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者

赤者，易怒。大怒导致肝气上逆，血随气而上溢，故伤肝。

　　                                1、
　　我从声音中听出了盲目和急迫。砸门的声音持续传来，从一扇门转移到另外一扇门。我犹豫不决，还是打开屋门，探出半个身子来张望。我见到男人大汗淋漓，额头上青筋暴露，无头苍蝇似的，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四处乱撞。他看见我，海浪一样扑过来。
　　医院来了一个投诉者。行政办公区只有我一个人。这半年来，他是第一个投诉者，也是我工作以来接待的第一个投诉者。我有些惴惴不安。一个入侵者打破了周末的沉静。防守，或者对抗，是我的选择。似乎从一开始，我就站在了对决的劣势处。
　　我退后一步，礼貌地问他有什么事情。想到不久前卫生局组织过解决医疗纠纷的培训会，或许学以致用的机会到了。我告诉自己，要沉稳，要以理服人。我心里想着，要顺利打发他离开。乡镇卫生院里慢性病患者居多，平日很少遇到医疗纠纷，无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服务态度不好，仅此而已。
　　“你能不能做主？”他厉声问我。
　　“可以吧。”我谨慎地回答。
　　“我要投诉你们这家烂医院！”他说“烂”的时候很用力，像是搬起一块大石头，要砸破药房收费处的玻璃。玻璃后面的大夫告诉他，要投诉就来办公室。
　　我看到男人剧烈地喘息，眉毛降低，鼻孔张大，嘴唇变薄，仿佛随时会昏厥过去。我瞬间做出判断，他正在生气。此外，他还要说一些刻薄话，声音会又大又刺耳。被观察对象或许会有过激的举动，但这种活动是无意识的。
　　我连忙说好，坐下身子，从抽屉里取出记录本。我拿出记录本之后，又慢吞吞地拿出笔，在白纸上划了划，保证书写流畅。男人站立着，胸腔起伏，每一次膨胀都令人紧张。
　　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我或许应该再周到一些。我放下记录本，字正腔圆地说：“您请坐。”
　　“我要投诉！”男人再次强调，嘴巴和颧骨上扬。
　　“喝点茶水吧。”我转身去文件柜翻找一次性的纸杯，取来暖壶和旧茶叶。
　　“少来这套。”男人说道。之后，他开始间歇说粗口。我让他喝口水不要生气。
　　我乖乖坐下来进行笔录。日期，投诉人，记录人，事件经过，逐项填写。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个阿婆拿着儿媳的医保卡，为摔伤的儿媳开点药。药房的医务人员强硬地拒绝了她，要求伤者本人必须亲自到医院来。得知母亲传回的消息，男人收拾行装，拒绝了搭车，一路小跑颠簸，背着妻子从村子里到卫生院。我看到他微胖的身体，想到他在为难自己。他用自我惩罚的方式给愤怒加压，并希望我给予愤怒以出口。
　　从生物学研究，愤怒是一种恐吓。我发觉，越是强壮的男人越容易生气，越容易陷入斗争，越容易感觉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与他恰恰相反，我是个害怕争端的人。
　　男人说：“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们好过。”
　　男人还说：“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处理结果。不把他开除，我绝不离开。”
　　我说：“我只能负责向上传达，调查之后，处理结果会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反馈。”
　　男人端起茶水，低眉看了我一眼，但没有喝，又放下手中的杯子，抿了抿干燥的嘴唇。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看到处理结果。找你们院长过来！”
　　我突然发觉，并不是所有人的愤怒都那么容易平息。甚至这样的愤怒，开始透露出一些蛮横和不讲理。我告诉自己，永远都不要表态。因为表态意味着据理力争，或者低头道歉。
　　于是，整个上午都这样僵持着。我时而游离，想着对策。男人咒骂抨击，气势上咄咄逼人。我笑脸推诿，内心懊恼焦躁。我要支撑不住了。男人的愤怒简直是一种威胁。或者说，愤怒从一方面让他变得更加强壮。
