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二章

                                                                             谷子
      如可以把麦子和水稻称之为“五谷之首”，那么也就有足够的理由把谷子称为“杂粮王者”，现在人们虽然都很看重养生，都知道杂粮的妙用，但事实上很多还真的没能融入“家常便饭”之列，只有家常便饭才具有“普世价值”，相对融入的，只有小米稀饭，我们自己做饭总要隔三差五地熬上一顿小米稀饭；不同的早餐店的稀饭种类不管怎样变化，小米稀饭都是有的。
      农人们并不喜欢种谷子。
      谷子属于“小苗”庄稼，小苗庄稼就是在苗期太纤细太柔弱，必须要精耕细作。播耩困难，种子太小，数量和深浅都很不容易掌控，播耩大苗庄稼谁都可以滥竽充数，但播耩谷子就是几十年的老把式也不免紧张，总怕耩不好，事实上也总是让他们丢丑。出苗的条件太苛刻，土地散松湿润，刚耩完地就下了大雨，没的说，将来的谷芽全部封在了地下然后死掉。刚出来的谷苗就象草芽一般，锄草不能接近它们，怕伤了它们。野草们乘了空子，总是混杂与谷苗之中，这时只好蹲下来用手拔掉。苗子很稠，必须要剔除它们；生产队时人们可以用锄头尖间隔着把它们除掉，这样的办法效率高，但粗糙；分了责任田之后人们便仔细起来，直接用手拽掉；这便给老年人找了活，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功夫，而且力所能及，但不能久蹲，就搬了小凳子来到了谷地里。有时候邻地恰好也种了谷子，两个老年人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剔谷子，不急不躁，剔出的质量就是好，分朗均匀适中。剔苗不是苗子出来之后就能进行的，等苗子咋把长了、扎了根活稳了才能进行。剔苗和定苗其实是同时在进行的，属于同一个过程，既要看株距，更要选择那些墩实粗壮的，灵活掌握，有时候一次还不行，需要几次，很多上次留下来的到了下次一看确实不合适，只好拔掉，其实那颗苗子很好的，主人也不舍得，咬着牙拔掉的；如此以来播耩的那么多的种子、那么多的谷苗都被淘汰掉了，只留下很少的部分。留下来的谷苗，该是多么的幸运。
      结了谷穗子烦恼随之而来，那些鸟儿的嘴巴似乎就是专为啄谷穗而准备的，能把一个谷穗子上的谷粒啄得一个不留；谷地成为了鸟儿们盛大的、免费的、肆意享用的美餐。有一年村里的一人家种了谷子，期间不以为然，很少理会，他看人家割了谷子，他也便事先磨了镰刀，收拾好了车子直接到了谷地，那家和他是同一天播耩的，到了谷地傻了眼，他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把谷穗摸了个遍，大多都是空空的。这便给木头人、稻草人提供一个存在必要的最恰当的理由了，它们并不傀儡，它们带着草帽，舞动着花花绿绿的布条子，日夜坚守岗位，那些鸟儿收敛了许多。
      谷穗要一个一个地用刀子删割下来，碾谷子不在场里，在村里的石碾上，一圈一圈地碾下去，扬谷子木锨无用武之地，簸箕派不上用场。我们这里除掉谷糠用的是一种木制的特殊工具，其它没有任何用处，类似于风箱的装置，内部有扇叶，长度距离非常恰当合理，不管你摇得快慢，谷粒是跑不出去的。谷糠被纷纷扬扬地吹出来，落地无声。
      总之，处理谷子自始至终靠的都是一种轻巧、细腻、耐性、适宜，强大没用，急躁适得其反。
      不知道为什么，每想到谷子，我就想到了村里的一对父女。
      村里的四哥也算是一个苦命的人，自小就没有见过父亲，母亲哮喘无法劳动，家境非常窘迫。兄弟二人，长兄如父，他为了兄弟的婚事，自己的婚事却耽搁了，后来也有过几次婚史，都很短暂，都没他留下只男片女。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侍奉了母亲大半辈子，母亲发展为肺心病后去世，只撇下他一个人，成了名符其实的光棍儿。
