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巷13号【已发】

　　1984年我们举家告别西贝山村迁居洪洞县城，住处在县城的南端。这个县城被冠以六门村，所谓六门，就是两个南门，两个北门，一东一西两门，南门分大南门和小南门，我家在小南门。
　　东道巷13号是我家的门牌号，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我的故乡西贝山村没有这个东西，门牌号烙在一张铁片上，镶嵌在门楣。每次推门，我都会经意地仰视一下，心里在想，不知何时自家才能有属于自己的门牌号。这个愿望渐渐植根心底，使我后来得了强迫症，每每串门，总要在人家的门眉某处寻找门牌号。
　　屋子是一溜低矮潮湿瓦房，房东家平素堆放杂物，坐北朝南，按北方的风水讲应该是主房，但房东家的房子坐南朝北，房子是新建的，比北房高出一大截子。几间矮屋连在一起，像一个甬道，墙体尽管新糊了报纸，仍掩盖不了脱皮的痕迹，屋顶是新糊的檐帐，满鼻子的浆糊气味，入夜，往往成为老鼠的赛场，奔跑、嘶咬、作爱、戏闹，与屋里的梦呓和鼻息纠缠一气。三间逼仄小屋的杂物能清理的尽量清理，最后剩下一口棺材。主人说，此物不可动！只好将棺材掩饰起来。我们兄妹五个，我最大，15岁，最小的妹妹7岁，加上妈妈和一个帮忙做饭的表姐，挨挨挤挤在一个屋里，居然没有忌讳没有怕过。
　　走出院子，往南大约十来米，便是常青村民的菜地，菜地的尽头是一条河，涧河，通往城外有一座石桥，据说是民国时期苏堡一刘姓财主修的，至于为何不是官修而让民修，我斗胆地猜测，是县太爷摊派吧，或者他自愿做功德也说不定。我对那座桥有些模糊记忆，在我还不是这里的居民时，有一年西贝山村谣传洪洞县城发大水，河水暴满，说要炸掉石桥，免得水灌县城，我想大约就是它了。这座县城只有两条河，一条汾河，贯穿山西南北的大河，河上架一座桥，叫四清桥，因为是“四清”时建造的，水泥桥，桥很大很长，再大的水也不会溢满桥洞，而城南的这座是石拱桥，桥洞有限，虽然河不太大，但洪水下泻，桥洞就吞吐不暇。
　　1984年我在刘家垣上初中二年级，父亲给我办完转学手续从教室里把我叫出来，他和我的班主任老师告别。我站在校园，望着横亘在远处的姑射山，心里说，星期天再也无须翻过那座山回西贝山村背干粮了。蜀葵花开时节，空气中弥漫着稠稠的芬芳。
　　新学校东风学校位于城东，旁边是县体育场，俗称五高场子，显然过去这里扎过高中。我转入的时候学校小学和初中一体。母亲也从西贝山村调入这个学校，教小学语文。母亲那时年近四十岁，她拼音不过关，加上我们老家人前后鼻音不分，“an”“ang”“en”“eng”“in”“ing”不分，学生听不懂她的口音，学生家长意见很大，到教育局告状，要求更换老师。校长是我父亲顶头上司的爱人，对母亲的教学能力有所了解，为了打消学生家长和局领导的顾虑，特别邀请教育领导和学生家长代表听母亲的课。母亲压力很大，为了适应新的教学环境，学拼音，背教案，有时候压抑不住，便背着我们蒙着被子悄悄地哭。
　　作为一个插班生，在众多城里学生当中我土不拉几、蔫不拉几。班风不好，恋爱成风，我则和一群贪玩儿的学生混迹一处，我那时患斑秃症，头上常年戴一顶军帽，调皮的同学常常会在我不经意间捅掉我的帽子，女生借机夸张地讥笑，那时候我很少理发，头发较长，估计他们不定能看出什么端倪，后来这样的恶作剧便不再有了。同学不再作我恶作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班上一个最皮的同学成为我的挚友，为了保护我，索性剃掉头发，大热天戴一顶黄军帽，那时候流行军用书包，班上的男同学人手一个。