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科医院手记

　                                                　开篇
　　一听说我在医院工作，新认识的朋友便马上举起手机，或者转身找纸、笔，记录联系方式。他们一脸兴奋，感叹总算在医院有了熟人。可我若说自己是在“男科医院”，他们笑容的甜度立马降低，换上另一副表情。
　　我没学过医。入职前，医院里的福建蒲田老板陈总接待了我。与医药知识的空白相比，他更看中我在写作上的能力。就这样，几周之后，我除了做本职的报表工作之外，还要负责写软文、编杂志。之前工作过的公司早已把我打磨成完全服从、从不报怨的好员工。薪酬与前任员工无异的情况下，要做两份工，我竟然默认了。
　　我就职的企划部，是私立医院才有的部门。只有私立医院，才会在各个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而私立的男科医院更需要宣传。在综合型的公立医院里，总是人满为患，大夫们成天在菜市场一样喧闹的环境里切脉、诊疗，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是私立医院，尤其是私立的专科医院，如果不宣传，人们就会忘了它的存在。
　　上班那天，我看到几位男士相继走进医院，有两位的裤子外边挂着大大的塑料袋，里边浮动着黄色的液体。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尿管。陈总叫人带我去路对面的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居民楼里的单元房。我从女人们不断聊天、孩子不住哭闹的楼道爬上四楼，走进了一间两居室。关上门，那间客厅便是企划部的办公室。后来想，企划部其实也是医院体外的尿管，输出着很多不堪、却非常重要的东西。听说，之前企划部也是在医院大楼里的，但后来某位领导灵机一动，把企划部的牌子换成党支部，让企划部搬走。他们认为党支部更能让患者安心。
　　整个办公室加上我有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四个。这是因为企划总监的座位常常空着。他大多时间把自己锁在里间的卧室。巨大的呼噜声常传过木门，提示我们他的存在。陈总一来电话，我们在门口喊上两声，便见他穿着宽松的秋衣、秋裤匆忙跑出来，脑袋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准确无误地描绘“缭乱”的意境。他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不看我们，我们就看不到他令人尴尬的造型。通常在下班的时候，他才穿戴整齐地坐在办公桌前，给我们安排下一天的任务，让人觉得他总是在加班。
　　负责网络推广的小满算是我的领门师傅，那些让人脸红的生殖名词从她嘴里说出来，像是在说桌子、椅子一样平常。我却连复述的勇气都没有。她让我把这些词汇输入网络，无数条信息顿时就爬满了屏幕。无论我输入哪个词汇，我们医院都会排在首位。我还以为这是医院的威名太盛。后来才知道，那都是付费的结果。网络推广的首个位置都是不同的医院竞拍得来的，谁花的钱多谁就靠前。我才想到，平时有点大病小病的就去搜索是多么无知，原来那都是人工吹出的泡沫。而一些所谓的患者问答与疗效介绍，大多都是人为的炒作。很多疑问，都是自问自答。人是需要锻炼的，几个月之后，我便能像小满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些病症，把它们当作桌子、椅子一样，再也不觉得脸红。
　　我那时总是得意于自己的创作。是的，那些在市区各个报纸上印刷的软文都出自我的手笔。那些在城乡免费发放的杂志上的文字，要么是我的原创，要么是我改编而成的。虽然我不屑于改编，但陈总不干，他急切地想要一篇那样的稿子，他想要的是结果和效率，你怎样完成，他并不介意。我承认，这些所谓的案例都缘自我的虚构，我将脑海里的故事移植到某县或者某区，让人们相信，真有那样一个人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区域。我让故事里的主人公身患男科疾病，让他经历种种磨难：外遇、一夜情带来的性病或者是内心的自卑，让这些阴影一点点缠绕他们的脖颈，但最终他们都看到上帝一般走进了我们医院，从此得以解脱。所有的结局必须指向这一点，我才能得到领导通过QQ回复的大拇哥。
