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里的乡居时光（载《时代文学》下半月）

                                                  
                                                                                         
    春末夏初，几场风雨之后，那些被村人随意撒落，被风随意吹落，从鸟嘴里随意掉落，深深浅浅埋藏在泥土里，谁也不经意的各色瓜菜的种子，仿佛一群做迷藏的顽皮孩子，一齐听了号令，从各处钻了出来：村里空坪的土堆子，朽烂的木头下，倒垃圾杂物的废弃地，厕所猪栏的茅草檐下，沟坎边，小径旁，甚至河堤，塘岸。肥嘟嘟的种子的嫩茎和豆瓣，长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丫字。丫字渐长渐高，慢慢变换了模样，分明能辨认出：苦瓜秧，茄子秧，水瓜秧，南瓜秧，冬瓜秧，丝瓜秧……

                                                                        苦瓜
    搬到新瓦房的第一个春天，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瓦房坐西朝东，前临小径和径边小溪，小溪下面是我家建房打土砖挖出的一眼小方塘，原是分到我家的稻秧田。站在大门口，田野广阔，视线无阻，直达江对岸的村庄和山峦。南面是一排生产队的饲养场，土砖瓦房，养着几头水牛和黄牛。西面是一人多高的陡坎，坎上是一片园土和本村的晒谷场。父亲利用我家西墙与陡坎之间狭窄的余地，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土砖猪栏，养了一头黑白相间的小土猪，上面盖着稻草和杉木皮。北面是我家宅基地建房后余下的一块不太规则的小空地，我们用石灰砂石打成了小禾场。打开北墙的侧门，雪白的光线顿时从禾场上涌入，把堂屋照得更加明亮。禾场外是一连串碧水荡漾的鱼塘，把我家的瓦房隔在村子南端。
    春节刚过，我就迫不及待跑到江边砍了一把杨树枝条，插在房前的溪岸和禾场边的塘岸，又陆续从野地里挖了几棵小苦楝树栽上。暮春的时候，杨树的上上下下全是碧绿的小叶，清风吹拂，哗哗作响。苦楝的枝头，也一丛丛地开满了长柄的绿叶，煞是可爱。跟村里的顽童一样，我那时也十分喜爱种菜，野地里各种瓜秧有的是，随便拔几根来，拿个二齿小锄，在房前屋后空隙地挖几个小坑，每个坑栽一根，培上土，就能成活了。这样，我在溪岸和塘岸种了几株苦瓜。我的母亲没有反对，相反，她面含笑意，眼里盛满了鼓励。她甚至说，或许我的手头好，能结出很多苦瓜来。
    这里水分足，泥土乌黑松软，苦瓜长得快，不消几日功夫，就伸出了嫩嫩的细须，探向旁边的杨树开始攀援。之后隔些日子，我的母亲拿了长柄淤勺，从便桶里舀一点小便，兑水后，浇在苦瓜的根部。这几株苦瓜长势旺盛，在我上学放学之间，一齐比赛似地卯足了劲头开枝发叶，向上追逐，在瘦小的杨树之间，犹如挂上了绿色的帷幕，蓬蓬勃勃。
    苦瓜开花的时候，盛夏如期而至。当纷披的绿叶间才刚发现第一朵小黄花，满怀着欣喜，正要走近来细赏，似乎只在眼睛凝视梭巡之间，几棚枝叶的帷幕上原来已是花朵无数，一朵朵色泽鲜艳，重重叠叠的深绿大叶间，像黄色的小喇叭，像星星，或向上张开着，或朝下垂挂着，连着细丝般颤巍巍的长柄，在风中摇曳，引得菜虫和小蜂嘤嘤飞舞。
