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戏楼（《江南》“眼底沧桑”专栏2015年第五期）

      黄芪、党参、当归、蜈蚣、柴胡、首乌、鹿茸……
      亳州药材市场，中国四大药市之首，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基地。据统计，这个市场日购销药材重量不少于6000吨，而经营品种则多达2600余种——《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已被誉为集大成。
      从海洋到戈壁，从山林到草原，所有经纬度的水土精华聚于一城。元气充沛。这应该已是世间最强大的中药能量场。置身于2600种药材混合而成的浓郁药气中，我的思绪开始恍惚，甚至连走路都变得有些小心翼翼。因为我知道自己陷入了最严密的包围圈：对于药材，任何一具人体都是有待攻克的城堡，而我的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甚至于每一个毛孔，此刻都已经彻底暴露。
      在这人声鼎沸的闹市，我竟然感受到了一股凛冽的杀气。

      事实上，我正是为了凭吊一场著名的杀戮而来到亳州的。
那场杀戮发生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受害者，此刻正昂然立于市场门前的广场中央，拈花微笑，以石像的形式。
华佗。这个药材市场追认的始祖，亳州人引以为豪的乡贤，天底下所有医患共同膜拜的殿堂级偶像。
       已经遗失了准确的时间，正如华佗在这个世上的享年，根据有限的资料推断，最晚不迟于公元208年，亳州人华佗，在许昌监狱被折磨致死。
      杀死他的人，竟然也是一位亳州人，他真正意义上的同乡，曹操。属于他的那尊石像被竖立在火车站广场——看起来似乎用的是同一种石材，甚至很可能属于同一脉山矿。在我们的时代，这对冤家的直线距离，其实只有几千米。
      方圆百里之内，要同时出现两个如曹操、华佗这样级别的人物并不容易。种种迹象也表明，曹操还是比较看重桑梓情分的，曹氏集团核心成员，如曹仁、许诸、夏侯渊等等，有相当大一部份便是他带出的乡党。
但他为何独独容不得一个华佗？

      关于华佗之死，《后汉书》与《三国志》的记叙基本一致。说曹操苦于头风（一种经久难愈的头部疼痛性疾病），听闻华佗医名，便招致许昌帐下，随时应诊；时间久了，华佗难免思乡，便寻了个借口回亳州探亲；到家之后，又以妻病为名，多次延期不返；曹操三番五次写信催他回来，又通知地方官安排遣送，但华佗还是推三阻四不上路。曹操大怒，派人去查看：如果其妻患病属实，赐粮给假；但若存心欺骗，立即逮捕。于是华佗撒谎事发，被押解入狱；审讯验实后，曹操下令将华佗处死于许昌狱中。
      虽然前因后果已经叙述得清清楚楚，但人们还是很难接受，真相竟会如此简单。毕竟，消极怠工的过失可大可小，但曹操却因此对一代名医痛下杀手，似乎确实有些小题大做。于是，对于这段文字，历代多有加以深刻解读者。有人说是华佗心系天下苍生，不愿只为曹操一人所用，因此触怒曹操；有人说曹操杀华佗其实是一出政治秀，借这颗已经被神话的脑袋杀鸡儆猴，以整肃军纪；还有人猜测，华佗心怀汉室，不满曹操跋扈，并且看出其谋篡之心，便想借着所谓“开颅疗疾”的手术行刺，结果反被曹操看穿；甚至还有人说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功名心切，因此故意不给曹操根治头风，以此要挟，讨要官爵，最终害了自身。
      争论至今未休。不过，我翻看这桩发生于两个同乡之间的陈年公案时，想得最多的，却是当时的一个小人物。
      这是史籍收载的数十条华佗医案之一。军吏李成为咳嗽所苦，日夜无法入睡，还不时吐血。后来，他遇到了华佗。华佗用两钱药粉治好了他，并另外给了他两钱，说十八年后，此疾还会发作，到时吃了就会彻底痊愈，否则再无药可救，只能等死。李成因此将此药粉视为至宝，妥善保管；但五六年后，他有个亲戚也得了相同的病，上门索讨此药，李成不忍见死不救，便给了他。随即，他特意赶到亳州，想找华佗为自己重新配制，但是刚好遇到华佗被曹操收监，担心给他添乱，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后十八岁，成病竟发，无药可服，以至于死。”（《三国志•华佗传》）
      曹华二人的恩怨是非，其实并不重要。无论囚车因何而来，反正曹操终结的，绝不止华佗一个人的生命。华佗系狱、等待判决的时候，曹操的心腹谋士荀彧，便因此专门为其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人命所悬，应该包涵他一点。”曹操的回答是：“何必担心，天下难道还少得了这些鼠辈吗？”
       处决前夜，华佗取出一卷医书，说这是他的毕生所学，可以救活很多人，想把它交给狱吏，以传给世人。但狱吏怕触犯曹操的法令，竟然不敢接受。
      长叹一声。华佗取过油灯，将那卷书放在了火上。
     《青囊经》就此失传。