      那年，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对夫妇养蜂人，养蜂人的行踪是跟着季节走的，哪里春天了他们就去哪里，来去自由，来去无踪；自他们从这里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便再没人想起他们，茫茫人海，杳无音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本来就是养蜂的，还是因为躲避计划生育而选择了养蜂，反正养蜂的职业给他们的生育带来了绝对的便利。他们属于严重超生，已经有了几个丫头片子了，大的十六五岁，即将成人，小的还刚刚姗姗学步；但还要继续生下去，直至有了儿子为止。当时女人已经怀孕，他们欢喜如狂，他们曾经做了B超检查，医生告诉他们是个男娃子。然而，当妻子分娩之后，男人又如往常那样萎靡地蹲在门口，半天没有言语。后来他们决定，把女婴送人，四哥得到了消息，他要领养女婴。
      我曾嘲笑鄙视以前人们的名字或者小名又俗又臭，什么狗的牛的虎的、石头的柱子的山的，当有了孩子之后豁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些名字有着原始的表达、深层的意蕴，婴儿确切来说根本还不算是“人”，他只是具有了人性质的一种动物，只有经过三冬三夏才会人模狗样。母亲的伟大根本不是她们孕育了生命，孕育生命是她们的一种生理属性，真正伟大的地方是在分娩之后的婴儿期，婴儿需要悉心的呵护，如何地呵护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来的。婴儿不会成人语言，他们的语言是啼哭、呵欠、喷嚏、手抓脚蹬、亢奋或者萎靡、嘴唇的湿润或者干燥……一个合格的母亲必须要读懂这些语言，甚至是婴儿的一个细小的动作、眼神、变化，她就知道他想要做什么，生命是一个人的硬件，十月怀胎是打造体内生命，三冬三夏是在打造一个体外的生命。
      女婴的父母一听到是一个光棍要抱养，他们曾是十分的犹豫，那女人紧紧地抱着女婴不肯松手，两眼通红，显然哭过，男人紧缩眉头，拧下水来，样子难看得吓人。
      四哥抱着女婴匆匆走掉，他怕他们反悔。
      四哥把一门的心思全部用在了女婴的身上。奶粉是绕不过去的，虽然一包奶粉要花费掉当时两个劳动日的工资，但四哥一点儿也不吝惜，不过乡下人的观念总是腐朽陈旧的，扭转得从来很慢，并不完全认同奶粉，总认为奶粉缺点什么。四哥自己给女婴配置了食物，他选择了小米，熬小米稀饭，小米下了锅就不再搅动，任其自由翻滚，一直熬到粘稠的状态，最后小米都跑到锅的周围，米汁留在了中间，四哥用勺子把正中央的米汁舀出来，他说在这样的米汁最有营养。起初，在奶粉里兑进很少量这样的米汁，慢慢地增多；米汁一次喝不完，额外的放在瓶子里，什么时间喂奶了再用开水烫热了。女婴喝了掺有米汁的奶粉，比她同龄的婴儿壮实，生病的次数也少，四哥跟着也吃小米饭，脸色也滋润了许多。再大了些，四哥每天都要烧红薯，把红薯烧得非常地柔软，手指捏着哪里哪里就瘪了下去，四哥就把这样的红薯心喂女婴。在一个从没有过带孩子的光棍儿的精心喂养下，女婴一天天、健健康康地成长着，跚跚学步，呀呀学语，脱掉开裆裤子，几年过后，女婴终于成为了一个顽皮可爱的疯丫头；二十年过后，疯丫头成了漂亮的姑娘，现在，她嫁了人，也做了母亲。
      四哥抱养女婴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村里人们都说有点晚了，四哥自己也一再地说不知道他能不能把女婴抚养成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女婴成人的那一天，死的时候能不能喝上女婴给他端一碗水。在2014年，四哥得了食道癌，俗称“噎食”，这种病象熬油灯，什么时间把人身上的油熬干了什么时间才算休止；这种病非常痛苦，病程长，结局是病人被活活饿死、受尽折磨而死，同时也把一个家庭的经济推向崩溃。四哥是一个明白人，他异常坚决，坚决不看，等死；很多人解劝他，他的兄弟苦苦地哀求他，他说他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拖累人。后来，他的女儿给他了跪下来，哭得琉璃喇叭儿一样：爸爸，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你死了让俺怎么活？