　　我把软文练习当成笔尖的舞台，尽情磨练。私下里，我跟设计琳安复述它们时眉飞色舞。琳安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五年，了解很多真实的故事。她说，等我讲完这些，你就知道自己多么善良。
　　等她的故事一出口，我就知道，现实生活是一把多么锋利的手术刀了。那些故事并不具备多么曲折的情节，却足够锋利。让我后来杜撰各类故事的时候，总觉得鼻子下面竖着一把尖刀。我也学着这个行业里其他文案的样子，从网上找各种故事，然后改头换面。这样的行为几次就够了，复制、粘贴只需要几秒中，而其间的忐忑却能在你心里趴上几年、甚至一生。虽然他们都说，这很正常。
　　
　　

自杀与谋杀

　　医院曾经死过人。这是琳安告诉我的。
　　哪个医院不死人！这是医院老板陈总说的。
　　在琳安告诉我的故事里，死的小伙子是个军人，年龄不超过25岁。在某个深夜，爱看恐怖片的门卫小谭刚把一部印度电影点了暂停，去厕所。厕所里昏昏暗暗，他抬头一看，吊灯下竟然悬挂着一个男人。巨大的阴影使房子的色调变暗。小谭以为那是自己的幻觉，他身子向后退几步，揉了揉眼晴，那人还挂在那里，这才确定这是真的。他急忙出去找了椅子把人放下来。可是那人早已经没了任何生命迹象。
　　之后的几天，患者家属大闹医院，有关赔偿的问题一直僵持不下。公安也介入了调查。在身后挂满锦旗的专家那里，一切都无可挑剔。就在前一天，小伙子还坐在那里应诊，他对医生说自己生理方面可能有问题。大夫为他做了检查，建议手术。而在有关手术的谈话中，他问到手术结果是否对未来生活有影响，这样的咨询，大夫自然不能打保票。有人猜想，正是这谈话，给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究竟真相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
　　医院一次次还原着小伙子自杀那天的场景。他看完大夫的那个下午，给家里人打过电话，父母对于未婚的儿子治男科病非常地不解。而他的女友为了长远的幸福，要跟他分手。在医院的监控视频里能看到，他在楼道里长久地打着电话，来回转动着身体，不知道该面向何处。之后，他把手机扔到了垃圾筒里，走进厕所，再也没有出来。
　　家里人对男科疾患的不理解、跟女友之间的矛盾，都可能是置他于死地的杀手。还有大夫的因素，大夫那些合理的言行，甚至是神情却能将患者内心的高楼瞬间摧毁。但在追究死因的过程中，这些因素都被逐一消解了。我见过大夫的做法，他们像我写那些软文一样，将主人公推入绝境，却给他们一根稻草，让他们心怀忐忑，不顾一切爬上来，看到阳光。这情景像是戏弄一只慌乱的蚂蚁，但不是所有的蚂蚁都会有勇气爬上稻草的，有一部分蚂蚁会绝命于恐惧。有时，在一些可大可小的问题上，我们宁愿放大，焦急中的蚂蚁不明白，我们不过是想把它们引往我们渴望的那个方向。
　　最后，警察明确小伙子死于自杀，但家属仍然不依不饶。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在乎他真正的死因，“怎样死的”已经显得不太重要。双方争执不休的不过是赔偿款的数目。尸体摆在大厅里，门外摆满了花圈，头上围了白布条的人哭到没有力气。这些医闹具有非常专业的素质。
　　许多时候，杀死一个人的并不是大夫诊断出来的疾病。真正的病灶藏在心里。也有时候，真正的病灶在大夫那里。大夫的贪欲成疾，只有患者和口袋里的钱才能成为医治他们的药。但患者却全然不知，以为自己无药可救。这都有可能。
　　反正，死一个人并不能破坏医院的秩序。大夫们照常上班，大厅里照样有人进入门诊，他们平心静气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电话和主要症状，去专家那里问诊。
　　他们也这样说：哪个医院不死人？
　　每次去办公楼领工资，都会路过那间男厕。我总是屏住呼吸，生怕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事实上，那件事早已经被摆平。他们家人领到钱以后，就变得安静。死亡之事变得微小，被人们渐渐遗忘。对这间厕所心存恐怖的大约只有小谭了吧。听说，他再也没有进过这间厕所，并且对这楼里所有的厕所都有一种抵触。后来，他干脆辞职走了。不知道他在那之后，还会看恐怖电影吗？
