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乎人性的几个记忆片段

　　　　　　　　　　　　　　　关乎人性的几个记忆片段 　　　　　　　　　　　　　　　　　　　胡华强 　　　　　　　　　　　　　　　　　　片段之一：捉奸
　　这是我童年时经历过的最荒唐的事情之一，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时我大概才十岁。 　　相邻的一个生产队有个姓张的男人，人们都叫他张莽子，人长得高高大大也很帅气，与六十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但家境贫寒，特别要命的是他们家的富农成分，所以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汉一条，没人给他做媒，也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们母子俩平日都少言寡语，老实巴交，与别人交往总像胆怯的老鼠一样躲躲闪闪。他家正在我上学路的边上，所以我认得他。 　　就是这个人，居然在一天晚上被我们“捉奸”。 　　那是一个冬天很寒冷的晚上，大队民兵连长来到我们院子上找我的一个当民兵排长的堂哥，当着一个院子几十个人毫不隐讳地说明了来意——张莽子的一个远房亲戚给张莽子说了一个媳妇，今天来看家屋，据说那媳妇不是我们本地人，而是从云南什么地方来的。更重要的是，据连长派出的监视者报告，那个云南女人今天并没有走，而是住在了张莽子家了。 　　民兵连长这样一说的时候，人们一下子兴奋起来了。 　　这还了得，没得点规矩了吗？　　 　　哈哈，干竹竿遇到火了！ 　　连长说，主要问题还在于他是个富农分子，那个女的又来路不明，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们抓起来问个明白。 　　不就是捉奸嘛——我堂哥说。 　　啥子叫捉奸啊？我傻乎乎地问。 　　就是他们两个在打起光把腿睡觉，我们就去抓他们。堂哥说。 　　大家哄堂大笑。 　　连长让堂哥马上组织起队上的基干民兵去执行这个任务。民兵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共有六七个人，每个人都带着步枪（那个时候基干民兵每人都有一支半自动步枪），同时还聚集起了队上十多个跟我大小差不多的孩子。大人小孩都异常兴奋。我以为连长不会允许我们小孩子去，连长却说，人多力量大，小把戏要去的也可以。这样我们就更兴奋了。于是在连长的带领下乱哄哄地出发了。 　　冬天的夜晚寒冷异常，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这又冷又黑的夜晚的田野上，几乎听不到丁点野虫和鸟雀的鸣声，偶尔会有一两声空洞的狗吠，随即便陷入岑寂。一路走着的人全凭的是对村道的熟悉的记忆，因此没有人摔倒。人们都不再说话，但我听得出好多人都在喘着粗气——不是走累了，是由于紧张和兴奋。而我此时满脑子的想象完全就是电影《侦察兵》和《渡江侦察记》里的一些镜头，我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面前，把敌人吓得魂飞魄散——我激动得都有些发抖。 　　在接近目标的一个山洼里，连长让大家停了下来听他安排。他首先让两个人去旁边的草树上取些谷草来，每个人扎一个火把，等抓到人以后才能点燃；然后他命令所以的民兵都集中到张莽子家的院坝前守住各个位置（因为张家没有后门，不担心他从后门跑），要特别注意他们两个是否是睡在一起；我们小孩子的任务就是到房子后面去，往房顶上撒细沙子（这个安排我直到现在也没有搞懂其目的）。 　　行动开始了，我们开始往屋顶上撒沙子。首先我们看到了屋子里亮起了灯光，然后有瓮声瓮气的说话声。有一个小孩投的沙子太粗了，简直就是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砸在屋顶的瓦片上“啪”的一声响，屋顶一下子就射出了一根光柱，这时只听得有人开了大门，院坝里突然明亮了起来，又听得有人站在院坝上大声地问“哪个？做啥子的？”然后又听得一阵乱嚷嚷。当我们从屋后连滚带爬地来到院坝的时候，张莽子和一个年轻女人已被五花大绑，给几个人按着跪在一块石板上。张莽子浑身发抖，女人在嘤嘤地哭泣。而民兵连长却一直在不断地问——你们两个是不是睡在一起？ 　　张莽子的母亲坐在屋檐下，边哭边不停地自言自语——她是跟我睡在一起的，她是跟我睡在一起的…… 　　火把一起点燃了。张莽子和那个女人被捆绑着押着上路了。我看到有好几个男人借检查绳子是否捆紧去摸那女人的胸脯，其他人有笑的有干涉的。队伍乱哄哄地在冬夜寒冷的田野上前进着，谷草的火把照着一张张兴奋的脸。 　　张莽子和那个女人后来被押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已记不得，结果怎样我也记不得了。我只是记得那一个夜晚大家都很兴奋——我觉得我已经成了电影里的侦察英雄而兴奋，而大人们似乎有着别的兴奋的理由。我还记得，张莽子好像是打了一辈子的光棍！ 　　　　　　　　　　　　　　　　　　　片段之二：打狗
