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母亲

                                                            名誉母亲                                                                           
                                                                             一

        心里一直有两扇门，一扇在左，一扇在右，不朽地给母亲开着。母亲的影像，在这里如滚烫的开水日夜沸腾，鲜活于深深的岁月。
        如果女人是水做的，那么母亲则是血的化身。我有两个母亲，一个亲生，一个是大娘。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娘去世了。仿佛走得很急，身边没有任何人，弥留人间的眼神究竟是哀伤，是从容，还是坦然，已经无从知晓。
       站在村外的原野，一切平坦如旧，耕种过的稻田和草场依旧洋溢着泥土的气息。虽然这里没有高度文明，没有秀丽山川，但在这片昏沉之中，却潜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尽管有时会感到由衷的难受，而其影响已然深入内心。
       犹记得，那个冬天，十分的寒冷。风像一个魔鬼，张牙舞爪地怒号，一团团的干草被风卷起，空气里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当我匆匆地朝村口的一间草屋走过去时，只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在草屋的侧面不断地堆着一捆捆草垛，以挡住暴风的侵袭。
       女人的头巾被风吹的老远，凌乱的头发几乎遮住了整个脸。站在她的身后约有几分钟，竟未一丝察觉。我上去帮忙时，她才回过神来，放下手中的活，对我说：“放学回来啦，怎不回家？你妈还等着你呢！”我问：“长生哥呢，这事他咋不来做？”。大娘微笑着：“去上庄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这一年我刚十六岁，在公社中学读书。望着站在风里的大娘，望着将要被风吹倒的茅草屋，心不禁一阵阵的紧了起来。
       大娘不是我的亲大娘，只是在我小时喂过我奶，可以这样说，我的血液里至今还留存着她甜润的乳汁，滋养着我每一天的成长。我要上前帮她，却遭到其极力的反对。我知道，大娘是怕我正长身体的时候，不想让我累着，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因为她从未产生过让我受一点苦的念头，一丝也没有。
       大娘不是本地人，她的娘家是河南那边的，具体是哪县哪村，大娘自己也说不出，听我妈说，大娘十来岁时被拐子卖到村子里四十几岁的光棍汉老水家做养女，十八岁那年就嫁了，一件红上衣便让她成了真正的女人。据说大娘在穿上这件红色绒衣的那一刻，也是很漂亮的，尽管她的左脸颊深刻着一块黑色胎记，还有人道出这么水灵的姑娘怎么就给了哑巴做媳妇呢，可惜啦。哑巴家住在村口，那间在风雨中飘摇多年的茅草屋，还是在他爹手里盖的，不知翻盖了多少次。
       起初大娘不同意这门婚事，倒不是因为哑巴家里穷，而是觉得自己虽然有点丑，但想嫁个比哑巴好的总还是有希望的。然而养父总是说哑巴人好，老实又勤快，跟着他日子不会太苦的。其实大娘哪里知道，养父曾经欠下哑巴爹的7块钱，总也还不上，才咬牙答应闺女长成人了给他做儿媳妇。养父虽然这辈子活得窝囊，但却很讲信用。关于大娘的婚事，村里人大多也是想不通的，这个窝窝囊囊的老水是不是吃错药啦，连最后养老的本钱都交到一个哑巴手里。
       当接过哑巴爹递过来的十张五元的纸票时，老水捧着嫁女的礼钱，眼睛充满了红红的血丝，若从医学角度分析，这血丝不是熬夜造成的，乃是泪水的延续，这样的眼睛大致不会闪现什么光芒，只有浑浊，浑浊中又透着悲凉与无奈。
       我不知道大娘为什么不反抗，就这个遥远且不切合实际的问题，我多次问过妈。妈只说人都是命，命里安排的，谁也拗不过，即便拗过这个劲，其它的坎也未必好过。从此刻起，在我少年的时光里略略知晓了人可以由天注定、命安排的道理。且不管这个道理的存在究竟有着怎样的科学依据，但在大娘一生的悲苦中，仿佛在一一印证。