　　“假如你出现某某症状的时候，一定不可掉以轻心，要去找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大夫进行确诊……”当我一遍遍在电脑上敲下类似的语句时，我开始对许多事情产生怀疑。在医院里，患者真就安全了吗？
　　我们制造让人来医院就医的鱼饵是应该的吗？到底患者和大夫，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病人？当那些人在表格上注明是因为看了我写的软文才来到医院的时候，我是把一个人推到了治病的医院，还是推到了更苦的深渊？
　　有关深渊和平原之说，我还听到过许多事情。在匮乏的生理教育面前，许多年轻人都曾在个人假想的深渊里停留过。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是如此陌生，教育的匮乏，与大人之间交流的羞涩和障碍，让他们只能慢慢独自领悟身体的秘密。比如那位家境贫寒的大学生。他在大二时，初尝禁果。紧张、恐惧占据了他的心，他手足无措，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这与之前偷偷看过的艳情小说里主人公的能力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他上大学已经是贷款，平时靠勤工俭学赚些生活费。怀疑自己有问题之后，去男科医院检查。他假装自己是某个公司的职员，一听说包皮过长，需要手术，这种手术要尽可能早做，否则会影响以后的生活。他就已经吓得要命。几个月之后，他也没攒到手术所需的费用。后来，他来到医院，拒绝麻药，也拒绝术后的一切药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夫竟然为他做了切割手术。其中的疼痛可想而知。他几乎是瘸着腿走出了医院。
　　不几天，他严重感染，又回来求大夫救他。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坚决不告诉家里人，不告诉学校，好像这是自己犯下的重罪。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听到这件事以后，我想到自己写下的那些软文，想到小满在网络上一遍遍强调的问题，什么“尽快就医”。表面上，它没什么错，但我们让对方尽快就医，这个“医”一定是自己的医院，是渴盼那笔医疗费以最快的速度跳到自己的铁碗里。
　　我曾在同行那里，听到过大学生为省生活费，自己割包皮的惊人事件。当一个处于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将尖刀举起自己的命根子的时候，你能想到贫困、想到他对身体的无知的时候，还能想到其他的什么，但那些话却埋在嗓子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我开始把杂志编得很科谱，尽可能没什么诱导性的词语。它让总监在大白天冲出来，问我这怎么回事？他早就准备好的香艳撩人的封面和那些性感魅惑的图片怎么能跟我那些一本正经的科谱文字配在一起？我低下头盯着他秋裤的裤脚，也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候鸟病人

　　每个上班的日子，我第一件事便是去医院门诊处拿前一天的登记卡。这些名片大小的卡片上登记了患者的姓名、住址、年龄和检查的诊室，甚至通过何种途径来的医院。我要对它们进行归类统计，等到下个月初，以表格的形式汇报给陈总。假如有几天，他从监控视频里看到人流过多或者过少时，也会临时找我要数据。
　　有些人会把自己的信息写得格外详细，生怕露了哪条信息，这样的人大多是看不孕不育的，哪怕有一丝希望，他们都不肯放过。有些人只写名字和号码，其他的都免去。这些人大多是看阳痿、早泄甚至性病的，他们尽可能不透露自己的信息。小满告诉我，在男科医院遇到熟人看病，如果对方不主动跟你打招呼，你一定要假装不认识，或者假装没看见。一旦说话，不管怎样对方都会没面子。
