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医院的窗户望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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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医院窗外的月亮分外大，分外圆，翻遍记忆，第一次见。早晨五点来钟，是的，，因我平时六点左右吃药，那天比往常醒得稍早一些。
　　母亲在病床上熟睡着，我悄声走出病房，楼道里已经有了病人家属——陪护一般睡不踏实，病房里很闷，出来透透气。
　　走近窗户，窗外的天色浓得暧昧，分不出阴晴。但天上的那轮月亮有一刹那让我不知身居何处，甚至觉得那分明是一颗太阳，因为很亮，只是比太阳光清了些，太阳光是金色的，月亮光是银色的。
　　我的身旁是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太太，腿上打着石膏，七十来岁，精神不错。我身处的是一个外科楼层，半月前，母亲在泌尿科，跌了一跤，大腿骨折，便转到这里。母亲平时服用阿斯匹林，需停药一周才能手术，期间必需牵引。
    电钻给她胫骨打眼儿的那天，高血糖的父亲紧张到低血糖，面色苍白，鼻息微弱，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凝聚在母亲身上的紧张情绪冲淡了不少。母亲心脏有点问题，大家都害怕再出岔子。
　　医生人手不够，需要家属稳住病人的脚，儿女们站成一堆，都不敢去碰那只将遭蹂躏的脚，最后将胆小体弱的外甥女推到前面。
　　高速旋转的电钻从母亲的脚后跟一侧插了进去，就像穿过一截没有生命的木头。操作者面无表情，他们习以为常，不把那个当作人身体的一部分。
　　母亲微闭双眼，忍受着他人无法体会的无奈恐惧和痛苦。她事后说：“其实倒不怎么疼，只是痒，就像蚂蚁在心里爬。”母亲闭着眼的时候，牙齿不全的嘴也跟着抿得下颌唇紧咬，嘴唇雪白。没人能给她使上劲儿，自己一个人扛着。
　　在家里，母亲比谁都能更深刻地体会自己扛着的意义。她上学的时候，阶级斗争轰烈得很，外公顶着一个帽子——历史反革命，站在巨大阴影里的她一定觉得很冷很孤单。文革期间，与大多同学一样，她渴望加入到火热的革命浪潮中，但却无法抵御“黑五类子女，从革命队伍中滚出去”的声浪，在惊悚的环境中成长的她，性格中的不服输一半是遗传，一半来自淬砺。
　　记忆中，母亲斥责我最多的一句话是“比女人还女人，泪水比尿水都多！”
　　母亲是女人，她眼里出的不是泪水，喷的是火焰。母亲师范毕业分配到农村教书，那个年代女教师奇缺，在男人窝里工作，时刻会受到歧视、欺辱，母亲不得不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与男人争待遇，争公平，争荣誉，面对不公拔剑对抗，针锋相对。也许苦日子将她性格里的柔软过滤掉了，在我小时候的眼里，她给我的是一个喜欢鸣不平喜欢与人争锋嘴不饶人的印象。
　　自小我跟爷爷奶奶长大，母亲带着妹妹们在父亲单位附近的村子教书，那时候工厂搞派性，父亲的对立派指示村子里的亲属友邻欺负母亲，讥讽，谩骂，甚至恐吓，使得母亲的好斗派上了用场。多年后，母亲常常回忆那段她以为的光荣争斗史，生动叙述中体悟到当时的惊心动魄以及风云诡谲的心机较量。
　　母亲的好斗细胞在血液里滋生，不仅与他人斗，也与自家人斗，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与爷爷、伯伯们斗，与妯娌争，往往是胜利者。母亲的好斗在小家里化为恼怒泼洒在我们姊妹身上，她永远扮着严厉的角色。我们各自成家后，母亲依然时不时地同儿女们斗，但眼里的火气渐渐泛上潮气，最终被泪水浸灭。她一个人怄气，气大了，管不住眼泪，以泪洗面。一个不败的斗士，被自己打败，被疼惜的孩子们打败，尤其儿子娶了媳妇以后，她的强势之光渐渐黯淡下来，时常会在聊天时安慰自己：“人老了，看淡了，能忍则忍。唉——”

