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那些年

       过了岳阳楼，顺着洞庭湖的堤坝往北，走半个多小时的柏油路，是麻纺厂。厂门口右侧的立柱上，挂了一块“中共中央岳阳地区黄麻纺织厂革命委员会”的木牌牌。读起来拗口，喊“麻纺厂”，也有叫“麻袋厂”的。
       鼎盛时期，厂里有职工两三千，其中女工占多半，加上家属、孩子，超过五六千。那个时候，国家号召“人多力量大”，家家户户带把的不带把的，都得有三四个，两个的少。
       周边几个厂子中，属麻纺厂效益好。（麻纺厂怕“火”，忌讳“红火”两字）机修车间的八级钳工每月都能挣到三十七块八的工资，评上厂级劳模，另外有半级奖励工资——三块多。
       一、名噪一时的麻纺厂
      水塔脚下，厂里有一条铁路专线。十几节乌黑乌黑的车厢停靠在那，每节车厢的下边，有一根手指粗的钢筋从那边穿过来，往外拽，“呼哧呼哧”冒白汽，小孩子喜欢玩。月台上十多个民工，腰里全都别了根一尺多长的铁钎，麻包上肩，铁钎反手插在右肩膀头上，“嘿哟嘿哟”能省不少的力，尽管跳板微微打颤，步子却又快又匀。常年卸货，肩膀头早起了老茧，他们多半都有一个粗布托肩，上面转圈缝了好多针，没活时，甩到脖子后面。每扛一个麻包，管事的发一根“筹子”，“筹子”一手拃长，寸把子宽，上涂红漆，有标记，下班时凭筹记帐，月底领钱。扛完包，三五个席在地上，打扑克，输了的，撕烟盒纸，啐口吐沫，往脸上粘，也有在耳朵上夹木夹子，皮糙肉厚，不觉得痛。
       厂子里堆满了原麻包，摞起来比山还高。麻包用整张的帆布遮起来，四周坠上好几块麻姑石头。宣传办的老胡头拎了根排笔刷，成天在厂子里转悠，何老四家的二小子扛了竹梯子，提半桶红油漆，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革命分工不同”，二子干的都是体力活。老胡头四十有二，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打了一辈子光棍，是“剩男”，因为偷看女澡堂，犯了作风问题，才下放到厂里来劳动改造。“禁止烟火”四个大字，老胡写得烂熟，厂里角角落落几乎写遍了。平时老胡在家还预备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标语，临出门，老胡随手抓一沓，交给二子，俩人随走随贴，就连露天厕所的山墙上，也用浆糊打斜贴满了。
      七十年代，“全国第一届麻纺现场会”在岳阳召开。各地来开会的人，全都拎黑色皮革包，红头文件塞得鼓鼓囊囊的。学校要求统一服装：白衬衫、蓝裤子，白跑鞋。没有白跑鞋的，转圈用白粉笔涂抹，不仔细瞧，看不出真假。老师一再强调：见到开会代表，要主动行少先队注目礼。班里几个捣蛋鬼，那几天突击戴上了红领巾，只是他们行的少先队礼不规范，怎么看怎么像是德国兵在行军礼：“嗨，希特勒。”
会议期间，全厂会餐。职工发会餐券，双职工发两张，每人一张，
      中午吃一份、晚间领一份。厂里还特意从市里的高级宾馆，花大价钱请大师傅来掌勺。就连早晨卖的馒头也做得精致，油炸过的“金”馒头，焦黄；没有炸的“银”馒头，雪白。像点心，一口一个，嚼起来有丝丝的甜味，敞开肚子，一气能吃十五六个。老娘说过：馒头吃多了，不能喝生水，怕撑着。上午十点，厂区开始弥漫红烧扣肉、四喜丸子的香味，食堂排队买饭菜的人，一直排到了厂办公大楼。
      三天的会议很快结束了。傍晚时，厂里的高音喇叭翻来覆去地在播放一支曲子，“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留下来”。真是唱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是多么希望他们都能留下来。
