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夜·地安门

北京一夜·地安门
       几年前，有一段《北京一夜》被禁的公案，先是网上传说某地将禁止包括《北京一夜》在内的三十七首歌曲，接着便出现了被禁原因的种种猜测，有的说这歌是为台湾嫖客张目，有的说和作者有关，也有深挖歌词“政治含义”的。再后来，该地所在的省级主管部门发文称，根本没这回事。
       据陈升后来自己说，写这首歌的出发点是反战，且是偶然之作，用他的话说，来历颇有些宿命的味道：“好像《北京一夜》不关我事呢，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写的，乖乖侬的咚！”陈升说，一九九七年他和编曲人李正帆等到百花录音棚给电影写配乐，却总找不着感觉。两人在路边喝酒吃涮羊肉时，他用闽南话随口哼了句几句：“我怎在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为何在北京”很像是“Onenightin Beijing”的发音，李正帆听到当即叫好，陈升回以笑骂“去死吧”！在李正帆的要求下，两人到回录音棚，不到一小时就将简单的几个小节转化成了完整的旋律和伴奏乐谱，而火锅还在那边煮着，有点像温酒斩华雄。后来，陈升和刘佳慧一起填了词，并和这位学过京剧的女歌手一起演唱。这次合作后，陈升决心捧红刘佳慧，只是刘佳慧出专辑后便退出了娱乐圈，十分惋惜的陈升把注意力转向刘若英。有人认为，如果刘佳慧与陈升不中断合作，可能后来就没有奶茶什么事了。以后，由于著名的信乐团成功地重新演绎了《北京一夜》，更多的人熟悉了这首歌。
       《北京一夜》把传统因素与摇滚风格融合起来，男声略带沧桑的音色、喝多了似的低吟，和女声京剧吊嗓般的婉转诉说浑然一体，把情人的执着与隔绝的宿命表现得淋漓尽致，演绎了一个逻辑大抵合理的惊心动魄又哀婉凄凉的故事，把盼夫归来的内容基调与婉转激越交织的旋律相得益彰地融为一体，以现代形式令人动情，确有耳目一新的刺激，也证明了陈升不愧才子的称号。有人说，《北京一夜》得了国粹真传，好听的了不得，也有人说这歌不伦不类无病呻吟，简直无法入耳，两边各有各的理，可老北京迷更注意的，是歌词里用到的地安门、百花深处、铸钟娘娘、北方狼族等元素。
       将北京历史知识和民间传说结合得天衣无缝，说明作者有对传统的敏感和驾驭能力。不过，艺术不等于历史，这两码事还是得分清楚了。
        据《北京琐闻录》记载，百花深处最初是万历年间张姓夫妇购买的一片菜地，后来他们在园中种植树木，修建草阁茅亭。这处幽雅美丽的去处早已废弃并成为民居，老舍在《老张的哲学》里说，这条“胡同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用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绿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轨。往里走略觉宽敞一些，可是两旁的墙更破碎一些”，就是今天，这条普通的胡同也算得上清静，所以能入陈升的法眼，和胡同里的百花录音棚有关，据说这是当时京城水准最高的录音棚，被誉为摇滚圣地，录制过唐朝、黑豹、指南针的作品，以及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李娜的《青藏高原》、张楚的《姐姐》、宋祖英的《好日子》和百名歌手大合唱《让世界充满爱》等歌曲。
       北京人熟悉地安门，有“金门坎儿、金门墩儿、机灵鬼儿、透亮碑儿”的说法，金门墩儿说的就是地安门。地安门属于朱棣修建的北京城的一部分，位于中轴线上，是皇城的北门，原称北安门（俗称厚载门，民间讹传为后门），与南面的承天门相对，象征天地平安风调雨顺。清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重建后更名为地安门。
       由于不强调军事防御功能，地安门与北京内九外七的城门都不一样，不是建在城墙上的城楼形式（战时做为指挥部位），而是坐落在地面的砖木结构宫门（屋宇）式门楼。据记载，地安门的地基不过数尺，门北与马路平，门南稍向下斜坡。门楼面阔七间，朱红大门，最外侧的四间梢间是守门人员和更夫住的值房。
       地安门是皇城门户，警卫规格自然较高，门外分布着十八座红铺（相当于现在的岗亭），每座配十名士兵守护城门和处置突发情况——比如救火，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地安门外曾发生过火灾，守护士兵奋力保护并得到了乾隆“每人给银二两”的奖励。
