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像蛇蜕一样的恐惧
2021-12-23抒情散文阿贝尔
从杭州回来,我坐在青莲李白老家门口,与李白的邻居蒋喝着太白遗风,醉和没醉都能看见燃烧过后的灰烬。我的手里握着想象的银灰的蛇蜕,激烈的感官捕捉到的恐惧已经冷却。5月14日下午,在上海国际饭店门口的咖啡屋,我对周佩红说,当我得知自己要到上海,就……
从杭州回来,我坐在青莲李白老家门口,与李白的邻居蒋喝着太白遗风,醉和没醉都能看见燃烧过后的灰烬。我的手里握着想象的银灰的蛇蜕,激烈的感官捕捉到的恐惧已经冷却。
5月14日下午,在上海国际饭店门口的咖啡屋,我对周佩红说,当我得知自己要到上海,就开始恐惧。上海对我一直都是一个概念,一个遥远得像纽约甚至像天堂的概念,而我感觉自己就要掉进这个概念的虚无的洞穴。我没动咖啡只管说,那些天,我想象中的上海就是洞穴或泥沼,我时常想,一个城市没有街道,房屋,人流,汽车,酒店,饭馆,茶屋,咖啡馆……那这个城市不是洞穴是什么?这样的虚无的洞穴谁敢去?而上海在我的感觉中就是这样的没有具象的城市。恐惧瓦解着我。
在上海长大并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上海的周佩红无法理解,只觉得我这个长期与大熊猫盘羊杜鹃花生活在一起的人很有意思。 5月11日下午,我搭乘从岷山开往成都的汽车,延续了半个多月的恐惧依旧,甚至更浓。我命令自己不能退却,死也不能退却,而理智告诉我,去一趟江南是不会死的,要死也是美死。汽车在小雨中行驶,恐惧在我的肾脏里,可以触摸。恐惧很沉,像一轮磨盘,压着我。我感觉窒息。早在4月的日记里我就写道:“我到底恐惧什么呢?飞机,还是陌生?每当想到要去上海,尤其是在午间的昏聩中,感觉就像是要上月球一样的害怕。看法国电影《都是因为她》,看到一位15岁的少年乘火车去巴黎,分别时对父亲说他害怕,父亲说,害怕什么?又不是去月球,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可以回来。我怎么连个15岁的少年都不如?我不知道我是去还是不去。我不知道这些日子我将如何地不安。这几乎是一个笑话,但在我的感觉里却是实实在在的。”5月12日下午5点,在成都双流机场,坏感觉是突然来的。已经不全是恐惧了,已经不再像磨盘一样沉了,而变得像海绵一样轻,内涵着水——让人漂浮的酒水。我反复地对诗人梁平说,我很少出门,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害怕……我知道,我的诉说其实是一种诉求,我潜意识想通过诉求自救。在登机口默念“挺住意味着一切”也是自救。借里尔克自救。 我跟周佩红从未见过面,只是多年前通过信。周编稿,我投稿。周看上了我的一篇文章,叫《歌唱经历》,准备编发。谁知杂志改刊,文章被拆了下来。一年过后,周非常歉意地退了我,并随信寄来校样。后来我又寄过她文章,已经不是投稿了,仅仅是让她看看。周看了《感动事件》(后来发表在《中华散文》1999年第5期)回信说:“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本身是幸福的,并不在于发表与否。”周的话给了我恒久的鼓励,也矫正了我的心态。 当杨斌华带我穿过车流如织人流如蚁的街道赶往国际饭店时,周早已在那里等我了。我跟在杨的身后,像个农民工似的小跑,心里又生出几分无法克制的紧张。周是我喜爱的作家,而且是女作家,神秘肯定是有一点点的。天下起了雨。大点大点的。我想象得到我在雨中匆匆的样子,有几分落魄,有几分狼狈。我不知道当年冯铿柔石他们在上海,是否就是这样去见鲁迅的。差不多在周看见我(应该是看见杨)的时候,我也看见了周。周在笑,而我以为那笑是给予我一个人的。周微笑的面貌很女性,没有年龄,尚有那么几分纯真。当我向周伸出手的时候,我发现周的眼眸里波动着超乎寻常同龄人的明快的光亮。在我看来,这明快的女性的眼波,就是一个女性作家可能滋润的内心的反映。 周跟杨说着上海话,把我领进了国际饭店门口的一家咖啡馆,并让我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我与杨坐一排,周一人坐在对面。我把周看得很清楚。说话的时候,我注视着她。