      如果以物种丰富性来看，这座城市很可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在药材市场，作为一个曾经在医药行中混过十多年的前药师，我比普通人更能感觉到这种丰富性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因为我知道，每一味药与人体之间，都连接着多条隐形的线；而药与药之间，更是根须缠绕彼此纠结：
      无数线条交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巨网，将所有人覆盖其中，如同提线木偶，又如蜘蛛的猎物。我毫不怀疑，这张网已经包涵了人类健康史上全部最复杂的公式，甚至还可能会有上帝造人的最初设计图。
      终极的秘密必然受到最严格的保护：《周易》六爻八卦的变化已是无穷无尽，数千种中药的组合，更是令最先进的计算机也只能望网兴叹。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千金方》……每一部典籍都是解读这张巨网的宝贵钥匙。神兵利器，鬼神所忌。随着《青囊经》化为灰烬，某段已然清晰的线头重又纠结如麻——
      “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后汉书•华佗传》）
       世间药材尽已在此，可又有谁，能为我再调配一剂麻沸散？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再次发作。当有人提起华佗时，他还是强忍头痛，坚持自己的决定：“华佗确实能治好。但这小人养病自重，即使我不杀他，他也永远不会替我断了病根！”
      不久，曹操的小儿子，年仅十三岁的曹冲病重，群医束手无策，曹操潸然泪下，终于哀叹：“我后悔杀了华佗啊，如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死去！”
      那一年，曹操五十四岁，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暮年。

      曹冲聪慧过人，“曹冲称象”的机智至今令人拍案叫绝，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本打算传位予他——
      一个王朝的轨迹，竟然因为一个医生任性的谎言而改写。将错就错，抑或命中注定，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踉踉跄跄一路走来，转瞬已是千年。
      这一千八百年间，黄淮多次泛滥，亳州一带也一再遭到冲刷。古城的记忆在周而复始的刷洗中逐渐淡化。云淡风轻之时，回看来路，恍如隔世。
      如今的亳州，无论曹（包括曹操的本姓夏侯），还是华，都已不是大姓。而淤泥与河水，更是抹去了曹操或者华佗曾经留下的所有痕迹。
      曹家的故居早已夷为平地，虽然有曹操公园，不过却是近年的新建筑；曹氏宗族墓群陆续被发现，但曹操本人的墓葬依然还是千古迷案。倒是华佗，在城西还留有一座华祖庵（以庵为名，是因为历代主持都是尼僧，这在全国难以计数的华佗庙宇中也属特例）。
      庙小而神微。庵堂并不大，屋宇亦不高古，除去当代增建部分，主体建筑只如寻常人家院落，灰暗，简朴，可以想见多年以来的低调与冷落。当然，我也知道，无论如何，这座小小的庵堂，已经是世界上距离华佗最近的纪念地了。
      有说唐，有说宋，亳州最初为华佗修建庙宇的具体年代已经无法考证，现存华祖庵则为清乾隆辛巳年（公元1761年）重修。1761，文物铭碑上的年份令我联想起了相距不远的另一座建筑，因为它的落成基本也在同一时间。
      那座建筑也保存到了今天，如今已成为亳州最著名的景点。与它一比较，华祖庵显得愈发寒酸，甚至敷衍。
城北的花戏楼。