    苦瓜渐渐有了形状，仿佛一条条小蚕，色泽微白，略带弓形，隐隐约约悬挂在枝叶间。那个时候，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山村的孩子，无论男女，身上总爱长出一个个红包，额头，脸部，胸脯，四肢，背上，随处稍不留意就长出这样一个东西，越长越大，如锥似角，大过指头，又红又肿又痛，鼓鼓胀胀。以后红包尖尖上有了白点子，抠开白点，一挤，一大包脓血鼓了出来。那时也没有什么药，村里的土方法，摘一片苦瓜叶，一坨口水往叶背面一吐，一抹，贴在烂处，免得苍蝇叮咬，烦不胜烦，又能消肿止痛。有时摔烂了手脚，溃烂发炎，也是如法炮制。苦瓜叶成了村人的一味良药。
    用不了多久，就有苦瓜能够摘下做菜吃了。长成熟的苦瓜两头略尖，中间圆圆鼓鼓，浑身长满了犹如豆子花生般的小肉粒，油滑光洁，通体浅绿偏白，模样可爱。苦瓜剖开后去籽，斜切成片，多与辣椒同炒。如今人到中年，我变得爱吃苦瓜，苦瓜清炒，苦瓜炒肉片，苦瓜炒鸡蛋，苦瓜炒干鱼，诸般菜肴，都是美味。可是少小时候，家贫，哪能常有鱼肉蛋吃？便是偶尔有之，也一定不会和上苦瓜同炒，免得因了苦味，糟蹋了这么难得的珍馐。因为味苦，我小时候并不喜爱吃，尽管父母说夏天吃苦瓜，能解暑消毒。不过，每天能从苦瓜藤上摘下几只苦瓜，白白胖胖的样子，我还是十分喜悦。
    有时候，在高处，或者浓叶遮盖的地方，偶然发现一根两根大苦瓜，下端已经变成黄色，裂开，里面露出一颗颗血红饱满的苦瓜籽。我会特别开心，摘下来，掏出红籽丢进嘴里吸允，黏黏糊糊的，甜！
正午时分，太阳正烈。几棚苦瓜晒得枝叶焉垂，奄奄一息。瓜叶下的溪岸和塘岸上，落下一圈黑黑的阴影。我家的几只母鸡公鸡，趴在阴影里，松散着翅膀，张着喙喘气，或者单腿独立，半闭着眼皮小睡，偶尔发出几声咕咕咕的低鸣，或喔喔喔的长嘶。蝉在附近的高树上此起彼伏长吟，杨树苦楝一动不动，旷野无风，空气沉闷。
    到了傍晚，我们从溪塘里舀水浇在苦瓜根部。不一会，几棚苦瓜又水灵灵的样子，恢复了精气神，绿意盎然，蓬蓬勃勃，潇潇洒洒。

                           
    老实说，写下这两个字，我咽了一把口水。茄子这东西，我太爱吃了，即便现在，亦是如此。
    义乌的茄子，让我没有太多好感，主要是形容丑陋。超市卖的，菜贩子卖的，长过尺许，黑古溜秋，状如驴鞭，有些还是明显倒腾了多次，软塌塌焉歪歪的。本地乡人种的，多是拇指粗细，弯弯钩钩，沙皮癞脸，其丑无比。但我夏日里尤爱买了茄子来吃，除了这些，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倘若是在我的家乡，或者是时光能倒流二三十年，回到我乡下的家里去，这样的茄子，我恐怕是要不屑一顾。
    住进新瓦房后，房子宽敞了，亮堂了，但出恭却有了不便。我家的茅厕原本在村子的北端，这下新瓦房建在了村子南端，每天早上一家人出恭，都要鱼贯而出，依次从村南走到村北，再从村北走到村南。有时候着急，我就跑进别人家的茅厕。我的父母合计就近新建一个茅厕，经过说合，与人交换了一处菜园，在我家新瓦房的南面，走一二百步，向内拐一个弯即到，在水田边。
