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火车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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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火车
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厮守终生,毕竟是别样的姿态,异地而居或者去异地,则成为我们共生的属性和可能。川流的时间,变动不居的内心,迫使着单薄的肉体紧随而行。
业已记不清第一次离开坠地时所处的村庄的具体时间,这些都已模糊,想去重梳似乎不大可能。应该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小到还没学会走路,小到还是大人的玩具、累赘、幸福的时候,骑在他们的肩上,就开始去异地旅行。在不停袭来的慵困的间隙,偶尔会睁开眼睛,聚光于近处的草丛、树木、房屋、河流,也许那些事物并没有进入记忆,也没有激起兴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踏上了旅程。
亘古的河流是不会停止的,我们的旅程也是如此,除非我们永远的睡去了。接下来的任何发生,我们都必须承受。
在真正的长途旅行到来之前,像我这样的乡村少年,使用的工具极其简单,主要依靠的是瘦瘦的脚板,再复杂和高级一点,则是自行车。有赖于此类工具,我完成了对异地的最初的勘探:散布于四乡八邻的亲戚所在的村庄,更远一些的学校,还有我们小小的县城。它们自然分布在我的旅程中,并得到不断重复和循环,像血液一般围绕着我的生活。
十九岁以前,我的旅程是自足的,所踏入的空间地域不过方圆百里,往往是这样,从村庄出发,重复着同样的河流、山川以及矮矮的谷地。但在十九岁以后,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有关另一种旅程的风暴悄悄拉开了帷幕,去更遥远的异地乍现在眼前。
1992年,我独自踏上这一新鲜而又漫长的旅程。说是漫长,其实有点夸张,大学所在的城市位于家乡的北部,相距也只有千里。当时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除了公共汽车外,只有火车了,听别人说到,坐汽车的毛病很多,主要就是慢,需要十个小时,而且,本县还没有直通车,权衡之下,还是坐火车经济实惠。而即使是坐火车,我还需先搭乘汽车,经过四个小时的路程后再去换乘,其中的辛苦,直到后来的后来才有所体会。
在我们家乡,每当说到坐火车的时候,皆会使用“挤火车”这个词语,如果你使用了“坐”这个词,很多人都会匪夷所思。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大明白其中微妙的含义,等到后来经验的积聚增多,才最终明白“挤”的完整寓意。像我这样去异地求学的乡村少年,像他们那些以农民身份去异地打工的庞大一族,或者以普通旅客身份去外地的人们,几乎都要依靠“挤”才能攀爬到其实早已从贵族身份阵营中退却下来的火车车厢内。
求学,求学过程中的返乡,以及工作之后与故地的来去相往,这一切的一切,都和坚硬的火车车厢紧贴在一起,十几年下来,挤过的火车虽然有数,但其中的经验却是无数,每一次都有所不同,它们叠加在一起,成为胸中的块垒。
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使用过火车的卧铺车厢,即使在今天,条件已经大大改善的今天,它在我的现实中依然是遥远的天堂,有几次公派外地出差,虽然有这样的机会,但还是被我主动放弃了。整整四年的求学期间,“卧铺”的概念始终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展开,直到我工作之后,才第一次实现与这个词的遭遇,才触摸到火车这一熟悉事物身体之上延展出的另一种陌生,我有点莫名,也有点刺痛。
第一次见到火车这一钢铁大物是在信阳车站,时间是1992年的9月,当时的感觉茫然异常,只是随着巨大的人流涌入站台,听着由远而近的尖锐的汽笛、咔嗒作响的铁轨,然后就是它呼啸而来的身影。一个少年在钢铁长龙面前的手足无措,这是个极佳的艺术构思,但在现实中,它却一闪而过,象是蜻蜓的翅膀扇起的一波水纹。而怎样挤上去的记忆早已模糊,只有那些锋利的声音还残存在意识里。虽然是第一次与其见面,我想到的很少,欣赏到的则更少,在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我所想的和所做的,唯有怎样挤上去这一问题。
我始终不知道,一个人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将无知的岁月走过。对于我来说,整个四年,都被无知所散发出的特有的味道覆盖,其中的痴狂,又使这种岁月有了更大的曲折。四年中,当我在火车上,在狭窄的过道或者两节车厢的拼接地带,在各种身体味道混合而成的空气里,我所注意的只有我的同学们,还有那些陌生的妙龄女子,我的想象和车厢内人们的普遍表情一样,是逼仄的,到达不了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我虽然挤了四年的火车,但我还是不能够认识它,其中包括不知道卧铺的存在。