      必须承认，亳州，这座位于安徽省西北角、与河南交界的城市，字形并不好认。我还听过某个省级电视台的主持人，毫不迟疑地将其读为“毫州”。而当地普遍强调入声的短促口音，更是令这座古城的自我介绍在自说自话口齿不清之外，平添了几分委屈和着急。
      “亳”，“毫”。一笔之差，谬以千里。事实上，作为商汤时的都城，“亳”字来头极大，以时间算，甚至堪称中国历代古都之首。也因为过于久远，亳都的迁徙也成了一个口水横飞的论题，当年王国维便曾对此进行过精深的考证。
      我并无意追溯到那个混沌的年代。不过，当我见到花戏楼的一刹那，竟然隐约闻到了某种来自远古，蛮荒的气息。
      更确切说，一个“亳”字从源头穿越时空而来，瞬间在我眼前站立。
      甲骨文中，“亳”字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上为高大的房舍，其下为树杈状物，即极易与“毛”混淆的“乇”，通常被诠释为杂乱的野草灌木。
      据考，夏商之时，黄淮一带为古泽国，水草丛生，加之黄河不时泛滥，故而人民只能择高而居。高处筑屋，远观即成“亳”形，这便是地名由来。殷商于此建都之后，“亳”的上半部分，即城中最高大的建筑，亦被赋予象征意义，成为了祭祖祈神、占卜祷祝的圣地。
      而对于今天的亳州城，花戏楼，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着同样的性质。

      毕竟地处中原，亳州人朴实，“花戏楼”，无一字虚，的的确确是一座登台唱戏的戏楼。因为戏楼通体极尽装饰，砖雕木雕泥塑彩绘俱是细致入微，甚至连人物须发、牛马鬃毛、水族鳞甲都一毫不乱，整体看来玲珑剔透、花团锦簇，因此被冠以“花”名。
      不过，虽然是戏楼，它最重要的观众却不是任何一个人。它的建造，首先是为了娱乐一尊神灵。重枣脸，丹凤眼，卧蚕眉，七尺美髯。关圣帝君，这位在明清两朝信仰达到鼎盛的神祗，正一手捋须，一手揽卷，巍然端坐于戏楼正对面。
      先有关圣像，再有花戏楼。所谓花戏楼，只不过是一个精心点缀的配套设施。它所属的建筑群，有一个正式名称：“山陕会馆”，亳州人也称之为“大关帝庙”。晋商好面子，以身为关圣乡党为傲，生意做到哪里，关帝庙便修到哪里；加之财力雄厚，动辄大手笔，如花戏楼前的那对铁旗杆，每根高十六米，重达十五吨，可见当初一 掷千金的气派，亦可想象此庙的豪华。
      旗杆已是锈迹斑斑。鼓点远去，戏散楼空。然而，但我徜徉于戏楼与关庙之间的天井，仔细在檐柱藻井处观赏雕缕彩绘之时，另一种苍凉却在步步逼近。
      “三英战吕布”、“千里走单骑”、“三气周瑜”、“长坂坡”、“空城计”……戏楼雕饰，最多的便是三国戏，与我在别处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我骤然记起，这里，却是曹操的老家！
      休说恩怨可以一笑了之。江苏丹阳有个吕城镇，最初乃吕蒙所筑，便历代不建关庙；河北不少地方，也有类似习俗：在离祭祀颜良的庙宇十五里之内，严禁拜关羽。关羽与曹操，虽然谈不到与吕颜那样结有势不两立的生死冤仇，甚至曾经有过一段温情脉脉的交往，但毕竟属于敌对阵营，曹操还一度被关羽逼得想迁都以避锋芒。无论怎么解释，关帝庙建到亳州，已经属于带有挑衅意味的踢馆行为。况且，这群山西人，还绝不顾及亳人的面子，用尽手段雕绘刘关张的英武、曹操的狼狈：“割须弃袍”、“击鼓骂曹”、“火烧赤壁”、“华容道”——
      可叹的是，亳人却丝毫不以为忤。此庙一经落成，便哄动全城，进香的、观戏的、游览的蜂拥辐辏，成为亳州第一热闹所在，如《山陕会馆乾隆四十一年碑记》所云：“关帝庙内极雕缕藻绘之工，游市廛者每瞻不能去。”
      游方郎中赶跑了坐堂医。一幢外来的戏楼照亮了这座古老的城池。上半个“亳”字已被不动声色地替换。一代枭雄，黯然沦陷于自己的故乡。
      最后的阵地已失，普天之下，已再也寻不出一座属于曹操的庙宇，还不如华佗的那间小小庵堂，木鱼声中，草木暗暗舒展，直到长成属于自己的寒热温凉、酸辛苦甘。

