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活得更长

　　我一直记得一些人，他们早就回到了城市。也只是回到从前的城市。他们正与从前的城市一同老去。他们都要死去了，但他们的罪恶还在活着，正以变种的样子潜入崭新的城市。我是此罪的一个恶果，我要得到清偿。我正努力活着。
　　那些很早以前就回到城市里的人，没有赶上或抓牢日新月异的城市，他们只好掉落到从前的城市，徘徊在从前的生活。我也一样，无法把握越来越健硕的城市脉搏，同那些衰老的邪恶一道，正被张狂的城市变成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尘；除了一只看不见的巨手，谁也无法单枪匹马地对城市生杀予夺。这是一种罪恶的余波。但人老为妖毕竟是老道而练达者较好的命数，他们一直在暗中凭恃着那只无形的巨手。他们都要死去了，但他们的恶在城市坚硬的土壤中找到了新的延展方向，得到了更加丰沛的滋养。魔亦有道，他们千变万化地活在城市，并且活得极其安稳的。
　　我是一个最无出息的城市求生者，我的生活也就不关疯狂消费和恣情娱乐——我的贫穷是我的城市身份所不能改变的，作为一粒自卑的尘，我不能不是谨小慎微的。
　　好吧，我还拥有自卑，我就不是完全的虚无。若说活在城市必然有所作为，我又无法融入城市的娱乐和消费，我的作为便是背负着自己的自卑，从城市生活的边缘倒退回去，退到我的自卑产生的来路上，一路往回摸索。
　　自卑的起点不是我摸索的终点，那个起点还有个源头的，我很愿意继续向前寻找。直到寻见致我为平庸与残疾的种种恶，赤裸裸地和我对面相遇，我就与恶的肢体和恶的灵魂对峙。
　　我和那些人相遇的时候和地点显示出，他们很年轻，我很幼稚；比方说，他们是老师，我是学生，或者，他们是大人，我是孩子。
　　在那时候那地方，有人告诉我，我的那个初中政治课老师——我已有感觉，更同意很多人的看法——他很凶恶。当然，看起来，他的表情确实是永远僵直而冷峻的，这样，他的那张脸总是显得很长很长。
　　我的同窗中，有一个人对政治课老师总是谈虎色变闻言心惊。当在学校里不得已和政治老师偶然对面相逢的时候，他只能对着政治课老师瞠目结舌两股战战，突然间不会走路。为时不久，那个同窗想出了消除苦厄的好办法，凡有政治课的日子，他就逃学一天。在逃学期间，有人看见他在田间地垄上转悠，有人看见他躲到学校所在村子深深的巷子里。但据更加可靠的说法，他经常独自逗留的地方是一孔废弃的砖窑。
　　其实我早有类似的打算，不过，我的头皮仿佛比那个同窗的更硬一些，没有逃学，而是咬紧牙关坚持天天上课，虽然上课的时候比支农和参加批判大会的时候少得多。每堂政治课上，我的心头都是抽得很紧很紧的，并伴有耳鸣和目眩。
　　我想，更多人应该与我有一样的感受吧，我的心里总在祈求每堂政治课能够快一些结束。但越是那样指望，那一节节政治课就显得格外漫长。
　　不用说，在那样的课堂上，我通常都是呆若木鸡的。实在无法忍受那种煎熬，第二等指望也就随之产生了——求告，求告，但愿老师不要盯视我，他那双鹰鹞一般的眼睛总会让人浑身凉透的。要知道，那双眼睛在谁的脸上停留下来，那个人就要遭殃了，而政治课往往也就变成一堂现场政治课。
　　那时候，我们坐在1975风格的教室中，所有的窗子都是没有玻璃的，据说全被砸碎了，也据说从未安装过。到我坐在里面上课的时候，所有的门扇、窗框都是残破的。所有的桌凳都关节松动损边缺角，触碰之间随时可以自行解体的。上课铃一响，大家如潮水般涌进教室，很熟巧很迅捷地组合、安装散架的桌凳。特别是在上政治课之前，所有人像众鸟归巢一般更加提前涌进教室，组装好桌凳，赶快坐定，等待老师。在政治课上，任何桌凳都不可以散架，甚至不能发出“咯吱”声的，毕竟，散架和发声是能够证明人没有坐好也便没有安心上课的。是的，绝对不能出现课桌倾斜凳子翻倒的事情，我们必须把课堂秩序维持得好好的。尽管看上去我们都靠着课桌坐在凳子上，事实上，我们都在努力构建并保持复杂的受力平衡，我们的身体和松动的桌凳在艰苦卓绝地相互支撑。
　　“李四娃，你的爷就当过国民党匪兵，你看你那一副‘特务’的样子！”
　　“关云成，想啥哩，你爸爸就是投机倒把分子，莫非你也想去贩卖猪娃子？”
　　“王景明，你的太爷就是恶霸地主，你现在还这样不老实，简直是一个残渣余孽！”
　　教室里就鸦雀无声，连一只只苍蝇都纹丝不动，仿佛一切都被冻僵了。
　　那个常常逃学的同窗，其实也没有被老师冠以什么令人魂飞魄散的名号，更没定什么罪行，只因有一次被政治老师提问“什么是修正主义”，他无言以对，只是一味把眼睛和口张得大大的对着老师，仿佛想用大眼睛和大口来求得老师的原谅或宽恕。但老师还是狠狠地训斥他挖苦他了。直至下课，他那双出奇的大眼睛和那张大口都没有自然松弛或关闭，我曾猜想，他也许忘记了自己的眼珠是可以转动的。