       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又回到了吃糠咽菜的日子。
       二、苦楝子树
       厂办大楼前的花池里种满了冬青树和栀子花。栀子花的“栀”，小孩子没有认识的，叫“枝枝花”顺口。枝枝花，像月季，骨朵大，一般晚上开，白天很少见，等夜深人静，偷偷地折一枝回来，插在玻璃瓶里，满屋子香。
      花池子里的鸡冠花，粗柄，上下通红，成扇面铺开。上面有一层细密的绒毛，扎手。花池里插了好几块牌子，上面写：“爱护花草，禁止攀折”，看笔划应该是老胡的字。
      池塘边的杨柳条，扯两三根下来，七扭八歪，编成环，扣在头上，趴在草窝里不动弹，怀里再抱根烧火棍当枪使，不知道的以为是邱少云。
      厂子里最多的是苦楝子树。到了夏天，结串串的籽，绿豆般大，撸一把打在人身上，不痛。树籽晒干，卖给药店能入药。勤快点的，全家总动员，一个假期能攒出下学期两元钱的学费来。
      苦楝子树生毛毛虫。掉进后脖梗里，抖不出来，弄一身的红坨坨，抺多少红药水也济不了事，奇痒，直抹口水，才会有点效果。也有把毛毛虫摔在地上，踩，踩出绿水来，涂在身上，有特效。大人说是 “以毒攻毒”的方子，能治大病。
      好了伤疤忘了痛，小孩子头天蜇了，第二天照样去苦楝子树底下疯玩，那里是儿童的乐园。每天不去几次，就像是自己丢了一样心爱的东西，非得去寻回来不可。
      夏天苦楝子树上，知了成天地喊：“知了、知了”，嗓子喊哑了，也不知道停下来歇息。捉知了的工具简单，随便找一根稍长的竹棍，一端从中间劈开，用细棒在中间支撑上，房前屋后绕几层蜘蛛网。知了笨，一逮一个准儿。知了捏在手上，叫的时候没有先前欢，随手放掉，知了的颈脖拴了线，飞不多远，高兴时再捉回来。
知了也是药材，两分钱一只，但很少有去街里卖的，估计是“有价无市”吧。
      学校附近，有一株多年的老桑树，两人牵了手，抱不过来。熟透的桑葚，“吧嗒、吧嗒”掉下来，懒得捡，单脚跳了往上够。桑葚略微酸甜，每次都吃得满嘴乌青，连牙齿都染了，跟现在的女孩子抹指甲油有些像，三五月不掉色。
      我们那的男孩女孩都喜欢养桑蚕，过家家。男孩子当爹，负责采新鲜的桑叶；女孩子当妈，在家喂蚕宝宝。早上带了露水的桑叶嫩。蚕进食时，米西米西，不容易发现，怪不得叫“蚕食”。蚕每天拉的屎却不少，有芝麻粒大。十多天，蚕一个比一个长得白胖。
      有的人家蚕养得多，拿去卖，补贴家用。工作后，我去杭州出差，看到那里卖丝绸被面的，便想起自己小时候养的蚕来。
       三、来宝
      厂里的冬青树，有专人打理修剪。树墙里有小松鼠出入，尾巴大，眼睛小，不等人靠近，悠地一下，钻进了树丛子，胆小怕事。胆大的是食堂的老鼠，小肚子溜园，眼睛瞟你，根本没有怕的意思。我每天上学、放学路过那里，老想冲它们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
      食堂门口最神气的是“来宝”。来宝6８年的，小不了我几岁，一米多长，身上的毛呈金黄色，黄缎子一般。因为胖，走起路来，屁股直打晃，身上的肥膘随时都会掉下来。趁它午睡的工夫，我恨不得冲上去，狠狠刮一层膘回来，熬成油，指定能吃一冬天。“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干脆把它胯裆下悠来荡去的玩意儿，割下来，炒辣椒。可有了贼心，却没贼胆，这个愿望一直到来宝寿终正寝，也没能实现，毕竟我人单力薄，说归说，做归做。