                                                                            二

       冬季一过，春天而至。生产队开始忙起耕种，哨子一响，男人们荷锄提锹、牵牛拖犁；这个时节，女人的事不多，大都靠在墙角缝衣补袜，享受着春光的沐浴。大娘自然也不例外，此时她已经是个准孕妇了，正如父亲老水所说的那样，哑巴对她百般疼爱，像护花一样护着，恩爱得连村上的妇女们都万分羡慕。在人堆里，在田野里，哑巴成天高吼着嗓子，哇哇地，像狼叫，风一般漫过原野和村庄。
       大娘产下第一个儿子，已经是炎热的夏天。太阳疯了似的，日甚一日，龟裂的田野里，从早到晚笼罩着抖动的热浪。大娘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嘴里冒着热气，双唇干裂，上面凝结着一丝血痕，牙齿一会咬着，一会张着。听妈说大娘生头胎吃了很多苦头，三个小时才分娩，连接生婆都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是大娘做女人之后经历的第一次痛苦，当然这样的痛苦是建立在欢悦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痛苦也是很快就结束的，类似于现在的国考，通过了便如死亡线上走过一般，尔后则是秋红点点，春意无限。
       那个时候，爱情是个灰蒙的字眼，在这荒凉的乡村，似乎没有什么市场，村里的妇女汉子最关心的就是入夜欢爱，日出而作。大娘和哑巴这对年轻夫妇，同样如此。不过，其他夫妻可以互相的语言交流，互相的骂来骂去，而大娘是完全做不到的，至多靠着灶台自己跟自己说话，因为她的丈夫与生俱来就是个牙牙学语的大婴孩。物质匮乏的年代，漫漫长夜，大娘怎么过的，不得而知。我妈说，哑巴持久地对她好，大娘也从未有过嫌弃哑巴而闹死上吊，或许这就是爱情。
       若从大娘的生活情形来看，大抵是与爱情着边的。刚新婚时，虽然没有语言交流，可两个人在一起恩爱，乃至有了孩子，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能少女的心灵和肉体，像溪水一样流动在哑巴身上，那种忘我的欢乐，甚至可以造出第二个自我，才使得他们成了彼此取暖的源泉。也许我会觉得这是最低级别的情爱，起码没有心灵的共鸣做基础，那种肉体的迷糊消融，燃烧起来的温柔之光，很快就会像露水一样消失。当然，大娘只有十八岁，就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法律，仍然未达法定婚龄。她顺从养父的安排，具有一种无以名之的成分，似乎只有冰冷地接受，才能够风平浪静。
       大娘与我妈同岁，之所以喊她大娘，因为比我妈多吃几天饭，多喝几天水。其实，小时候我很排斥大娘，大概就是不喜欢瞅她的脸，那道深深的黑色疤印，始终让我沉浸在恐怖的泥潭里。自从她喜欢用一个红布头巾遮住半边脸后，我才愿意接近她，是不是大娘有意识的这样做，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大娘的心透明得像晶体玻璃，映照这里的一切风物。

