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尘

                                                                微    尘
                                         蓝燕飞
    一
    这是一张被时间彻底毁坏的脸。皮肤松弛、眉弓微耸，眉毛几近于无，眼睛藏在坍塌的眼皮里如一条肉缝，它的周围无规则排列的皱纹横七竖八。黑绒帽下，是抿到耳后的白发。尽管如此，当年容貌仍依稀可见：鼻梁挺直，紧闭的唇边，一只酒窝隐约可辨。
    老人的眼睛平视着前方。平静、漠然，一如波澜不惊的水面。
    我端详着这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这位名叫曾碧桃的女人已经年逾古稀，却有了个新身份：离散红军。享受每月20元的生活补贴。拿到这笔钱的那天，她走进了街旁的照相馆。她身穿黑色的上衣，出现在镜头前。她看着前方，前方有什么？一条曲折的道路还是所有的悲欢离合？
    或者她看到的只是眼前的镜头。自从她叫了曾碧桃，那个赵娥翠就像脱落于野的蝉蜕，于她已经两不相干。她手上握住的，心里惦念的不过是膝下的儿女和一份小小的日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一些关于赵娥翠的往事，它是零星的、杂乱的，却足以调动我的好奇。但我对见到她并不抱有希望。人生难满百，她怎么可能活到今天？事实上她早已逝去。几番寻找，我见到的是她两鬓斑白的外甥，他拿出了这张照片。关于自己的外祖母，他知道的不会比我更多。

    二
    崇山峻岭中的梓湾是个小小村落，只有巴掌大的一块田段。虽然山岭上树木遮天蔽日，但是没有大路和水路，上好的木材换不了钱，只能任由它在岁月长风里自生自灭。梓湾只靠着一条细若游蛇的山路与外界相勾连。山路险峻，隐没在葳蕤的植物中，阴森冷寂，路旁的石头一年四季湿沁沁的，爬满了青苔，红毛豺狗成群结队，大白天敢拦截路人。加上路途遥远，距离铜鼓县城，整整一百五十华里，徒步跋涉，一个壮汉子需要两天。就像树木只能老在林中，山果也只能落在地上腐烂成泥。
    山里人家，田极珍贵，稻谷自然珍贵。不珍贵的是长长的山坡，前后左右像围栏一般，把梓湾围在中央。山坡的空地都被锄耙梳理得一垅一垅，栽上了红薯。
    红薯是山民的主食，寻常的稻谷倒成了奢侈品，只用来调味或待客。
    极目望去，梓湾只有两种颜色，绿色和黄色，绿的是山，是连绵逶迤的山峦，是山峦间一垄一垄的红薯地，黄的是黄土筑就的干打垒的房子，东一间西一间，如一块块陈旧泛黄的补丁。
    刚入秋，秋老虎还没打盹，红薯的收获季节尚未来到，正是山静人闲之时，山里人家乐得享受自己悠长的午休。睡醒，泡上一杯茶，茶是极讲究的，芝麻、黄豆、菊花、红白萝卜，香喷喷，咸津津，喝着热腾腾的茶，扯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喜欢唱歌的打打山歌，日子也好消磨。不知不觉间，日头已经偏西，各家开始升起炊烟，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薯丝饭，木壳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山里人过得简单而自足。
     那年秋天，静如池水的梓湾，突然闹哄哄的人声鼎沸。
     是个黄昏，远远的山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穿得虽然奇形怪状，长衣、短打、拉拉杂杂，在一面红旗的引领下，步伐却整齐刚劲。
    落日衔在山口，红得似血，欲坠未坠，山坡上野菊怒放。风渐起，吹散了刚刚升起的炊烟，也将一杆旗帜吹得猎猎飘扬。
    过兵？不像。不是过兵，这伙人来到深山野岭，意欲何为？胆小山民自是不解，纷纷关门上栓，且还不够，又拿根杂木杠顶在门后。
    这支百余人的队伍，直奔樊家大屋而去。
    大屋是梓湾少数几栋砖瓦房之一。造房青砖是财主樊桂生雇人从山外一块块挑来的。房子造好，老财主一命归西。在外读洋书的少爷匆匆赶回，料理完后事，又消失在山路的那一端。
