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的大树

　　                                                     
　　
　　当年，母亲把我送到外省的学校之后，在火车上哭了一路。后来，她得知女儿要留在当地工作，又哭过很多回。她知道，我不会做饭、洗衣，不时还会生一场病，几乎没有任何自立能力。母亲总是将各种糟糕的状态放在我身上一遍遍想，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女儿可怎么活？
　　我忘了自己编织了多少虚虚实实的经历，她才终于对我树立起信心，并确信我是个强者。其实，她与人津津乐道的那些事情只是我人生的凸面。我一直将那些凹面遮遮掩掩，各种美化，我曾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像被困的老鼠一样手足无措的日子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不会知道，我用几块钱给她打完长途电话以后，廉价的高跟鞋就坏掉了。我站在街口，思索着到底是光着脚走，还是一高一低往前走，我对两种走法进行评估，看哪种办法更能让我在城市的街道上像隐性人一般，不易被察觉，不易被人们的目光击中。可不管怎样，我最后还是回到了出租屋。幸好那时的通讯设备不发达，否则没准就被谁拍照了。
　　我刚参加工作时，作为科室里唯一的女性，总被教育要在酒桌上“好好表现”。一次，吐得稀哩哗啦之后，同事问我，你们这些农村姑娘来城里做什么？
　　是的，在老家，我同龄的姑娘都在陆陆续续嫁人，当时财礼的行情已经超过五万，再说，怎么也不用为一日三餐犯愁，更不必在没有暖气的出租屋里冻得发抖。我本能地拒绝一种与她们相同的生活方式，想让自己生命的色彩有所不同。所以，我千方百计要离开故乡。每当我穿越千里，从山区驶向平原，或者从平原驶过太行山脉，接近吕梁山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两个世界里游离，我好像被那段距离与时间所分娩，在另一个区域里完成了投胎。在母亲面前，我用各种美好而善意的谎言编织了一棵茂盛的树，并在那棵枝上的小窝里，像一只努力孵蛋的小鸟，为了收获一丝的惊喜，稳稳坐窝。
　　那段时间，我接二连三地跳槽，在不同的出租屋里辗转。那些房子就像我在一个城市脱下的壳一样，在我走之后，它们本身与我没有任何关联。
　　   
                                                        

二

　　在石家庄，我先后搬了15次家。有时，把一个人的居住点称作“家”是漂泊者自欺欺人的方法。
　　我第一次租的房子，在一个小院里，为了安置我，房东用三排砖架起一个大门板给我创造了一张床。听说我还有个读书写作的兴趣，她好心地从一堆废弃物里，找来一张课桌，上边布满了“早”字的刻痕，便很满当了。屋里霉味很浓。本来就小的窗户，上半截是塑料纸，下半截是玻璃。白天如果不打开门，书上的字便会湿了水一般，粘连成一片。到处是潮虫和蟑螂，晚上，我能感觉到它们在不同的角度和方位交头接耳，谋划着什么事情。第二次租的房子倒还算干净，但男房东会时不时趴在窗外往里看，我睡觉时，也会留一根醒着的神经，在窗口探测、扫描。相比来讲，那次在公园边的住处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套房子在闹市区，楼体很破旧，像一座弃楼。从楼门口一直往上，每层都布满灰尘，有的防盗门略新些，门外却堆积着各种杂物，破旧桌子，瓶瓶罐罐，还有煤球和铁炉子……我抬起头问正在前边迅速迈脚的房东，“没有暖气吗？”虽然已经上到六楼，可他一点也不喘，神情自若地说，没有啊，要有，就不是这个价位了。
　　相比它陈旧的外部，内里也好不了多少。到了阳台上，却豁然开朗。隔着一条街就是公园，传说曾是清代某家族的花园，能看到园内树木苍翠，湖泊清澈，几个白衣白裤的老人正在打太极。风一吹，对面杨树叶子上的风很快就会跳到我突起的鼻尖上，很轻柔，仿佛我的鼻子是一枚肉色的叶子。
　　房东指着破旧的窗帘说，这是他的亡妻缝的。他好像能看见她挂窗帘的样子似的，在窗前，他的手指下意识向前伸着摸了一下。但是很快就转过身，告诉我房顶有一个壁橱，他伸手进去，摸了半天又伸出来，一股子尘土像幽闭多年的妖精一样，借着他的手复活了，在阳光里，它们近似疯狂的舞蹈着。我躲到了里间的卧室门口。他显然不甘心，又伸进手去，随后，他脸上紧凑的五官渐渐散开，我以为他找到了什么宝贝，等他的手伸出来，才发现是一把笤帚。随着他的手不住晃动，更多的尘土飞扬起来，我看见他站在高凳上开心地笑，说，这是他们结婚时置办的。
　　我是因为那把笤帚带来的感动，不再讨价还价。
　　
                                                               