        地安门外竖着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跃马扬鞭经过这里便是欺君之罪，要依律问责，普通百姓更是不得进入。按规定，住北城的官员出入紫禁城和衙署要走地安门，这使得地安门的交通常会拥堵，“车轴交错于车辐，不得动转”。据说上朝因此迟到只要说一句“后门叉车”便能被原谅。和平年代里，地安门的防守更多是象征意义，说白了，不过是在老百姓面前耍耍皇权的威风而已，万一有人来真的，挡得住挡不住还真不好说。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1813年10月8日），白莲教众在林清等人带领下，由内线接应进入西华门，百余名手持单刀的汉子居然呼啦啦拥入固若金汤的紫禁城并逼近内廷，足以说明问题。
       庚子年间，洋兵攻击紫禁城，荣禄的部队在鼓楼到地安门之间奋力抵抗，地安门外发生了激战。清军最终不敌对手，失守的地安门亲眼见证了这场战争。洋兵进入地安门之前，放任杀戮外国侨民攻打使馆毁坏教堂、从而引发了多国干涉的西太后，早换了汉族老妪的蓝夏布衫汉妇大髻，带着一干人等趁夜出地安门北去“西狩”了，而且是从德胜门一路仓皇奔去，比四十年前咸丰跑得更远——一溜烟到了西安！北京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地安门以东、东安门以北的房屋十之七八被焚毁，不少无辜百姓惨遭杀戮。
       地安门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离开紫禁城的见证人。民国初，宣统按国民政府的优待条例仍住在紫禁城北部，俨如旧时过着小朝廷的日子，还忙里偷闲的参与了复辟的闹剧。而民国的几十年，几乎没一年不打仗。民国十三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政变，他决定找个死老虎踹上几脚，以宣示民主与共和，冯将军懂得，废帝宣统是最好的对象，对付他，省人省力又绝对能成功，性价比奇高！占领北京后，冯玉祥派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等乘车前往故宫，切断了宫内与外界的联系，并向内务大臣绍英宣布修改优待条例。溥仪虽有对民国的刻骨仇恨和恢复大清的壮志雄心，得到消息后却吓得差点尿了，带上后妃随从仓皇跑出地安门，去了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
       和溥仪一块儿被驱离的还有少量太监。因事先没有准备，这些身世凄惨的人只好暂栖于地安门内。号称中国最后一位太监的孙耀庭，出宫后在北府伺候了一段婉容，溥仪移居天津后离开醇亲王府住在北长街万寿兴隆寺，境况非常凄惨。晚年搬到后海广化寺，并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频繁采访，不仅平静的生活被搅乱，还要忍受街坊邻居和前往猎奇者的指指点点。那几年我还上学，常去鸦儿胡同广化寺东边的同学家，见过一回孙耀庭，个子不矮，腰板挺直，别的没什么印象。
        按前朝后市的要求，地安门外是当然的商业繁华之地。现在的资料称鼓楼和地安门之间自元代就是商业中心，这没错，但现存的鼓楼建于明朝，元代大都鼓楼称齐政楼，位置在今天鼓楼西边数百米旧鼓楼大街的南口，因此大都商业区的中心地带应该在今天鼓楼与地安门之间商业区的西边，时称斜街市，“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按老北京的习惯，鼓楼与地安门之间以后门桥为界，北段明朝叫鼓楼下大街，清朝叫鼓楼大街，老百姓一般叫鼓楼前；南段官称地安门大街，俗称地安门外。解放后地安门以北到鼓楼合称地安门大街（一九六五年改称地安门外大街），以南称地安门内大街，文革期间改叫总路线路，但老百姓不认账。
       鼓楼商业区的繁盛持续了七百年左右，《天咫偶闻》说“地安门外大街最为骈阗，北至鼓楼，凡二里余，每日中为市，攘往熙来，无物不有”，晚清到民初仍是北京重要的商业中心，故有东单西四鼓楼前或东四西单鼓楼前的说法。翁偶虹在《鼓楼三条街》中回忆了民国时期地安门外的情景，并记载了街道东西两侧鳞次栉比的数十家店铺。一九二四年，地安门外大街铺设了有轨电车道，一九三六年敷设了沥青路面，最具有北京特色的，是马路两边种植的大树，夏天绝无酷热的烦恼。民国迁都南京后，北京降为特别市，南城的买卖受到很大影响，但鼓楼一带的店铺却依然火暴，原因是，这一带店铺以经营中低档货物为主，什刹海临时市场及鼓楼辟为可以参观的明耻楼，吸引了大批游客。直到日本占领北平时，这一带的商业才开始衰落。一九四九年后，鼓楼的商业得到恢复，但公私合营和商业布局的调整使其降为区级商业街。文革期间，地安门大街上仍有不少商店，包括副食商场、百货商场、食品店、书店、文具店、邮电局、照相馆、银行、茶庄、饭馆、小吃店、古玩店、委托商行，以及修鞋、修自行车、做衣服、弹棉花的铺子。不过，在计划经济年代，虽能做几篇“货物丰富、购销两旺”的报道，却遮掩不住货源紧缺造成的萧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撕扯不少北京人心的城市改造开始了，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轰然倒下，理由有两条：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人民群众有意见。随着汽车的增加，一座座精美的牌楼因为阻碍交通被推倒。