      来宝伸懒腰时，前爪往前探出去老远，后爪往后抻，中间腰子沉下去，肚皮子全贴在地上。这样的动作，来宝每天要做好几次，“瑜伽”的基本功，来宝无师自通。来宝每天有的是骨头啃，而且都是些大扇子骨、棒棒骨，肉多，好下嘴。
     “近水楼台先得月”，来宝的待遇不比车间主任差。食堂的“一亩三分地”，来宝说了算。野狗打它那路过，来宝冲上去，“汪汪”地要理论一番，意思很明显：“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来宝仗着自己个大，又占了主场之利，每次都咬得人家夹了尾巴，“呜呜”地跑开，来宝“得、得”跑过来，一付得胜还朝的小样，好像从越南老山前线归来似地。每次看见它干仗，我们跟在后面喊：“狗咬狗，一嘴毛”。来宝也不是什么好饼，谁让它吃的穿的都比我们好。
     七三年，母亲在医院做第二次胆结石手术，父亲白天照顾母亲。中午吃饭，第一次跟着大哥去食堂。打饭的窗口离地面很高，大哥使劲往上蹿，才把饭盆子递进去，我在一旁站着，窗口里该是一个怎样的花花世界？哥嗫嚅好一会，才买了两块“腐乳”，哥俩每人一块。食堂的腐乳比田字格大，上面飘一层红油，亮晶晶地爱煞人。舍不得用筷子头戳，每次抠一小块，米粒般大，吃一大口饭，我跟哥说：“食堂的饭真好吃，不用菜也能吃一大碗。”一碗饭吃完，哥剩的菜比我的多，哥说晚上不用再买菜了，我“嗯嗯”地点头。我知道节余的钱，妈住院用得着。
      几十年过去，我把这一段艰苦历史讲给孩子听，孩子说啥不相信，到底给他大伯打电话，当面锣，对面鼓，非得把问题弄清楚。现在的孩子上学，一个月动辄两三千的生活费，哪知道过去的苦。
      楼下刘姨在食堂上班，总要把她家老二带在身边。炒菜师傅逗他，当众把他的小短裤扒掉，在他的“小鸡鸡”上倒了不少的墨汁，黑糊糊一片。老二那年五六岁，不知道害羞，光了屁股在厂子里“招摇过市”，嘴巴里还叼了半根麻花。
      物资匮乏的年代，天塌下来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换了我，也去让他们画去，画出个毕加索来，才好哩。
      四、脑袋大，脖子粗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那个时候没有万元户，伙夫最吃香。厂里举办拔河比赛，厨师这边才上了不到五个，没等真正用力，就晃倒一大片，得了第一名。有段时间，至少在我小学期间，我对厨师这个职业充满了深深地眷恋，有着无限的向往，比当科学家的愿望还来得强烈。
      车队也是胖子扎堆的地方。开客车的两个宋师傅走路时，脖梗上的肉和胸大肌直发颤。车队最胖是小月她爸。据说她爸参加过抗美援朝，扛过枪，打过仗，跨过鸭绿江。
      工会组织职工乐队，大宋师傅吹的是大号。大号沉，一头落地，一头抱在怀里。每次吹，眼睛瞪得比狮子的还要大，腮帮子里能塞进去一个乒乓球；小宋师傅吹长号，拉风箱似地前后拽，前面不能站人。乐队里，我还认得好好他爸，他的活最轻松，手里握着个像“拨浪鼓”似的玩意，胳膊肘不停地在胸前甩，发出“擦擦”的声响，节目演出完，汗都不出，照样在革命队伍里混吃混喝。我说他爸滥竽充数，是南郭先生，好好不服气。
       乐队每次活动完，食堂都会安排小灶。一同出席的除了工会干部，还有厂领导。来宝老老实实地趴在桌子底下，乖巧得像个听话的女孩子，每次都要陪领导到很晚。