　　我记下了她的话，但遇到一位老朋友还是忍不住迎上去。都已经面对面了，怎么可能装作没看到。他一脸尴尬，搔着头说，是帮别人问问专家的。我吱唔着走开了。从此，他见了我都怪怪的，好像我知道了他见不得人的秘密一般。
　　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医院里的病人忽然多起来。他们大多在工作单位一栏写着某某商厦，某某新城，都是些正在建设的楼盘。他们是农民工。这些常年与妻子分隔两地的人在归乡之前要去医院，试途把自己身体上的痕迹擦拭干净。从这项检查里，能看到某个隐秘的活动。而在农民工群体里，这又算不上什么秘密，否则他们也不会成群结队来看病。这个时节，他们会从不同的地方涌来。连陈总也会再三交待：这是医院的旺季。最初看到那些卡片的时候，我会想到爱情的忠贞。当想到他们侯鸟一般为别人呤唱、搭窝，成群成群地寄居在某个临时的住所，又候鸟一般涌向医院的时候，我再也无法以爱情来审视这些人。也许在他们眼里，爱情的忠贞和身体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两条不相交的铁轨。
　　在男科医院工作后，我才格外注意那些在火车背着行囊远走他乡的男人，和在村庄里目光呆滞，等候自己的男人归来的女人。他们与妻子的团聚是一年一开的花朵。在这途中，他们在其他的树上开出的花朵都是带有危险性的，是临时性的，结不出什么果子。即便结了，也要在归乡前清除。
　　或许，他们能想到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以免把什么病症传染给自己的妻子，这已经说明时代在进步，人的思维在发展。可看到那些卡片和那些在医院大厅等候区互相嘻笑的淳朴的面孔，又让人心里升腾起另外一种难言的滋味。我想到故乡的男人女人，那些以丈夫在外打工挣钱为荣的女人，那些以在外见广识多为荣的男人。当他们的房子又一次翻新之后，他们也渴望自己生命里有许多东西可以得到翻新或修补。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妻离子散，也要远走他乡。过年时拿回来的那些钱，真能把两个人分离的时光给补上吗？
　　还有另外一种候鸟患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奋斗了多年，终于事业有成，在他们认为自己战胜了一切的时候，却输了身体。而大多数的患者，是现代生活里的挤压品，他们表现出深入骨髓的疲惫。在一次跟大夫聊天的时候，我知道，如果能取得这样的人的信任，几颗麦丽素就能把他们所谓的疾病治好。可信任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麦丽素的成本与利润也不可能酿造出足够一个医院生存的血液。
　　为了延长他们的性爱时间，大夫们用手术的方式降低了男性的敏感度。麻木便能持久。这或许是对的。麻木才能持久，在某种情况下，我从陈总和院长的脸上能够读到这样的真理。
　　

隐形人

　　在医院的结构里，陈总像个隐形人。他的旨意却贯穿于医院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可常人来医院是看不见他的。他们看到的是整洁的医院大楼，有着天使面孔和表情的护士，还有德高望重的院长。表面上看，院长身高将近1米9，魁梧高大，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事实上，他是个傀儡，比他矮30公分的陈经理，才是控制他行为的主人。各个主要场所的监控画面显示在陈总办公桌上的电脑里。许多时候，院长对其他员工指手划脚，却在走进那扇门后，被陈总训得不像样子。他们站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的梦想和现实，面子和里子，对比非常强烈。院长在他的现实面前折腰，陈总在他的面子前面隐藏，他们形成了一个手掌的正反面。
