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父亲的行为艺术（三）

父亲的行为艺术（三） 　　父亲说他淘了几年的金，又做金生意，到头来还是竹蓝打水一场空。我们不相信，就算在曾德光家门前的麦田里把以前的本钱都亏完了，在后山挖山槽子总挖了不少。大哥二哥早已结婚成家，没有问他要钱的意思。妹妹91年结的婚，他给过多少钱多少金我们不知道。想来妹妹妹夫也不需要，他们结婚前搞第二职业已经积攒了不少钱。92年我又谈恋爱了，把女朋友带了回去，父亲看了，很满意，模样，家庭，职业。关键是职业，也是铁饭碗。我没有向父亲提过一分钱的要求，我还没忘记我曾经在父亲面前谝过嘴，讨个老婆要不到十块钱。父亲自己以为我们会问他要很多的金子很多的钱，便先用竹篮打水来堵我们的嘴。竹篮打水一场空还真不是一场空，还演绎出了一个传奇故事。我首先不相信父亲的传奇故事，虽然故事编得比我这个长篇都还要真实，时间、地点、人物、高潮、结局样样不差。父亲说他在后山挖山槽子分的金全部卖飚了。卖飚了，就是被人骗了，没有卖到钱。有两三年，父亲逢人便讲他的传奇：“91年的一天，是个阴阴天，我正在割菜子，一个熟人带话给我，有人愿意出每克100元的高价买我的金，当时金价又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正急着让手头的一百多克金脱手。我当然答应了，我求之不得啊。我问带话的人那个人是哪里的，可不可靠，保不保险；带话的人说金老板人是江油的，但绝对保险，绝对可靠，在这一带买金都要有十年了。那个龟儿子边说边把心口子拍得乒乒乓乓的。我放下镰刀就跟他去了。在曾德光家门前一个还没有填的金槽子里见到那个金老板，好象有点面熟，但又不敢确定到底在哪里见过。他问我带东西没有，我说我一个割菜子的人连家都没回，咋个带东西？那个人就叫我回去拿东西，拿了直接进城，在龙安旅社二楼8号找他。我好象已经有点不祥的预感，但没有下细去想，曾德光家门前头是我倒霉的地方啊（父亲要是知道滑铁卢，一定会说曾德光家门前头是他的滑铁卢）！我拿了东西走到公社没有等客车，找到麻子部长说有急事，叫了公社的吉普车，给麻子部长了三十块钱，给司机买了包红塔山。我带了那么多黄面面，能赶客车吗？吉普车一直把我送到龙安旅社楼下。我上了二楼，找到了8号房间，正是那个金老板，只是两个眼睛变成了四个眼睛（多了幅眼镜）。一路上，我的手都没有离开过裤包里的金包包。我拿出金之前先看了他的钱，一大捆“大团结”……”父亲每每讲到这里，是最绘声绘色的；那样的绘色绘色，决没有人怀疑他。但我是怀疑的，我要结婚了，需要钱花，父亲摆这些龙门阵不外乎是要封我的嘴，不外乎是想又不掏钱又不落吝啬鬼的名分。整个90年代，父亲过的日子并不像是没钱人的日子，吃，穿，制金首饰，买大彩电，安锅盖子（卫星接收器），但父亲嘴巴上总说没钱没钱、钱都是人家给的。父亲说的人家就是妹妹妹夫。 　　小丽三十好几了，男人在老山前线死后就一直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过，好多人想上门她都回绝了，她说她不能背叛一个战斗英雄。小丽胖多了，身上多了坠肉，但脸盘子还是受看，眼睛还是受看。父亲很少去帮小丽，她们家水缸里的水、灶背后的柴一直都是张连国包了的；都说张连国在想小丽，父亲却不信，父亲说张连国家屋头那个女人已经够他折磨的了，再说就张连国那副行头小丽也看不上眼；父亲就是要去帮小丽，割麦插秧什么的，也一定要把母亲叫上。寡妇门前是非多，父亲想得很周到。小丽一直跟着父亲他们淘金，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都有了，身上的好衣裳家头的电器也都有了；村里的婆娘女子都淘金，难得有她那么发财的。 　　91年五月的一天。也就父亲讲的那个阴阴天。下午没课，我们几个老师正在粮站搓麻将，邮政所的老张扯起喉咙在外面喊“李闰发接电话”。老张从街上喊到学校，又从学校喊到乡政府院子我才听到。我从屋里出来，爬在墙上答应，老张听到了声音却没看到人。我把脑壳从佛手瓜叶子里伸出来，摇晃着佛手瓜藤，老张这才看见。 　　我拿到电话，电话里全是杂音。我喂了几声正要放电话，杂音突然消失了，传来了我母亲的声音：“是三吗？在上课没有？你老汉儿出大事了，赶快请个假回来一趟！” 　　“妈，是我，你好好说，老汉儿到底咋啦？”我听见自己身体里咯噔一声，一下子趴在了邮政所满是旧报纸和灰尘的桌子上。 　　电话里又全是杂音了，跟有千万只马蜂在叫似的，无论如何去分辨、等待，都再没有母亲的声音。 　　我看了看表，快4点了，最后一班过路车5点到，我还可以回去再搓几把麻将。那天阔达也是阴阴天，而且有点闷热，街上已经有绿头红头苍蝇飞了。父亲会出什么大事？和了牌之后我便去想。父亲该没有死吧？父亲要是死了，我会是一个啥态度？我们兄妹四个会是一个啥态度？小时候，我们兄妹四个都诅咒过父亲死，因为父亲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和快乐。 　　