四年中间,在我们的旅程中,能够选择的只有两趟火车,分别是青岛—武昌、徐州—武汉的双向来回,横跨陇海线与京广线,皆是普快,草绿色的车皮,挂着一长列的普通车厢。一般而言,上车的过程都附带着大汗淋漓,更多时候是被后面的疯狂人群间接地推上车门,偶尔也会和其他同伴一道从车窗里钻进去,等到刚刚站定,便能闻见火车又一次的汽笛声。许多次我都以为自己根本上不了车,而结果总是鬼使神差,像是西区柯克侦探小说的结尾,所有的惊魂都将尘埃落定。于是,在无端的庆幸中开始寻找落脚点,除了座椅下方,四年的经历覆盖了车厢所能站立的一切地方。
迈过了那个四年之后,如今的我依然去挤火车,但也开始慢慢地认识火车,认识到一列火车正是底层中国的深刻缩影。从候车室的入口开始,那些奔跑的身影,慌乱的神色,挈妇将雏的紧闭的双手,一一在我的眼前展开,这样的旅程注定是一场阔大的逃难,几乎所有的标识都被人们抛下,各式各样的本性在入口到站台的短短路途上,在站台上人群的围聚里,在窄小的车厢门下,遍地绽开,求生的本能在本不关键的地方,大规模的运用了。姑娘们在爬车窗的时候,并不在乎她们的裙子是否高高卷起;先登上车门的小伙子则站在入口处大声叫着同伴的名字,伸出长手去接他们递过来的包裹,而下面人群的叫骂声如潮水般起伏,一个人离去了,另一个人接着占据紧要路口,重复同样的戏剧;某个不大的孩子开始啼哭,但很快被淹没;小偷则乘机在人群中出没,这要等到上车之后丢失钱包之人的惊呼后才得以证实;至于列车员,无可奈何地抱着双手立在远处,神情淡漠,他们最有可能成为理解底层中国的一群,但事实上这样的机会皆被他们放过了,他们的目光高不过车皮。挤火车的间隙,上午或者下午,这一段的时间发生着崩溃,不远处的风和阳光,以及遥远的天空成为彻底的虚构。当这短暂的一段成为过去,车厢内则是另外世界的构成,一些暂时去掉的颜色重新恢复的各自的身体之上,女人开始成为女人,男人开始成为男人,民工,学生,工人,布尔乔亚,这些身份也开始回归。慌张终于结束,迎来混合的可能。在不同的车站,一些陌生的人下去了,另一群陌生的人填补上来,而他们的经历,则成为观看的内容,夹杂着复杂的滋味,人们很快恢复了平静。而对于车厢来说,形式虽有些变更,却不影响照旧的内容。
和十九岁以前一样,十九岁以后的旅程以及旅程中的故事不断地重复,这些经验生长在我的哀愁中,帮助我认识和了解外在的世界,它是我生命中的水分,虽然不够纯净,却依然能够滋养我的精神。
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厮守终生,毕竟是别样的姿态,异地而居或者去异地,则成为我们共生的属性和可能。川流的时间,变动不居的内心,迫使着单薄的肉体紧随而行。
业已记不清第一次离开坠地时所处的村庄的具体时间,这些都已模糊,想去重梳似乎不大可能。应该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小到还没学会走路,小到还是大人的玩具、累赘、幸福的时候,骑在他们的肩上,就开始去异地旅行。在不停袭来的慵困的间隙,偶尔会睁开眼睛,聚光于近处的草丛、树木、房屋、河流,也许那些事物并没有进入记忆,也没有激起兴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踏上了旅程。
亘古的河流是不会停止的,我们的旅程也是如此,除非我们永远的睡去了。接下来的任何发生,我们都必须承受。
在真正的长途旅行到来之前,像我这样的乡村少年,使用的工具极其简单,主要依靠的是瘦瘦的脚板,再复杂和高级一点,则是自行车。有赖于此类工具,我完成了对异地的最初的勘探:散布于四乡八邻的亲戚所在的村庄,更远一些的学校,还有我们小小的县城。它们自然分布在我的旅程中,并得到不断重复和循环,像血液一般围绕着我的生活。
十九岁以前,我的旅程是自足的,所踏入的空间地域不过方圆百里,往往是这样,从村庄出发,重复着同样的河流、山川以及矮矮的谷地。但在十九岁以后,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有关另一种旅程的风暴悄悄拉开了帷幕,去更遥远的异地乍现在眼前。
1992年,我独自踏上这一新鲜而又漫长的旅程。说是漫长,其实有点夸张,大学所在的城市位于家乡的北部,相距也只有千里。当时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除了公共汽车外,只有火车了,听别人说到,坐汽车的毛病很多,主要就是慢,需要十个小时,而且,本县还没有直通车,权衡之下,还是坐火车经济实惠。而即使是坐火车,我还需先搭乘汽车,经过四个小时的路程后再去换乘,其中的辛苦,直到后来的后来才有所体会。