    谁知道少爷竟然带着一支队伍回来。
    这支队伍就如一块石头，丢进水里，激起千层浪花，几十年之后，水面细小的涟漪，还在颤动着不肯平息。
    三
    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率部进入铜鼓幽居，召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委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成员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共湘鄂赣特委。梓湾成为铜鼓苏维埃政权所在地，设立组织、宣传、白区工作、妇女、青年等部门，一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模样
    赵娥翠是个苦命的孩子，自小没了母亲，父亲喜欢打猎，经常扛把山铳进山。泪眼汪汪的小姑娘赵娥翠，拉着父亲的衣襟走到场院边，她仰着脸，看着父亲，但父亲不看她，顺着一条碎石路大踏步走了。她眼见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茫茫暮色中。鼻子没来由的有些酸，但是她没让眼泪流下来。她转身进屋，关好门，又搬张矮凳在灶前，开始为自己做晚饭。饭食不过是一堆薯丝，几粒大米珍珠般掺杂其间，佐饭的多半是梅菜干之类。小姑娘吃罢饭，时候尚早，她一边学着纳鞋底，一边唱山歌。山里孩子，从小听着山歌长大，赵娥翠无师自通，装了一肚子的山歌呢。
    “三根青竹一样长，不晓哪根作竹娘？三个阿哥并排走，不晓哪个情更长……”还不通人事，唱的也是自己闹不明白的词曲。
    日子如一杯苦茶，细细品咂，竟有丝丝甘甜，这甜，是生命本身散发出来的。一晃，赵娥翠十七岁了，出落得桃红李白，亭亭玉立，煮饭早不需要站在矮凳上，同时，她还成了方圆几里歌喉最亮、胆子最大的姑娘。
胆子大，自然就活泼些，人前落落大方，也敢抛头露面。赵娥翠很快融进了新生活，成为梓湾第一个“解放”自己的姑娘，进入妇女部工作，并结识了青年男子陈启刚。
    赵娥翠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妇女进夜校。从未进过学校的她也在夜校启蒙，开始读书、识字。夜校并无专职老师，都是哪个有空哪个就教一堂，称一日师。
     陈启刚就是一日师。他高高的个子，虽然肤色黝黑，但剑眉星目，有种英武之气。只要他站在讲台上，少女赵娥翠的心就突突地跳，她坐在下面，眼睛睁得大大的，老师讲的却一点都没听进去。只看到陈启刚的嘴巴一张一合，似乎都在喊着赵娥翠，赵娥翠吓坏了，她左看看，右看看，生怕自己的心思被人识破。下了课，她不敢说话，也不敢动，她好想唱歌啊，但她的胆子突然变小了，不敢放声高歌，只能压低嗓音，轻轻哼、轻轻唱：“高高天上起层云，又像落雨又像晴，有心同哥聊一聊，又怕影响哥名声”。她不知道陈启刚正站在身后，笑咪咪地望着她。直到听见有人高声喊：“好听，再来一个！”猛回头，遭遇了一双亮如星辰的眼睛。好似过了电，赵娥翠的身子一麻，脸一红，急慌慌垂下眼睛。
     陈启刚江西永新人，二十出头，却已经是共青团湘鄂赣省委书记，活跃在三省接壤处。
赵娥翠本是一个野姑娘，溪边、村头、小路，都是她的舞台，她的歌声悠扬婉转如黄鹂，陈启刚迷上了这样的声音，一见赵娥翠，心跳如烈马狂奔，赵娥翠则满脸绯红如天边晚霞。
    恰逢端午时节，岭上杨梅熟，鲜红似血。两人偷偷相约上山摘杨梅。一条小路羊肠一般缠在山间，赵娥翠空着手在前面走，陈启刚肩背背篓在后面跟。“背着背篓上高山，几远看到杨梅红，爬到树上摘一篓，边摘边食撑饱肚……”歇一歇，歌声又起：“柑子好吃难剥皮，别人不想单想你，主意打了千万个，不好开口来惹你”。歌声云雀般飞到半天云，落在树梢头，然后顽皮地跳进陈启刚的心上。陈启刚的心悠悠地荡，好像醉了酒。他看着赵娥翠的背影，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一甩一甩，不由紧走几步，怯怯伸手拨弄。赵娥翠一个转身，陈启刚收步不及，两人撞个满怀。
    正像大伙说的，站在一起，他们般配得如神仙眷侣。