    菜园呈长条状，在一处高地，前临水田，后靠陡坎，左右都是别人家的园土。我们在陡坎脚下的菜园一角挖了一个坑，用石灰三合土筑坑边和坑底，挑来土砖杉木和稻草，几天功夫就建成了，前高后低的斜坡，门口朝东，对着菜园和水田，挂一床破旧的草席。这是这片菜园子里唯一的一个茅厕，显得有点另类和突兀。
    菜园四周插了豆角木，像打了一把一把的大叉，密密匝匝，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围挡，只在靠近茅厕墙体的地方，留了一个口子，便于进出。里面，菜土的一大半种了辣椒，靠近茅厕的一小半种了茄子。茄子是母亲栽的，挖一个小坑，从筛子里抓一把猪粪柴灰泥土之类拌成的黑乎乎的底肥，丢进坑里，手指扒一个小窝，弓着腰，双手栽下一株茄子秧。栽完后，每株淋一点安蔸水，告成。当豆角和丝瓜的藤蔓枝叶恣意攀爬时，围挡成了绿色的帷幔。
    我每天早晨蹲在茅厕里，迎着阳光，从草席的破洞里，看着茄子秧一天比一天长高长大，最终长成了枝繁叶茂的茄子树。茄子叶色泽沉重，深绿偏紫，大而肥硕，仿佛涂了一层油脂。有时，我甚至敞开茅厕门，看阳光洒在面前泛着露水的一大片茄子树叶上，变换着五颜六色的亮光。不时有麻雀低飞而过，有如扔出去的一粒石子，蛙在旁边的稻田里鸣叫。当紫色的枝干间挂了一朵朵拇指粗的紫白色的小花，走在土行间，茄子树已能藏得住我的屁股，盛产期到了。
    我们这地方的茄子基本都是同一个品种，手掌长短，个大，圆而结实，纯紫色，偶尔夹带些花白的皮纹，看着就让人心花怒放。这茄子切开后肉白而籽多，往往一个两个，就能做一大碗辣椒炒茄子的菜来。
    辣椒炒茄子真是一道开胃又下饭的好菜。我的母亲有两种炒法，往往轮流上阵。一种是茄子切片后与辣椒蒜子同炒，柴干火烈，油烟呛鼻，加盐呛水后出锅。一种是茄子剖边后竖切成粗条状，先放在碗里与饭一道蒸熟，或者放进菜锅里加水煮熟捞出，油锅爆炒辣椒蒜子，再倒入茄子，翻炒加盐呛水即可。两种做法各有妙处，又香又辣又软和，盐味适中偏咸，妙不可言，配上滚烫的白米饭，我常赤膊吃得满头满脸满身大汗淋漓，鼻尖上嘴上汗粒如豆。似乎饭菜只在嘴里一搅合，就到肚子里去了。口腔嘴唇如火，呵呵呵气，吃得也就更快了，咋乎咋乎。母亲多次说，我吃饭的样子，肯定是牛变的。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这种夏天在家穿着短裤赤膊吃饭全身如洗的习性依然没有改善的迹象，尤其是吃辣椒炒茄子的时候。
     母亲做的腌榨茄，也是一道十分可口的美味。有时候，菜园里的茄子一下子摘得多，母亲挑一些茄子，剖边后竖划几刀，连着皮。蒸熟，在烈日下晒干，腌进剁红辣椒坛子里。腌透的榨茄，吸足了剁辣椒的水分，又咸又软和。掏半碗出来，夏日里吃茶，吃饭，都是香香辣辣的佳肴。
    盛夏烈日，菜园晒得开拆，茄子树辣椒树晒得焉头焉脑。暑假里，母亲每天下午安排我挑一担水桶，到门前的溪圳里挑水，浇灌茄子树辣椒树，整个菜园都要灌得透湿。母亲则每隔几天，从茅厕里舀了大粪，掺水后，一勺一勺淋在一棵棵茄子树辣椒树根部。
    辣椒树长得乌青，青辣椒红辣椒串串垂挂；茄子树长得深紫，大茄子小茄子个个滚圆。

                                 
    我恐怕有二十多年没看到过瓜勺了吧。年少时，是经常用的。