周的穿着得体,应该说跟我想象中的没有两样。不时尚,但也不俗。“高贵的布”四个字,足以形容。周问及我喝点什么,我居然有点不知所措。周自己要了咖啡,杨要了红茶。无奈之余,我要了与周同样的咖啡。我把我的模仿当成了小兄弟的撒娇和乡巴佬的憨厚。与周杨在一起,差不多一直都是我在说话。一点不流畅,结巴的那种。略微紧张的那种。我对周说了我的感觉,感激;说了我的紧张,恐惧。我读过周的一些东西,不多,不细,加之我对书本东西记忆的欠缺,我说的仅仅是个大体,甚至只是推测。当周问及岷山中的白马人的生活习俗时,我倒像个纽约人一样一点都答不上来。白马人到底跟汉人有什么差别?白马人到底跟藏人有什么差别?仅仅是穿戴吗?仅仅是解剖特征吗?仅仅是像过去臧人一样一生只洗三次澡吗?仅仅是1964年10月6日下午,诗人毛泽东在国庆观礼台上的即兴发挥?(毛问白马人尼苏:“你是什么族?”尼苏说:“藏区的藏族。”“看穿着、人的面目,你不像藏族。”毛看了看尼苏缓慢地说。)
我对周说了我感觉到的她文字里透出的高贵。也许周本人对我所说的高贵都是陌生的。我话语流露出的,我是周的崇拜者,但我又尽量克制着。我真不是崇拜周,只是喜欢,喜欢她的文字,喜欢她的文字跟意义的距离,喜欢她文字透露的品位和这种品位暗示出的作为一个上海女人的可能的品位。 谈话的间隙,话语在我跟周之间坍塌,我看见了她,周,一个穿着黑衣的女子,依旧像不曾谋面的陌生,眼睛的波光除了起初的明快,似乎多了一种阴柔。我注视她,又本能地回避,继续语无伦次地说,用颠三倒四的话语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话的方式。率真。紧张。像一头跑进上海的牦牛的呜咽。 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周和杨要我吃点心。一种带牙签的小饼。我不吃,周又叫吃,我说,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周说,那我们吃,并带头拿了一块吃起来。我这才吃。我的咖啡也是周帮我调配的。 5月24日中午,我已经回到弥漫着大熊猫和盘羊的粪便气息的岷山,周从上海她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跟我说了很久。像我喜爱她一样,周说她喜爱我的纯朴,喜爱我身上尚未被文坛那些污七八遭的东西染过的本色。周说她重读了我的《怀念与审判》,说我的写作态度是极端真诚的,同时她并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认为我的东西偏于传统。
在上海长大并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上海的周佩红无法理解,只觉得我这个长期与大熊猫盘羊杜鹃花生活在一起的人很有意思。 5月11日下午,我搭乘从岷山开往成都的汽车,延续了半个多月的恐惧依旧,甚至更浓。我命令自己不能退却,死也不能退却,而理智告诉我,去一趟江南是不会死的,要死也是美死。汽车在小雨中行驶,恐惧在我的肾脏里,可以触摸。恐惧很沉,像一轮磨盘,压着我。我感觉窒息。早在4月的日记里我就写道:“我到底恐惧什么呢?飞机,还是陌生?每当想到要去上海,尤其是在午间的昏聩中,感觉就像是要上月球一样的害怕。看法国电影《都是因为她》,看到一位15岁的少年乘火车去巴黎,分别时对父亲说他害怕,父亲说,害怕什么?又不是去月球,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可以回来。我怎么连个15岁的少年都不如?我不知道我是去还是不去。我不知道这些日子我将如何地不安。这几乎是一个笑话,但在我的感觉里却是实实在在的。”5月12日下午5点,在成都双流机场,坏感觉是突然来的。已经不全是恐惧了,已经不再像磨盘一样沉了,而变得像海绵一样轻,内涵着水——让人漂浮的酒水。我反复地对诗人梁平说,我很少出门,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害怕……我知道,我的诉说其实是一种诉求,我潜意识想通过诉求自救。在登机口默念“挺住意味着一切”也是自救。借里尔克自救。 我跟周佩红从未见过面,只是多年前通过信。周编稿,我投稿。周看上了我的一篇文章,叫《歌唱经历》,准备编发。