　　最后，我无奈找了药房的男孩子和他解释。换句话说，我需要他的道歉。让同事低头认错，仿佛是我的软弱。同事终于低下头，说了声对不起。这句道歉像是解开绳结，愤怒的气球瞬间干瘪。没有愤怒支撑，皮囊渐渐松懈，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男人说话的声音开始变小。他胜利了，但是他胜利的姿态并不饱满。
　　男人离开的背影萎顿缓慢。我把纸杯扔进垃圾桶。
　　
　　                                2、
　　年前某个清晨，墙壁上传来一阵电钻的声音。电钻的声音在游走，声源飘忽不定，着实有些恼人。或许是隔壁又换了新邻居，在组装家具。小区里的住户流动性很大。从入住开始，这样的电钻声就时而响起。
　　下午，我听到一阵敲门声。我几乎从来没有遇见过到访者，敲门的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公寓式住宅，一层楼一条幽深的廊道，十几个住户之间几乎全然陌生。男人手里盘着一串菩提子。一看就是标准的北京人，能言善道，说话熨帖亲切，像刚出锅的烧饼，带着一团热乎气。男人表明身份，说道：“楼顶上今晨装了移动公司的基站和信号收发装置。”
　　电钻声得到了完美解释。但是我还是有些困惑。男人继续解释道：“基站是有辐射的。我和移动公司的朋友打听过，这玩意儿死红细胞，掉头发，对孕妇和婴儿的伤害尤为严重。上周我家刚生了宝宝。”我看到对门的唐姐也在一边，新房装修时我们有过几面之缘。
　　唐姐说：“你我都是学医的，应该知道死红细胞的严重性。”
　　像是脑袋顶上悬起一把死神的镰刀，我忽然变得有些惶恐不安。
　　唐姐义愤填膺地打电话到物业，物业公司的小姑娘在不断激烈的质问下挂断电话。
　　加上我，有四个住户集合。唐姐说：“我们去物业！”我只是觉得应该做些什么，自然而然地加入到了声讨的队伍中。我是负责壮大声势的，我并不擅长骂架。
　　物业大厅中，男人说：“如果你们不拆除，我就到楼顶，把机器的线剪成一截一截的。”唐姐说：“不经过业主们同意，占用楼顶建设基站就是违法的。”
　　他们说话的时候，我站在他们身后。我虽然焦灼，但是我并不愤怒。物业承诺下周一必定拆除机器，并在此期间关掉电源。我轻信了这样的答案，并安心回到屋子。但是后来我知道，一墙之隔的屋顶上，机器依旧在日夜运转。看不见的敌人比洪水猛兽更可怕。无知也令人恐惧。我上网搜索信息，网上的相关信息混乱不堪，我无法判断几台机器是否真的会伤害我。
　　起初，我对于尽快解决这件事情还抱有希望。即使上班，也还记得每天打电话到物业咨询一下事情进展。然而，我终于在推诿中渐渐失去了耐心。那些嘴里面“很快解决”的事情，至始至终都没有得到解决。我爬上楼顶看到机器的指示灯闪烁，渐渐有些无力感。
　　我打电话给市长热线，我说：“我要投诉！”
　　或许我还没有到愤怒的程度，我总是相信事情会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投诉的受理原因为“辐射危害和污染”，接线员彬彬有礼，细心专业且周到。我能够听得出来，他不是第一次受理类似的投诉。三天内，我接到了环保部门的一通电话。
　　电话中，环保部门解释，所有的发射装置都是水平向外的，对楼内住户没有辐射。我问她是否在建设相关设施的时候需要对住户进行说明及公示。工作人员说，他们只负责审批工程。我问她是否有相关的检测数据报告？工作人员说刚刚搭建的设备，还没有相关的工程验收。我问她施工方相关手续是都合法齐全？工作人员说请上网站办事大厅进行申请，几个工作日内可以收到回复。我说我都知道了，原来你们什么都解决不了，但是谢谢。
　　其实这样的回复我是应该理解的。因为日常工作中，我不就秉持着相同的态度，做着同样的事情。我觉得我有理由产生一点愤怒。我的愤怒更像是懊恼，化成了一个小小的墓碑。一个沉默的墓碑。这种愤怒是因为我们缺乏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有时候，我们是被逼迫学会了野蛮，甚至用暴力解决问题。
　　或许我应该求助于淘宝。我还需要购买一个检测辐射的仪器。网上有人说，害怕辐射，搬家就可以了。当我不断忍受这样莫名的威胁，渐渐的我发现，我已经可以逆来顺受了。
　　每天在院子里抬起头，我都看到楼顶的机器，白白的，煞是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