       除了厨师、司机、乐队，看澡堂子也是好活。就我知道的：织布车间、机修车间主任的堂客，都在澡堂子上班。澡堂子活轻巧，又能交人。关系好的，早三分钟放进去，抢占有利地形。那个时候洗头没有香波，用肥皂，脑袋上随便抓，随便挠，挠出不少的泡泡，反倒不生头皮屑。八十年代未才有了香波，市面上卖的最多的，是上海产的“峰花”，要五六块钱一瓶，粘粘的倒在手心窝，比肥皂起的泡多。
      澡堂子人多，阴沟里常年散发出尿骚味，冲鼻。小孩子夏天喜欢在自家门前的水管子下洗冷水澡。男孩子不顾忌，一条短裤，一双木头拖板，上下抹了肥皂，一顿乱搓。女孩子也有去洗的，花背心花裤衩，湿漉漉的衣衫贴在身上，显山又显水。那个时候，女孩子用肚兜，胸罩是舶来品，是后来的事。
      到了冬天，怕水管子冻坏，用草绳一圈圈地缠起来，一直缠到脖子，草绳要到第二年开春后才解开，上面有碎了的冰溜子，嗍着好玩。
      洗完澡还得抺些香香，香喷喷的。南方人说“香香”，北方人不懂，我告诉他们是“雪花膏”，还是不明白，再跟他们说：“大宝，大宝天天见。”“切，知道了。”
      雪花膏是母亲唯一的化装品。铁盒，比五分钱的硬币大两号。每次洗完澡，母亲将上面的锡纸一点点挑开，用指甲挖一小坨，再原样把锡纸平摊好。雪花膏点在眉心、脸蛋上，脖子后梗撸好几遍。雪花膏香得很，不招蚊子。
      到了冬天，手生冻疮，甚至皲裂、流脓。冻疮不能用煤上烤，越烤越烂。涂蛤蜊油，挺管用。现在年轻女孩子一小瓶补水、眼霜五六百一小瓶，不知道蛤蜊油是干啥的。
      小孩子洗完澡，屁股沟沟掰开，扑上痱子粉，走路时后面撒一道，让人联想起：戏曲中的“生、旦、净、丑”中的“丑角”，擦的好像也是痱子粉，白白的。
      五、“打啵”的年轻人
      厂里工会经常开展篮球比赛。厂男子篮球队，在市里排得上号。地区钢球厂的一帮小子，开了解放卡车过来，两队不到最后一分钟，分不出胜负，跟美国NBA常规赛似地。篮球打得特别好的，那个时候，都特招进了市公安局、税务局。
      5号“猴子”，平江人，司职控球后卫，专往人缝里钻；8号队长姓赵，华容的，三分篮有绝活；还有一个4号，瘦得出奇，我们喊他“排骨”，打小前锋。喜欢他们仨的女“粉丝”有一个加强连。 “吃菜要吃青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我们那没有解放军，女工们私下议论最多的是会打篮球的小伙。球打到哪，粉丝们跟到哪。场上每投一个好球，山呼海啸一般。
      后来的后来，麻纺厂倒闭，球场破烂不堪，水泥板凳下，露出一撮撮青草来，生命力出奇地顽强，用力扯，都扯不尽。有的时候砖头缝里还开出黄花，只是好景不长，开不了多久，就七零八落了。
六七十年代，麻袋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物资，极受重视。厂里每年招工，需要严格政审，倒查祖宗十八代，只有“历史清楚，政治上靠得住”的，才招得进来。
       厂子里每年招的工人有湘阴、汩罗、华容的，更多的是平江的。“十里不同音”，叽叽喳喳聚在一堆，根本听不清说什么。平江人说话快，碰在一起，相互问好，听起来像是在拌嘴。
       新招的青工住集体宿舍。男孩住“五四楼”，女孩子住“三八楼”。五四楼、三八楼都是四层，两个楼并排挨着。
       傍晚，太阳落山，谈对象的洗完澡，搽上香香，从楼里一个个溜出来，约好了出去“压马路”，压到很晚才回来。我们那管手牵手，搞对象叫“压马路”，不像上海人叫“荡马路”，有诗意，浪漫。
