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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流水的日子

2021-12-23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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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的日子




我六岁时,父亲离世。那个黄昏,父亲静静地躺在了黄土坟里。从此阴阳两隔。


一家人的生计压在了母亲肩上,八张嘴都要填。母亲憋闷得受不了,不是躲在庄稼棵子里流泪,就是坐在父亲的坟旁发呆。那些曾向父亲借钱的亲朋故旧,视我家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他们不仅忘了父亲在世时给他们的帮助,连借去的钱也能赖就赖,不肯偿还。就连我的亲大妈,也紧紧地关上大门,只怕我和弟弟吃她家刚出笼的馒头。


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三个姐姐已沿着羊肠小道从五六里外的南沟下河挑回了水,母亲也去坡上捡回了柴禾。我和弟弟最小,还在炕上熟睡,也被母亲叫醒,我扫屋里,抹桌子,抹锅台,弟弟搂着把大扫帚扫院子,母亲则拿起铁锨要下地去了,她一脚迈出大门,又回过头来嘱咐我和弟弟:“拔猪草,挑苦苦菜,笸篮要满,要满!!”


挖满一笸篮,实在不容易。晌午之前,我们提着满满一笸篮猪草苦苦菜回到家里,(近处的草先被剜没,也不见长,家越来越远,笸篮越㧟 越沉。)到家,先灌一肚子凉水,烧一锅开水,舀一碗凉着,等母亲。


那时候,选拔上大学,大姐连续三年被选拔上,都被队长卡下来了,说是家里没劳力,不能走。三姐上了卫校,也被队长以同样的理由卡住了,不让三姐到保健站上班。三个姐姐干着和男人一样的重体力活,男人记十分工,她们却只能记六分工。大姐去找队长,要求加工分,队长老婆把大姐的头发薅下来一大把,拿根扁担撵着大姐打,戳着大姐骂:“给分就不错了。要十分?夹根棒槌,夹根棒槌就让我男人记十分工给你。”弟弟脾气犟,谁欺负我们,他就跟人家打架,拼上命地打。胆小甚至懦弱的母亲从来不敢跟人争,明明知道是我们受了欺负还是要跟人家说好话,回到家里抱着我们哭。


没了父亲,我们也没了自尊,没了胆子,惊弓之鸟一样地活着,规规矩矩,小心翼翼。队长女儿巧巧欺负我,我不敢还口骂她,更不敢还手打她。我到哪块地里拔草巧巧都说是她家的,我拔的草全归了她,我只好到离村子远一些的地里再拨一筐。


我小心地活着,生怕给家里带来什么麻烦。





八岁那年,我穿着母亲给我改做的衣服,走进了村里的小学校。母亲再三嘱咐我要听老师的话,不要惹事,要好好学习。


学校是一个小小的三合院,教室在北房。教室里有地道,上面盖着木板。队长女儿巧巧经常唆使人趁我不注意抽掉木板,让我栽到黑洞洞的地道里。细活家的根儿也被一次又一次地捉弄。可是,我很优秀,上学前我已经能背过十篇课文了。


那时候,村小学还挺大,人也多,一百多学生呢。搞大合唱的时候,一至五年级横列站成五排,从低到高,年级越高人数越少,站成扇面队形,先唱《社会主义好》,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的老师宋殿国、郭子黄都很好,他们不会因为我家里穷就给我难过,他们不断地给我打气鼓劲,鼓励我好好学习。三年级开始上作文课,我写的作文几乎每篇里都有老师用红笔画的圈圈,老师下发很好的评语,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然而,老师越是表扬我,巧巧她们就越是想点子欺负我。父亲去世、家里穷都成了我的短处,她们编着各式顺口溜骂我。姨姨给我买的新衣服,我穿到学校后也被巧巧抢去穿,很多天都不还给我。


我受欺负的事家里人也知道,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恢复考试后,二姐、三姐考上了老师,母亲一次次地去央告村干部,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二姐总算是能去教书了,三姐却不得不留在队里干活。


一天,在外村教学的二姐把我带到她教书的学校去,我终于可以不再受巧巧她们的欺负。可是,在陌生的环境里,我更加胆怯,别人问话我不敢张口回答,他们都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这娃是不是憨憨?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憨憨。





到乡里上初中后,教政治课的杨奎中老师说我是神童,因为我背书快。其实一点也不神,课堂上老师让背书,我就用心记,所以就记得熟,背得快。我想,是同学们不够用心,才背不下来的,并没有什么神童。


我写一篇作文能写满一本作文本,解永霞老师买稿纸给我一本一本订作文本。校长李成标 知道后,一次次在大会上表扬我,让我当升旗手。升起的国旗刚好越过树梢,那鲜艳的红色和旗帜上金灿灿的五角星,一直飘扬在我的记忆里。只是我的作文本传其他年级其他班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学期结束,我手里一本作文本也没有。