　　在男科医院的后台支撑部门里，到处都是隐形人，他们要么是陈总的表姐，要么是他的堂弟或者远方表哥，差一点的关系也是同乡。他们说一件事情，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家乡话。我们被语言的栅栏拦着，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在前台，护士和大夫们要讲求服务，讲求医德，而我们负责制作鱼饵。或许，我们才是这座医院真正的内心。我们也是隐形人。琳安做各种能冲击眼球的广告，什么香蕉、茄子，什么乌龟之类的东西，都成为她设计的图片里男性生殖的隐喻。小满的推广倒是省心的。在网络上复制各类保健知识，也将别人的咨询和回复，改头换面变成我们医院的。有段时间，客服也归了我们部门。我才知道，网上挂的专家热线其实是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小柳当时还没拿下护士证，她负责回复网上的问题，也接电话，一有时间就会抱着书啃，说这次一定要考取护士证，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岗位，不用在网络上名正言顺地看患者发自己私处的照片。很多人都会这样做，他们把照片发过来，想通过屏幕诊脉。“就算真的专家也做不到啊！”她总是这样抱怨着。而热线电话里打进来的也不总是咨询问题的。很多病人治疗之后不满意，便会借着电话发泄他们的情绪。这时，说什么都是无用的，只需要倾听就够了。令人奇怪的是，很多时候，打过电话来的男性并非咨询者，也并非医院的病患，他们只是看到了杂志上某些惹火的图片，起了给医院专家打电话的念头。他们用奇怪的腔调说着某些不堪的话，旁边是一群人的轰笑。
　　每过一两个月，陈总就会召集一次“隐形人”聚会。这时候，他会举杯向大家道“辛苦！”，说一些客套话。等酒过几巡之后，他就开始念家史。虽然他所说的跟别人传说的有些出入。但所有人都像听第一遍那样安静，那样表现出惊叹和敬仰。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亲和族人们一路北上，来到了这个小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他们先是挑着扁担，在街头卖所谓的祖传神药，之后攒够本钱，在偏僻的地方租了房子。他们从此扮演两种角色，晚上，在电线杆和墙上贴治疗男女性病、增强性能力的针剂和神医，白天穿上白大卦变成“神医”。他们隐密的治疗程序迎合了当时百姓保守的心态。但高额的利润让他们的家底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发展为现在的规模。而这样规模的医院，他们在全国就有好几家。就连他们家的亲戚或者乡邻也都开办了男科或者妇科医院。
　　陈总是多么乐于学习，他从远方来的各个总监身上汲取着养分，过一阵便把他们换掉。我们爱睡觉的总监半年后便踏上了归乡路。里间的主人换成另外一个年轻人，他惊讶于我们工资的低廉，却不断把自己的创想放到案头，让我们去实施。寒冬腊月，我和小满、琳安轮流跟着一辆面包车去发杂志。我们坐在副驾驶，后边跟杂志挤在一起的是在校大学生。我们的工作就是监督他们发放杂志。在气温零下十几度的那些日子，我们去过海边小镇，也去过荒凉的小山村。那些地方，都是热情的村民，他们接过杂志的时候，还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关注那些杂志上的内容，在他们眼里，不管杂志上是什么东西，都不影响它引火的功能。
　　临近春节，我们要发放印有广告的廉价挂历；夏天，发放印有广告的扇子。那个场面相当的恐怖。只见集上的人一哄而上，他们不等我把宣传品递到大学生手里，便抢夺而去。就这样，我被人推着搡着，头发散乱，整个人坐在地上。他们眼里只有挂历。我捂着脑袋，感觉有些人从我身上跨过去。人们为了抢一个几毛钱成本的台历或者扇子，竟然看不见一个活生生的人，听不到那么大声的呼喊。后来，我站到高处，看他们从高大的男生手里抢扇子，外围的大爷、大妈原本颤巍巍地走路，一听到“免费”两字，便顿时来了精神，混入抢扇子的人当中。几个男人从一旁冲过去的时候，带动路上的土，灰尘乱飞。如果不是亲眼遇到，我会以为这是拍电影的片场。眼看男孩也要被推到，我给他打个手势，让他赶紧回来。我们反锁在面包车里，对人们说，没有宣传品了。他们却不相信，不住敲打车窗玻璃，过了好半天才散开。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食物一样被人盯着，我所处的地点似乎并非集市，而是非洲某处的原始森林，外边聚集的不是人群，而是凶猛的野兽。