       也有好多人，喜欢去小河边。《九九艳阳天》中，十八岁的哥哥与小英莲就是坐在了小河边。洞庭湖堤岸下边是东风渔场，小路上，有的是蚕豆，有一尺来高，蚕豆在我们那也叫豌豆，开紫色花。草棵里，常常有蚂蚱、螳螂、青蛙从脚边蹦起。男孩子拥了女孩儿的肩膀，女孩儿先是“嗯，嗯嗯”地不允，到后来，半推半就，到底“嗯”进了蚕豆地，真地是“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小孩子看不懂，只晓得他们是在那“打啵”，羞羞羞，丢人。回来时，女孩子顺道采一把豌豆花，插在玻璃瓶里，放窗台上。
       每天中午12点，厂里的高音广播会准时播放“彭麻麻”的（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习大大，这个名称不是太准确）：“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这首歌大部分地方，我勉强还能跟得上，可每次唱到“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时，我的舌头老是打转，“哟……”不上来。
       有段时间，厂里流行了一段时间，赵传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大奎奎他们几个背长发，戴墨镜，每人抱一把破木吉它，在“三八楼”楼下闭着眼睛哼：“我很丑，可是我良温柔。”我就搞不懂他们，丑有什么好值得炫耀地？要不在那鬼哭狼嚎，唱什么“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咋就不好过了？社会主义社会没给你饭吃？还是没给你衣穿？老师说：靡靡之音听多了，影响学习成绩，软绵绵的，是流氓歌。
       早在这之前，厂子里流行过好一阵子的《拉兹之歌》，有事没事都抿了嘴哼哼：“阿爸拉姑，阿爸拉姑……”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阿爸咋就拉上了姑姑？
       再后来，时兴跳霹雳舞、太空舞，十多柱灯光一会这，一会那，晃得人眼晕，比过去鬼子炮楼的探照灯，照得还要勤。一大帮臭小子学香港黑社会，学杜月笙，戴墨镜，穿“喇叭”裤，裤筒差不多有烟筒粗，不管黑天白夜，肩上扛了部“燕舞牌”双卡录音机，走哪放哪，每次都把音量开得最大，吵得人睡不了觉。倒是搞卫生的老大妈乐得合不拢嘴，不用搞卫生，地上连片树叶都没有。
      六、夏天有点热
      放学回来，男孩子玩得最多的是滚铁箍、抽陀螺。铁箍滚得好的，差不多能滚好几里路。那个时候，广播里经常有人在唱“挑担茶叶上北京”，我心里想：什么时候我也要滚着自己的铁箍，到北京去，看毛主席。
       女孩子喜欢跳猴皮筋。一般三个人一起玩，两人叉腰，站好，跳的时候边唱着词儿：“马莲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二八二九咋就三十一？她们的数学八成是体育老师教的。
      晚上九十点钟，当妈的站在自家门口，“满崽耶”、“满崽耶”地喊孩子回来睡觉，跟乡下“喽喽地”喊鸡仔回笼一样。
      南方热天，在地上铺篾席，全家人横七竖八睡地上，不睡床。到了下午三四点，楼板上要泼好几桶水，为的是降温。凉席上有汗渍，粘身，不舒服，睡觉之前，母亲用湿抹布要擦两三遍。前半夜，我们兄妹三人，轮流为父亲扇，没等查够一百个数，便睡着了。有时候一觉醒来，看见父亲还在举着扇子帮我们扇风，一下一下，扇到很晚，难熬的夏天在父亲的一次次扇风中俏然度过。
      记忆中，家境好的，买纸扇子，两毛钱一把。扇面上有画山水的，也有用小楷抄写《岳阳楼记》的。用的时候，“嚓”地一声打开，再“嚓”声收拢，像《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老洪。纸扇不经用，用不了一个夏天，“嚓”数多了，中间裂开一条大口子。