　　自此，他再也不上政治课了。
　　有一次，政治老师在操场上将他截住，开始训斥、辱骂。老师大概气坏了，咬牙切齿还不够，又拽住那个学生的耳朵狠狠地拧，是翻来倒去地拧，那个学生也就随之前俯后仰，嘴脸歪斜，面如土色，活像一只被老虎咬住而瘫软的兔子。
　　接下来的整个上午，或者是整个下午，全校都没有上课，而是由政治老师一人在操场上上了一堂现场政治课。学生们都是自觉去听的，大概觉得政治老师的现场授课尤其不能缺席，人人安静地站着，听着，看着，仿佛一旦绕过那个现场缺了那节课，将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比如被命名，被归罪，被训斥、被挖苦……
　　在课堂上作为老师的现场教材，许多人都经历过了，侥幸剩下的，为数肯定不是很多。但剩下的不等于幸免，我属其一。我的内心压力之巨大常令我头晕目眩。我内心的紧张程度比我直竖而蓬乱的头发增长得更快。知道那道难关很不好过，就希望那种关照不要降临；也知道那件事谁也躲不过，又希望早些发生，好让一场必然的噩梦早些结束。越到后来，我越感到老师要盯视我了，要对我指名道姓了，要训斥、挖苦我了，要对我命名、归罪了，我就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应对老师的发问或非难。
　　让我忧心如焚的另一件事是那些不争气的桌凳。有一次，我们同桌三人坐的那条长凳开始向我这边倾斜了。按照常例，我们应该一起拯救。但那天的政治课上，老师已经收拾过三个学生了。也许是同桌们早已无法顾及拯救凳子的事了，也许他们和我一样真的不敢轻举妄动，就任由倾斜的凳子发出“咯吱吱”的响声继续向我这边倾斜，其余两人仍不思拯救而端坐听讲。出于本能反应，我把右脚向外迈出一点，想获得新的支点继续支撑摇摇欲坠的凳子。但这个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脱老师的鹰眼。他踱过来，拽住我的耳朵，把我甩到墙角。就在我离开座位的瞬间，那条凳子发出清脆的一声响，解体了，连人带凳，轰然委地。
　　很可笑，但没人笑。我那两个同桌就变成新的现场教材了。老师也许因此暂时无法关顾我，我也就暂时躲过了一劫。
　　第二年，他当校长了——他居然当校长了！
　　他好像是在反什么风的热潮中荣升的。
　　自此，他那张脸更加僵直，拉得更长，表情更冷峻，双眼射出的目光也更加犀利。他的目光所到之处，全是寒意所致的哆嗦或死寂，即便在盛夏，他的身影和声音也会给四周带来彻骨的冰凉。
　　有一个跛腿的物理老师，他是极其无畏的，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和那校长对骂过好几次，并且，每次都是物理老师大获全胜——校长似乎有些害怕那个物理老师，每次对骂到最后，都是校长先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长时间不再出来。
　　不过，因此校长对学生的训斥与挖苦乃至肉体惩戒也就变本加厉。
　　物理老师曾半公开地告诉学生，前些年的校长是一个很能打人的“干将”，药材站站长头上的一大片黄瓜状的疤痕，就是校长当年用扁担打成的。药材站站长的罪名是“奸商的后人”和“受管教分子”。我不懂那些，只觉得站长很可怜，过早谢顶的头上又留下一块黄瓜状的疤痕，确实让人想起无边的苦难。我对物理老师是敬爱有加的，一直认为他是“刘闯”和“雷刚”式的英雄好汉。至于物理老师的跛腿，另据校外人士私下说，是前些年，那个未当校长的政治老师指使学生干的。
　　我对校长的恨深沉而隐秘。除了耳闻目睹的他的文治武功，我还恨他那双鹰鹞一般犀利的眼睛，以及那张极其冷峻的脸，至于他慢条斯理的说话和带有破碎音效的吼叫，我的感觉是恐惧且厌恶。对于他，我心有余悸又挥之不去，一个人静处时，不免要以极端的恨意来平衡那种煎熬。
　　我的初中生涯将告结束，但还未遇上他对我提名道姓的训斥、挖苦乃至无法预想的肢体惩戒。我的恐惧就越来越深重。我预感到，他一定在酝酿着更新更有效的惩戒手段——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曾幻想我的“贫农”出身以及我较好的学业会让我免于劫难的，但我对此总缺乏足够的信心，多数时候，我都在等待那个艰难时刻的来临。
