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

      那是刚吃过午饭，北风还没吹起来，空气里的寒意还不是那么浓，树梢枝头还有些许枯叶挣扎其上。我和义长伯一起从村南头的坡上往下走着，下了坡左拐不远就是他们家。我拿余光打量着义长伯，义长伯确实老了，长舌帽遮不住他两鬓霜白，背也驼得厉害了，两只胳膊微微地来回摆着，仿佛是要给这台年久的车子加点油。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不再是当年的小伙子了，岁月残留给他的不必其他人的更多，情况还更残酷一些。他得了癌，肺癌。听说现在已经越来越严重了，癌细胞在他那片本就贫瘠的土地上扩散开了，像野草一样占领了沃土，荒芜里满是颓败的气息。义长伯对烟酒不上瘾，喝酒抽烟的事也是推不过了才勉强对付几下。可是病这事，能说清的都不算大病，大病大都说不大清楚，就如同好人多难，坏人活千年一样，命里命外，云里雾里。
      我们刚从一场葬礼的现场出来，一个嗜酒成命的酒鬼，终于被酒误了自个儿性命。这酒鬼是他的亲弟弟。路上的人不多，几句闲话过后，义长伯说：好好的一个人，让酒给祸害了，个儿把个儿糟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句。我一向不太会说话，不会应付尴尬的场面。来回的客套话让我觉得恶心，宁可闭嘴不言。这一刻，我是想说点什么的，我的一个亲人不及知天命的年纪就死了，虽然是谈不上光彩的非正常死亡，我即使不悲伤，遗憾总还是有的。可最后，我也只是以一阵叹息来作为回应，表达出我的无以言表的情绪。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义长伯说：你伯我也估计快了，这几天腿沉身子沉，起身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看这架势是准备跟酒鬼走了！听了这话，听了一个身患重疾的长辈对自己命运的判断，我更不知如何回应了。他肯定比我更了解自己，了解命运在身体里对他的警示。我说：伯，你别多想，放轻松……。我说不出更多安慰的词汇了，我只想快点逃走。不一会儿，他该拐弯回家，我该坐班车返城了。离别缓解了尴尬，掩饰了我表里如一的慌乱。我在这恼人的慌乱里清醒着，想着义长伯说话时表情，心里憋得难受。而数九天刚过了半，我就不得不再次返乡。义长伯死了，他预言了自己，跟着酒鬼弟弟走了。上一次离别既是永别，这一次回来作最后的告别。

      义长伯跟我同族，爷爷的爷爷是亲兄弟，如今虽分了支脉，可血液里终归是亲人。婚丧嫁娶，各家都要出人出力，以示本族团结兴旺，福祸与共。逢年过节，晚辈后生都要拜望族里长者，传承孝悌。因此，两家虽分住村子南北，却也常来常往。
       对义长伯最初的印象是在大年夜。彼时，父亲已经离世，母亲被迫外出谋生养家，我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对外界的言语日渐稀少，内心对周遭的怀疑和敌意日渐增长。虽稍稍察觉生活里细微的变化，但远还不能体会其中艰难，也就无法体会母亲虽不能在旁却深重的爱意。我把自己当初无人心疼的孤儿，自己心疼自己，自己建立起一个无人能懂的小小世界。爷爷奶奶虽疼我，但毕竟已年迈，有限的体力精力在应付琐碎的农事家事之余，留给我这个孙子的，更加有限。他们之外，别人各有忙碌，各有心思，我又孤冷倔强，与众人彼此难有好感，这更加深了我对旁人的不信任感和敌意。
      大年夜的晚上是个例外，这晚，再苦难的孩子也会忘记了常日里的烦恼，何况这一日，还多少会收到别人慷慨给予的压岁钱，在当时，这不多的钱对于大人小孩都不能小视。我给爷爷奶奶磕完头，照例得到三五角崭新的毛票，紧握在手里便开始为它们展开规划用途。一边醒着做美梦，一边等着族里的叔伯们来给爷爷奶奶拜年。不多会儿，喧闹声脚步声从狭长的门洞里传来，叔伯们的身影依次探进幽深的窑洞。寒暄过了，年拜过了，临走时，每人给站于一旁的我塞点压岁钱，偶尔说句心疼可怜的话，就一齐出门奔向别处了。我只是羞怯地站着，拼命压制住金钱给我带来的兴奋，同时又默然地把原先的那个美梦做的更大更美了。我自然也留意着别人给我的钱数，五毛的票子居多，偶尔见到一块的，一块钱够买一斤瓜子，一次买一两，能买十次。当两张一块钱的票子递到我的手里时，我几乎是发抖的，兴奋得几乎要哭出来。那就是义长伯给我的。我看着他，打量着他。