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店员

　　下午去买止咳药，药房里只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写作业。见我进门，他立马站起来，礼貌地问：“阿姨，您要什么？”他还是个孩子，我有疑虑地问他，你妈妈呢？ 　　阿姨，我妈到安庆去了，您要什么我给您拿。听着他稚嫩的声音，我不禁笑着问他，你会卖？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会。我拿了药，付了一百元钱。但这下，他却缩回了手，小声地说，阿姨，您有零钱吗？这个钱太大了。 　　我明白了。他是怕收到假钱。我告诉他，怎样辨别假钱，并且再告诉他，我拿的一定是真钱，可以放心收下。他拿在手里，仔细地摸摸捏捏，还对着光亮看上面的水印。心想，这真是一个精明的孩子。 　　小时候，我也帮父母看过小店。但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一般都是别人拿了东西，收钱，找钱后，我就关上抽屉，一溜烟地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那时候还没有假钱，也没有一百的，最大的是十块。我家抽屉里，一分到五分的硬币多得把抽屉压得老重，我常常是双手加腹部把抽屉顶上，才关严。 　　如果逢上周末不上课，父母要我呆在店里写字，我的心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小伙伴身边去了。很多时候，把店门挂上锁，再把大门掩起来，跑走自顾自地玩。人家要买东西，就站在店门口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又一溜烟地跑回去。偶尔，正玩得起劲，我也装聋作哑。为这，时常遭到父母的责骂。我就气鼓鼓地为自己鸣不平。人家都能玩，就我不能。妈妈就说，人家成绩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比得过人家吗？把你关在家里，都不学，不成器的东西。 　　想想，自己的确是个不成器的东西。那时候，称白糖或者盐，都要用盘秤称，妈妈就教我一斤的星星在哪儿。二十多年了，我就认得自家的那杆秤上的一斤星火。去年，家里冰柜里有鸡架子，那是两个一袋分好的，但是论斤卖，我以为我会称，可是把称砣放平了，却不知道是几斤几两，让顾客自己来看称付钱。好在他们都是家里人。不笑话我，也没欺骗。妈妈回来，我还是问她怎么称秤，她敲我一记额头，不教，从小教到大，前头教后头忘。 　　就这点商家头脑，我还在这边买菜的时候，冒充专业人士。这里的杀猪佬最会哄人，早上买菜多是上班赶时间的人，买了付钱就走，这让他们缺斤少两成了习惯。只要买肉，他们把猪肉剁好往钩上一挂，我就凑过脑袋，假模假样地盯着，嘴里还唬人说，别以为我不识秤啊，称好喽。就这点伎俩还真能蒙混过关。因为，称好后，我转身就把猪肉往别的菜贩子电子称上校秤，一般也就几钱的误差。 　　其实，现在对开店的这种现象早就司空见惯。赚了进货的差价，还要在斤两上做文章，多赚早发财。这样想来，我的父母可真是天底下最傻的傻瓜。到现在为止，虽然村里只剩老妇幼残在家，店里生意也只是维持一个人低水准的生活费。他们还是把小店支撑到现在。我把他们算算帐，进货租车，称的东西都是足秤，能赚多少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还得天天有一个人守在店里，没了自由，很不划算。只有在过年，打工的都回来的时候，才捏着红票子数一数过瘾。有一回，还收到一张假的，这就不仅仅是赔了，还让一向耿直的父亲很是生气。这张假钱就压在玻璃板下面，邻里乡亲，父亲没有找去，一来怕人家不认帐，二来更是不好意思吧。 　　但我很有点生父母的气了。这么大人，居然不识得假钱。那些人个别的在外面打工数十年，早已沾染了狡猾与世俗。山里人的土气，在他们身上也早已消失殆尽。只有那些留守的人，依然像在世外桃园里，过着鸡犬相闻、早出晚归、农耕勤织的朴素生活。 　　我也曾是个小店员，相比之下，惭愧得很，那时候，我没有拿过大钱，没有仔细地辨认过钱的真假，只是头脑里快速地运转着简单的算术，那时候，我也一边看店一边做作业，但很轻松。 非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