　　两年初中生涯很快结束。要么接受学校和公社的“推荐”上高中继续深造，要么申请自愿回乡务农。我选择了前者。
　　后来的事实完全击碎了我幼稚的幻想，我没有被“推荐”上高中。物理老师告诉我，校长坚决不“推荐”我！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得前途和未来是什么东西，只是知道我不能再上学了，内心里有过凄楚的。后来，大人的愁容和啜泣才让我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假期即将过去，大人执意让我去复读——我依然不懂其中意思，只是隐隐意识到大人的悲伤与绝望需要我的听从来抚慰。我就去复读了。
　　一年以后，恢复高考，我顺利考入县一中继续读书，然后，一鼓作气走完了求学之路。
　　我似乎应该感谢那个突然斗转星移的时世，但我更应该感谢的其实是我执着而英明的父母，是他们逼我走向伸手不见五指的未来，鼓励我寄希望于根本无法看见的那一丝微弱的光；因为我遭遇了那段无法预测的黑暗，也才有机会赶上“天再旦”的良辰美景。父母的逼迫，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起点！
　　我也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先当政治老师后当校长的人。记住他，一是想记住我人生的起点遭遇的黑暗如何影响了我的一生，二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挣扎，把那种黑暗变小、变弱，最好让它气绝身亡！从我考入县一中那天起，我就认定自己虽是一粒孱弱的种子，但不论有多孱弱也是一粒种子，我要发芽，我要长大，我要开花结果，最后最后，我一定要长成一棵健壮的大树！
　　这也不够，我还要看着他和他的邪恶一同老去，老而无力，痴呆，最后成为走肉和行尸，我要清算他和他的时代犯下的所有罪恶，消除我内心的恐惧，治愈我心灵的创痛，雪洗我蒙受的一切耻辱。他们使我对仇恨过于敏感，对爱过于迟钝，他们是罪孽很重的；我曾多次想过，如果这一切都能够反过来，世界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样子，人人可能更诚恳更宽容；如果他们心存仁爱气量够大，今天的生活就不会有如许多的悖谬和悲情——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被改变了，变得贪婪而狭隘，猥亵而自私。那么，我们本来是或者应该是的样子——是怎样的呢？那个可爱的模本，它还在这块土地上，还是已经流落到这块土地之外的什么地方了呢？
　　我和我的同龄人，是迷途多年而不知返回何地去往何处，是失去家园也失去自己的一群。但也是时候了，我们该为那些罪人和罪恶设定最后的审判日了。审判之后，我还要为他们和它们唱一支挽歌。
　　在我进城工作之前，他先进城了，还在城区一所小学当校长！据他的一个竞争对手无意透露，他进城之后似乎很担心以前的种种不良行迹而殚思极虑，试图防范与对抗。垂垂老矣，做恶之人终究会有夙夜担忧随时碰上寻仇者的时候！但他没有坐等那些事情的发生，他行动了。他就派遣他的女人，利用业余时间，在县上“一把手”家里义务做了两年保姆。他得到的回报是，他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儿子被调入公安局，不久又当了刑警队长！
　　也许，至此，他应该睡个安稳觉了吧。
　　我却不信，那些作恶多端的幽灵真能找到一劳永逸的投胎转世的主！我信“天眼”，我在等待。我相信，在世间犯下的罪责，必须在世间清偿；留在世间的恶，必须经由受难者认定的方式来做了结；有罪的灵魂，必经审判，才有资格被天堂和地狱决定去向。
　　虽说是县城，它也越来越大了。在楼宇森林之间的人海中，我也偶见那张拉得更长、更僵直、更冷峻的脸，但因为终于老态龙钟了，那张脸上的杀气大不如前。他好像同样没有气力跻身于这个消费到昏昧娱乐到癫狂的城市，而是只顾以老年的步子，低头走他自己的路。我知道，他想隐藏或抹去一些什么。他把那些东西转移了、扩散了，甚或变异了，并已得到新的保护。他可以安心等死了。
　　我却坚信，对恶者及其恶迹，这个世界不会一笔勾销的，毕竟，还有许多罹难者在这世界上活着，在盼望和等待那个审判日及其结果！在此之前，我也将好好地活，活到寿命更长，长到见证那个真正回暖的日子。 　　201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