      家里用得最多的是蒲扇，每家每户，都能翻出好几把，实用。热的时候，蒲扇不离手，有顺口溜为证：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正经过日子的人家，扇子边儿都用白布条缝起来，结实，能用好几年。
       屋子里实在热不过，大人、小孩搬了竹床、帆布椅，到外面纳凉。都是一个厂子里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见面时，打着哈哈问一声：“嗯哪嘎呷饭没？”（您吃饭了没？）“托毛爹爹的福，呷过了哩！”来人大声地回应。
在外睡，人多热闹，呱呱地说到很晚，从亚非拉人民大团结说到美帝国主义“纸老虎”，从国民党反攻大陆到苏修复辟……还有大工贼刘少奇。
       好多次，约了毛奶、黑皮、华妹子去厂里没盖完的楼板上去睡。楼层越高，越凉爽，蚊子还少。躺下来，往天空上看，能看到满天的星斗。

      南方夏天雨多。睡到半夜，天空下起了雨，只好卷了铺盖回家，接着睡。
      在我们那，蛤蟆也叫癞蛤蟆，一身的疙瘩，有毒，不招人待见，“癞蛤蟆想吃天鹅”说的就是它。现在商场卖的癞蛤蟆，虽然只有三条腿，却换了个好听的名，叫“金蟾”，嘴巴里还叼了枚金币，不少单位领导、商业大鳄的老板台上，当间摆的就是这玩意，说是能旺财。
       癞蛤蟆摇身成了金蟾，身价倍增，还用得着吃天鹅了么？
       七、我那些光腚娃
      “五四楼”后面连着有五栋家属楼，两层，两个单元，上下住八家。我们家住第一栋，一间大屋，一间小屋，外边一个厨房，厨房是楼梯间，带拐把的，转不开身，最靠里堆了半年的“蜂窝煤”。
      房后面搭了一个很大的洗衣台子。大人不用时，我们用红砖头在中间，歪歪拧拧划上印，摞一排砖头，玩乒乓球。发和平球，先在自己这边的球桌上磕一下，再高高地送过去，那时候用光板拍，只有兆军用海绵的，能发出转球来。兆军是我们班为数不多的“官二代”，他爹从上甘岭下来，转业到厂里当了副厂长。
      隔壁陈姨家三个男孩，一个比一个会读书。老大78年参加高考，考的是中南矿业学院；老二跟我哥是同学，82年高考，考全省第四名；老三学习也好，后来去了南开。
      陈家老大喜欢拉二胡。拉《浏阳河》，弯了几十个弯；拉《草原夜色》，让我伴唱，前面几句我还将就，后面的十多个“来，来来”，我“来”不了。大哥揪了我的裤腰带，不让走。
      那个时候，男孩子都穿“背带裤”，现在的孩子没有见过。裤腰上缝两根长带子，穿的时候，从后面交叉地绕到前边，我系不好，一根背带动不动拖到地上，像是拴了一根“资本主义的牛尾巴”。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年冬天，这根“牛尾巴”不小心让我拖到了火盆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眼看烧到了屁股蛋，急得我哇哇大哭。哥那年不到五岁，房门上了锁，他拧不开，干着急。好在邻居听到了哭声，敲碎门沿上玻璃，递进来一根打了结的麻绳，将绳结扣死在锁头上，拚了命往上提，这才把门打开。谢天谢地，我的屁股完好无损，至今还溜光着哩。这一点，我冲灯发誓，媳妇也可以给我打证明。
       失火的事，在我之前发生过。强强的屁股蛋，就烧开了花，小孩子背地里叫他“花屁股”。他不生气，花不花，谁也看不到，不碍事。