    当时条件艰苦，陈启刚一外地人，田无一垄，屋无一间，赵娥翠只一个父亲，并无叔伯姑舅。父亲见他们两个情投意合，也怕年轻人冲动做出丑事情，简单为他们举办个婚礼，并未摆酒设宴，算是新事新办。
    婚后生活并没什么不同。陈启刚在梓湾的时间不多，他西走平江，南到万载，奔走四方。而局势越发严峻，尽管特委机关频繁迁徙，惨案依旧接二连三。“1929年10月，中共铜鼓县县委在高桥大米坑召开全县各区党政负责人会议，遭潘如告密，被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三十余人，仅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隐身在粪坑才幸免于难”。“1932年2月，张家躁会议，50余人，突围出去的仅十人”。樟坑支队全军覆没，队长腹部中弹，他把最后两颗子弹，送给了三岁的儿子和年轻的老婆，自己把肠子从伤口中硬生生扯出来，血流了一地，死得及其惨烈。
    苏维埃政府撤出梓湾，湘鄂赣省委在半年前已经迁徙到湖南平江。赵娥翠因为染上了疟疾，被高烧折磨得浑身无一丝力气，躺在床上。高烧是个魔鬼，懂得养精蓄锐，歇一天，把精气神养得足足的，第二天才发起猛攻。如此周而复始，把一朵花似的姑娘蹂躏得奄奄一息。
    奉命转移的陈启刚无法带走她。临别时，赵娥翠拉着他的手，要他给她一颗子弹。她和他都不敢想象如果落入敌手会有怎么样的结局，赵娥翠愿意死在爱人的枪下。陈启刚久久无言，他伸出颤抖的手摸了摸赵娥翠灰白的脸，轻轻擦去上面的泪痕，转身走出门去。
    仗着年轻，身体底子好，又吃了一个多月父亲采来的草药，赵娥翠慢慢好了起来。但是她的心已经随着陈启刚走了，她的心丢了，她的魂魄丢了。父亲和她说话，半天她才能反应过来，反应过来也是问东答西。
赵娥翠不过十九岁，小小年纪，摊上了睡不着觉的毛病。夜漫长得没有尽头，她一边在灯下纳鞋底，一边支楞着耳朵。外面悄无人声，偶尔有一、两声狗叫，把她惊出一身冷汗。她的听觉分外灵敏，一只猫溜过去了、一只老鼠急急奔跑，甚至一片树叶落地，她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她熟悉的脚步声迟迟没有响起……
    几个月后，陈启刚偷偷回了一趟梓湾。他衣衫褴褛、瘦骨嶙峋。但他没有见到自己的老婆赵娥翠。那栋墙壁上有无数裂缝的房子，门扉洞开。几张长条凳翻倒在地，地上斑斑血迹已经陈旧。
    邻居张大婶，悄悄告诉他：赵娥翠被白军抓走了，他的父亲，为了保护女儿，扛起了山铳，还未来得及装上霰弹，就被一枪撂倒。
     陈启刚多方打听，赵娥翠已经被押往湖南浏阳。赵娥翠只是苏区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他明白，赵娥翠是因为他才被捕的，他是共产党的官哪。
     浏阳路途遥远、戒备森严，苏区已经七零八落，加起来也不到二十条枪。尽管如此，陈启刚他们还是决定过上庄，经大围山进入浏阳，营救赵娥翠。营救计划半是温情半是残酷，做出万一营救不成，可以先击毙赵娥翠的决定。
    趁着夜色，他们立即出发，但刚过上庄，就与一队白军遭遇。天已经破晓，朝阳烁烁照着如海苍山。白军火力密集，喷射而来。陈启刚他们寡不敌众，只能借着山势且行且退，回到上庄。
营救宣告失败。这次流产的营救让赵娥翠活了下来。
    四
    白军希望赵娥翠这个诱饵，能够钓上一条大鱼。但共产党这边毫无动静。赵娥翠在监狱中，虽没吃什么大苦，却是度日如年。她想父亲，父亲倒在血泊中的样子烙在她的心上，她的心插着一柄利刃，滴着淋漓的血。她想快快出去，追赶队伍，她要报仇，要和亲人陈启刚在一起。监狱的窗子高高的，只一尺见方，月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墙上，陈启刚的模样慢慢浮现，他皱着眉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脚上的鞋子露出了脚趾。莫非他也过得苦？莫非他也……“山歌好唱口难呀开，口唱山歌妹妹呀来，哥子有情妹有呀意，情深意重难分呀开；唱歌要唱声合呀声，跟妹要跟心合呀心，声不合声难开呀口，心不合心枉自呀跟”……漫漫长夜里，赵娥翠用歌声表达着自己的思念。她轻声唱着，声调渐渐哽咽。她不知道她的情郎在何方？但她知道，陈启刚最喜欢听她唱山歌了，只要她一开腔，他就一改往日刻板的样子，变得调皮起来。