　　可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食物，谁才是猛兽？当那些穿着朴素的人走进医院，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当院长从“妙手仁心”的锦旗前起身，走进陈总的办公室，不住被灌输市场理念和医院利润的时候；当我们每次为一份广告做评估或者搞市场分析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患者诉求，那么大的市场需求，我们的兴奋、狂欢，我们的聚会是正常的吗？那些虚拟的人群、医疗市场被我们蛋糕一样划分着。我们这些隐形的手，在划分别人的时候，不会被刀划伤自己内心的某个部分吗？
　　陈总让我们去别的医院卧底。比如，在某家医院对面餐厅坐一上午，假装看书，却把目光挂在对面那家男科医院的门口，查看患者的人流量。我们想尽办法打听对方的广告动向和策划方案。他们印刷的广告制品常放在我们的办公桌上。我相信，我们的广告制品也一定这样躺在他们的桌子上，听说这些不同医院的老板，也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他们大多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同乡。我们看到各个医院把电视、杂志当作比拼的舞台。小小一版动辄就好几万，每个月高昂的广告费用令人惊叹。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些羊毛寻找一些肥硕的羊。某段时间，本地电视台、报纸上全都是此类的广告。引得市民大为不满。但广告的力度是很大的，一段以唐伯虎为原型的广告词，成为孩子们嘴里的流行曲调，当孩子们念着一段与“前列腺”、“娶妻难”这样的顺口溜的时候，我们该乐还是该忧？
　　除了发杂志、卡片，我们还会去乡间贴广告画。在某个人家的外墙上，蓝色的广告格外醒目。有时，医院里还会发动大家去乡下搞义诊。用一点小便宜把一些人带到医院来，为他们体检。从农村坐车来的以老人居多，那些患有前列腺炎的老人要么无比惧怕，把医生给予的建议照单全收；要么把这当作市区一日游，将大夫提出的病症当阵风，他们习惯于忽略自己的身体，认为每一种疾病都缘自于命，这一点有些像我的父亲。
　
　　我没想到自己能在男科医院工作两年那么久。两年之后的一天，我正坐在公交车上，胃部忽然不适，这不适让我忽然意识到一个生命正在我的体内，一种光晕忽然牢牢罩住我。也是在那个下午，我发现自己下体出血。在一片慌乱之中，丈夫陪我去当地最具权威的妇幼医院检查。大夫查完B超之后，说没有胎心，事实上刚刚怀孕是查不出什么胎心的。我看大夫匆忙看表，她说，建议你去做流产，如果出血量过大，会有危险的。我现在给你开单子，趁下班前还来得及。她说得那么轻松，那么急切，似乎是要清理某块地面上的垃圾。
　　我坐在走廊里，看着手持那张单子的丈夫低下头去。
　　我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牵着丈夫的手回家，心安理得地静养了两个月。那段时间，大夫的话一直是悬在我丈夫头上的一把利剑。怀孕满三个月，我在另一家医院里听到了来自腹部的有力的胎心音。丈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
　　后来，每次走进医院，我都会疑心重重，虽然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陈总自然是不养闲人的，就算内部流通的职工手册上都明明白白写着，怀孕6个月自动离职。我离开男科医院之后，小满去了另一家新开的男科医院，她正得意于自己的高薪，医院便解散了，在那一个月里，他们只迎来了一个患者，听说这一个患者就收回了医院将近1/3的开销。琳安也辞职后去了家妇科医院。在私立医院，工作人员来来往往是多么正常的事情。
　　我有几个朋友依旧停留在那个行业，他们抱怨鱼饵越来越不好做，患者越来越精明。有阵路过那家男科医院，发现办公大楼已经拆迁，忽然想到生命中很多东西也是这样拆拆建建，只有脉膊在人心里一起一伏。有一刹那，我体会到呼吸是如此不畅，好像那拆除高楼的粉尘隔着玻璃就已经钻到了我的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