                                                                            三

       三十年前，我14岁。农村刚刚实行土地责任到户，大娘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的比我大三岁，小的与我同年。我和这俩兄弟一起上学读书，一道下河摸鱼，胜似亲兄弟。大娘看我们亲密无间，乐得眼睛含满了笑意，常端着饭碗来我家，坐在我妈的身边，说起我和他的儿子。或许两个女人的心长系，言相通，两家的关系犹如一根被线穿起的纽带，不可分割。
       印象里，大娘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我觉得这是老天爷对她的眷顾吧，悦耳的脆梨声像唱歌一般，鲜花一样温柔，弥补了胎记黑色疤印的缺憾。我很少见过她发火，也不知她发脾气时究竟是啥样，像骂街的泼妇，像怒吼的狮子？当然我也不想知道，因为大娘发火，必然遇到了万分愤怒的事情，那会很痛苦，很伤心。我不希望。
       村里人都很善良，平时少见这家跟那家争斗，即便有了怄气的事，也是因为小孩玩耍引起的。有年夏天，我和大娘的小儿子明强依旧去河边摸鱼，也许是阴天的缘故，鱼都潜入河的中间，没捉几条鱼。我们身上没一寸干的，已近入秋的季节，身体不免感到一丝丝的凉意。于是，我提出在河岸上那些小洞里去找找螃蟹，明强嗯嗯地应着，没有反对。
       在河岸的小洞里摸螃蟹，是有些风险的，摸着摸着就会掏出一条细细长长的蛇来，这般惊吓，我是体验过的，所以就整出经验，先用一根细长的木棍在洞里摸索一遍，若觉得安全了，才把手伸进去。就这样，我们掏了一阵，却也掏了许多黑而小的螃蟹，像是仔蟹。明强说他肚子饿了，我说你继续掏，我去菜园地里摘几根菜瓜。菜园地很近，没走几步，我就在一片绿茵茵的瓜地里，寻到四、五根大菜瓜。说是摘，其实就是偷，虽然顺手牵羊般地得手，其实心里还是有些发怵的。我匆匆溜回来，递给明强两根菜瓜，明强高兴地朝我竖起大拇指说，比牛皋都厉害，那时明强喜欢听刘兰芳的《岳飞传》，谁胆大就把谁比成牛皋。大娘曾经当着我的面，摸着明强的头说，这小子就听你的，你要好好带着他。
       而我呢，总是违背大娘的意愿，没有一次不辜负她。就捉鱼摸蟹那天，我偷菜瓜的那次，明强刚咬一口甜润的菜瓜，我的身后就传来一阵咒骂声，是一个妇人的声音，刻薄、狠毒，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明强虽然喜欢评书里的小英雄，真遇上场面，胆子却如豌豆那么小。他快速地扔掉手中的菜瓜，躲到河边的一畦小竹林里。菜瓜的主人生怕我跑，紧紧地掐住我的胳膊，一路骂，一路走。反抗时，我不禁回头，发现明强一个人怯怯地跟在后面，看不到正脸，左腿拖着右腿，一副不肯走快的样子。
       到了村口，恰好碰上在池塘刷锅洗碗回家的大娘。此时，妇人还在无休止地骂着，大娘上前奋力拉开妇人那只死死掐住我胳膊的手，眼睛里闪闪的像是烧着什么东西。当知道妇人怒骂的起因后，当即问我，明强在哪儿，我随手指着后面。大娘顺着我指的方向跑去，一把拖着明强来到妇人的跟前，抬手照着明强的脸就是一巴掌，然后叫明强跪下，明强不跪，刚要说什么，却被大娘抢过话来，陪着笑说，大妹子啊，你可能搞错啦！这事肯定是我家这个傻小子做下的，别冤枉了好人，说完又朝明强的屁股上踹了一脚。我顿时惊异于大娘的所言所说，张着嘴巴，静静地望着大娘。
       虽然大娘这么说，妇人却不依不饶，坚持说是我偷的菜瓜，并且亲眼看到。大娘极力反驳，语气已经升温了：“别再争了，决不是小勇偷的！”此刻再看大娘，那张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似有暴风雨来临。妇人的声音，开始低调很多，语气也缓和下来。这件对我来说很不光彩的偷瓜之事，最后由大娘赔了两块钱了结。
       之后，大娘耐心地嘱咐我，就是再苦，再饿，都不能偷人家的东西，人家也不容易，辛辛苦苦种下的瓜被人偷走，也是不好受的。我和明强在一旁聆听，毫无表情。
       但大娘的脸上分明挂了几颗泪珠。