在我们家乡,每当说到坐火车的时候,皆会使用“挤火车”这个词语,如果你使用了“坐”这个词,很多人都会匪夷所思。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大明白其中微妙的含义,等到后来经验的积聚增多,才最终明白“挤”的完整寓意。像我这样去异地求学的乡村少年,像他们那些以农民身份去异地打工的庞大一族,或者以普通旅客身份去外地的人们,几乎都要依靠“挤”才能攀爬到其实早已从贵族身份阵营中退却下来的火车车厢内。
求学,求学过程中的返乡,以及工作之后与故地的来去相往,这一切的一切,都和坚硬的火车车厢紧贴在一起,十几年下来,挤过的火车虽然有数,但其中的经验却是无数,每一次都有所不同,它们叠加在一起,成为胸中的块垒。
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使用过火车的卧铺车厢,即使在今天,条件已经大大改善的今天,它在我的现实中依然是遥远的天堂,有几次公派外地出差,虽然有这样的机会,但还是被我主动放弃了。整整四年的求学期间,“卧铺”的概念始终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展开,直到我工作之后,才第一次实现与这个词的遭遇,才触摸到火车这一熟悉事物身体之上延展出的另一种陌生,我有点莫名,也有点刺痛。
第一次见到火车这一钢铁大物是在信阳车站,时间是1992年的9月,当时的感觉茫然异常,只是随着巨大的人流涌入站台,听着由远而近的尖锐的汽笛、咔嗒作响的铁轨,然后就是它呼啸而来的身影。一个少年在钢铁长龙面前的手足无措,这是个极佳的艺术构思,但在现实中,它却一闪而过,象是蜻蜓的翅膀扇起的一波水纹。而怎样挤上去的记忆早已模糊,只有那些锋利的声音还残存在意识里。虽然是第一次与其见面,我想到的很少,欣赏到的则更少,在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我所想的和所做的,唯有怎样挤上去这一问题。
我始终不知道,一个人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将无知的岁月走过。对于我来说,整个四年,都被无知所散发出的特有的味道覆盖,其中的痴狂,又使这种岁月有了更大的曲折。四年中,当我在火车上,在狭窄的过道或者两节车厢的拼接地带,在各种身体味道混合而成的空气里,我所注意的只有我的同学们,还有那些陌生的妙龄女子,我的想象和车厢内人们的普遍表情一样,是逼仄的,到达不了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我虽然挤了四年的火车,但我还是不能够认识它,其中包括不知道卧铺的存在。
四年中间,在我们的旅程中,能够选择的只有两趟火车,分别是青岛—武昌、徐州—武汉的双向来回,横跨陇海线与京广线,皆是普快,草绿色的车皮,挂着一长列的普通车厢。一般而言,上车的过程都附带着大汗淋漓,更多时候是被后面的疯狂人群间接地推上车门,偶尔也会和其他同伴一道从车窗里钻进去,等到刚刚站定,便能闻见火车又一次的汽笛声。许多次我都以为自己根本上不了车,而结果总是鬼使神差,像是西区柯克侦探小说的结尾,所有的惊魂都将尘埃落定。于是,在无端的庆幸中开始寻找落脚点,除了座椅下方,四年的经历覆盖了车厢所能站立的一切地方。
迈过了那个四年之后,如今的我依然去挤火车,但也开始慢慢地认识火车,认识到一列火车正是底层中国的深刻缩影。从候车室的入口开始,那些奔跑的身影,慌乱的神色,挈妇将雏的紧闭的双手,一一在我的眼前展开,这样的旅程注定是一场阔大的逃难,几乎所有的标识都被人们抛下,各式各样的本性在入口到站台的短短路途上,在站台上人群的围聚里,在窄小的车厢门下,遍地绽开,求生的本能在本不关键的地方,大规模的运用了。姑娘们在爬车窗的时候,并不在乎她们的裙子是否高高卷起;先登上车门的小伙子则站在入口处大声叫着同伴的名字,伸出长手去接他们递过来的包裹,而下面人群的叫骂声如潮水般起伏,一个人离去了,另一个人接着占据紧要路口,重复同样的戏剧;某个不大的孩子开始啼哭,但很快被淹没;小偷则乘机在人群中出没,这要等到上车之后丢失钱包之人的惊呼后才得以证实;至于列车员,无可奈何地抱着双手立在远处,神情淡漠,他们最有可能成为理解底层中国的一群,但事实上这样的机会皆被他们放过了,他们的目光高不过车皮。挤火车的间隙,上午或者下午,这一段的时间发生着崩溃,不远处的风和阳光,以及遥远的天空成为彻底的虚构。当这短暂的一段成为过去,车厢内则是另外世界的构成,一些暂时去掉的颜色重新恢复的各自的身体之上,女人开始成为女人,男人开始成为男人,民工,学生,工人,布尔乔亚,这些身份也开始回归。慌张终于结束,迎来混合的可能。在不同的车站,一些陌生的人下去了,另一群陌生的人填补上来,而他们的经历,则成为观看的内容,夹杂着复杂的滋味,人们很快恢复了平静。而对于车厢来说,形式虽有些变更,却不影响照旧的内容。
和十九岁以前一样,十九岁以后的旅程以及旅程中的故事不断地重复,这些经验生长在我的哀愁中,帮助我认识和了解外在的世界,它是我生命中的水分,虽然不够纯净,却依然能够滋养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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