也许是搭配我的军帽吧，妈妈给我买了一件军绿的确良上衣，跨上黄书包，露着怯怯的小瘦脸儿，肯定有几分可怜相吧。反正这位很皮的同学义务做我的保护，后来黄军帽成了我们班的风景。我们的体育老师最讨厌我们这群黄军帽队伍，每次体育课，都要寻找理由体罚。他的体罚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站成一排，然后挨个扇耳光，轮到我的时候，不仅让我丢失颜面，尤其可以将我头上的帽子像飞蝶一样旋起好高好远。
　　这班同学尽管不恋爱，但他们与老师捣蛋，上课与老师捉迷藏，蹲着身子企鹅似地在教室里挪来挪去，或者干脆钻进同学的课桌下，更有甚者会在老师背身板书的时候越窗而出。上课吃东西，老师发现了，让他扔出窗外，还不忘狠狠咬最后一口再扔。玩累了便蒙头打鼾，猪似地响声很大。除此之外，打群架，与邻班的，或更高年级的学生，常常放学后，堵在路口，围观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动静很大。其实也没有深仇大恨，不过是寻衅闹事罢了，譬如走路时无意撞了一下，或者发现对方斜了自己一眼。虽然动静很大，大多不会引起大的风波，甚至第二天见面又是朋友，老师也打，比如像我们的体育老师，纠结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暴揍，撵得跑掉鞋子。似乎荷尔蒙充盈的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宣泄而已。
      当然我不能将这些作为我没成为好学生的理由，事实上班里品学兼优学生很有几位，我们的班花，也是插班生，父亲是军人，一口漂亮的普通话。班上的男生次第追求，她油盐不进，不为所动。后来中途转学走了，我好久还会想起她。她清水芙蓉，清丽，不污，不亢，不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县城兴起录像馆，大大小小藏在小城卑微的角落里，录像馆大多是地痞混混开的，我没有胆量去寻畔滋事。电影院倒是进去不少，当然是“摸”进去的，把门人不与我们纠缠，假装上厕所，我们便走了进去，拿手电的巡视员往往是雇来的小痞子，免不了纷争，最后都以报出相互认识的更大的痞子的大名而握手言和了。
　　那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不在东道巷13号住，而是借住在母亲的办公室。除了一张一半占着书本的床，其余地方都是老师们的课本、教案、作业本，我能容身此处，大约也是母亲领导的默许，因此我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决不将同学领到住处，每天必须早早起床，将办公室收拾干净，清除居住过的凌乱。那段时间，我可以得以耳边清净，黄昏之后，我便静掩房门，悄悄地翻读老师们留下的小说，学生的作文。青春时期，我的荷尔蒙也很充盈，但我不能以打架宣泄，便蒙起头来用诗歌渲染我的世界。在我后来的回忆中，半生来，无论我失意、得意，唯有文学始终悄然陪伴着我，身处喧嚣，它隐了，一旦平静，它便显了。像我这样性格内向的人，如果没有他，我很有可能会被压抑成一个罪人。那是一段带着晕黄色彩的时光，似乎心的船儿飘摇在粼粼波光里，宣纸上的一点浅黄的墨迹似的，给我以无限的温暖。
