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学散记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3:57 编辑 <br /><br />考学散记
1949年初春，我在家乡长沟镇完小上六年级。那是一个国民党走了，共产党还没进来的小学。老师是一帮子思想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教历史的是殷老师，他还是一校之长，上了一年历史，满打满算不过上了七八节。记忆最深的不是他所讲的近代史，而是他在课上讲自己在京城里上中学，于北海划船，超时很多，弃船于岸，翻墙而去的经历。不过学末他出了六道大题引领我们总结复习，却取得非凡效果，至今记忆犹新。教数学的老师姓崔，细高挑，大高个，长形脸，一表人才。他讲课口齿清晰，题解明白，简洁扼要，深受学子的敬仰与爱戴。他出身富农。他曾亲眼目睹过解放军飞身跳下战壕，去攻打国军据守的琉璃河车站。教语文的老师姓吴，叫玉华，是个私生子，不近女色，生性叛逆，知识宽泛，天资聪颖。他弹风琴，拉小提琴。他上课总是把课本丢在一边，对课本嗤之以鼻。他讲趣闻，谈轶事，道古今，说名著。他背诵《琵琶行》《长恨歌》,也让我们背诵。他朗朗上口倒背如流，也让我们朗朗上口倒背如流。他让大家集资到北京城内购置许多图书，倡导我们去阅读，茅盾巴金老舍等许多名家，就是从那时候起进入我们眼帘的。有一堂课讲“民主政府爱人民”（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中的一句歌词），与国民党独裁专制相对比，讲得声情并茂极为生彩。吴是恩师，是启蒙者，也是 我行我素的自由主义者。他严谨，他浪漫，他具有诗人的才思风度与气质。他不仅教语文，还教美术与音乐。他还执导我们这群乳臭未干的孩子，排演大型歌剧《白毛女》。他还走向社会，配合土改，引领我们到各地巡回演出。台上挂着白亮的汽灯，台下人山人海。演出前要进餐，一锅大米饭，一锅粉条猪肉加白菜。大家敞开肚皮吃，唯独王恕同学要限量，因为他得登台演出。他男扮女装演白毛女，很早就得登场。其他人是后台演员，在演出快要结束时才登场，唱太阳出来了，呼儿一呀呼黑，不是唱，是扯着嗓门叫嚷。我们不限量随意地吃，老师不担心唱不出来叫喊不出来。
吴老师迎接新社会的到来，几乎近于一种狂热。他不仅组织自己的学生演出，还走向社会，动员镇上的农民投入白毛女歌剧的排练，剧中的杨白劳大春以及黄世仁等角色都由农民担当。然而不久，他就发现新社会的民主与民生，不是他所向往的民主与民生。他开始收敛，开始靠边站，开始隐退，面对其后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但他能够明哲保身，他不说话不表态，他是局外人。然而到了文革，革命小将依旧不曾放过他，因为他是大地主的私生子，尽管他与小将一样始终仇视使他私生的那个大地主。但在血缘上他却是大地主名副其实的“狗崽子”，理应受到革命的审判与惩治。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本文不须赘述。
说来也怪，除崔老师外，其他老师都不怎么上课，也不怎么留作业，我们自己却在痴迷地学。不仅白天在学校学，晚上回家也学。记得有一次，我于夜半爬起来，点上豆油灯，爬在八仙桌子上读书，读了好长时间，鼻子都被油烟子熏黑了，才回到被窝里睡觉。第二天母亲问及，我却摇头不知其事。那时候有一本书叫《数学千题难解》，是四则运算题，是用算数的方法解代数问题。我与我同村的王文韬一起学习，在一个暑假里，硬是啃了一千个难题，解题解了厚厚一大本子。（本子是买的白板纸三十二开裁剪，再用银针白线缝制而成，要比直接买本子便宜许多。）不仅我（们）这样学，全班27人都这样学。人人都爱学习，人人都对学习都抱有极高的热情，学习是来自心境油然而生的需求，也是出自一种爱好与情趣。
不知怎么搞的，那时的北京市房山区的教育皆在寒假结业，长沟小学也不例外。而房山初级师范也于寒假招生。全县（区）小学毕业生云集到破败不堪天寒地冻的县城里，熙来嚷去也算一道风景。每十六名取一名，招收100名，我考了第十六名。
入学了，麻烦也来了。那时候的师范上学都管饭，不知为什么房山师范却不管饭。每月每人的伙食要缴三十斤小米。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步行三十华里回家去背那三十斤小米，而全家老小都在嗷嗷待哺无下米之炊。#
“共产党不会饿死人!”父亲这样说。
第二天，我两手空空地回去了，依旧是三十华里，在我的感觉里是三百华里，我不愿回去，又不得不回去。我的内里苦闷极了，我的两腿沉重极了！我躺在路边麦苗地里仰望天空，仿佛那不是什么天空，而是不住地低垂使我难以呼吸的一层雾霾。
父亲让我回校找共产党，我站在那个庙宇大院里茫然四顾，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我独自一人隐忍着肚子里的饥饿，除了上课我已经从群体视线里消失，存在于某个犄角旮旯里。