      令我见到花戏楼而想起“亳”字的，还有亳州的底层。更确切说，是亳州的地下。
      火车站、行政中心、电影院，肯德基、麦当劳、大润发。作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地级市，亳州的街道与其他皖北城市大同小异，并没有太明显的地方特色。然而，奇迹就隐藏在这司空见惯的车水马龙之下。
      踏上那条往下的石阶，我第一反应就像哈里•波特第一次从伦敦闹市区来到转角巷，似乎还能听见魔杖敲击墙面发出的砖块翻滚的声音。
      人民路，在随便那座城市都应该是市中心。石阶入口居然是亳州市人民路上的一间商铺，外墙新贴的瓷砖光洁闪亮。一墙之隔，是间生意红火的眼镜店，门口一对巨大的音箱正开足马力，循环播放着广场舞曲。
石阶一直往深处延伸。数十级之后，我已经闯入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工程。
      单行道、平行双道、上下两层道、立体交叉道；猫耳洞、障碍券、障碍墙、陷阱、绊腿板、通气孔、指挥室。借助幽暗的灯光，弯腰低头，背负着整座城市，在狭窄的通道中小心穿行。市井喧嚣早已彻底隔绝，能听到的，只剩下了自己带有回音的急促呼吸。空气沉滞而潮湿，眼镜的镜片渐渐蒙上一层水雾。空间逼仄，手臂不时会触碰墙壁，冰冷，粘腻，忍不住会想象成某种动物蜕下的甲壳。
      这是一条颇具规模的军用地道。亳州向为皖西北军事重镇，有中州门户、徐兖咽喉之称，兵家所必争，历代也在此发生过无数恶战大战。且地处旷野，平坦无险，除了加固城墙以为屏障，挖凿地道也是重要守城方式。            

     《三国志》亦载，地道战实为当时攻打城池、防护阵地的流行手段，袁绍曹操都是个中高手。亳州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曹操起事之初，兵微将寡，但他为了吓住对手，便在亳州城下挖了一条地道，每晚将士兵送出城外，次日再大张旗鼓进城，制造出一个曹家军源源不断增援的假相，直至对手心虚，不战而逃。
       对于现代人，这种鼹鼠般的行军方式并不轻松。方向感早已在第一个弯道处迷失，只能根据指示牌佝偻前行。终于，石阶开始蜿蜒向上。阳光重新当头洒下的一刹那，不由得长长吁了口气。

      这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地下大型军事设施。我所经行的，只是其中极短的一段。勘探工作至今仍在进行，但已探明部分便至少有八千多米，纵横交错互相通联，而且有多条秘道通往城外，未知终点。
      地道出口，竖有一块石碑。刻有曹操传世的惟一手迹，驻兵汉中时见褒水汹涌而书的“衮雪”二字。字体似篆似隶，行笔豪放洒脱，确有波涛澎湃之势。
      亳州人将这座深埋于城底的迷宫，称之为“曹操运兵道”。
      这是在花戏楼之外，亳州最重要的古迹。
      在我看来，这应该就是“亳”字的下半部分：只有花戏楼与运兵道合二为一，才真正能将一座亳州城书写得骨肉匀停功德圆满——
      大地深处的隐秘通道，不正是高台下面杂乱的灌木，那个极少被人认识、常与“毛”混淆的树杈状“乇”字吗？