夜风簌簌，把墙上的月光吹皱，陈启刚果真笑起来，月影里露出了整齐的白牙。赵娥翠扳着指头，在心里默默算着他们离别的日子，297天，他们已经297天没见到了，297天是九个月零二十七天，她在浏阳的监牢里也已经四个多月了，赵娥翠简直佩服起自己来，她只是上了几天苏区夜校，竟然能够算出这样复杂的算术。但是她高兴不起来，那么长时间了，陈启刚怎么一直没来救自己？白军都说了，陈启刚会来救她的，要她耐心等待。但是四个月都没来，肯定不来了。他是死了？还是也被抓起来了呢？她相信他没死，如果他死了，白军不会让她这样逍遥自在地等，那么他是不喜欢她了？才任她坐穿牢底？她左思右想，他没来，她失望，但如果他来了，会有怎样的结局？她曾经陪着父亲，帮着挖那些深坑，坑好深，要搭张梯子才能下到底部。然后密匝匝插满两尺来长刀削斧砍过的尖刀一般的竹桩。坑上横竖铺上杉树条，杉树条上覆盖着树枝，乱草，把坑遮盖得严严实实。父亲说，这是捕野猪的，野猪傻乎乎的大摇大摆，根本认不出路上的埋伏，只要经过，十有八九要掉下去。赵娥翠知道掉下去的野猪的下场，竹桩刺穿身体，动不敢动，又无路可逃。只能坐以待毙。然后被拔毛、开膛，一刀一刀的零卖碎煮了，她还知道，野猪肉的味道又甜又香。如果陈启刚真的来救她，那就和掉到深坑里的野猪一样。赵娥翠突然害怕起来，深怕陈启刚真的出现在浏阳的街头。她宁愿他变了心，不再爱她，宁愿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
    赵娥翠每天七想八想，慢慢熬着日子。
    后来有一天突然把她放了。
    原来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他们好像小孩子过家家，合了又分，分了又合，分是兵戈相向，合是貌合神离。分分合合间，千千万万的生命瞬间成灰。
    走出监牢，外面的天空亮得刺眼。赵娥翠眼前一黑，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她吓懵了，以为自己坐牢把眼睛坐瞎了，顾不得脸面，一屁股坐在地下，呜呜哭起来。
   “姑娘，怎么啦？”
     哭累了的赵娥翠睁开眼睛，眼睛竟然没瞎，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面前，弯着腰，关切地看着她。男人斯斯文文的，表情温和，话里带着久违的乡音，让她心里一暖。
    这个男人就是贾诩生，铜鼓人。是国民党浏阳招抚处的一个小头目。
    相对于梓湾，浏阳是个大地方，街长人多。那么多的人，没有一个是赵娥翠认识的。她是个山里的女子，见得最多的是树，还有树上开的花，树下长的草，她全都叫的出名。但是，浏阳这个大地方，人比树多，赵娥翠身无分文，举目无亲，走在陌生的长街，如一片漂在汹涌波涛之上的树叶，哪还找得到方向？
    她都放出来了，陈启刚为什么还不来接她回去？她在心里念叨着，不知道陈启刚已经长征到了陕北。
    好在有个贾诩生。贾诩生是赵娥翠能够抓住的唯一保命稻草。贾诩生把赵娥翠带到他表姐家。表姐四十好几，丈夫早些年病死了，有个儿子在北平读书。表姐也和善，又极干净利索，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当晚，赵娥翠睡在粗布蚊帐里，被子散发着阳光的芳香。竟然一觉到天明。
    唯一让赵娥翠心里不舒服的是，贾诩生是为白军当差的。她的父亲死在白军的枪下，她的爱人陈启刚被白军追得像钻山的老鼠。她和白军有仇啊！
    但是，贾诩生实在个好人，相貌和善，心肠也好。他默默照顾着赵娥翠，没有见色起心，更没有趁人之危欺负她。
    贾诩生告诉她，他是个文官，师范毕业，本来是要到学堂里做老师的。赵娥翠相信他，她只见过贾诩生的公文包，从未见过贾诩生挎枪扛棒的。
    再说，赵娥翠也没有别人可以相信和依靠，再说她相信缘份，如果不是有缘，怎么一出监牢，就遇上了贾诩生？他又不是天天到监牢办事。
    她终于嫁给了贾诩生。虽然她再没唱过山歌，那段日子依然是她一生最宁静、恬美的时光。
    婚后她和贾诩生回到了离开几年的梓湾。赵娥翠穿着藕褐色的锦缎旗袍，戴着金灿灿的耳环，坐着轿子，风风光光回门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门？她已经无门可回，无家可归。但她还是回来了。
