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穆公三十二年，秦越晋伐郑。百里傒、蹇叔力谏，秦穆公不听劝阻，结果兵败殽山。四年后，穆公重新任用孟明等征伐晋国，报了殽山之仇，释了穆公心头之恨。穆公渡过茅津，“封郩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誓于军曰：‘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此来追悔当初没听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的劝阻，并作誓让后人记住他的过错，引以为戒。
    秦穆公情真意切，感动得大臣们泪如滂沱。他们都说：咱们的国君真是体恤百姓将士呀，考虑事情很周全，孟明等人真该感到庆幸的呀。
    其实，古今中外，将自己的错误决策主动公布于世，以儆效尤的国家领导人有几个？
    有如此心装天下、虚怀若谷的国家领导人在，秦国没有不强大的道理，这难道只是孟明几个人的幸运？这是先秦的幸运，秦始皇的幸运，我中华民族的幸运呀！



　　吴起是卫国人而在鲁国当兵，齐国打鲁国，鲁国国君想让吴起带兵，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所以鲁国人对吴起不放心。为了表示忠诚，吴起便杀了妻子，做了将帅打败了齐国。后来有人在鲁国国君面前说吴起的坏话，吴起害怕了，听说魏文侯人好，想投靠过去。文侯问李克，李克说：“吴起贪财好色，但是用兵打仗的本事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于是文侯便用起了吴起。
　　针对这件事，李渔如斯评论：千古不近人情之事，莫过于吴起杀妻、易牙烹子、乐羊食子了。他们之所以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过是想取得他人的信任，然而结果适得其反，什么原因？一个字：诈！当然也有做出类似的事情而不被怀疑的，就是张巡杀妾这件事。这疑与信的区别就在诚与诈之间。如何知道是诈？文中说：吴起离开鲁国归顺魏国，文侯问李克，李克回答：“吴起贪财好色。”吴起既然好色，那么杀妻未必只求当将帅，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譬如嫌恶老婆貌丑，譬如听信了侍妾的坏话，借此杀了她。我（李渔）未见过贪财好色的人肯为建功立业而杀掉美妇、抛弃贤妻的。
　　如果按李渔的逻辑推理，易牙和乐羊一定不爱自己的儿子了。其实天底下没有不爱自己的骨肉的，只是这两个人爱身份地位、荣华富贵甚于爱儿子。所以吴起也不是不贪财好色，只是不过喜欢做将帅比贪财好色更甚罢了，吴起其实心里明白，只要有地位，就有贪财好色的资本，杀一个美妻博得更高的地位，就有更多的美人排着队等他去娶。所以西贝认为，李克的回答并没有错，非要找错的话，错的是留了一个诈给李渔。




    古人对音乐的认识是建立在江山社稷之上的。太史公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以在那时，音乐代表一个国家的声音，国家兴则音乐，国家亡则音悲。
    卫灵公有一次去晋国，途中在濮水过夜，半夜里被一阵鼓瑟声弄醒了，于是让音乐家师涓将曲调记录了下来。
    卫灵公知道晋平公是个音乐发烧友，饭饱酒酣后，对平公显摆说：“这次来贵国途中，听到了一段新音乐，让我的音乐家给咱们演奏一下吧。”演奏还没结束，坐在师涓旁边的师旷便止住他的琴弦，说：“这是亡国之音，不要听了。”平公问：“这话是怎么说的？”师旷解释说：“这个曲子是师延当初为纣王谱的靡靡之音，武王伐纣，师延投濮水自杀了。此曲肯定是从濮水上听来的。”平公喜欢听，不听劝阻，让师涓奏完了。
    晋平公问师旷：“有最悲伤的曲子吗？”师旷说有。平公要听。师旷说：“君王啊，您的德和义都还不行，不可以听的。”平公很固执，说：“师旷呀，该给我怎么演奏就怎么演奏吧，我喜欢听音乐嘛。”话说到这份儿上，师旷也没办法，只好演奏起来。师旷武艺高强，琴声引来玄鹤“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高兴得平公直向师旷敬酒。
    平公意犹未尽，又问：“还有更悲的曲子吗？”师旷回答：“有。以前黄帝用它大合鬼神，君王您德义太浅，不足以听，如果非听，必受伤害。”瞧这话说的，这不明明刺激平王嘛。于是在平公的坚持下便又演奏了。这下可不得了，“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吓得侍从和佣人们都东奔西逃了，平王也吓得仆伏在廊屋间不敢动弹。
   之此以后，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季札，寿梦之子，吴太伯之后。”寿梦有四个儿子，季札最贤，父亲想让他继承王位，季札最小，所以拒绝了。父亲只好立长子诸樊。大哥诸樊死前留下遗嘱，他死后王位传弟不传子，目的是最终传给季札。然而三哥将要把季札写到接班人名单里的时候，季札逃了。没办法，三哥只好立了自己的儿子僚。这下便引来了麻烦。诸樊的儿子光有意见了。他说，当初父亲将王位不传我而传给二叔和三叔，是想最终让季札叔叔当王，而现在小叔既然不当了，就应该是我的嘛，凭什么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就找了个机会把僚给干掉了。光就是阖庐。
    关于弑王这件事，西贝觉得罪魁祸首是季札。你既然不想当王，就躲藏起来当隐士去吧，何故又要到处显摆呢？季札去鲁国点评天下音乐，去齐、郑等国出谋划策，尤其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他作秀的本事。季札身上佩戴一把宝剑，徐君喜欢它，但不好意思开口，这事季札心知肚明，要不他怎么聪明呢？因为还有别的国家要去，便没给。等到返回来时，徐君已经死了。季札解下宝剑，系在徐君坟边的树上。跟随的人大惑不解：“既然人已经死了，剑挂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呢？有谁能将它送到徐君手里呢？”瞧季札怎么回答的：“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当初我已将这把剑心许给了徐君，难道能因为他的死而背弃我的心愿吗？”一语道破了他的人生观：做人做事以满足自己的心理为目的。何等自私的人生哲学！
    两千多年后的西贝斗胆评价季札的为人：将吴国天下黎民于不顾，不仁；做事貌似守信，实则是没有原则的愚信；力让王位，却又不甘退隐，虚情；明知剑已无法到徐君之手，却装模作样，假义。
    而对这样一个不仁、愚信、虚情、假义之人，孔夫子却说“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太史公也说：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
    将无德为德，将不仁为仁，看来古之圣贤的话也不可全信的。当然他们写《春秋》、《史记》这两本教材时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可谓没有不变的真理吧。倒是太史公说季札“见微而知清浊”的话我信。所以说圆滑才是季札的真正为人。这一点将会是季札为人永远不变的真理吧？