谁知杂志改刊,文章被拆了下来。一年过后,周非常歉意地退了我,并随信寄来校样。后来我又寄过她文章,已经不是投稿了,仅仅是让她看看。周看了《感动事件》(后来发表在《中华散文》1999年第5期)回信说:“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本身是幸福的,并不在于发表与否。”周的话给了我恒久的鼓励,也矫正了我的心态。 当杨斌华带我穿过车流如织人流如蚁的街道赶往国际饭店时,周早已在那里等我了。我跟在杨的身后,像个农民工似的小跑,心里又生出几分无法克制的紧张。周是我喜爱的作家,而且是女作家,神秘肯定是有一点点的。天下起了雨。大点大点的。我想象得到我在雨中匆匆的样子,有几分落魄,有几分狼狈。我不知道当年冯铿柔石他们在上海,是否就是这样去见鲁迅的。差不多在周看见我(应该是看见杨)的时候,我也看见了周。周在笑,而我以为那笑是给予我一个人的。周微笑的面貌很女性,没有年龄,尚有那么几分纯真。当我向周伸出手的时候,我发现周的眼眸里波动着超乎寻常同龄人的明快的光亮。在我看来,这明快的女性的眼波,就是一个女性作家可能滋润的内心的反映。 周跟杨说着上海话,把我领进了国际饭店门口的一家咖啡馆,并让我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我与杨坐一排,周一人坐在对面。我把周看得很清楚。说话的时候,我注视着她。周的穿着得体,应该说跟我想象中的没有两样。不时尚,但也不俗。“高贵的布”四个字,足以形容。周问及我喝点什么,我居然有点不知所措。周自己要了咖啡,杨要了红茶。无奈之余,我要了与周同样的咖啡。我把我的模仿当成了小兄弟的撒娇和乡巴佬的憨厚。与周杨在一起,差不多一直都是我在说话。一点不流畅,结巴的那种。略微紧张的那种。我对周说了我的感觉,感激;说了我的紧张,恐惧。我读过周的一些东西,不多,不细,加之我对书本东西记忆的欠缺,我说的仅仅是个大体,甚至只是推测。当周问及岷山中的白马人的生活习俗时,我倒像个纽约人一样一点都答不上来。白马人到底跟汉人有什么差别?白马人到底跟藏人有什么差别?仅仅是穿戴吗?仅仅是解剖特征吗?仅仅是像过去臧人一样一生只洗三次澡吗?仅仅是1964年10月6日下午,诗人毛泽东在国庆观礼台上的即兴发挥?(毛问白马人尼苏:“你是什么族?”尼苏说:“藏区的藏族。”“看穿着、人的面目,你不像藏族。”毛看了看尼苏缓慢地说。)
我对周说了我感觉到的她文字里透出的高贵。也许周本人对我所说的高贵都是陌生的。我话语流露出的,我是周的崇拜者,但我又尽量克制着。我真不是崇拜周,只是喜欢,喜欢她的文字,喜欢她的文字跟意义的距离,喜欢她文字透露的品位和这种品位暗示出的作为一个上海女人的可能的品位。 谈话的间隙,话语在我跟周之间坍塌,我看见了她,周,一个穿着黑衣的女子,依旧像不曾谋面的陌生,眼睛的波光除了起初的明快,似乎多了一种阴柔。我注视她,又本能地回避,继续语无伦次地说,用颠三倒四的话语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话的方式。率真。紧张。像一头跑进上海的牦牛的呜咽。 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周和杨要我吃点心。一种带牙签的小饼。我不吃,周又叫吃,我说,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周说,那我们吃,并带头拿了一块吃起来。我这才吃。我的咖啡也是周帮我调配的。 5月24日中午,我已经回到弥漫着大熊猫和盘羊的粪便气息的岷山,周从上海她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跟我说了很久。像我喜爱她一样,周说她喜爱我的纯朴,喜爱我身上尚未被文坛那些污七八遭的东西染过的本色。周说她重读了我的《怀念与审判》,说我的写作态度是极端真诚的,同时她并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认为我的东西偏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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