    关于水瓜的记忆，似乎多与水联系在一起。分田到户之后，村里的鱼塘多了起来。除了村前那几口面积广大的深水池塘外，有的人家在秧田里蓄水，或者打土砖挖泥形成水凼，大大小小，深深浅浅，放了鱼，就成了自家的鱼塘。我家新瓦房门口这一眼长方形的小鱼塘也是这样来的。每天从田埂河边割些鱼草，或者从村前水圳清澈的流水里拔一些状如海带一样的又长又细的丝草，扔进鱼塘里，便有草鱼潜艇一般不时从水中浮上来，张开墨黑的大嘴望水面浮草一咬，拖下一根水草迅速沉了下去，水面水草晃荡，荡漾一串波纹，时而激起响声。在这样的鱼塘的一角或者一岸，夏日里，必定会有一两棚长得蓬勃茂盛的水瓜，枝叶弥漫，一片碧绿。
    父亲赤着膊，把蓝布单裤的裤腿卷到了大腿根，下到了门前溪岸下的小方塘，裤子顿时湿了，水浸着了屁股。父亲返身从岸边拿了剁尖的杉木粗棒和斧头，朝鱼塘里走去，在距离溪岸约莫半丈远的地方，把木棒插进鱼塘里，挥着斧头一下一下敲打，水面上露出长长的一截。这样的木桩，相隔着打了四根。之后在木桩上横竖绑扎长长短短的木棍，搭在溪岸，成了一个瓜架。水瓜是攀爬的行家里手，溪岸上挖一块谷箩筐大的土，倒上两粪箕猪栏淤做底肥，栽一棵两棵，就足也将整个瓜架爬得满满当当。水瓜的叶片肥大，叶柄粗长，密密匝匝，宛如撑开了一顶顶绿伞。
    水瓜开的是白色的花，花柄细长，一枝一枝从密叶间举出来，在夏日的阳光里十分亮眼。水瓜崽子渐渐长大，白花萎缩下垂，有的恰巧搁置在瓜架上，有的则穿过空隙，悬在了瓜架下，状如白色的小葫芦。
    瓜架下阴凉，成了小动物们的乐园。大鱼小鱼聚在这里浮游，青蛙泥蛙鼓着一双大眼蹲着，偶有响动，嘣的一声，跳进水里，吓得鱼群一阵惊窜。也常见到蛇退下的花花白白的干皮，挂在瓜架上，或者粘连在岸边的草叶上。虫子，蜻蜓，菜蜂，蚊子，水蜘蛛，悉数成了瓜架下的常客。那时候，我们闲着没事就爱钓青蛙泥蛙，竹竿的长线上绑一只拍死的小麻蛙，小心地走近瓜架，伸出竹竿，手不停一抖一颤，诱饵在水面轻轻地拍打，一上一下，如同跳跃的昆虫。一只大蛙禁不住诱惑，一蹦跳，饿鬼般的大嘴就死死咬着了死去的小同类。猛力挥竿，大蛙尚未明白怎么回事，就飞出了瓜架，到了半空，摔在了地上，逮了。有时是绿皮的青蛙，有时是黑皮的泥蛙，成了辣椒碗里的好菜。
    小葫芦成了大葫芦，浅绿偏白，一只一只搁置在瓜架上，或者悬吊在瓜架下，模样可爱。摘下一只来，用黄铜饭勺刮去粗皮，切片或切丝清炒，清爽软嫩，甘甜可口，是农家夏日的日常菜肴。
大而老的水瓜，索性就让它们继续在瓜架上长老，直长到叶枯藤死。这样的水瓜，摘下来挂在堂屋的屋梁上，任凭柴火烟熏，慢慢风干变硬，色泽枯黄。硬透的水瓜锯成两半，掏空里面干枯的瓜瓤，就成了两个瓜勺。煮潲舀糠，喂猪舀潲，灌园舀水，辗米舀谷，装豆子，装花生，用途广泛，无家不有。
    深秋藤老叶稀，不再开花结瓜。砍断水瓜粗大的根茎，扯下瓜蔓瓜叶，扔进鱼塘里，成了鱼窝鱼食和塘泥。瓜架在水面上倒映着横竖相间的黑影，随着波纹荡漾，等待着来年又一场生命的繁盛。

                                
    “我清拐子手头好，今年南瓜结得多。”说这话时，母亲一脸的笑纹，语气里满是自豪。小时候我的名字叫清河，清拐子是家人对我的昵称。村里的习俗，在小孩子名字后面加上“拐子”这个后缀，叫起来，亲昵之情就跃然嘴上了。听到母亲这样夸奖，我心里也是喜悦满满。
    我家小禾场旁边是一口池塘，别人家的。池塘的西岸是一片斜坡和长满野蔷薇的空地，其上就是村里一块块纵横交错的三合土晒谷场。在小禾场与池塘一角相接的地方，茂密的草丛间，一条斜斜的小泥径，通往上面的晒谷场。泥径与塘岸相夹的这块杂草杂树丛生的斜坡，曾有几年时间，我家每年都要种上一株两株南瓜。记得有一年种了两株南瓜，一株是母亲栽种的，一株是我闹着要亲手栽种的。歪打正着的是，两株南瓜都长势良好，藤肥叶粗，爬满了整个斜坡和空地。可是母亲栽的那株竟然极少开花，也不结瓜。而我栽的却异乎寻常瓜花多，南瓜多，又长得特别大。母亲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我的手头好。