       一大帮光腚娃娃，差不多都有外号，大毛坨、小毛坨，大奎奎、细奎奎，毛奶、黑皮、青皮、华妹崽，倒是本名喊得少。那时候大名叫“建国”、“建华”、“建军”、“文革”的多，只是姓不同。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厂子里许多小孩子，天生就是抓鱼的能手。抓鱼世家大毛坨家，他爸外号“飞毛腿”，每次干塘，他爸每次都跑在最前面。大毛坨他爹，今年九十三，身体硬朗，好多年轻人都跑不过他。
干塘抓鱼，我们都会像鱼鹰一样，不安分地守在一旁，伺机而动，不肯挪地方，尿憋急了，男孩子也能坐在地上，哧哧地往草棵里尿，不用站起来。
       抓鱼有窍门，下手快的逮着条大鱼，能吃好几天的； 笨的，三五个人围着一条泥鳅在泥塘里追，和一身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
       八、难忘的子弟校
      七十年代初，“工农兵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各厂子独立办学。我们原在曙光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六十多人，全都解散，各自回子弟校，回子弟学校上学，求之不得的好事情。离家近，一年还能省不少坐公共汽车钱。课间休息十分钟，跑回家喝口水来得及。那个时候，大人、小孩都没有择校一说。
　　 校长、老师从车间工人里抽，第一任校长叫贾侯民。贾校长从不笑，我们都怕他。在走廊上碰见，躲不过，硬了头皮喊：“校长好！”背地里我们还是叫他“假校长”。贾校长教三个年级的政治课。有一年，贾校长讲“社会主义价值观”时，突然犯了病，我第一个冲到讲台去扶他，却因为他坨大，扶不住，“轰”地一声倒了下来，脑袋磕在地上，磕了一个大口子。
      过了一周，校长拎了罐头来我家，一瓶是桃子的，一瓶是桔子的。我们那个时候管罐头都叫“高级罐头”，有病住院才吃得上。桃子罐头总共七八块，不经吃，吃不了两天就剩一点汤。桔子罐头耐吃，一瓣瓣嗍，好像永远吃不完似地。罐头水好喝，甜滋滋的，不知道放了多少白糖？
      有一段时间，我老是在幻想：什么时候自己也得一场大病，可事与愿违，一学期下来，我连场感冒也没得，我怪自己真是没用。
      老师中属张老师的嗓门大。每天上早自习，张老师在讲台上领我们念课文，她念一句，我们在下边跟一句，念的时候摇头晃脑，节奏感极强，声情并茂。唐诗宋词要整段整段默写下来，还要知道李白、杜甫一干人的名号。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这个我记得清楚；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我却老是写成“少林野老”，全是因为看《少林寺》看的。
　　英语易老师扎长辫，跟《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有一次，她嗓子嘶哑，上课时说不出话来，回来听我妈说：泡盐姜水比较管用。晚上，我和兆军用白纸包了几块盐姜，送到了老师的宿舍，姜是乡下外婆家过年时腌的。
      教数学的贺老师，扬粉笔头，能“百步穿杨”，班里很多人都领教过。全国麻纺厂会议期间，贺老师帮我们排练节目，参加全厂的汇报演出，节目的名叫《天安门前留个影》，歌舞剧的形式。我演的是一名摄影记者。那个时候，只有宣传科才有一台海鸥120相机，父亲用硬纸壳给我现糊了一个，为了逼真，染掉我一瓶钢笔蓝墨水，害得我抽同桌的钢笔水，抽了整整一个学期。