开饭了，同学们都一涌而去，唯独我一人留在教室或者宿舍里。因为我兜里没有饭票，只能躲在一角吞咽自己的泪水。待等人们吃罢饭刷完碗纷纷离去，走得一干二净。大师傅们开始打扫洗刷餐具拍打笸箩里缝隙中的小米饭粒时，我箭一般飞了过去，手拿着一个空碗，直愣愣地舀那簸箩里的残羹剩米。大师傅见状也帮忙，把两三个笸箩的残羹剩饭擓打到外的饭碗里。
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大冷的天厨房里却有那么多苍蝇，而打扫到我碗里的剩物，也总是要有一两个死苍蝇，乃至好几个死苍蝇。即便如此，我也会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碗饭的狼吞虎咽！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天天吃苍蝇饭，喝的也不是白开水，却从来不拉肚。今日却是头孢肠炎宁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消炎药不时吃着，而各种炎症反倒层出不穷。每日早晨出去散步，看到许多鸡于道途上觅食，被啄进去的东西无一例外的都是裹满细菌，甚至偶尔就是一个完整的活苍蝇吞噬而下，却不见哪一只染病不起。赖以吞服各种消炎药注射各种消炎针剂的人类，越来越脆弱，其生存能力正在急遽退化，不如那自由走来走去的鸡。
教室原本是巨大的庙堂，很空旷。有男生，也有女孩。入学后不久就有几对男女在早恋。有个清秀淑女，有意在我面前如花似玉。她有一根跳绳，总在我眼前跳上跳下，每每做轻盈状，做逍遥状，与此同时还用眼睛瞄我。她是希望我一下子也能跳进去——真是玉食饱女不知道饿汉子饥，我跳得动吗！那锦衣玉食之女呀，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每次上体育课我都称病请假，坐在一旁看你们活蹦乱跳有说有笑，就连那天空飞下来的鸟儿都注意到我，不住地叫喳喳……难道别人有眼无珠你也有眼无珠吗？！……
“涿县一中管饭！”暑假临近，涿县一中招生，我这样想，也对父亲这样说。我为了“管饭”而考学！
我们是民主青年
我们有五四光荣的传统——
走进涿县一中的大门，上千的男女青春少年，穿着一样的白色服装，一边歌唱，一边手舞足蹈，该是团体操表演。一扫我心头积郁的阴霾，让我心灵受到巨大震撼。原来解放区的天，是从这里明朗的。
我羡慕他们，他们都是吃饱饭的民主青年！
歌声在飘荡，歌词是那样深刻地镶嵌在我的意识里，我眼睛里所看到的是新中国的民主青年，我自身也必将是那民主青年。在我的感觉里涿县一中与房山初级师范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好像前者还没升起太阳，后者已经光芒万丈。
到处都是考生，到处都有人头窜动，真可谓人山人海。数学是七个题，我错了一个半题。自思自量考不上了，不等第一榜公布（那时的考学，第一榜是笔试，第二榜是面试），我就溜之大吉，赶回房山师范。因为房山师范是不允许学生溜号再考学的。
从涿县到房山七八十华里，饥肠辘辘的我是怎么走回去的，今天的少年是想象不出来的。其艰辛困苦不亚于当年红军爬一次雪山过一次草地。
“XXX第一榜有你！”消息传过来，我呼天，我跺地，后悔莫及。
错失上涿县一中的机会，决意进城考取北京四中。
父亲为了支持儿子考上北京最牛的中学，把院中一棵百年又高又直又粗的大槐树锯倒卖掉了，致使浓荫覆盖的村舍上空出现一个巨大窟窿，惹得鸟儿们大声地啁啾，烦躁不安！
我又幸运地考取了！学校分两大部分，一是教学宿舍区，一是大操场。在两部分之间有一过道，在过道入口墙体上方，有一红纸黑字横幅标语——竞选学生会主席！
标语已经陈旧，想必是去年（1949）的事情，但依旧非常醒目，至今清晰在我的意识里。我们不曾感受那民主竞选的氛围，只能做一次随意的钩沉与想象。
我考上了四中，与我同行的长沟完小毕业的学生王恕扈文生与李蒲，也考进北京四中。一个只毕业27名学生（只是为数不多十来个前来报考）（毕业考试排列第一名的王树元与第三名的王文韬没有前来报考）农村完小一下子有四人考取了天下最牛的四中，这个成绩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李政道邓稼先何其芳汪曾祺大学之人才相媲美。
汪曾祺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生活，他说西南联大于三十年代之所以培养出那么多人才，其原因只有两个字：自由！长沟完小与西南联大不能同日而语，它不能说培养出什么栋梁之才，但它确实诱导出一帮爱学习对学习有兴趣的孩子，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西南联大是自由的联大，长沟完小则可以说是自由的完小！在这样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孩子，去考学是考学高手，走向社会是社会的栋梁之才。
自由的环境启迪自由的心智，那是教育之道也！纵观眼下洋洋可观大而又大的大学（以及那些追求升学率的中学与小学），培养出来人才却少而又少。其最根本的缘由是不敢放开手脚，被牢牢地套死，不让学子获得境界的自由所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