    在乡下，像南瓜这样茎叶花瓜都能做菜的夏日菜蔬可不多。
    南瓜的攀援能力似乎无休无止，从根部出发，不断生长分化一根根藤蔓，向四周蔓延，碧绿多毛的叶柄笔直中空，比手指还粗，顶着蒲扇一般的深绿大叶。每条藤蔓的尾部，毛茸茸的嫩茎向空中斜斜地翘着，嫩叶卷曲，丛须细长，仿佛伸着脖子吐着信子的游蛇，正张望着下一步攀爬的路径。母亲有时轻手轻脚跨进南瓜地里，踩在枝叶间的空隙，挑一些嫩藤蔓摘下来，说这样就能阻止它总是长藤叶，多结瓜。摘下的嫩南瓜藤是一碗好菜，剥去藤茎绒毛丛生薄如蝉翼的表皮，清洗后，切成手指长短，猪油清炒，清爽脆嫩。
    南瓜花是菜花中的巨人，盛开时，如同金黄的喇叭，大过碗口，花柄粗长，高高地举在绿叶丛中，甚是抢眼，也是村中顽童喜爱采来把玩的物件。南瓜花有雌雄之分，整日里有虫爬蜂飞，传授花粉。雄花可以采来做菜，摘去花托花蕊，两朵叠套在一起，水焯后拧干压扁，撒上盐，用米筛盛了，放置烈日下晒成干瓜花。偶尔的日子，母亲把积攒的干瓜花油炸了，黄澄澄的，又香又咸又酥脆。雌花不久就结了一个个南瓜崽，圆圆绿绿的，像绿珠，像乒乓球，还带着花。瓜花渐渐萎缩掉落，留下一圈黑色的肚脐眼，南瓜崽慢慢低下头，沉了下去，隐藏在藤蔓绿叶之下。
    我那时养成了打扫卫生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拿了高粱扫把，逐一将每间卧房，堂屋，厅屋，街檐，禾场，都要清扫一遍，尘土扫进撮箕，提了倒在南瓜的根部。漱口洗脸的凉水，也常倒在这里。南瓜叶长得乌青油亮。
几番风雨晴日，南瓜长得如钵，如盆，看着真是一件开心的事。一个个，或匍匐，或侧身，墨绿墨绿的，或在枝叶间完全袒露，或只露出部分油光的青皮，或者深藏不露，要走进去摘瓜时，才意外发现，给人惊喜。一个青南瓜，往往要分几餐才吃得完，切成肥皂般大小的方块，青皮黄瓤，煮一大锅，既是菜，又能当饭，汤汁甘甜。
    记得很多个夏夜，天蓝如洗，明月当空，蛙鸣虫吟，凉风习习，我们一家人搬了桌凳摆在小禾场上围坐吃饭。此 时，远山如黛，稻田空濛，河坝上的水声一阵阵传来。溪岸和塘岸上的高高的杨树，在风中有节奏地摇晃，树叶哗哗作响。溪水轻漾，浅声微语，流淌着碎银般的月光。池塘边的南瓜丛里，不时有大蛙嘣的一声跳进水，响声沉重，激起串串波纹，月影晃荡，仿佛一根伸缩自如的白银大弹簧。我们夹着南瓜，吃着饭，嘴巴吧咋有声，时不时说上几句。这个时候父亲总要端着小酒盅，喝上一点红薯土酒，解解一天的疲乏。俱往矣，这样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
    瓜叶慢慢变得泛黄，秋天到了。地里的大南瓜在烈日下渐渐长老变红，一股一股，凹凸有致，鼓鼓圆圆。割断瓜蒂，红南瓜大如厚实的磨盘，抱起来，每个少说也有十几斤重，在父母床底下堆得满满当当。此时，瓜叶间，偶尔也还长着几个小小的青南瓜，但这些秋后的小瓜不会长得很大了，我们把它们叫做子南瓜，往往摘了来，切成丝清炒。