　　“清晨听到公鸡叫喔嗬……”这首台湾校园名曲《清晨》深深地植入我的大脑皮层，东道巷13号院子里有一只公鸡，褐氅红冠，每每从半导体听到这首歌曲，便会忆起那只公鸡的趾高气扬、装模作样，我的老家也养了不少公鸡，就没有那么喜欢卖弄的。它大腹便便，走路像背着手的领导。公鸡没有什么贵族风度，小妹在院里吃饭的时候，它会肆无忌惮去碗里抢食，因为是房东家的鸡，只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它则还从那双对眼里蔑视你，挑逗你。只知道狗眼看人低，没想到鸡也一样。不过鸡给房东家司晨的时候我们也无意沾了光。那时候家里穷得买不起闹钟，早晨起床全靠鸡叫。
　　家里没有自来水，门口有一个集中供水处，一般两个时段开放，清晨或傍晚。水龙头平时用一个铁套锁着，管钥匙的是一位独眼的瘦高个儿老人，他很少说话，木然地伸出鸡爪似的手接钱。除了星期天，我们很少早晨买水，傍晚回家，放下书包，从母亲手中接过钱，二分一桶。水龙头旁边有一户人家，姓吴，与父亲有下棋的同好，母亲与那家女主人也合得来，主人家有台电视机，偶尔我们会去他家蹭电视看。我家人多，由大人带着轮流去，为此每次都会惹得哭哭啼啼。好在那时的电视剧很长，动辄数十集，我们便有理由隔三差五饱饱眼福。
　　有一段时间，姥姥下城给我们做饭，老太太喜欢看电视，常常趴在别人家的窗户贴着玻璃看，姥姥小个子，不得不掂着脚尖。有一次，她喜盈盈地告诉我：我找到了一个看电视的好地方，那家人好，专一给我腾出一条缝让我看。时隔不久，我看到姥姥坐在路旁的一家窗台上，透过玻璃看人家的电视。姥姥沉迷的心情让她克服了羞涩和屈辱。
　　星期天，我们会去父亲的单位看电视，表姐领着我们，像电影《甜蜜的事业》里的一串孩子。表姐不止一次听人家说：老贾的孩子们来啦。我们尚小，听不出话里怪怪的味道，表姐很生气。有一次我牙痛，老吐口水，父亲的一位同事嫌恶地瞪着我，这是谁家的孩子，咋回事？其实他明知故问。我跟着父亲去他单位的时候见过他，还叫过他叔叔。受了斥责，还不能走，因为我知道，一旦走出这个门，下次我就没有勇气再进来了。
　　在西贝山村住的时候，父母是人人羡慕的双职工，到了城里，花费多了，孩子又多，父亲的工资要为长期打算储蓄，母亲的工资全部拿来家用，为了减轻经济压力，那些年的面和菜几乎全从老家往城里运。舍不得坐几毛钱的公共汽车，搭拉煤车，遭尽了司机的白眼，碰到心情不好的司机，会借故将人和东西拋在半路上。玉米面、南瓜、土豆家常便饭，尽管居家附近就是村民的菜园子菜市场，但很少吃过新鲜蔬菜。白菜收获时节，姥姥会去菜地里捡菜民扔掉的白菜叶子，冲了又冲，洗了又洗，总也洗不掉大粪的气味。但一家人仍吃得乐乐呵呵，津津有味。老乡回到村里逢人就讲：“都说城里好，看老贾那日子，哎……不稀奇，不稀奇。”
　　在东道巷附近游走的时候，有一处地方豁然点亮了我一段孤单的记忆。那个黄昏，怯怯的脚步将我拽到一个宽阔的院落，迹象表明这是一个弃掉的马房，对门是一排高大空落的瓦房，洞开的窗子像一只只冰冷的眼睛，院内杂草萋萋，垃圾布陈。冥冥之中，似乎有个声音招唤：进来吧，你来过这里呀！
　　东道巷13号漆黑的矮屋，我顺着血红的光芒走向记忆深处:六岁那年，我跟随邻村一个叫舅舅的马车师傅进城，躺在铺满麦秸的马车叮叮当当地走出深山，后来晃晃悠悠地来到一个空旷的院子里，门口躺着一口盛满泔水的铁槽，居然有一块闪着亮光的白馍，城里人真阔气哦，好久没见到白馍了，铁槽里遍布蛆虫和苍蝇。随之，强烈的酸味直刺鼻喉，我不知道这里是醋厂，对门的那一排房子就是当时的厂房。后来证实我的记忆是准确无误的。随后我们又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其间，这位舅舅还去了一趟玉堂春酒厂，给生产队打了一塑料壶散酒。胡同那么得长，房子那样得多，就是我对这个小城的最初印象。