       这个“乇”字充满了神秘。
      如此浩大的工程，竟然从未被登记在册，正史野史皆无收载，甚至历代地方志也只字不提；直到1969年，亳州开挖防空洞时才横空出世。而它的具体修建年代也难以说清，只知道从中出土的武器残片从汉末到唐宋，跨度长达一千多年，连文保碑上都只能含糊其辞地命名为“古地下道”。
      亳州经历过的战争实在太多。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看到的这条地道是否与曹操真正存在过联系。然而，它还是被赋予了曹操的名义。
      当然，这可以归结于一种对名人的攀附。毕竟当代对曹操的评价已经日趋客观，亳州人提起他时也已不再尴尬。但这个多少有些牵强的冠名，令我感觉到，对于曹操，无论乡党还是外人，潜意识中，还是习惯于将他归为阴暗的一类；就像这条被历史刻意隐瞒的地道，深藏于地底，看不穿首尾，见不得天日，腐臭、森冷、肮脏，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输送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
      金碧辉煌只属于关羽的花戏楼；“曹操运兵道”，区区五个字，却有如一段从天而降的符咒，重重地将曹操封印在了脚底。亳州的地上地下，虽然夯筑得浑然一体，但光明与黑暗，正义与诡诈，竟然隔绝得如此黑白分明。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
      无论怎么拔高，曹操首先还是一个兵家，一个以千万人的生命为筹码的残酷赌徒。舞台之上，青龙偃月刀可以尽情挥舞，但一把真正能杀人的凶器，无论世道如何变幻，都应该被谨慎收藏，甚至禁锢，绝不能轻易为外人所见。
      正如一条淤塞多年的地道霍然贯通，在已被掏空的亳州城底，我蓦然想到了一种曹操处死华佗的更合理诠释。

      这座有些低调的城市经常会令我联想起一种特殊的器具，药厨。一种以横竖多层抽屉组成的专用橱柜，所有中药房必不可少的配置。
      穿行于古地道时，我因此出现了这样荒诞的想法：通道的尽头，很可能就是千里之外某个药厨的某个抽屉——作为最大的药材基地，天下任何一只药厨，它都可以楔入自己隐蔽的据点。
      在离地面十多米处，我幻想着，通过无数遥相呼应的药厨，亳州不动声色地用粘稠的药汁攻城略地。

      在某种意义上，华佗其实也是一个兵家。
      “治身如治国、用药如用兵”。对于医者，撰写药方的过程充满了权谋与博弈，绝不亚于老谋深算的大将军排兵布阵。
      首先，他必须了解自己的每一位将士。在中医师眼里，每一味药材都有生命，都具有各自的鲜明性格，有七情六欲，懂喜怒哀乐。因此，很多中药被冠以“将军”、“盗贼”、“侠客”或者“君子”之类的名号。衡量一个中医师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他对于中药的理解。他应该与自己的药物建立起深厚感情，最好还能拥有几种亲密程度不亚于情人的私密品种。
      其次，一个合格的中医师在充分考虑到每一味药物秉性脾气的同时，还必须明了它们相互之间的恩怨纠缠：与人间社会一样，中药群体内部也充满了种种尊卑和争斗，情投意合的协同使用会功效百倍，势不两立的陡然接触则会两败俱伤；医家世代传承的“七情和合”、“十八反”、“十九畏”，更是直接以人类的情感来比喻药物的配伍。
      当足够多的药物被一一召募合理编伍之后，中医师手下就有了相当规模的待命士兵。根据病情需要，他可以随时组建起一支精悍的军队进入人体作战。这个过程同样需要高超的军事战术。比如，他必须在密如蛛网的血管经络中，选择最正确的行军路线；必须决定剿灭敌人的方式，是用汤液的水攻，艾熏拔罐的火攻，或者是直接狙击病灶的针灸；是速战速决，还是从长计议；是迎头痛击，还是围城打援；是重兵压境，还是诱敌深入；是除恶必尽，还是穷寇莫追……
      在医学的领域，华佗无疑用兵如神，而那卷《青囊经》，则完全可以被视作一部用医药术语写就的绝妙兵法。
      行走于亳州药材市场，我一直为《青囊经》而唏嘘不已。
      这本该是天底下最完备的军事基地。虽然看上去，大都只是一些树皮干果，草根石块，甚至还有动物的器官尸体，但我相信，只要念起经书中的咒语，它们立即会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抽枝发芽血肉丰满，迅速恢复活力，在我面前集结成军，随时听候命令，肝心脾肺、阴阳表里，指哪打哪，赴汤蹈火，决不退缩。
      一部被付之一炬，一部镇压于地底——
      无论黑白善恶，这两部凝结了当时人类最高智慧的兵书，都已永久失去。