    红南瓜能保存很久不坏。即便到了深冬大雪的日子，要吃红南瓜了，从床底下抱一个出来，切出几股，刨了皮，切块煮汤，其味甚甜。南瓜籽粒粒雪白饱满，摊在灶台上烤干烤熟，连壳一并嚼了，脆香。

                                    
    关于冬瓜的记忆，总是跟那些劣质的土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山边的一块斜坡，溪河边的一段堤岸，池塘的一个角落，村边宅旁的一处空地，一处断墙，一处坍塌的废园，或者一段田埂，一坡菜园的陡坎。无论如何，在我们这个相对山多田少的村子，村人很少占用一块水田或者一块园土，慎重其事地搭建一棚两棚瓜架，种上冬瓜。那样的话，会挤去水稻红薯花生辣椒这些作物的一大片土地，村人会心痛得不得了。
    曾经有几年，我家的冬瓜就种在一处水田的岸边。这里离我家瓦房也就两三百步远，一条源自村后山沟的小溪，折折叠叠地流下来，穿过村边的园土和这片水田，再经过一个突然断落的一丈多高的陡坎，水流重重地跌落进下面圆环状的深潭，水声哗哗，白沫飞溅，打着漩涡，汇入大坝处宽阔的河面，坍塌的辗米机房遗址旁边。溪的南岸高，是个陡坎，坎上密布野藤野蔓，叶如指尖，夏日里我们每天到大坝下河洗澡要从这里经过，时有四脚蛇拖着长尾巴伏在坎子边，听到人声步响，哗啦窜进石缝土洞里。北岸低而宽，连着水田，这段宽宽的溪岸也就成了田埂，生长着水杨柳一类的灌木丛。雨水季节，尤其是山洪暴发的时候，黄汤漫漫，泥沙俱下。而到了夏秋干旱时，这溪里水流细小，砂石裸露。不少人家在这溪岸上种一些辣椒茄子丝瓜一类的蔬菜，我家的冬瓜棚就打在我家水田所属的这段溪岸上。因了水利之便，冬瓜的藤蔓恣意爬着，蔚为大观，在棚架上盘茎错节，分叉开派，又毛茸茸地探头探脑，在虚空里高蹈，最终低下头，向着溪面拉伸。
    开花的时候，瓜棚上一片金黄，在层层叠叠巴掌大的绿叶映衬下，色泽鲜艳又明亮。冬瓜花不大，花瓣张开时，像一枚大光洋，又像一个小小的托盘，围着中间的花蕊。花下是一个冬瓜幼崽，状如指节，滚圆，周身密布白色的毫毛。花叶间蝶飞蜂吟，时起时落，甚是热闹。我的母亲曾多次告诫我，冬瓜崽不能去碰它，更不能提着枝叶动它，否则就死了。其实很多幼小的冬瓜，即便我们不去碰它提它，隔一些日子，就自行死了，干枯变黄，掉落。更何况冬瓜茎叶到处是毛，谁会刻意去玩这玩意，给自己招来奇痒。
    冬瓜长大的过程似乎有点慢慢悠悠。从指节长到量米筒，再长成一截大木桩，直至深绿的表皮上布满白霜，一直要长到秋末，藤叶干枯。早稻早就收割了，晚稻也要收割。从瓜棚上摘下一个一个或卧躺或悬垂的大冬瓜，哪怕一只竹筛里放一个，挑一担也有三四十斤重。挑回家，放置卧房的一角，磊着。
    那时候，我的母亲经常要赶圩场，卖花生，卖豆子，卖红辣椒，但绝对不会卖冬瓜。这东西又大又重，村村有，家家有，费力卖不了两个钱，估计卖不卖得出去都是个问题。大冬瓜肉质肥厚，雪白，水嫩嫩，一旦切开，就难以保存。母亲大多是刮皮后切片煮汤，有时也把冬瓜切成方形的大块，仿佛厚厚的肥肉，在背面横竖密刀划开，先是油煎，后再水焖，加切碎的红辣椒蒜子，放黄豆酱油，香辣脆嫩。吃不完的冬瓜，母亲切成豆腐状的方块，不去皮，晴好的日子放在禾场上晒，落雨下雪的天气，就放在篾火笼里烘。晒焉烘焉的冬瓜，放进剁辣椒坛子里腌着。腌冬瓜很好吃，像一块粘着红辣椒的肥肉，瓜肉软，瓜皮脆，香香辣辣。腌久的冬瓜，入口即化。我的父亲年纪大，掉了好些牙齿，尤其喜欢这东西吃。