    父亲亲手筑的泥巴墙、曾经把风霜雨雪挡在外面的泥巴墙，四面倒了两面，屋顶的黑瓦变成了灰瓦，只剩稀稀拉拉的几块，阳光漏下来，如一张筛子，她的家就是一张千疮百孔的筛子呀！
    张大婶闻讯过来，邀请赵娥翠去她家歇歇脚。赵娥翠红着眼睛，一会摇头一会点头，却说不出一句话。
    张大婶叹息一声，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父亲坟前，然后擦着眼睛，顺山道回了家。好几年了，父亲坟上的野茅一人多高，叶片锋锐如刃，贾诩生带了一把镰刀，弯腰一阵猛砍，总算清理出一处小小的坟场。一堆稍稍隆起的黄土，没有墓碑，哪怕是一块小小的木牌，什么都没有。赵娥翠的眼泪涌了出来，她摆上贡献，贡献只能单数，九样东西，一只鸡腿、一块五花肉、一碟米果、一碟豆腐、一盏茶、一杯酒、一碟金橘子、一碟抓梨干、一碟红薯片，父亲生前从未如此丰盛过，贡献摆了半天，原样未动，只是风吹来了几片落叶、一点黄尘。赵娥翠想到再美再香的食物父亲都不能享用，想到父亲的惨死，想到父女相依为命的日子，那有那张日渐模糊的脸，趴在坟堆上大哭起来。贾诩生肃立一边，垂首静默，他的脸和手都被野茅割得横一道、竖一道，还有山蚊叮咬后此起彼伏的红苞。他看着伏地恸哭的赵娥翠，不由泪湿眼眶，但他未置一词，只是默默地陪伴。
哭犹似一道闸门，赵娥翠淤积于心的悲愤奔泻而出。她好像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感知，只是哭啊、哭啊，哭得昏天黑地，她觉的自己的心都要哭出来了、自己的肺都要哭出来了、自己的肝肠都要哭出来了。哭声中她变得很轻很轻，如一根羽毛似的，风一吹就可以飘起来。飘起来的瞬间，她看到了父亲，还看到了陈启刚。她突然想，难道自己在做梦？
    贾诩生终于走近赵娥翠，把她慢慢扶起来。他们走向山脚下的家，赵娥翠坚持要在墙塌顶漏，无所依傍的家里住一晚。
    残阳凌冽，照着赵娥翠惨白的脸，她软软地依偎在贾诩生的身边，像一个迷路的孩子。
    贾诩生对这个女人充满了爱怜。
    人的感情里，怜惜有时比爱更珍贵。一个人对一个人怀了怜惜，将永不会转化为恨与伤害。
    这个可怜的女人，这个花一样可怜的女人呀。她哭空了自己，了却前尘旧梦，脱胎重生。
山村的夜特别静，黑黝黝的山峦如剪纸一般贴在天幕下，没有月亮、没有风、甚至连狗都懒得叫上一声，只有满天的星星，一闪一闪，如惊惧的眼睛，偶尔划过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犹似一道未及擦干的泪痕。
    第二天，赵娥翠随着丈夫离开梓湾。贾诩生已经调往长沙，他们在长沙生活了十年，育有三个子女。正是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退守台湾，贾诩生因为只是个团级军官，尚无带家眷一起撤退的资格，他又舍不下妻子儿女，于是一家五口回到铜鼓永宁下村。
    老家虽然没了父母亲人，但是尚有祖屋两间。自从改名曾碧桃，赵娥翠就不复存在。她安心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现在贾诩生也要脱离是非，告别纷争，归去来兮。老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贾诩生本就不喜操枪弄棒，借此机会，正好重操旧业，做个教书先生。任你什么朝代，学堂总要办的，曾碧桃和贾诩生都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安宁的日子，就像永宁这个地名。
   五
    时代的飓风呼啦啦席卷而至，个人的愿望瞬间碎如尘埃、灰飞烟灭。一九五0年，贾诩生作为反动军官被枪毙在永宁河边的沙坝上。
    曾碧桃第二次失去丈夫。生离与死别，一个是红军，一个是白军，但他们都丢下了她。
    这就是命！他们都是好人，是自己命硬。男人和她在一起都不能长久。曾碧桃想，她再也不需要男人了。
    但是她还是嫁了。一个女人家，如何养活三个孩子？曾碧桃虽然出身农家，但自小没有作过田，田地里的活计，耕、耙、栽、收，一样都拿不起，一个反动军官的家属，人人避之不及，她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饿死。