义长伯中等个，脸白净，笑的时候也让人心暖，别人大都穿自己做的粗布衣服，他穿着买来的成衣，带个鸭舌帽，颇有些干部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块钱的原由，我觉得义长伯对我的关心似乎也比别人多了几倍，觉得他那暖人的笑容好像专门是给自己的一样，对他的好感也就忽地浓厚起来了。自此，义长伯在我眼里就成了不一样的人，成了汹涌的敌意里一股难得的暖流。后来听人说义长伯真是干部，在县城上班，是吃商品粮的人，心里对他又多了一份崇拜。一直多年，在那孔幽深的窑洞里，每逢大年夜，我总能收到义长伯多于他人的压岁钱。他偶尔的几句嘘寒问暖，伸手在我头上身上的轻轻触摸，都能让我坚硬的心柔软起来。即使窑洞成了历史，我也不再对压岁钱那么感兴趣，可我对义长伯的好感从来没有减少过，在我眼里，他一直是要比别人可爱可亲的。
       义长伯的家在小学后面，我们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家门前。在一片土坯房中间，他们家齐整的一砖到顶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连同他们家的大铁门，在周遭的木门中间，都显示着这个家的好光景。放学的时候，我们朝北的学生排成一队回家，每次走到义长伯家门口，我都伸长脖子朝门内张望，看看义长伯是否在家。有时碰巧他休息在家，我们路过时，他正好在门前与邻人闲聊。看着我们这小学生队伍经过了，看见我了，嗓门故意高起来，给周围人说着：这么多娃里头，我看最我侄儿灵醒，将来准是考大学的料。边说边拿他笑着的眼睛瞟着我，眼神里有自豪有鼓励也有期许。被他这么一说，周围人都将目光焦距在我身上，话题也在我身上展开，照例跟着夸赞两句。这样的场面里，我既羞愧又兴奋，快快走过之后，独自在这样的夸赞里安慰自己，仿佛真的看到了自己不一样的将来，那种预言成真的快感很是受用。后来每次经过，只要碰见义长伯，他都要扯开嗓子在人堆里把我夸上一番，那时我功课尚好，自以为那里面也有义长伯的一份功劳了！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一个失亲的孩子是多么需要鼓励和关爱，即使这些鼓励和关爱是处于客气客套，它的功效也远远超过了本身的意义。
      每逢红白喜事，族人齐聚，义长伯自然也得回来。他年长，又是公家的人，自然也就比别人多几分威信，别人也多听他几句。虽然管事的总管照例有人担当，义长伯每次也落得个副总管的差事。他这个副总管，不需要总管那样事无巨细的操心，也不需要像年轻后生一样出力气，最多的工作就是招呼别人。远处的客人来了，招呼烟和茶，安排休息处，饭席上安排位置。门前的火堆旁，招呼等待上席的村人，尤其是老者长者，礼数不能落下。还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规矩顺序，他和几个主事的也要协商安排。于是，我总能看见走出走进，迎来送往，屋里院内忙个不停，说个不停，可也总是乐呵呵的。对待比他年长的，他客气认真。对待后生娃娃，他亲近无间。后来，我知道“儒雅”这个词，就想到了义长伯，他就是我眼里的“儒雅”。
      义长伯有一儿一女，为了儿子有一个好的将来，他想办法把儿子也弄成了“商品粮”户口，以后好接他的班，端公家饭碗。如此，将来是安排好了，可眼前的现实又陡然严肃起来。
      他们一家四口人，两个人都是“商品粮”，有了城里人的身份，农村人的身份就没有了，个人头上应有的那份庄稼地也就没有了。我们村本来人多地少，人均不足二亩地，又低处渭北丘陵，无法灌溉，年年靠天吃饭，收成自然也少了保证。就算人人有地的话，碰见老天反复无常，也有吃不饱饿肚子的时候，何况地还分贫地富地三六九等。
      义长伯虽然每月有工资，可也得应付生活，得细水长流。为了省钱，他常常舍不得买粮票吃大灶，多数时候从家里带面过去对付着做饭吃。自从儿子办成了“商品粮”，家里地又少了一份，收入却并未增加，吃饭问题就出现了。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搅得义长伯寝食难安，让他这样一个所谓的公家人如坐针毡。在家的时候，他绞尽脑汁想办法，可能想出什么办法，天上又掉不下来地也掉不下来粮食。他一个人没事，出了村，顺着村南边的干沟溜达。忽然有一天，天上真得就掉下来一块地，砸在他头上了。那是在村界处，干沟半中间，离沟上的平地约丈半距离，一块不规则的斜坡，并不太陡，约莫有两亩地的样子。这是未开垦的无主地，谁花力气就归谁。义长伯有力气，他缺的是地，说干就干。