学校翻修宿舍时,乡里住的成华表姐让我住在她家。我在她家后炕上暖暖地过了一冬,还吃过她好多顿饭。那时候缺吃少喝,谁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给别人吃。


暑假,不常来往的小姨突然提出要带我到山外面去看看,对我说她家端氏多好多好。等到了她家,小姨才告诉我,她要到外地进修去,家里没人照看我八十岁的姥姥和她的两个儿子。两个表弟,大的五岁,小的三岁。就这样,我成了小姨家的小保姆。开学时间到了,小姨也不回来,我干着急也回不了家。


等三姐夫把我从端氏“偷”回来,这一学期也快结束了。李成标校长只当是我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了,就托人捎信,说是免去我的学费,让我无论如何赶紧上学去。可落下了一个学期的课,我只好留级,跟着下一届学生上课。


我穿着哥哥已经磨得发白的劳动呢裤子,补着补丁的黄军袄,很是遭到一些同学的嘲笑。李校长却在大会上表扬我,说我艰苦朴素,要同学们向我学习。周日下午,我冒着大雨上学,河里涨水过不去,校长在河边接应,大会上表扬我按时到校。物理老师裴长亮也让同学们向我学习,说我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其实我就是听课认真,并不是就比别的同学心灵。


我从小就爱长个子,瘦骨伶仃,竹竿一样笃笃地在村里走过。村里人说我“傻大个”,“穿衣服也得多穿二尺布”,我觉得这都不是好话。可是我管不住自己的身体,没办法让它停止长高。在班里我几乎是最高的那个,到了初中也是。那时候男生女生不说话,一说话就是“谈乱爱”,就是谁跟谁好,就是谁是谁的老婆,那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偏偏那时候站队都是按大小个排,小个儿在前,大个儿在后,每次站队我都是得和男生站一起,那几个女生就笑我,吓得我直把腰往下弯,到现在背都驼着,习惯性站不直。


体育老师却喜欢我的大个子,说我腿长,让我参加全县短跑比赛。我拼了命地跑,用眼下的流行语说,也是使出“洪荒之力”了。老师说:“这闺女也泼辣!”


学校开元旦大会,给各科考试竞赛优生发奖,我每门学科都得第一,就一次又一次地跑上台领奖,自己都感觉不好意思了。李校长说:哎,你别来回跑了,就站在台子上等着领下一个奖吧。


全县化学竞赛考试,学校经过三次选拔考试,最后定下让我参加。那是第一次住在县城,晚上睡觉,衣服也不敢脱。正是大夏天,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外校的一位同学好心地劝我:别怕,我们都是女生,脱了睡吧。可是我不能,她们都穿着内衣,而我根本没内衣可以穿。


尽管老师们为我付出了太多的辛劳和汗水,我自己也尽了最大努力了,尽管山区定向招生,我的分数是学校最高分,但我连续两年都没能上得了我朝思暮想的师范学校——名额被别人走关系拿走了。同学对我说:“你是老师眼里的高材生啊,可你考的分数再多也不管用,考得再好也上不了师范!”她的话刺得我心里生疼,我不知这是怜悯还是幸灾乐祸。





“你的个子真高!”“你的头发真好,又密又黑!”“你太有气质了!”“你写的字真好!”“你学习这么好,我真是羡慕!”


山里人都笑我傻大个,我也一直为我的高个子而苦恼,没想到在县城,却有那么多的同学羡慕我。他们没有嫉妒,没有鄙视,没有嘲笑我寒伧的衣着。


同学对我这个“山猫”很好。我离家远,交通不便,周日一般是回不了家,续丽丽、戴永红就带我去她们家吃饭,马芳、吴富梅从家里给我带咸菜、饼子。新学期开学,由于没有合适的汽车,我不得不提前一天到县城,学校里没人,我没地方去,续丽丽就拉我吃住在她家,丽丽的妈妈刘阿姨待我像自己孩子一样。这也竟成为我每个学期开学的惯例。


教语文的任同甫老师,五十多岁,皮肤白皙,很胖,但因为高大,倒更让人觉得他气定神闲。他总是微笑着,我觉得他像是大肚弥勒。上课下课的路上,他右手捏住书的一端,让书脊紧贴在腰边,眼镜盒放在书上,有时还带一盒粉笔,肚子微微前挺,左臂随着步调前后摇摆。他的步幅不大,但走得很快。上课时,他不用看教案,知识点密密麻麻地写满黑板。他的儿子女儿,都考上了清华大学。


教英语的伊廷贤老师,教政治的索永福老师,教历史的李庚辰老师,都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风度,什么叫渊博,什么叫作风严谨,什么叫为人师表。