                                                                           四

       夜在浓缩，两块钱却在慢慢放大，始终浓重并充满色彩，以其惊人的速度开始在我的心河奔流，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向我一遍一遍讲着严酷的童话，不失张扬，不失真诚。
       以后的日子，我逐渐长大，平静地读书。大娘按部就班地生活，两个儿子也早早退学，一个学了木匠，一个学了瓦匠，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90年十月，天好像突然塌了一样，悲痛和绝望如约而至。哑巴一人远在昆山的某工地做建筑工，在一个夜里，发病猝死，工地老板不愿赔偿，再说当年相关法律的空白，自然就成了赔偿的障碍。我父亲与工地老板吵了一夜，只争得微薄的安葬费用。
       仿佛一切都安息了。天空永远的失去色彩，风也在静止当中。我跪在哑巴的坟前，和大娘一起烧着纸钱，任泪水化作一缕尘烟，缥缈于安静的墓场。两个儿子似乎都继承了父亲的沉默，面对父亲的新坟，没有更多的哭声，只是一动不动。大娘呜咽着，用手摸着明强的头，眼泪不断地流。此刻，我看见明强那张阴郁而忧虑的脸上，透出一种无言的悲伤，而他哥哥的表情则是木然，抑或有些呆滞，从他脸上看不出失去父亲的悲痛。
       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惊疑，后来才知道，他在外面打工时结识了一个外地妹，恋爱了很长一段时间，把准备盖新房的积蓄全部借给了她为弟弟治病，钱借出后，女孩就没踪影了。曾记得，明强的哥哥以前也是个很热闹的人，没想到遭遇挫折之后的他却判若两人。也不知人世究竟有多少苦难，本就泡在苦水中的人，却总是连遭风雨来袭。我不知道大娘心里到底装了多少苦，总是把苦一个人背着，竟还平心静气，安于祥和。
       在吃哑巴的“回山酒”那天夜里，大娘当着众族人的面，告诫大儿子，要为家族争脸，不要失掉男儿志气；你们年轻人在外面都要本分做人，苦我们不怕，怕的是没有骨气。这个夜里，大娘说了很多，声音虽微弱，在我心里却掀起一阵强大的波澜。
       尽管大娘的话语具有振奋人心的穿透力，但失去父亲的家庭却始终难以恢复到往日的情境。大娘含悲忍泪，苦口婆心地日夜劝着两个儿子。后来明强的哥哥长生倒像是被逼走的，什么行李也没带，连夜搭乘一辆货车去了昆山。其实谁都清楚，大娘也是没办法，一家人守着几亩地，盖新房娶儿媳妇，那是万不可能的。光凭这一点，也是要豁出去，不能吝啬那分文不值的所谓儿女绕膝的欢乐，因为这样的欢乐明显有着虚假的成分，真正的欢乐是需要物质做基础的。
       离别的苦味固然透着凄凉，透着心酸；但在大娘看来，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她的大儿子长生重获新生。眼下，最让她放心不下的就是长生，她不相信长生就这么可怜下去，挫折决非永远。
       长生去昆山的那天夜晚，天开始下起大雨，一连十天半月地下。大娘的草屋显然经不起暴风骤雨的侵袭，屋顶已经被掀起一个窟窿，淋得堂屋里遍地都是泥水，草屑乱飞，满目的不堪。那天，我正从南京赶回家，看到大娘只身在木梯上往屋顶送草，然后攀上屋梁将草一层层铺在房顶上。当时我顿觉心里一阵阵的酸楚，连忙叫大娘下来，我说上去给她盖，她依然像以前那样，拒绝了我。我说，你再这样，就是疏远我啦。也许是我的执意触动了她的内心情脉，终于如我所愿地帮她一次。
       大娘看我这个从未干过活的后生，拙手笨脚，便只让我站在梯子上给她递草，我知道，她想到的是我的安全。当时我非常恨自己太无用，不能帮大娘很多。我问大娘明强在哪里，她说去人家做木匠活了，如果不去的话，人家定会另找别人的。我说，你咋不叫我父亲来帮你；她说，你爹也忙，一个小厂子办得那么艰难，哪能再去烦他啊！
       听着大娘的一番话，我无语凝噎，顿感绝世的善良与无私震撼心房。我不喜欢黑夜，但黑夜里的那道微茫，永久地在黑夜中竭力地支撑着，也许大娘自己并不清楚，甚至不以为贵，但却令我终生难忘。