三

　　天黑之后，楼下不时有摩托声聚集，夜晚和墙壁都很薄，能清楚听到年轻人的哭喊，大约是醉了，他唱着悲伤的歌曲，哦，那实在不能叫唱，应该是吼，他狂吼着心声，大约还有一个异性的名字。有时候会听到酒瓶与墙壁碰撞的声音，有一种破碎掉的痛快。路灯把屋里照得明亮，我站在窗帘后边，看他们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他们的神态夸张，肢体与语言配合得过于协调，幅度也让人觉得眼熟，让我觉得那种醉态并不是来自于他们自身，好像是从某些电视剧里学来的。
　　我租的这套两居室，其中一间是给弟弟准备的。他当时在上海，我流着眼泪听他在电话那头诉苦，大约缘于姑娘，但他却极力掩盖，似乎为一个姑娘醉酒是不值的。他说着摸不着边的梦想，回忆他的过去，他十几岁时，就开过两层楼的饭店。但好景不长，就因为车祸躺在了炕上，而肇事者是我们的亲叔叔，所以不仅没得到任何赔偿，还让婶婶从此跟我们成为仇家，不再上门。弟弟用两年的时间才学会重新走路，之后学过电气焊，他从老家跑到厦门，又从厦门跑到上海。一天十八个小时自不必说，单就每天半个多小时的跑步，他就受不了。等他说晚安要挂电话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说，我给你寄去路费，你来找我吧。
　　我特地去电子批发城花二百多块买了一台组装电视，把墙角里弃用的墩布把又擦又刷，处理干净，接了天线，可以收到中央一套和另外几个地方台，图像并不清晰，飘着没完没了的雪花，好像银幕上那些人总是以喜怒哀乐的方式在这场没完没了的雪花里挣扎。
　　弟弟自己找了家饭店工作，他脚上穿着十元一双的廉价布鞋，厨房的地上潮湿，加上脚汗，用不了几天，那双新鞋就散架了。所谓的布只是它的外层，内里全是纸片。对于一双脚来说，这像唬人的假房子。
　　只要那双布鞋在，我便知道他回来了。更多的时候，是他回来很晚，我听见他在另一间屋里开电视，用打火机点烟。不一会儿，便听见很大的呼噜声。我轻手轻脚走过去，找一条毯子给他盖上。让电视里的雪花停止飞舞。
　　在外边，我们说普通话，管那间临时的出租屋叫“家”，一旦关上房门，这间屋子好像瞬间穿越到故乡一样，我们说着家乡话，做家乡味的饭菜，说着家乡的人和事。其实，一个人不管走得多远，你所谓的新“家”也是故乡田野上的小花朵，只不过那条连接着根与花的藤有长有短罢了。
　　        
                                                      