但我自己还是走了弯路。上高一不久,偶遇我的初中老师王邦志,他对我没上师范很是惊讶和遗憾,说他正好在隔壁学校带初中毕业班,希望我再考一次。我就又去初中复习,准备考师范。中考成绩下来,我比第二名同学高出160分,老师们都认为我这次上师范没问题。可是,我又被人顶了下来,希望再一次落空了。


那段时间,我的心思不能全用在学高中课上,高一就那么糊里糊涂过去了。期末考试,物理试卷都是判断题和选择题,我看着哪道题都异常陌生,只好硬着头皮,看着哪个选项顺眼就选哪个,半个小时就沮丧地出了考场。考试成绩出来,我竟考了58分,班里排名第二,同学们都很惊讶。续丽丽问我最近没上课咋就会啊?我哪里会呢,都是蒙的,只是碰到了好运气罢了。


高一没学扎实,上了高二就感觉学习起来不轻松,班主任马长胜老师和同学没少帮助我。


那几年里,大哥二哥相继结婚。大哥二哥在村里算得上“才子”,媒人们介绍的姑娘都挺好的,但是姐姐们种地种怕了,坚决不要农村户口。那些年姐姐们为了我们上学,付出的太多了。两个哥哥也都听话,找了城市户口的媳妇。


嫂子们订婚的时候感觉新鲜,都不怕穷,结了婚就像变个人一样。为母亲没钱给他们在城市买房子,山里交通不方便,每次回家都要吵架。母亲给她们另搭锅做饭,把老母鸡下的蛋煮、蒸、冲、炒,变着花样做给她们吃,我和弟弟只有看着的份儿。然而嫂子们还是不满意,闹得家里鸡犬不宁。村里人都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可这是哪门子的书香门第呢?母亲暗暗哭泣,我陪着母亲哭。


在学校,我常常梦见大嫂在家撒泼,母亲低声哭泣。上课也老走神,为家里的事情苦恼。高三第一学期末,我感觉乳房隐隐作痛,摸了摸,发现里面有肿块。


寒假,母亲借钱让我跟着大哥去市里看病,在没住院前暂住在大哥家里。大嫂编着顺口溜,唆使才三岁的小侄女唱着骂我,“小姑姑,害人精,害得我家不安宁”,“老婆婆是母猪,生了一窝猪仔,害着我家人”。邻居裴建姐姐看不下去,让我住在她家。在市医院做手术,一个实习生横着切断了乳腺管,伤口感染,不会愈合。


开年上学后,伤口越肿得厉害,席文丽等几个同学轮流骑自行车送我到医院输液、换药。刘月霞的父亲知道后,自己备上礼物,骑自行车带上我去找医生……


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心灰意冷中,老师捎信让我去复习,不收学费。可我的伤口仍然没长好,根本没心思去复习。“大学”就像脱了手的气球,越飘越远,我的“大学”梦,就这样逝去了。





母亲每天在家祷告乌龙爷。


三姐带我到运城市医院去看病,清创那天因为消毒出了问题,感染。钱花完了,出院。三姐又求跳大神的,仍然不见好。回到家里,大姐夫又带我去南坡找“外科”看。可是无论哪里的“神”,都没能让我的伤口长好。


母亲每天逼着我跪在乌龙爷跟前,接药吃药。那哪是什么药呢,不过是些香灰尘土罢了。我骗母亲说伤口已经不疼了,就离开家去上学。我不想让母亲再受熬煎,也不想再治这病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续丽丽上了大学。刘阿姨像以前一样,热情地收留了我,又和续叔叔商量,让我和他们小女儿竹竹一起去职业中学医学班上学。我在医学班找了酒精棉球,买了医用镊子,自己给自己换药。我想,大概也活不了几天了,学习还有啥用呢?我什么都放下了,不再是那个爱学习的学生,同学玩我就跟着玩,几个月后,伤口竟然结了痂,也不痛了,慢慢地,竟全好了。


我没等到死,又好好地活着了。





随着结婚、生孩子,我的生活里只剩下了锅碗瓢盆交响曲。整天为钱奔波,电视不看,更谈不上看书写字。


曾多少次想到老师家里坐坐,去看看表姐,看看小月、丽丽、永红她们的父母亲,也算自己没有忘记他们的关爱之情。可自卑心又来作祟,总觉得自己境况不佳,一事无成,没有出息,没有脸面去见他们,一来二去,又都放下了。


后来得知任同甫老师病了,我拿出我仅有的50多元钱买了礼物去看他,老师觉察到我的困难,让师母硬是给我带了很多东西,远远比我拿给他的多得多。后来我再想去看他时,就感觉自己很丢脸。犹豫来犹豫去,多年的时光竟倏忽而去。


再后来,听说表姐不在了,李校长不在了,丽丽的父亲不在了,小月的母亲不在了……往事涌上心头,我只有自己流泪。


同学聚会,我也没有勇气去参加。


只是,每次路过翼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看着巍然矗立的教学楼,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们,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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