      初中一年级，我被学校评为少先队优秀大队长，奖品是一把雨伞，钢骨的，市场估价超过了三元。南方雨多，这把伞用到我高中毕业。
　　可能小时候奖得多了，长大后，反倒是没得过奖了。去了很多次体育彩票站，连个十块八块都没有过，更别说五百万了。真要是中五百万，我也给学校捐点，扬个把子名。
      九、日子照样过
      1989年，厂门口“革委会”的牌子到了寿，取下来时，糟朽成几块，拿去烧火都不顶用。新立了几个镀金的大字：丽珠陶瓷总厂。
     来厂子做陶瓷生意的，都是浙江、福建的大老板，每天“哧哧”地喷一脑袋的摩丝，弄得油光锃亮，连苍蝇都落不了脚。脖子上还不忘了扎上一根红色的布带条，据说美国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拴的也是这个，洋气、气派，上档次，也不嫌勒得慌，擦擦鼻涕还差不多。
     老板们天天在厂子里转悠，手里拿着个大哥大，立在桌子上，像砖头，瞧着新鲜。打电话时，一点点地拽出根天线来，按在耳门子上，呜哩哇啦地喊，说是多远的地方都能听得见。谁信？
      曾经机器轰鸣的车间，人去楼空，隔出不少的房间来，里面堆满了80×80、100×100的釉面砖，价格吓人。展柜上一款新到的智能蹲便器，屁大的玩意要五六千！说是以后上厕所，都用不着擦，热水直接往上哧，还能自动烘干，真是懒得出奇，怕是以后连吃饭都不用张嘴了。
      门市部过来，是一溜儿的小铺。理发的、拔牙的，还有四五家包子铺、米粉店。华妹子家的水果店与洪伢崽的台球室斜对面，洪伢崽抱了根柞木棍守在台球桌边，每天能戳十多块的菜钱。
      市场上卖菜的都是些附近上了年纪的婆婆，一筐子的红菜薹、白菜薹，两块钱一把。卖菜的附带卖六合彩的导报。导报很简单，大多都是从小报上抄来的四句诗，玄机都在四句话里，看不看得出来，全在你自己领悟。每天晚上九点钟开奖后，楼区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议论：今天的特码是几号？
      原来庄重气派的大礼堂早已经改造成了喧嚣杂乱的菜市场，卖猪肉的卖鱼的卖鸡蛋的还有卖干调的，一个赛一个地吆喝，脖子上的青筋，能查出根数来。
      麻将馆每天中午十二点（雷打不动）开门纳客，要到十七点才“下班”，比以前上班还要准时。第二拨人马，从晚七点到半夜十二点，十一点五十分清场，像中学考试，到了点，老师就要上面催同学们交卷，老板可不问你输赢的事。上午麻将馆不开业，老板也是人，也得休息，谁也不可能为挣钱而不要命。
      抹皮这边的麻将馆，新添置的麻将机儿，噪音小，翻转快。门口新贴的对子：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屋子里八九张桌，谁来谁坐，不预留也不接受电话订桌。平时老头老太太多，打小牌，每人只收两元钱的场地费。青皮那边玩得大，收费五元，是经过物价部门批复了的。
到了冬天，麻将馆不仅有茶水喝，还有火烤，为了拢人，还有瓜籽嗑、糖粒子剥。吃的水果糖，薄荷味的多。
      青皮挣了钱，今年夏天带了老婆孩子去了趟青岛，才玩了三天，又火急火燎地跑回来——麻将馆关张，一天有一天的损失。
      回来时，青皮坐的是19路公交车，报站的小姑娘冲他喊：“麻纺厂到了，麻纺厂到了。”
      青皮在麻将馆呆的年头多了，听惯了麻将机倒牌声，耳朵没有以前好，小姑娘报站名，他听成了：麻纺厂“倒”了，麻纺厂“倒”了。
     “倒就倒了吧”，青皮愣愣地想，想不明白。好在青皮不指望着麻纺厂过日子了，他有麻将馆的生意需要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