      四哥泪流满面地妥协了，做了手术，他的积蓄远远不够，剩下的缺额全部由他的女儿承担了下来。术后的恢复至关重要，需要饮食、化疗、休息多方面进行调理，女儿就搬回来住，伺候四哥就象伺候婴儿一般。不幸之中的万幸，手术非常成功，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发现转移的迹象。每次回到村里，我总要拐到四哥家里坐一会儿，他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根本不像曾被开膛破肚、被死神吆喝了的病人。
      四哥在我的面前不止一次地夸他的闺女，我却又莫名地想到了谷子。
      谷子耐旱，耐得贫瘠，看似柔弱，但生命力极强，一旦发了芽，就以最快的速度扎根，活得稳当；很多地方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娶新媳妇的时候早就准备了两捆子的谷杆，门口两侧各一，鞭炮挂在谷杆上，当新媳妇下了车，就有人点燃了谷杆，寓意诸多美好的愿望。
      谷子可能是深深懂得它得以生存下来艰难、诸多的波折，在所有的庄稼当中，谷子是最懂回报的，回报雨露，回报大地，回报侍弄它们的农人，回报生命。入了秋，谷穗就在不断地挑战自我、挑战极限，饱满的谷粒更加饱满，爆裂一样，把已经低了的头低得更低，无法再低了——在比重上，还有谁象谷子这样承担了比本身大了很多倍数的重量？微风吹来，它们就像十月怀胎即将临产的孕妇，蠢笨地摇摇晃晃，从田地的这一头摇晃到另一头，摇晃得一片金光灿烂，让人的眼珠子都想蹦跶出来；真的担心谷颈太纤细，它们会“咯嘣”一声折断。
                                                    高粱
      高粱对于我们这里的乡村，属于一种本末倒置，人们看重、收获的是高粱秆子，而非高粱。
      那时候都是屋脊瓦房，瓦房需要“里子”，里子是在椽子上面固定的，麦秸草泥摊在里子上之后才能“扇瓦”；高粱秆子充当的就是“里子”角色，它们一根一根地连在一起，紧紧地排列着。那时候的床中间都是横着几根叫做“撑子”的木棍，这样的床是没法直接睡上去的，这就用的上高粱秆了，高粱杆子被人们制作成了“高粱箔”，把高粱箔摊开在撑子上，然后再铺上缟席才真正成为可以用来睡觉的“床”。 把高粱秆子破开，做成篾子，用高粱篾子做高粱席，在我的意识里，高粱席是效果最好的凉席了，躺上去便是浑身光滑清凉。村夫们关注的是高粱秆子，他们把高粱秆子分类拣出来，一样粗细长短的捆在一起，捆了好多的捆子，放在草屋里、牛棚里，有的甚至搭放在堂屋上面的横梁上。
      高粱最上面最细的一节叫做“高粱梃子”，高粱梃子的表现身手太多了，用它做高粱簰子，盖面缸、水缸，高粱花箅子，笼盖，用来溜馒头。农妇们在闲的时候做了很多簰子，以备后用，大大小小的它们被挂在堂屋的墙上，这也是那时作为一个合格村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她们的一种炫耀，很多村妇们有时回娘家走亲戚时啥也没带，只带了高粱簰子，几个高粱刷子。这些簰子刷子让懒惰的村妇们眼馋嫉妒；不过，这种眼馋嫉妒很多时候还是化作了感激，当她们的簰子或者箅子在突然之间坏掉了，但做饭是必须的，她们就会去借，她们如愿以偿，脸面没有掉地。村妇们特别关注高粱梃子，不用吩咐便按长短粗细的不同分开捆了几捆子，放在某一个不碍事的角落里。自家没种高粱的，早就留意谁家种了，然后提前叮嘱了，一定要给她留着。叮嘱是无效的，必须要行动，积极的村妇们来到了现场，她们帮着主家删割高粱，义务的，这样得来的高粱梃子理直气壮，谁也无法阻拦。主家一点儿也不担心得罪人，叮嘱过的村妇埋怨的话也只有埋怨她自己。
      高粱穗子被撸掉了高粱籽之后就变成了“高粱毛子”，高粱毛子用来做扫帚，扫案板的干刷子、刷锅用的水刷子。用不完一点儿也不废弃，有小商小贩们自会上门前来，小商小贩们比谁都精鬼，把什么都抠到骨缝里去了，但也嘴甜，软缠烂磨，什么大叔大奶、老表长老表短的，拉关系攀亲戚，其实主人内心也很理解，明说不谈，小商小贩们容易吗，起早打黄昏，跑得马不停蹄、血不养心的，嘴上还在讨价还价，最后还是半推半就地依了小商小贩。别小看了那时的块儿八角、能办很大的事情呢，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费才八毛钱，后来涨到一块二，人们都说学费太贵了，没法上了。