      说它是一块地，是对的，说它是一块庄稼地，可就差远了。真正等义长伯一家人想征服这块地的时候，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地里的石头简直像是专门种下去的，刨出来一筐又一筐，用掘地三尺形容也毫不夸张。差不多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石头总算差不多清完了。接下来就是平地，斜坡存不住水，得整平才行。于是，又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地差不多平好了。接着，又拉了十几车土肥倒在了地里，又拉了几车水浇在了地里，地离得远，路又不好，多少趟下来，汗水不知流了多少。这样一个程序下来，小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地看上去有庄稼地的样子了。义长伯看着这块地，也明白它无人问津的原因了。在别人眼里，开垦这块地得不偿失，代价太大，可义长伯顾不了那么多，他太需要一块地了。
      第一年，种下去的是玉米，尽管精心照料，可当别人家的玉米长到一人高时，那块地里的玉米还不及膝盖。最后，人家掰玉米棒子的时候，那块地里的玉米依旧一副侏儒样子。地太贫了，上的那些肥都让地吸净了。这是义长伯料想到的结果。虽然失落，但他不气馁。第二年，又一番施肥浇水，且比第一年更加大力度。种了点谷子，到了收获的时候，谷杆虽然不及人家的高壮，谷穗也不及人家的肥大，可毕竟差得不算太远了，有收成了。一家人都憧憬着来年，来年墒情更好了，收成自然也会更好，这块曾经的荒坡也将成为真正的庄稼地了！
      第三年，义长伯在那块地里种下了小麦，当小麦已经孕穗的时候，村长找他来了。说国家出了新政策，不能自己有私地，私地统统都得收回国家所有。村长走了，义长伯独自来到那块地里，看着绿油油的麦苗，一直呆到天黑透了才回家。一家人都不说话，都在等义长伯想办法。这回，义长伯想不出办法，国家政策的事情，他能对着干吗？何况他还是公家的人！于是，那一块地，如同一块肉一样，从义长伯身上被割走了，他没能看见那一茬地里金黄的景象。
      一块得而复失的地，带走了义长伯原有的一部分笑容和言语。好在上天并未再做刁难，其后的多少年，除了有一年遭了旱土地裂了嘴巴之外，其余的年份大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地多的人家都攒了不少余粮，地少的人家也都不至于为肚子发愁。
      不管怎样，因了身份的不同，村人眼里的义长伯是高人一等的。在祖辈都俯身于土地劳作的他们看来，这个身份是可以代代相传的“桂冠”，使后代最终挣脱土地的束缚，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如同农民的儿女大都是农民一样，城里人的儿女自然也是城里人，区别就在那神圣的“户口”上面。义长伯把这个神圣的“桂冠”已经传给了他的儿子，在村人看来，不久的将来，他们就能完成旁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华丽蜕变。义长伯也这么想。年幼的我也这么想。在当时的我看来，义长伯与这个村子的这份牵连迟早要被砍断，他们一家早晚将彻底告别土地，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我的想象里，义长伯所干的工作，所工作的场所，是远离了尘土风雨，干净体面，受人尊敬，而己所自豪的。
      义长伯在县城工作，具体什么单位我无从知晓。县城离吾乡并不算远，二十多里地，翻一架沟就到了。可这架又大又深的沟仿若天堑，生生地将众人隔离在了繁华之外。大人们一年里最多也就去一两趟，小孩几年也不一定有机会踏出乡土，多少人一辈子也只是门前地里辗转一生。一个并不算遥远的县城，就这样遥远起来，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
      有一年，我竟然有机会去往百公里外的西安。那时虽有亲戚在西安，可西安的缥缈不亚于北京天安门，做梦也未敢奢望，何况年幼的我们以为村子就是全世界，书里广播里得到的那些信息与我们千里万里，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们偶尔做梦，梦醒了，还是更关心眼前的方寸生活。