　　在那个年代，各种运动就像精神病，间隙性地发作。 　　有一天大队召集全体社员开动员大会，传达上级指示——打狗。 　　在大会上现场组建了打狗队，由民兵连长任队长，每个生产队派两个年轻人参加，这样算来，这个打狗队就有二十多人。 　　打狗的理由似乎有两条——一是杜绝狂犬病；二是狗要吃粮食，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精神。 　　这场“打狗运动”，让我对人的本性中的凶残和疯狂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致后来我读初中学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时，文中那几句“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描写，我总觉得是在写那打狗的情形。 　　打狗按照各个生产队的顺序进行，大队支部书记要求务必赶尽杀绝，要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打狗队员个个精神抖擞，像服了兴奋剂。每个人配备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青冈木棍子，一条三米长的麻绳和一把杀猪刀。 　　“打狗运动”大概进行了将近一个月，每个生产队都扫荡了两三遍。之所以进行得比预计的要困难，是因为狗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而农村的狗又是自由放养的，有着较强的野性。一开始，狗们不知趣，还要扑出来狂吠；后来它们见情况不妙，就开始逃亡，躲藏。但是，经过几次来回的捕杀，能“幸免于难”的估计也所剩无几了。 　　那真是一场狗类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浩劫！ 　　打狗队到来的时候，不仅鸡飞狗跳，连人都有一种恐惧感。其实，凡养狗之家，都与自己的狗有着一定的感情，谁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狗被别人活活打死在自己面前呢？但一场运动到来，不能反对甚至不能抵触也是当时每一个普通百姓的最基本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条狗的命也就无足轻重了。 　　有一家人养了一条狗，也许是那条狗太可爱了的缘故，当打狗队到来时，主人便把它拴在了自家卧室的床下，假装上坡干活，把门锁上离开了。然而，不幸的是，当院子上另一条倒霉的狗在乱棍下毙命的哀号传来时，这狗却改不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习惯，居然在床下汪汪地叫了起来。叫声暴露了自己，锁住的门总可以保护自己吧？可是，打狗队员居然在民兵连长的指挥下，强行破门而入，将它从床下拖了出来。那狗也够倔强了，在林立的棍棒之下还狂叫不止，结果乱棍之下，一只漂亮的狗头变成了一摊血红的肉浆。女主人跑回来，看到如此惨景，不禁放声大哭。 　　在这场打狗运动中，打狗的人那种夺命的激情被充分地激发。他们提着沾满了狗血的青冈木棍子到处寻找狗的踪影，一旦发现目标就兴奋异常，不惜追上几面坡也要取来它的狗命。他们取狗的性命不是点到为止，凡被杀之狗十之八九是脑浆迸射，股断腹裂，情形之惨，让人不忍卒睹。一家人养了一条灰色大母狗，刚产下了五只可爱的小狗，结果就遭遇了这场劫难。当打狗队到来时，母狗凭着其母爱的天性，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反抗精神，居然把一个打狗队员手给咬了一口，把本来就兴奋的打狗队员完全激怒之后，终于被一根抛过来的绳子套住了脖子，然后被吊到了一棵桃子树的枝上。它在空中扭动着身体，舞动着四肢，迎接着下边阴一棒阳一棒的击打，这样被折磨了将近两个多小时才完全不动了。那五只才出生不久的小狗也被打狗队员们给扔到水塘里活活淹死了。 　　　这段往事让当时还幼小的我产生过这样的疑惑——那些打狗的人平时都是一些很善良的人，怎么杀起狗来如此残忍呢？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比较温和，为什么越杀就越心狠手辣呢？他们与狗有着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啊？ 　　当然，这些问题在今天我是可以理解的了。 　　　　　　　　　　　　　　　　　　　　　片段之三：偷秧　　