  四

　　有段时间，弟弟所在的饭店因为一场官司歇业了，对方押着工钱，不让辞职。在城市里，一日三餐、电话费……生活到处在张嘴，对于在老家可以一觉睡到大半晌的人，也真是闲不起，但日结的工资并不好找。
　　我们几经商量，决定在出租屋里做快餐。早上，弟弟煎了玉米饼，我煮了粥，用箱子端了，出去试卖。看着箱子里的食物都变成零钱，信心大增。我们在附近的写字楼发放了宣传单，炒饼、炒面以及简单的炒菜，一份起送！很快就有电话打来，弟弟挥舞着随我辗转于各处的炒勺，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屋子里响。中午下班后，我便从公司急匆匆出来，忙着去送餐，朋友们也不时来帮忙。攀爬六楼实在是浪费时间。于是，一根长绳系着袋子从六楼开阔的阳台上下往返。楼上是忙于接应的弟弟，楼下是我和我的朋友。在闹市区，一直仰头的样子极易形成群体效应，总有人站到我们旁边，仰着头往上看，直到确信并无什么吸引人的风景，才慢慢走开。
　　我觉得当时的自己一脸商贩气，一手拿着计算器，一手记起账，对每一笔进账都兴奋不已，对每一分出账都心疼得要命。送完最后一份订单，弟弟光着膀子。他把剩下的菜拼在一起炒了，我们给它取名“刘氏小炒。”
　　每当我骑着车子去送餐，就有一种力量从脚底升起来，我觉得自己像一棵藤一样，不住朝着某个方向伸展，这是那份体面的工作给不了我的。
　　我甚至想到辞掉工作，和弟弟合力把快餐事业做大，以后把父母接来。可是很多事情并不按照我们预想的轨迹前进。
　　弟弟因为感情的事，不得不回老家。他让我去饭店索要他在饭店的工资，老板拔弄着计算器，然后上唇与下唇一分一合，就说：“没了”，他理直气壮，好像再算下去，我还需要往里搭钱似的。从饭店出来，我肚子、脑子都被气鼓了，像一只茫然的蛤蟆。
　　很快，那张订餐号码欠费，三个月后，空号了，那个时段的梦想就这样被清理干净了。我时不时还会站在楼下往上边看，那个拖把杆执着地指着天，好像要把太阳戳个洞似的，哎，不过是不同位置的视角假象。
　　                                                            
                                                            

五

　　朋友送了一包花籽，向日葵。
　　姥姥活着的时候，曾在她家那座山上，种过一片向日葵花海。那片花海在我梦里晃过很多年。
　　可在城市，尤其在顶楼，想拥有一片花海是多么不现实。我的好友堃建议，不如就在楼顶种。对于两个天天不辞辛劳加班，却敢时不时顶撞领导的人，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
　　于是，先在楼顶选址，接着铺上两层塑料布，又在四周围起砖，砖不够，就找过道上一截粗重木头顶住那个缺口，最终变成一个方形的坑。没有土，就向愚公他老人家看齐。每天下班后，我们从公园里挖两袋土，后来干脆挖四袋。两个姑娘往树林钻的情景少不了引人注目，其他钻树林的可都是情侣。我们才不管，一边猜测着别人的想法，一边哈哈大笑。树枝、钥匙、甚至指甲都可以当工具，两个人嘻嘻哈哈抱着袋子走出公园，又晃晃悠悠上楼，把土倒下去，铺匀。几天以后，一个不足两平米的向日葵花池就完工了。为了庆祝，我们在楼顶一人捧半个西瓜，对着夜空唱歌。最后，我们等不得天明，像种下心愿一样把种子连夜埋进土里。此后，早晚浇水，一天探视至少三次。它们也争气，几天后，从土里顶出小脑袋来。
　　我们每天关注天气预报，神情颇似我在老家种田的父母。有一天，天气预报明明说晴，却又狂风大作，一场暴雨来了。我在单位无比心焦，盼到下班，急匆匆穿过街道，爬上楼顶，一片向日葵苗正托着圆润透明的“水晶”，列了阵迎我，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
　　有天上楼顶，脚下被什么东西跘了一下，回头一看，竟是那截围在花池的木头。堃在我身后瞪大了眼睛，手指着一堆散乱的砖头，泥土和塑料布已经乱成一团，花池早已经不见了。我们用手机照着侦察，却没发现一点线索。第二天一早，我看到那截木头竟然压着张旧席子，上边扔着一件白衫衣，烟头遍地，那件白衬衫像是退掉的壳一样，安静地呆在那里。
　　我们收拾了残局，正准备把那些泥土弃掉的时候，发现竟还有三棵刚刚发出的嫩芽，急忙小心地将它们移植在花盆里，挪回屋内。
　　显然，最可疑的便是“白衬衫”，可是他却极其神秘，每个清晨，都能从那里看到一些空酒瓶、面包袋、烟头。一件白衬衫和灰衬衫交替存在，后来又看到几张招聘信息的报纸。我想，或许是一个正在找工作的人，刚出校园，或者来自他乡，正经历着我曾经历过的窘迫，因为没有钱或者不知道自己能否落脚，随便找一个“住处”安身。想到这里，我把房顶上的垃圾收拾干净，扔进了楼下的垃圾筒。
　　不知道大雨倾盆的那个夜晚，他是怎么度过的。大约一周以后，那张席子不见了，不知道他是有了工作与住处，还是离开了这座城市。
　　这段时间，那些向日葵伸长脖子，好像要跟路对面的树交谈似的。我每一天都为它们扭转方向，搬离了它发芽的那片水池，它们依旧执著地、疯狂地生长着。
　　
　