    嫁个男人，是她唯一的办法。想明白了，她倒坦然。曾碧桃天生丽质，这几年又过的安稳，越发养得肤如凝脂，身姿阿娜，如野鸭群里的一只白天鹅。
    很快有个男人接纳了她。男人家贫如洗，只有歪歪斜斜的破屋两间，是个响当当的贫农，人又老实巴交，不问世事，更难得的是年岁相当，尚未婚配。媒人说：打着灯笼都难找。可不，乡下人成家早，四十挨边都快做爷爷了，男人一直单身，是因为男人一直在外当兵打仗，直到做了解放军的俘虏，才回到家。解放军对俘虏确实不错，愿意留下的，立马换军装，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男人当兵本非情愿，他兄弟三个，三个都逃壮丁去了。壮丁跑了，庙还在。结果把他的爷爷、父亲抓到乡公所。放话说，如果三兄弟无一人回返，就让他父亲顶杠。自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哪听说父代子上阵？男人是老大，再逃下去，天上雷公怕也不会放过呢。这一去就是十几年。男人当兵当怕了，现在可以回家，他接过一块大洋，拔腿就走，生怕解放军反悔。
    她嫁给男人的唯一条件：对孩子好。后来她又生养了三个子女。六个孩子，就像她羽翼下嫩黄的小鸡，是她的世界、她的一切。
    这是曾碧桃的第三次婚姻，和前两次完全不同。没有心跳耳热，没有谁喜欢上谁，更没有谁爱上谁。但是这段因为彼此需要成就的婚姻陪伴她走完了剩下的人生路。
    六
    陈启刚后来官做得很大，先后任浙江、辽宁、山东、青海省委书记。
    曾经百度过，陈启刚的经历里根本没有梓湾一说，更没有赵娥翠。也曾翻阅过铜鼓县志，希望找到赵娥翠的名字，但是我翻来复去，可以说没漏过一个标点，还是失望了。历史就是这样，留在纸上的人与事，总是少之又少。更多的人，更多的事，如流经沙漠的汩汩活泉，慢慢被黄沙掩盖、吞噬，不知去向。
    赵娥翠因为陈启刚，因为苏维埃，完全改变了命运的轨迹，但是，在陈启刚的生命里，赵娥翠只是一道来去无踪的轻风，吹过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梓湾一别，他们再没能相见。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弓身垢面，拖儿带女的曾碧桃再次被人想起，街头出现了“揪出叛徒赵娥翠！”“打到反动军官老婆赵娥翠”的大字报。曾碧桃依旧泥一脚、水一脚，该干嘛干嘛。生生死死的事情，她见得少吗？再说，她都不是赵娥翠了。倒是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陈启刚委派秘书，驱车千里，来到铜鼓，找到了永宁上元的曾碧桃，询问需要什么帮助。曾碧桃摇摇头，自己的命自己扛，岂是他人可以相帮？而且她一嫁再嫁，怎么有脸要陈启刚的帮助？
    但是秘书还是找到了县革命委员会，陈述老首长的意见：保护好赵娥翠。
    因此她得以平静地度过那段岁月。
    如果她一直跟着陈启刚会怎么样呢？她不去想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命。曾碧桃早已经认命了。
    但我心里一直存着个疑问，一九四九年后，陈启刚真的从未找寻过赵娥翠？他们从未有过联系？那他的秘书怎么一找就找到了赵娥翠现在的住址？铜鼓虽是弹丸之地，但要找一个人，如果毫无线索，也是大海捞针。
    只是，两个当事人都已经作古。这个谜团再也无法解开。
    七
    许多的真实已经消失，真实的悲苦、真实的幸福、真实的爱与恨、真实的人……
    无法还原的历史正慢慢沉入时间深处。
    而一段想象出来的岁月又如何经得起推敲与叩问？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愿意做原本的赵娥翠还是后来的曾碧桃？此念一出，自己都觉问得多余，生在那样的时代，身处当时的环境，做什么由得了她吗！
    她果真不屑回答，只是平静地看着前方，无悲也无喜。
    我叹息一声，轻轻放下手里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