省人民银行第二营业部代理副主任（副处）后因被诬告撤去；到1956年拟提升为商业信贷处副处长，省委组织部已批准，尚未公布（分行口头已告知）但恰逢国务院通知全国提拔过多，暂行停止，又成泡影。就这样，我进行时是科级，干了28年，退休时还是科级，原地踏步。说明我在职时波折颇多，并不顺利，但可以告慰的是在退休以后我好运多多： 　　1981年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退休后入党是全省金融系统罕见的； 　　1987年被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评为高级经济师； 　　1988年被中国工商银行省分行聘为顾问组组长。 我还记得退休后大概1984年秋去人民大会堂听报告，碰到人民银行老行长储伟修，他找我谈话说：“解放后对旧银行人员使用政策限制颇多，力不从心，感到内疚。”分行领导几句肺腑话，话虽不多，深感温暖，十分感动，平生无憾矣！ 　　（四）
　　感悟人生
　　一、为而不争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老子说的。做人要“为”，即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事，凡是应该做的事情，都要用心去做。但遇事只能顺势而行。有些事情因种种原因一时难以成功，不必强求。特别是功名利禄切不可刻意强求，不要去硬“争”。其实一个人竞争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人如果能战胜自己，他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一生为人谨慎，工作认真，不利于别人有利于自己的事情绝对不争。回忆往事，曲折坎坷，悲喜交集。许多事在当时看，有得有失，而现在看，得又何所得，失又何所失，得失皆泰然，凡事不必在意。“为而不争”实际是爱护自己，珍惜自己，三国演义电视剧卷首诗： 　　滚滚长江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一切英雄成败，转眼消逝。一个人不“为”是不对的，这会愧对自己，但背势而争，反而会导致失败。 　　二、学会“容忍”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没有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就容易流于琐屑和平庸。学会容忍，是淡泊一生的要领。一个人不能光看重自己，而轻视别人。当碰到不如意的事，心态一定要平静。退一步天地宽，进一步则难免碰壁。容忍，也要学会“认输”，不要期望自己会永远拥有，不要期望自己永远是赢家。面对不利的现实，要自己从泥潭中爬出来，不要不认输，否则会越陷越深。认输不是失去自尊，相反，正是为了今后保持自尊。我们要严以责已，宽以待人，才能豁达人生。 　　三、年老知老
　　人贵有自知之明，老了别以为自己经历多，资格老。时间在推移，社会在进步，新生事物不断出来。老年人经历虽多，但时过境迁，很多经验，已明日黄花。很多新鲜知识，老年人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窍不通，有何值得自我夸耀！因而谦虚一点，少犯错误。中财格言“诚实、认真、谦让”，这谦让两字，对老年人特别重要。年老知老，也是老年修养的表现。 　　四、再婚不悔
　　我妻王珊珊1994年去世，2000年我与林洁芳结婚，时年85岁，而洁芳是55岁，年龄差距悬殊，人称“老少配”。 　　我为什么再婚？老年孤独，困难很多，虽有儿媳照顾，终不舒心。白天说话无人应，晚上急病无人知，饮食调理无人管，思想沟通无人说。经过长期思考，我决定再婚。一个人的幸福靠自己争取，靠子女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都有儿女，自顾不暇。我们婚后情况很好，过得很幸福。一批老同志对我们的婚姻赞赏而羡慕，认为不可多得。洁芳对我的照顾确实很好，这个照顾好是建筑在浓厚感情的基础上。前几年深夜发过两次急病，一次是心脏病突发，一次是脑血栓，都是致命的。她在我身边，有一点动静都警觉，她从容应付，送医院急救，得以转危为安。我俩相濡以沫，心心相印，我深庆老年有伴，是最大的幸福。 　　我婚姻虽然美满，但子女并不完全赞同。明智的子女很支持，他们的标准是只要洁芳善待我，小辈就放心。有几个子女不支持，个别的甚至造谣攻击，无事生非，竭尽破坏之能事。表面说得很好，“我对爸爸没有意见”，好象洁芳同我不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已与我断绝往来。其实，洁芳初来乍到，与他们原来不相识，有何深仇宿怨？现在我经济自给，不要他们一分钱，为什么还有意见，原因何在？我百思不解，只有请他们扪心自问是否有愧。 　　我在等待，看他们何时觉悟？如果我能长寿，我等他们到一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