    胡亥要杀蒙恬，蒙将军觉得怨枉：我老蒙家祖孙三代为了你秦家的江山出生入死，忠贞不二，到头来你还要杀我！然而他懂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理，知道申辩也无用，只好退一步为自己的死找一个开脱的理由。
    《史记·蒙恬列传》是这样叙述的：“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秦昭王赐死武安君白起时，白起也将死罪归结于长平之战诈坑降卒十万人这件事上。
    其实归根结底作孽的是他们的主子，即使以死抵债首先也该是他们的主子们。看来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
    蒙恬之死不是什么破坏风水，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当初始皇欲立胡亥为太子，蒙恬的弟弟蒙毅在始皇的面前说三道四，设置过障碍。胡亥成了二世皇帝，自然要公报私仇，“罪及其宗”，累及了蒙恬。白起呢？是因为居功自傲，连皇上也不放在眼里，当着众人讥讽人家，弄得秦昭王很没面子，干脆杀了他。
    最后再听听太史公如何评价蒙恬的死吧：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始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难道真是这样吗？绝顶聪明的司马先生不会不清楚蒙恬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他为何避重就轻，在这里用了隐笔呢？这是读者值得深思的地方。类似的文陷阱，在《史记》里又何止一处？
    读《史记》，就是与智者对话，读者不智，书读起来肯定糊涂。



    周昌是汉高祖刘邦的部下，周昌口吃，刘邦喜欢拿他开涮。
    有一次周昌找刘邦汇报工作，恰好刘邦搂着戚姬玩乐，周昌掉头就走。刘邦看见了，追上去便骑在他脖子上戏弄：“你说我最像哪一个主子？”周昌努力地仰着头回答：“陛……陛下是夏……夏桀、商……商纣……”皇上大笑。
    周昌为人正派，敢于直谏，刘邦对他敬畏三分。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姬的儿子，大臣们反对，但都劝不动皇上。周昌找皇上辩理，但越气急口吃就越厉害，就越道不清说不明，最后干脆耍赖：“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刘邦允然而笑。
    周昌“期期”，邓艾“艾艾”。三国时魏将邓艾也是个口吃，晋文公跟他开玩笑：“卿云艾艾，定是几艾？”邓艾回答：“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在西贝老家，遇到口吃的孩子，话讲不清楚就让唱。语速一缓，自然口就不吃了。小孩放牛，牛不小心掉下了山崖，小孩急急忙忙跑回村喊人，凑巧碰到了妈妈。孩子口吃，一着急更严重，憋得脸红脖子粗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这位母亲有经验，告诉孩子：“别着急，你唱吧。”
    十万火急，不知道周昌是否也会对着刘邦歌唱？倘若如此，皇上一定会更喜欢他。




　　石奢是楚昭王的宰相，公正廉洁，刚正不阿。
　　有一次到基层视察，路上正巧遇到杀人事件，宰相追到杀人犯一看，是自己的父亲，便放掉了，而让手下将自己绑了。同时，派人对楚昭王报告：“杀人犯，是臣石奢的父亲。如果依法办了父亲，是做儿的不孝；如果‘废法纵罪’呢，又是对皇上的不忠，所以干脆我死得了。”
　　楚昭王说：“你追了但没抓住，没有过错，不必抵罪，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石奢辩证：“不徇情枉法，不是孝子，不奉主试法，不是忠臣；赦我罪过，是王的恩惠，伏诛而死，是臣的职责。”　　
　　“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西贝每每在小说或电视中看到此类故事时，总想探求第三条两全的路子。读《史记·循吏列传》，石奢的例子使我眼前一亮，原来几千年前就有了答案。
　　尽管不够准确。
　　但更准确的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