      然而，这两部兵书却曾经零距离相遇。
      当那枚细如发丝的银针悬于曹操的头顶——
      目光彼此对视之际，作为被解除武装的一方，曹操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威胁，也有一种被彻底裸露的惶恐。华佗匪夷所思的医术，无疑很容易令他联想起那位神医扁鹊；传说中，他有一双能洞察一切的慧眼，甚至能看穿墙另一侧人的五脏六腑。
      无论是谁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疾。他不知道华佗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什么，但他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窥探，尤其是同样谙熟兵法者居高临下的目光；作为一个以诡道经营天下的阴谋家，他始终牢记老子的那句话：“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就像丛林中的狩猎者，他必须将自己的所有指标，呼吸、血压、体温，甚至心跳，都压制到最低限度；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才能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
      而这竭力掩饰的一切，却有可能瞬间在一枚银针之下原形毕露。
      正如窥破了曹操心机的杨修，华佗同样必须死去。

      华佗留给亳州的，只剩下了一套五禽戏。虎鹿熊猿鸟，纵跃腾挪之间，隐约还能看出所模仿动物的特点。
似虎非虎，似鹿非鹿。这套号称华佗亲传的保健体操，令我又疑惑起来，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过度解读了这场杀戮。
      如猿纵林，如鸟腾飞。五禽戏，是华佗假借鸟兽表达的对归回山林的美好憧憬吗——他迟迟不肯回到许昌，能不能理解为一种对自由遭受剥夺的本能抗拒？
      他与曹操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否可以定性为个体与组织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换个角度看，曹操的运兵道就像一只蛰伏于地下的巨型蜈蚣，以仰卧的姿势，牢牢攫抱住这座城池——每一株草木、每一座屋宇、每一个行人，其实都已经被触须暗中控制，无论是谁，企图逃离，便会遭到无情的绞杀。
      自由，个性，逃离。华佗会不会只是一只漫游的飞蛾，不小心落入了这座被劫持的城池？
      这个念头使我记起了学术界的某种说法。一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都有所记载，他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很有可能来自印度。
      史学大家陈寅恪也力主此说。他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华佗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源自印度药神阿伽佗；二，华佗的医案与后汉安世高翻译的《奈女耆域因缘经》所载神医耆域的医案基本雷同，“显为外来神话，附益于本国之史实也。”
      陈寅恪还进一步推论，不仅华佗其人有问题，即便是《三国志》中津津乐道的“曹冲称象”，也有全盘抄袭印度民间故事的嫌疑。
      大师不依不饶，甚至对曹操杀华佗也产生了质疑，因为这明显是那位印度神医耆域的亲身经历：“耆域亦以医暴君病，几为所杀。”
      麻沸散不一定可靠、《青囊经》不一定可靠、华佗不一定可靠、曹冲称象不一定可靠、曹操杀华佗也不一定可靠……
      多米诺骨牌连续坍塌。整座亳州城，除了似是而非的五禽戏，惟一可靠的，难道只有那座铁旗杆镇守的花戏楼？

      花戏楼上，舞台左右两扇小门，分别题有门额。一为“莫须有”，一为“想当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由这两扇门进出，再无别路。
      我忽然意识到，亳州一带，还是中国最著名的几位智者的故乡。出过老子，出过庄子，还有那位以酣睡悟道的陈抟老祖——
      难道，我的亳州之行，如庄周梦蝶，只是一场大梦？
      这世间，真的有过曹操与华佗这两个人吗？
      真的存在亳州这么一座城池吗？
      恍惚间，檀板轻敲。戏楼后台，隐约响起了橐橐的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