      很可能会在某一个中午，看到一个村妇匆匆忙忙地直奔高粱地而来，她一定是在将要蒸馒头时才想起来没了高粱叶子；高粱叶子柔韧，叶面光滑，蒸馒头用来做衬垫。大多数还是未雨绸缪的，她们会在干活儿的时候凑空，或者是在路过时顺带着就刷了一些高粱叶子，带回家晒干、一匝一匝地扎着，敝帚自珍一样放起来，什么时间蒸馒头了就事先泡上。
      这样以来，住的、睡的、扫的、刷的、衬的，哪一样也离不开高粱；高粱主宰了一个家庭的起居生活，中国人信奉“紫气东来”，传统的农家里原本都是氤氲在紫气当中。
     高粱在杂粮当中的地位是最卑贱的，没人拿正眼瞧过它，生产队的时候属于它的领地最小，承包单干之后近乎绝迹，哪家种了高粱，哪家可能就要有事情了，要么是盖房子、要么是娶媳妇。家禽也往往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有了高粱，农人们便少有的大方起来，喂它们的时候总是捧得尖高尖高的，直往下流，家禽也是哄不得的，吃了一阵子的高粱，鸡鸭的脸色红润起来，下蛋也格外多了，猪走路明显有些发喘了。
      吃了杂粮的家禽鸡是鸡味，鸭是鸭味，猪是猪味。
      高粱面无人问津，高粱酒却备受青睐，那时候村夫们常常“打平和”，也就是谁也不白吃，有的兑菜，有的兑酒，酒就是高粱酒，他们兴奋地喝五吆六，拳来枚去的，往往喝道到三更半夜，那时候人们真能喝，到了最后他们的旁边总是撂了一堆的瓶子。他们的脸色变的和高粱一样红，比昏暗的煤油灯都闪亮。就在前几天，一个嗜酒的朋友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大塑料壶的高粱酒，喝了之后他说，他终于弄清了为什么以前人为什么酒量比现在的大，都是海量，原来以前的酒都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
      高粱地里很少去的，人迹罕至，高粱成了草木，任其自由生长，每看到高粱的影子似乎总是那样的孤独寥寞，踟蹰忧郁。但高粱也并不在意人的轻视或者无所谓，关注它是那个样子，不关注它还是那个样子。高粱不温不火、有条不紊地拔着节儿，没想到到了最后把所有的庄稼都比了下去。高粱地里似乎总是那样深不可测，如果在夜间行走，不管是月朗星稀，还是伸手不见五指，足够有勇气的人路过的时候也不免产生一股怯意。高粱习惯了沉默，专注地吸吮阳光，体内装满了阳光，阳光化作了色彩斑斓的语言或者类似于万有引力一样的事理，但还是一言不发，任它们在体内如岩浆般地翻滚，憋得满脸红紫。主家终于来了，来的时候漫不经心，当他看到如拉满弓一样的高粱，目光瞬间也变得炽烫血红。
      然而，当人们人们住了平房楼房，睡了席梦思，高粱最后的一点价值也便被淘汰掉了；这么多年来，我四处游走漂泊，去过很多地方，可能我本身是一个农夫的缘故，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注意当地的庄稼，很多庄稼都还能看到，虽然它们中间有的相当少，很难看到，但高粱在视野里一直没有出现过。
      突然之间感觉到，莫言真是做了一件天大的事，这里所说天大的事，不是指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出了一口憋了百年之久的怨气恶气，而是他拯救了高粱，因为他个人的荣耀也给他的家乡带了荣耀——消息说他的家乡要把高粱做成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这样的产业因一人而起，但绝非一人之力。我不知道种子还是不是当初《红高粱》中的高粱种子，但愿是吧，这样能够为中国的乡野保留下来最后的一颗高粱种子，也保留着属于本土最后的基因、最后自然进化的基因。
      有机会的话，我定会在将来的某一个秋天到山东的高密去看看，看看那些高粱是如何地与众不同，究竟怎样燃烧了田野、燃烧了天空、燃烧了一个季节、燃烧了一个民族的文字，燃烧了曾是一个羸弱贫血的孩子的梦想、一个由浅薄到深刻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