                                                                           五

       时常有一个心愿在内心祈祷，希望大娘的日子逐渐好起来，像春天的树一样开出生命之花，哪怕再普普通通的日子，只要是平静的，和谐的，且充满着绿意的。
       总有一个词，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萦绕心头，愈烙愈深。一直对它有种难以言传的情愫，那就是——坚持。我总觉得它的存在很美，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当岁月的风车滑过阡陌红尘的朝朝暮暮，在每个特定的年轮中，都会留下褶皱的印痕。
       在我印象中，大娘自哑巴死后，再没有嫁过，甚至没有与其他任何男人有过情感的关系。这不仅令村里人感到新奇和疑惑，也曾使得我的父母格外的尊敬和惋惜。当然，一个中年女人过早地封杀自己的情感，想必会承受无以名状的痛苦。妈也曾劝过大娘再找一个合适的上门入赘，以缓解家里沉重的负担。大娘说，这辈子不想再嫁人啦，一心一意地守着两个儿子，希望儿子们早点成家立业。
       在农村，寡妇的日子不好过，儿子们常年在外谋生，田地里的活又脏又累，村里的光棍汉主动上门帮忙，大娘统统拒绝，似乎接受帮忙便有损她的自尊，即便死缠乱打的光棍汉，最后也都在大娘的坚持下而败下阵来。因此，大娘在当地竟被人戏称为“铁娘子”，不过也有人说大娘是“假正经”。但不管这些戏称如何的褒贬，都不影响大娘的情绪和生活，她依然那么平静地、默默地过着，仿佛在与一种力量的角逐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力。然而，越是渴望平静，越是不能平静，不久后，在昆山打工的大儿子长生，终因抑郁症严重而在一个深夜寻了短见。当获悉儿子的死讯后，大娘彻底崩溃了，疯疯傻傻了好一阵，村里乡亲都以为大娘倒下了。
       而在我去看望苦命的大娘的那个晚上，昏黄的灯光下，我含着眼泪看着她，在她憔悴的脸上清楚地写着一篇可怕的故事，从前的那双好看的眼睛充满了哀伤，我找出在我认为最好的安慰话来安抚大娘，希望她振作起来，好好活着。其实，无论怎样的安慰都是绵软的，缺乏应有的分量，也不能换来长生的重生。我掏出随身仅有的两百元递给大娘，大娘坚决不要，像是在拒绝我的同情，我的施舍。我以为大娘的拒绝完全是一种误会，误会的不是母子般的情谊，而是同情和施舍。我十分的难过，紧紧地抓住她那冰凉的手，不觉有泪珠从眼角滑落。临走时，我拉着一直没有说话的明强来到门外，将钱塞进他的上衣口袋，并交代不要告诉他的母亲。
       我知道，大娘正在经历一场精神上的转变，其顽强的内心生命正面临着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我不知道她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安然幸存，也不知道这样的战争何时结束。记得有人说过，人生的欢乐就是创造的欢乐，大娘还能欢乐起来吗？
       如果按照好人好报的逻辑法则，应该会的。

                                                                         六

       第二年的冬季，天像是开了个口子，一会雨，一会雪。整个村庄都笼罩在阴郁的空气里。村里人一群一群地闹欢着，没有一丝被雨雪所带来的不便而停止愉悦的迹象。
       我踏着雪走进那间熟悉的茅草屋，未看见一人，刚转身离开时，适逢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女人从外面缓缓地走过来。这个女人手里抱着一捆柴禾，神情有些木然，看到我时，竟认不出我来。我连忙从她的手中接下柴禾，叫声大娘。老女人轻声地应着，用手拍打着身上的雪花。我惊愕地凝视了大娘许久，才五十出头的人，怎么老成这样，不知道大娘又经历了什么？
       离开家乡不到一年，大娘的变化如此之大，令我始料未及。本想找大娘唯一的儿子明强互叙离别的衷肠，不曾想明强因病去世，就连最后一面也没让我见上。我不敢埋怨大娘为什么不告知我，因为她的灵与肉已经支离破碎，唯一的救命稻草也在一夜之间飞灰湮灭，我只有责问我的父母，责问我的内心，何曾真正关心过苦命的大娘。两年之间，痛失三个亲人，人间悲伤莫过如此。我找不到安慰的话语，即使翻遍古今文字，也是徒然。
       站在大娘的面前，我的心在颤抖，绝世的悲哀席卷而来。或许大娘觉察出我的悲伤，她的眼睛突然放出一丝亮光，嘴唇含着笑意，从堂屋一角的木桌抽屉里拿出两双厚底布鞋，她说这是她一针一线缝的布鞋，穿着暖和，准备留给明强和我过年穿的。
       我突然产生想大声喊叫的念头，希望漫长而冰冷的冬天悄然而去，周遭呈现一片光明和爱的海洋。我捧着大娘的脸，不住地端详着，抚摸着，仿佛在摸着我亲生母亲的脸。这张脸永远和蔼可亲，永远泛着力量，从正面看去，可以看到心灵深处。
       雪地里，传来鞭炮声响，是小孩提前预支着过年的味道。我接过大娘手中的布鞋，骨髓的洪流，像巨浪一样奔腾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