　　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这一年我们生产队的秧苗不够了，所有的秧苗被插完之后，还有好几亩水田空着。于是队长决定偷秧。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生产队组织的偷红苕秧，偷桑叶的事情，不过，这是为了整个集体，并非是为了个人；而且我们生产队的这些东西也被别人多次偷过。 　　偷秧主要由小孩子来完成，理由就是队长说的小孩子被抓住了不会被当着贼。我们当然相信队长的说法。队长给我们安排好了所有的细节，包括从哪一条路去，从哪一条路回来，偷多少秧苗，万一被抓住怎么办等等。而我们这些小孩子之所以愿意干，是队长那慷慨的许诺——事成之后，每个人记二十个工分。这很有吸引力，二十个工分相当于一个男劳力整整两天的劳动报酬。小孩子的家长也决不会反对的，除了工分的因素之外，父母们都觉得那水田如果空着没有秧子栽是绝对不行的，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得解决。 　　半夜，我们一共十多个孩子出发了，目标是邻村的一个生产队的一块秧田，也不知道队长是什么时候瞄到的，大概有三四里的路程。队长把我们带到目标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再次交代了有关要求，特别强调回来时要从相反的方向走，绕到另一个生产队，再回来。我们在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的带领下，轻手轻脚地来到秧田边开始偷起秧苗来。 　　偷秧苗的过程很顺利，连一声狗吠都没有听到。然后，我们按照队长的要求绕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路才回到队上，当我们把满满几背篓的秧苗卸在地上的时候，才看到所有孩子的家长都站在黑暗处，感觉到他们都很高兴。还记得那一夜虽然就要天亮了，队长还是把他家里的两把挂面从柜子里面拿出来煮给我们吃。队长说，这是他私人办我们的招待。那时候，挂面还是一种很珍贵的东西，我们吃得香极了。 　　第二天，我们队上的水田全都插满了秧苗。 　　过了两天，我们队上好几亩水田里刚刚返青的秧苗被别人拔走了。全体社员都很震惊，但没有人说出来。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又是重复几天前的行动——偷。只不过这次我们走得更远，大概在十多里路之外的一个地方，属于另一个公社的地盘了。队长说，这次总不会被别人报复了吧；我们说，肯定他们找不到是谁干的。事情同样的顺利，我们队上的水田再次插满了青青的秧苗。 　　然而，才过了两天，我们生产队的秧苗又再次被偷，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惨，不但被偷的面积比上次大，而且还有好几块田的秧苗，虽没有被拔掉，显然是被人恶意地糟蹋了。 　　妈的，比老子的干劲还大呢，不知开了好大一支部队来！——队长恨恨地说，但很是无奈。 　　后来，听说我们队长赶场的时候，碰到了被我们偷过秧苗的一个生产队的队长。那个队长问： 　　“老陈，今年你们的秧子长势好吗？” 　　“还不错，看来今年要多几碗白饭吃了！”我们队长笑着说。 　　据说他们两人还到一个小饭馆去喝了酒，很友好的样子。回来后，队长开始骂： 　　“我日他李裁缝这个土匪的妈，老子明年有你好看的！”李裁缝就是那个队长。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的确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这种偷与被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家都心照不宣。人们基本上不把这样的事情看作是“偷”，这仅仅是“借”的一种方式罢了。当被别人“借”过之后，一般也不会有人吵闹，再“借”回来就是了，顶多再给对方多造成一点损失，以让自己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但是，在那个粮食本来就很短缺的年代，人们这样随意地伤害着对方，好像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伤痛，大家就像在做游戏一样，年复一年地干着这样的事情，乐兹不疲。 　　