　　这座小城曾经有一个雅号：莲花城。城北是大片的莲藕，有一年同母亲、姑姑一行人去临汾，从四清桥下车沿铁路徒步前往火车站，路边是无尽的莲池，莲花盛开，莲蓬初显，母亲斗胆给我摘了片荷叶，顶在头上，一股别于草木的清香缭绕在鼻舌间，多年后，我方顿悟大概就是“高雅”。火车司机远远地朝我们鸣笛，经过时故意让火车吐出长长的白气。母亲、姑姑那时也就三十出头，穿着花衣服，顶着花头巾，小城眼里奇怪的打扮。
　　记忆里的县城是一张黑白旧照片。沿着大街小巷游走，常常会将脚步停在估衣街，那里基本是小城的柳巷，杂耍的，售家用杂物的，钉鞋子的，修车子的，有时候还会碰到耍猴儿的，房子或聚或散，犬牙交错，多是明清故居，西欧风格的尖顶教堂，都有。在我的眼里那些低矮的瓦屋就是关爷楼下的鸽子，飞累了，一下子都扑在地上。小城有座关爷楼，关爷楼商家巷才是最可能的去处，元宵，羊汤，饼子，饽糕，丸子面，糖葫芦，好吃的挤在那里凑热闹，有一家理发馆，则是我最不愿意进去的地方。小城很小，不足半拉小时就踩个遍，最后还是要将脚步落在估衣街人民银行门口，那里有一个小人书摊儿，读一本，二分钱，不是每个人都有，有钱的拿着书翻，没钱的瞅成一圈儿，时间似乎一下子慢了下来，头顶的电线上落了越来越多的燕子，电线变得越来越粗，越来越重，似乎一阵微风就会被抻断。后来县城里飞来大群大群比燕子更大的鸟儿，灰头土脸的，有人猜测，那就是老鸹。何为老鸹？原来小城有一句流传久远的曲儿：要问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后来专家考证，不是老鸹，是老颧。老百姓才不管老鸹还是老颧，在他们眼里反正都是鸟儿。
　　我这只倦鸟终归要迈着套着喇叭裤子的双腿回到东道巷13号低矮的房子里，听母亲工作与生活双重压力下嫁祸于我们的斥责，看妹妹们的纷争和相互揭发，偷窥父亲灯下为乡下爷爷生活救济申请的斟字酌句。窗外的秋风越来越劲了，枯叶和着夜猫的尖叫让夜变得琢磨不定。东道巷困了，梦呓着，窗下常常有窸窸窣窣的声响，被子里揣着觳觳觫觫的不安，更多的时候，不安来自内心，双耳变得异常灵敏，心灵变得异常脆弱，总能感觉有一双无形的手伸向被窝，或者头顶俯一青面獠牙的魔鬼吸食阳气。白天充满人味的房子夜晚降到冰点，内心的寒气同心中的那个恶魔总是扰的我惶惶不可终日，担心突如其来的灾难会降临在我们头上。
　　谁也没想到东道巷13号的日子会戛然而止，这段小城生活的序曲结束得让父母猝不及防。1985年正月开学不久，母亲意外发现房东女主人领着一个陌生男人在我家的住处四围用酒泼洒，这是破土动工的信号。父母觉得蹊跷，亲自探听房东的口信，他们坚称没有动工一事，让我们安心住着。父母寻思再三，最后让邻居吴叔叔细问房东，女房东说：“这家人也真不识相，人家都下神了还不搬走，难道非得明说吗？告诉他说，还有三天我们就准备拆房子了！”
　　第三天大早，当我家的最后一件家当抬出屋子后，拆房工人已急不可耐地冲上了房顶……至此，我家搬进了离东道巷不近的石桥巷22号。
　　石桥巷在县城的小北门，在那里，我家度过了暴风骤雨、和风细雨的两个春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树见证了我家的忧忧愁愁、欢欢喜喜，见证了造化的色彩和离奇。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