       在这场拆与留的争论中，官方的做法相当讲究技巧，开始并不参与意见，叫懂行的人拿建议，很是尊重内行，这才有了主张拆除和主张保留两派的口水大战，也有了梁思成掉眼泪哭牌楼和林徽因与吴晗的当面冲突，以及一些“文化人”无所不用其极的下作表演。底下人干起来了，上面出面扮演仲裁者。于是，一方面在一九五四年底下令拆除地安门，一方面又把拆下来的门窗和梁柱柁檩编号登记，连同砖石琉璃瓦运到天坛，号称将来要复建地安门。起重机和推土机使拆除的进展异常神速，只用了三天地安门就无影无踪了，代替它的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完全拆除了城门的地安门大街路面竣工通车。实际上，复建的许诺不过是策略——北京土话叫蒙事儿，因为并没实测也没留下图纸，即使所有建材保存完好，也不过是一堆废物。后来木料全部毁于火灾，再加上拆留老城不再是城市建设问题而归入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问题，就更没人敢提了。这两年，手里那俩闲钱不知道干点什么好，造假古董成了风气，假永定门戳起来了，有人提出复建地安门，并上升到保护和恢复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市政府有关部门和西城区还进行了有关的方案论证，但最终不了了之。
       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筹建宫殿城池，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告成，北京城修了十五年，屹立了五百多年后，这座城消失了。曾几何时，围困北平的部队专门派人与住在清华的梁思成等人联络，请他们把城里需要保护的建筑标在地图上，说是一旦炮击将避开这些目标。傅将军最终选择体面交枪（称和平起义）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肯定有成为历史和文化罪人的压力，从这点来看不得不佩服傅将军深明大义，他为民族宁置自己于不忠，更不得不承认包围者把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用到了极致。可惜，没几年，那些曾须避免炮火的目标，在城市新主人的嘴里成了万恶之极的城市发展障碍和封建社会象征，上边也有了完全不同于当年训示：“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这不由得让人疑问：当年请梁先生画那些圈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抗战中，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他们被那里的精神气质所鼓舞，回来后对宋美龄感慨，说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蒋夫人最后说了一句话：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我无从考证这个故事的真伪，但它的确讲出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只好您自己琢磨了。
       网上有一种看法，说今天的人不要再一味的责怪前人了。我赞同这看法，因为我们不应该不顾历史拿今天的眼光苛求前辈，对前人，还是放在他们生活的平台上和背景下看待的好，否则，岳飞和秦桧就倒了个儿了：秦桧应该是促进民族大融合的典范，而岳飞是破坏中华统一的罪人，因为咱民族是大融合（民间说法叫串秧儿）的结果。可惜，至今这种悲剧仍没有停止，懂行的不能拍板，拍板的不一定懂行还是常态，找你开个通气会座谈会研讨会论证会什么的，是表明“公开”“公正”的需要，你要是真像梁思成黄万里他们那么不懂得上面的喜怒哀乐眉眼高低，不光不带你玩儿，下场恐怕也好不了哪去。正是明白了这些，专家教授学者们，现在差不多都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意见啦，所以，也就犯不上再来一次反右了，于是天朝空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