六

　　我都说要出门了，可房东还是走了进来，他在两间卧室里来回转悠。他一副识破秘密的神情，问我，你跟男朋友一起住？我说，没有。那个男孩是我弟弟。
　　房东的耳朵好像灌不进声音一样，他接着说，男朋友是农村的吧？他坐在沙发上，想个侦探家一样，进行推理。他把我和弟弟想象成一对穷困的正在同居的情侣。
　　他说，他老伴死了以后，他就一个人过。他有三套房子。退休金也不算少。孩子们都在外地，他什么都不缺，就是身边缺个人。他把浑浊的目光撒在我身上。说，报纸上这样的事情不新鲜，一个女孩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比跟着同龄人得到的总归多些。“我不在乎你贪我的钱！”我当时有许多种冲动，比如往他脸上泼水，比如打开房门，让他立马消失。可我却选择了装傻。好吧，我承认我是看在钱的份上，因为他手里还有我两个月的房租外加一个月的押金。
　　我忘了怎么把他请出去的，总之，那之后，如果有人敲门，我就立马警觉，如果是房东，便迅速关掉手机，装作不在屋里。
　　那时硕跟我一起住，房东有次来，她一人在家。他得知硕也来自农村，便念起自己的经：你们农村来的姑娘，靠自己的能力能买到房子吗？你们嫁一个同龄的年青人，能得到什么？他的眼神迷离，好像马上就有人准备投怀送抱一样。
　　房东一厢情愿地觉着他这样的人才是穷姑娘的救星，他能让我们这样的人过上物质丰厚的好日子。就像他说的，你缺房子住，而我恰恰需要让人住进我的房子，这是多么简单的事儿！
　　房东自然有的是时间折腾，所以，我只能选择搬家。他在我提到搬家时，却又拿合同未到期说事，坚决不准我搬走。
　　我们坐在阳台上吃火锅时，就会忽然发现楼下正仰着一颗脑袋。朋友说，你骂他呀，什么难听骂什么，可这真不是我的强项。我在生气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浑身发抖，该说的话在那一瞬间全都抖没了。
　　有天，忽然有个年轻男人来，拿着房东的合同找我们说事。我原以为他是房东请来的救兵，结果房东也来了劝说他不要管。我这才知道，原来那是他的儿子。房东担心我说出他平时的种种行为，以哀求的眼神看着我：“房租我退你，这事儿就先别说了！我儿子可刚回来！”我明白，他担心自己的形象在儿子心中倒塌，他不愿意远儿子看到做为空巢老人的他尴尬的那一面。我没再吱声。
　　事后，他把押金如数还给我，
　　把屋里打扫干净之后，我将那把有“历史意义”的笤帚放在空了的床板上。他站在他的亡妻缝织的窗帘前，问我，要搬到哪里去。我没说话，端着向日葵花盆下了楼。
　　绕过这个街角，便是我的新住处，从关门到坐在办公桌前，只需三分钟。加班更加便利，甚至谁来加班，忘了带办公室钥匙，也需要我下楼来送。因而，我得了“先进员工”的美名，也得到了令人羡慕的新岗位。
　　在那个夏末，那三棵向日葵终于盛开了，它们长得又高又壮，像三棵树苗一样。金色的花瓣非常醒目，最后有没有结籽，我竟然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