父亲没有死了，他活得好好的，坐在老屋厅房的沙发上，和张连国吃着肉喝着酒，我进门时他望也没有望我一眼。在路上，我一直在想进门时可能看到的情景：父亲躺在棺材里，棺材底下的长明灯摇曳着……十二年之后，我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赶回家，看见的正是这一幕。张连国要为我让沙发，父亲说，我们喝我们的，等他自己抬凳子。我没有抬凳子，我直接进了我的房间，关了门，倒在了床上。母亲在外面敲着门喊：“出来吃饭，酒杯和筷子都给你摆在桌子上了。”我没有理睬。我松了皮带，把手伸进了裤裆。 　　“妈叫我急着回来，说你出了大事，你究竟出了啥子大事？”我开了门，冲着父亲说。 　　“你坐过来，不喝酒吃菜，边吃边听我说。”这一次，父亲转过头来看了我。 　　母亲在灶房里招呼小丽：“这么晚还出门啊？”灶房门外面是条小路。“去给张明淑姐姐家还了个碗，她前天给我端菜的。”小丽像是边说边过来坐在了我们家门槛上。 　　“是小丽？过来吃东西？”张连国听见小丽的声音，在桌子上喊。 　　“兄弟腿杆长啊，又跑到哥哥家找好吃的来了！”小丽跑到厅房门前看了一眼，就又退回去了。她的脸在白炽灯光下美得惨白惨白的。 　　“袁国华，给小丽拿双筷子拿个酒杯，请她进来喝杯酒。”父亲在里面喊着母亲的名字，“把煮好的瘦肉再切些出来。” 　　“姐姐你莫拿，要拿我就走了。”小丽转身要走，像是被我母亲拉住了。 　　“喊你喝酒又不是喊你上刀山，扯啥子筋喃？又不是不能喝，快进来坐到，我要跟你喝几杯，喝了我们一路回去，我再喝得醉也不得爬到你的床上去！”张连国说着下桌去拉小丽。他已经喝多了。 　　父亲看了一眼张连国，一个人把一大杯酒倒进了喉咙。 　　小丽坐过来了，不端杯也不拿筷，看着两个男人吃、喝。我也没有端杯。我夹了几筷子菜，就别扭起来。我想起了小时候在桑田追逐小丽的情景。在床上，我也老幻想她。“狗吃桑果子，雷打污嘴子”，小丽还记得这两句童谣吗？偷偷抬头去看她，发现那只七星瓢虫还停在她的身上。 　　“吉普车把我送到龙安旅社楼下。我上楼找到了那个金老板。我拿出金之前先看了他的钱，一大捆“大团结”。他看了金，先把金倒进了一个铁碗，再拿调羹儿不断地去舀，舀起来再倒下去，好象扬场一样，想让风吹走混在金子里的沙子。他边‘扬场’边说金里有钨砂，要除秤。我问他除好多秤，他又不说，还一个劲地‘扬场’。我晓得他的脑壳里在打转转。他是个小脑壳，猴子相，戴了眼镜更像猴子。过了一会儿，他放下调羹儿说，不除秤就要烧一烧，烧了把钨砂吸干净，你看，听你的。说罢，他便从怀里掏出一盏灯。我说那就除秤，免得麻烦，你先说除好多？‘先称了秤看总共有好多金再说。’他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了等子。我不晓得他的怀怀到底有多大，竟然藏了那么多东西。‘122克。’他把秤杆转过来给我看。我说是123克，出门的时候刚称过，怎么就少了一克？他说他这杆等子称过的金都可以打个金娃娃了，以他的等子为准。其实我总共是120克金，他给我称涨了两克。‘除两克秤如何？正好留个整数，好算帐。’他给我发了杆烟，还帮我点了火。‘哪里除得到两克？我的金本身就很干净，钨砂少得很。’我不能听他的，多除一克就要少百答百块。‘让你一克，除一克秤，就这么定了。’他收了金，从怀里掏出两坨钱放在桌子上叫我数，说去厕所方便一下马上过来。”父亲讲故事的时候我几次插嘴，都被他用手势制止了。我真的认为父亲在讲故事，够吸引人的，而且不缺乏悬念。听他的语气，看他的样子，哪里像刚卖飚120克金的人？ 　　几秒钟——最多几秒钟，就能将一捆钱解开，除非那捆钱是用铁丝绑的，你手边又没有钳子。父亲说那狗日的两坨草纸真是用铁丝绑的，铁丝细倒是细，但牢实得很，等他解开发现除了两面是张真钱里面全是些草纸，那狗日的骗子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他解开另一个坨，当然也是草纸。 　　张连国已经烂醉如泥了，趴在桌子上什么都不晓得了。父亲说张连国跑了一天累惨了，金虽然没有找回来酒还是该喝。小丽的表情是轻松的，即使偶尔表现出的惊愕和心疼也像是装起的。我感觉除了我，在座的每个人都在把父亲的不幸遭遇当一个传奇故事听。 　　父亲说从龙安旅社出来他先去了汽车站，然后又从西门走到东门，从纪念碑走到南桥，还去了报恩寺的两条巷子。父亲说他当时想的是，抓到那狗日的打不赢就啃也要啃几口。父亲没有报案，他知道报案等于自投罗网。从城里回去，父亲只找了张连国，张连国又找了几个打手，浩浩荡荡开到了那个引见父亲的熟人家里。他们想的是至少要打断他一条腿杆几匹肋巴。可是那个人不在，他母亲说好久都没有落屋了，在外面操烂杆子。张连国不信，带人房前屋后转了几圈，回到厅房抬头看见了腊肉，只剩独独的一条，挂在箭竹编的篱笆上。张连国就叫老太婆把腊肉取下来给他们煮起。老太婆真搭了梯子取了腊肉煮，还去小卖部给他们打了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