我真奇怪那时人们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态度！ 　　　　　　　　　　　　　　　　　　　　　片段之四：抓贼 　　我们队上一共有三个女知青，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都是从重庆那个大城市来的，她们住在队上专门为她们修建的知青房里。她们的到来，对于农村人来说，无异于下凡的仙女，既羡慕不已又不敢亲近。 　　有一天晚上，一个女知青哭着跑到队长家里去，说是她遇到贼了。队长问她被偷了些什么，她就是不说，只是哭。队长觉得蹊跷，就让自己的老婆单独问她。结果那女知青说出了真相——有人在她的后窗上偷看她洗澡；她还说，她的好几件晒在外边的衣服（尤其是内衣）也不见了。 　　队长知道后，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撞你妈的鬼哟！ 　　队长决定要抓住那个花心贼。他悄悄与队里的保管和会计进行了商量，并且还找了队上另外几个比较热心的年轻人，让他们一起参加这次行动。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决定每天晚上轮流地在知青房的周围秘密守候。 　　结果在守候的第二天晚上就把那个大胆的花心贼抓住了。当时会计和另外两个年轻人正藏在房子背后不远处的一丛洋姜林里，用南瓜叶遮住烟头抽烟，突然就听到旁边有了沙沙的脚步声，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影从竹林里过来，正朝知青房那边去。这边三个人紧张得气都不敢出大了，一直盯着那个人影的一举一动，那个人影终于靠在了墙下，一会就看见他在黑暗中什么地方搬了一个什么东西来垫在了窗下，就攀着窗沿把头慢慢地探了上去——几乎与此同时，屋里那个女知青发出了一声惊叫。 　　这三个人手中的电筒同时射出强光，窗下那个黑影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三个人扑倒在地。在抓的过程中，三支手电都掉在了地上，因此还没法认清那人到底是谁，但是他的力量却似乎大得惊人，做着激烈的反抗，三个人都很难将他控制住。好不容易把他紧紧地按住了，一个年轻人捡起地上的手电来一照，同时发出了两声惊呼——妈也！天啦！ 　　那个被按住的人，原来是队上不久前才复员回乡的一个退伍军人，一个无人不称道的年轻人。而同时让人惊讶不已的是，会计的衣服被扯破了，在手电光下，看到他居然穿着一个女人的胸罩。一时间，四个人都尴尬至极，空气像凝固了一般。然后，手电就再也没有打开，四个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各自摸黑悄悄溜走了。 　　本来这事除了他们几个之外无人知晓，也就烟消云散了。可是，不久，那退伍军人便发了病，而且病得很厉害，得的是那种被人们称作“花痴”的精神病。他每当看到那个女知青，就要跑过去拦在她的前面，然后脱下自己的裤子，把那女知青吓得半死。后来她请了大半年的假回了重庆，直到那个退伍军人在水库里溺水身亡之后才回来。而不久之后，会计也犯了那个退伍军人同样的毛病，他没有像那个退伍军人那样拦住女知青非礼，而是每当看到那女知青的时候，就站在远远的地方脱下上衣，露处身上穿的女人的胸罩，大声地喊：“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这事情发生之后，人们的态度有过几次变化。开始是觉得两个男人好笑，后来就觉得两个男人无聊，最后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对那个女知青的痛恨和谴责。大家都觉得，无论是那个退伍军人还是会计，原本都是本分老实的好男人，他们落到这样悲惨的结局，完全是由那个女知青造成的；你看她走路哟，那个屁股扭得好凶，那个胸脯挺得好高，那个眼睛啦是画眉眼，是专门生来勾引人的；把胸罩挂到门外边，分明就是故意用来勾引男人的……总之，整个就是一个害人的狐狸精！ 　　女知青后来真的病了，请假回重庆治病，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往事如烟。那一段生活已经成为了历史，知青也已经成了历史。我知道我的乡人今天不会再发生那样令人感叹唏嘘的故事；然而，我更想知道那位女知青，那位现在大概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女知青，不知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200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