      将醒未醒中，我随母亲坐着一辆拖拉机前往县城，在铺着麦草的车厢里，我强忍着满心激动，丝毫未感觉到被拖拉机的强烈震动而致麻木的身体，只是觉得幸福的不真实，可幸福千真万确的来了，更觉不真实，仿佛幸福会随时梦醒而逝，因此，一路上窃喜着也忐忑着，矛盾的情绪纠缠着我，是我幼小的心里生出丝丝莫名的快感。
      到了县城，车站里买了票，在车站的大院子里等着发车的时候，我还是梦游一般，只是机械地跟着母亲。母亲说义长伯就在车站上班呢。听了后，我想象又从原先的虚幻里游离到另一片海洋。我想着义长伯穿着洁白的的确良衬衣，穿着烫的笔挺的裤子，黑亮亮的皮鞋，笑容满面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嘘寒问暖，好不关心。
      等了半天，还不见发车。询问站里的工作人员，说是车坏了正在修理，说时指了指不远处挨着墙停着的一辆班车。那辆车不旧也不新，却被我看出了崭新的神采。几个人在车旁车下忙着修理，穿着深蓝色工装已经被机油污垢染成了发硬的黑色，他们的脸和手也把原先的色彩献身给了工作，和身上工装保持一致。出于无聊也出于好奇，我壮胆走近了修理现场。看着那几个满身污黑的修理工，我心里不由得可怜着他们，觉得还不如种地体面自在，尤其是车身下面趟着的那个，虽看不见面目，可看见他局促难受的样子，我比他还难受。
      过了会儿，车修好了，车底的工人出来了，整理了衣服，抬起了头。我定睛看了看他，他也直直地看着我。虽然他脸黑了花了，浑身无一处干净处，可我还是立刻认出了他。他不是旁人，正是义长伯。
      我们认出了彼此，也觉察到了彼此的尴尬，想躲不能，沉默了片刻，话被迫才从嗓子里挤了出来。母亲这时也过来了，认出了义长伯，多了一个人，多了些客套话，尴尬被冲淡了，可并没有被遗忘。
      我站于一旁，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我失重其中，半天不能落地。后来上了车，母亲跟义长伯挥手作别，我还是傻愣着不知所措，忘了礼数，母亲少不了责备我少教养。我听着忘着，全然不在乎周围的一切。一路上，我想着义长伯，想着我想象中的他的城里人生活，想着前一刻我见证的他生活的真相，明白我一直相信的都不是真的，而真的我竟然不敢相信。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知道该对谁说这忽然间的巨大落差，它把我的世界砸碎了。
      其实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义长伯还是原来的义长伯，一直都没有变过。我还是原来的我，也没有变过。那些变了的，悄然无息，谁也没察觉到。下了车，到了西安，我来到另一个世界，立刻把原来的世界忘干净了，只顾着贪婪地咀嚼眼前的新奇，任由两个世界强烈的碰撞把自己晕眩。
      从西安回来，回到了自己真实的世界，短暂的回味过后，就继续原有的轨迹了。我见了义长伯，照例有难以名状地亲切感。放学路上他见了我，照例一阵猛夸。可是，我分明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和从前不一样了，像瓷器身上一条细微的裂缝，远处看不出什么，可毕竟不完整了！
      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变化发生了，“商品粮”这个词犹如书中枯叶，再也无人问津了，往日里它所带来的那金光灿灿的“桂冠”也早已不复存在了。义长伯没能完成梦想中家庭的蜕变，他的后代依然把根须缠绕在农村。他退休后，回到村子里，领着一份不多不少的工资，和周围的村人并无二致。周围的房子一家比一家高了亮堂了，他家依然是原来的一砖到顶，大黑铁门，只是不可避免地被岁月做旧斑驳了！
      他还是笑意挂在脸上，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也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上了年龄的人都知道，义长伯当过干部，现在虽然回来种了地，可是国家给发这工资。这份工资自然也是义长伯的一份骄傲，延续着他内心的一份梦想，虽然活着时没能实现，可死后，在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梦想是不灭的。
      义长伯这一辈子，像个城里人，也像个农村人，谁也不知道他更愿意哪个身份。他把这个秘密彻底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