2

　　母亲经历过两次手术。
　　第一次是十几年前摘除胆结石。母亲的结石病有些年头儿了，病因我觉得与她早年喜欢吃石头有关。据说这种被我们称为料角的石子叫观音土，硬度不算很大，母亲一闻到这种带着土腥味儿的石头就流口水，她似乎天生拥有对付硬物的基因。
　　母亲擅长与人斗，对自己则有些无力，她怕疼，听说麻药过量人就可能醒不过来了，更怕。母亲很紧张，但有一件事分了她的心。她手里攥着给主刀医生的红包，进手术室后，最担心的不是手术和麻醉，而是麻醉之前如何将红包塞给该给的人。手术那天外甥生日，我们儿女大多都不在场。等到第二天齐聚病房的时候，母亲已有精力与我们玩笑了。
　　母亲在手术室超过预期时间许久才被推出来，她很虚弱，似乎经历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苍白的脸，缺牙一侧塌陷的嘴一直挨着枕头，动了动，动了动，也没能转过头来。从小到大，我从没凝视过这张世上最亲的脸。在我眼里，妈妈并不漂亮，她的脸有许多缺陷，长着一对凸出的门牙，眼睛很小，眉毛不细，脸上的汗毛浓，跟人争吵时脸红似火炭儿，怄气时青得如发芽的土豆皮。
　　奶奶去世，跟着姑姑去村外接从外地回来奔丧的她，看她匆匆换上白裤号衫，看她挤眉弄眼，五官拼命往一块凑，似乎被一双无形的手揉挤，接着鼻头变红，气息加重——戏剧的一幕，我有一种想笑的冲动，然而空气实在凝重，笑被挤回心头。
　　这个冬天雾霾严重，更可怕的是关于雾霾的各种流言罩在人们心头。正午，从病房的窗子望出去，常常不见太阳。城市在雾里忽隐忽现，犹如幻境。
　　母亲穿着病号服，脸色恢复了许多，有些血色了，但那塌下一块的嘴还明显地陷着。母亲的牙其实掉落一些时日了，平时不太明显。有一刻我忆起第一次手术时她的脸，那时她还年轻，牙齿齐全，嘴角并没塌下一块儿来，脸上没有老年斑，也没有这么多皱纹，两颗门牙也没有如今这么突出。
　　母亲睡得安稳，像婴孩似的打着微鼾。手术后的母亲往往白天打瞌睡，晚上精神足，一会儿要扶她坐起，一会儿要喝点水，或者让你给她揉揉腿，换身子下的尿布。姥姥晚年躺在床上的情形，不停地使唤人，一会儿给她喂水，一会儿给她扶腰，一会儿陪她说话，后来干脆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叫唤。而今这种依赖和不自信在母亲的身上日益凸现。姥姥去世是术后栓塞所致，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最担心术后栓塞，她不停地揉搓自己的伤腿，常常将身子蜷成一团。
　　那天，坐在母亲的病床边，我想起了医院窗外的那轮圆月，她有太阳一样的强光。由于前天的一夜暴雪和寒风，抹擦得月亮那般静亮，悬在空中，下面是一道山梁，黑黢黢一脉，探到天际线里，山上，积雪遍覆。

3

　　术后四个月，母亲仍离不了拐杖，其实拐杖在她手里只是一个道具，拎着戳着，得一份心安而已，不能取得什么实际的辅助。走起路的母亲，蹒跚着，如学步的孩童，小心，紧张。
　　其实术前，母亲这条腿已经受过伤了。
　　母亲喜欢挪腾家里的摆设，过不了几天，家里的东西总得换个地方。母亲是老师，她眼里，家具就是学生，过一段时间就得变换一次座位。年轻时，一个人搬不动的家具求靠别人。我们大了，使唤我们，后来我们也烦了，不怎么帮她，她就一个人挪，趴在地上用肩顶。某一天终于闹腾到腰间盘突出，慢慢地左腿弯曲，再也伸不直，短了一截儿似的。
　　短就短吧，母亲不在乎，不太影响走路。后来下楼时不小心踏空了，左腿膝盖磕到了楼梯的棱角上，歇了半个月，以为没事了。某一天，从超市提着东西回家，上楼梯的时候，左腿迈到第三步，像被施了定身术，僵在那儿。去医院拍片子，半月板裂了。医生说，还没到非做手术的地步，手术有风险，人也上岁数了，保守治疗吧。
　　朋友介绍，我们去一家康复中心做理疗。康复中心在一个更大一点的城市，从我住的小城过去，驾车需四十分钟。每天下午，我带母亲去那里。康复中心在一家私人住所里，康复器械拥挤在被改造的客厅卧室里。在母亲的眼里，或许这些机器面目可憎，甚至有些恐怖，与它们的接触是不愉快的，带着任务责任。陪母亲做理疗，我难得半日清闲，一杯清水，两张报纸，母亲的理疗时间便结束了。
　　母亲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我偶尔会去盯着她的脸看，这是一张日渐衰老的脸，失去水分的皮肤黯然、多皱，汗珠无法顺畅地流到下巴，褶皱里淤着。别人眼里，这张脸似乎并不显老。她最喜欢的就是人们看着她的脸故作惊讶：“呀，这哪里是个七十岁老太太的脸呢！不像不像，最多五十来岁！”
　　母亲愿意相信这样的谎言，喜欢自己这张隐藏年龄的脸，她也越来越孩子似地喜欢编织谎言，为了遮盖，为了粉饰，为了家和。谎言又往往写在脸上。
　　母亲发现我盯着她的脸看，以为等得不耐烦了，她带着小心歉疚地说：“咱们回吧，时候不早了。”
　　其实她哪里知道，我又想起了医院窗外的那轮月亮。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遥望月亮落山，原来月亮像太阳一样留恋这个世间，拼命地抓住山脊往上挣扎。
　　我没有向她提及这一切，更没有描述自己当时的失落——月亮沉没的那一刻，我觉得地陷了，城市没了，医院没了，我也化为了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