    雪风天，大冬瓜容易烂。偶尔，父亲抱出一个冬瓜，翻转来，有一截已经软塌塌的，手一触动，就烂了，露出一个巨大的溃疡。看到这样的光景，我年少的心也暗地一颤：可惜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日三餐，在我们村里，在我家里，都离不开丝瓜。吃完饭，饭碗菜碗筷子调羹，叮叮当当收进木碗盆里，拿了竹筒水勺子，从水缸里舀几勺清水，倒进碗盆里，顺手拿了一截洗碗渣，哗啦哗啦刷洗碗筷。洗碗渣是村里的方言，取一根邦邦硬干枯发黄发黑的老丝瓜，木杵敲打，去掉表皮和籽，就成了纤维状松软的东西，依然是丝瓜的形状，却如海绵一般富有弹性，手感粗糙，色泽黄白，剪下一截，用来洗碗，就是洗碗渣。余下的，待这个洗碗渣烂了以后再用。周而复始，年复一年。
    丝瓜称得上是攀援的冠军，苦瓜水瓜南瓜冬瓜，都比不上它。它的藤蔓细长，勾须强劲，叶片大如手掌，总是昂扬着头，时刻保持着向上攀爬的姿态。菜园四围的豆角木，几天功夫就能爬到顶，这样的高度对它来说，根本就是小儿科。池塘边田埂边的瓜棚，也是不足挂齿。它理想的伴侣是高树，白杨，苦楝，梧桐，一切乡间的乔木，只要能够让它依靠，它就能紧紧抓住，不断地向上攀援。我家的菜园，屋旁栽了白杨苦楝的池塘岸边，每年都要种上若干丝瓜，任凭它们自由自在攀附生长。开花结瓜的时候，高树枝头金黄的花朵，肥绿的大叶，碧玉条一样的丝瓜，在风中摇曳，令人频频仰望。
    我们这里的丝瓜有两个品种。一种是长长圆圆的，浑身光滑，这种丝瓜大的能长得像粗壮的胳膊，村人也有叫香瓜的。另一种则是呈凌锥状，下头大，上头略小，周身长有竖棱条，手感粗糙，身量粗短，我们也叫线瓜，也叫八棱瓜。两种丝瓜都很好吃，相比而言，前者偏软和一些，后者稍脆硬一点。刮皮后斜切成块，无论清炒，还是炒辣椒，都是美味。
    村旁河边大坝，原先有一个磨坊，四合院，中间一块三合土晒坪。房子北侧有一个黑咕隆咚的巨大的水轱辘，引水渠里的水流冲击水轱辘缓缓转动。村里通电以后，水轱辘停止了，渐渐生苔朽烂，取代它的是电动辗米机，磨粉机，制面机。盛夏烈日，院子晒坪上的木架子，晒满了一排排长长的挂面，有如定格的瀑布，气味浓郁。偶尔的日子，母亲量几升自家产的小麦，来这里换一些面条。那时的汤面，可是难得的好菜，要家中有客人才做的，切一根两根丝瓜，一同煮。端上桌，色香诱人。我们一般不敢多夹，要尽量让客人吃。
    中秋节，杀鸭子过节。大碗里盛了清水，加点盐搅匀，接了鸭血，凝成血汪子。血汪子横竖几刀，划成方块，入锅与丝瓜片一同汆汤，其味甘美。
    时令进入秋天，无论菜园，瓜棚，还是高树上，都要特意留许多丝瓜，让其长大长老，直至藤枯叶死，发黄变干。老丝瓜摘了来，几个扎一串，挂在堂屋的梁上，或者墙体木钉上，任其烟熏风吹，变干变黑。也有高枝上的老丝瓜，即便站在凳子上，甚至在长竹篙上绑着镰刀，依然够不着，也就只好无奈地摇摇头，由它高高在上，孤零零地在半空招摇。
    说不定哪一天，下大雪了，刮大风了，或者藤蔓朽烂了，呱嗒一声，长长的老丝瓜重重摔了下来。碰见的人，捡了，笑眯眯地拿回家，能做几个洗碗渣，用上一段时日。


                                                          2015年8月15-23日写于义乌
                                                         发表于2015年第12期《时代文学》（下半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