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同文庙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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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同文庙
文/曾强
一
大同文庙看起来就极不一般。
过了南城墙,大老远,就看见台阶上耸立着一座高大厚重的大理石牌坊;牌坊下,立着警示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威严汉白玉石碑;牌坊里,拥簇和铺垫着足够文化成色的四合院长溜儿商铺街;街道最深处,豁然开朗,矗起三道气势非凡的巨型石门——棂星门。
这,才到了大同文庙的山门。
还未进庙,仪仗就如此铺排,这在我近五十年所见识的庙宇中极为罕见。我曾拜谒过山西运城的解州关帝庙,那是关圣帝君家乡的祖庙,但似乎也没有如此煊赫如此威仪。
大同文庙,莫非要张扬着谱写一篇鸿篇巨制,传世经典?
我已经没有多少心思静听导游关于孔子、关于大同历史名贤,和建筑、壁画、雕塑等详细介绍。因为,历史学家姚斌老先生一见面就说,这座文庙,是孔子故乡之外的第一座文庙,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开全国及世界各地广建文庙之先河。
这座文庙竟然是山东曲阜孔子祖庙之外的第一座孔庙?
北魏,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宏伟的庙宇?
二
其实,这是近几年才按照明代规制重新整建的大同府文庙。俗称文庙,或孔庙。原文庙跟曾经很多庙宇的命运一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改建成了一所中学。其它寺庙变成学校也许有些荒谬,但把府文庙改建成中学,本也是该庙应有之义。明代文献明确记载,府文庙“崇文峻阁,壁立于背。左府学,右县学……”,这曾是当地最高学府,也是上层社会定期郑重祭祀大成先师孔子的地方,所以正式名称叫府文庙。
但这座文庙,并非大同原始文庙。这里历史上叫云中驿。原文庙建于北魏。公元492年,孝文帝尊奉孔子为“文圣孔父”,在平城建太学并祭孔。太和13年(公元489年)文明冯太后生日次日,孝文帝“诏立孔子庙于京师”,是为国庙,由皇帝亲自祭祀。孔子庙即在后来的大同代王府所在地。
明洪武29年,代王朱桂封藩大同,一眼就看中了大同城东北这片历经北魏国庙、辽西京国子监、金太学、元县学、明府学的风水宝地,他要以此扩建成“子子孙孙永享”的代王府。朱桂仰仗皇父朱元璋的疼爱,很张扬,也很跋扈,比如,他建代王府,竟然建出了全国最早最大规制的九龙壁。可这样僭越出格也竟然没事!但如此生猛无畏的公子哥代王朱桂在拆庙建府的时候,突然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特别谨慎:先是,原文庙不拆除“大成之殿”及配殿,改造成王府祭孔和子弟学校;其次,利用云中古驿旧址,再新建一座更大规模的文庙。
真是奇怪,一个莽撞蛮横声势煊赫的明代王爷,似乎被一座静寂古穆的文庙给彻底震慑住了。
大同文庙的历史也就这样有序地传承下来。
三
搞清楚一地一物的历史变迁,相对比较容易。但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改变,往往云遮雾罩,后人就不甚了了。比如,史学研究专家早就知道,大同文庙是曲阜之外中国的第一座文庙,但遗憾的是,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为什么会是在平城的北魏王朝,要兴建这样一座文庙。
大同作为北魏历史研究基地,人文地利之便,自然萃聚了不少卓有建树的北魏史专家,比如赵一德、殷宪、曹杰、姚斌、要子瑾等等,他们结合历史文献研究,和最新考古研究成果,从社会、政治、经济、城建、民俗、音乐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对平城北魏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国内一些历史学家也认识到北魏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别重要性。比如陈寅恪先生就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习其原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天下一大集成者是也”。有此评价,北魏史研究,近些年渐成一门显学。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化散文,《从这里走向大唐》。
仔细分析,余秋雨先生的观点并没出陈寅恪先生观点的范畴,但余先生的观点更明确更响亮更具体,他直接指出,隋唐文化制度直接承袭的就是拓拔北魏,而不是其它。他以严谨而激扬的文字,明确肯定和褒扬了拓跋北魏在历史中国的极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空前大融合的北魏王朝,实际为后世华夏文明的构建,确立了最基本最主要的框架。
当然,北魏这些重要的制度和文化等文明框架,不仅是对后世的隋唐具有模板复制效应,如“均田制”“三长制”等政府管理体制,也如对开封、长安、北京城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四合院“里坊制”等等,其实,北魏王朝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华夏主流文化的确立,也即是儒释道三教文化在中华大地逾千年的长期包纳、共享和滋润。
也许,除过大同恒山悬空寺,我们很难再找出一座一千多年前儒释道一同供奉的古寺庙。这座建于北魏年间的著名寺庙,不仅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奇观,其实还一直在昭示着一种我们都忽视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儒释道“三江并流”,合而为一,这里就是华夏形成主流文化的源头。
我们都知道,云冈石窟的大佛像,开创了“如令帝身”政教合一的信仰皈依统治模式,佛教提倡的慈悲、宽厚、顺从等要旨,把西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都信仰的佛教文化发挥到一个新的极致。其创新佛教的内容在云冈石窟中时有惊人体现。而彼时,汉朝人迷信的黄老思想虽然式微,但尚有很大的民间影响,比如著名的“魏晋风流”那些名士所作所为。这种消极“出世”的思想,和掳掠到平城来的上百万的其它民族民众的“肆意任性”,一定受到了北魏统治阶级的高度警惕和设法应对。其最值得关注的,除了建云冈大佛,用政教合一的佛教文化进行国家层面的积极推崇和信仰,还有就是,把在汉民族具有广泛而深厚影响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也一并强力推出,尊父尊圣,培养民众的仁爱、尊卑、秩序、济世等积极入世的文化性格。
由此可以看出,平城文庙,其实就是北魏“孝文改革”中最具思想文化号召力的一个象征。从而和云冈大佛、恒山悬空寺一样,开始重新引导和奋力书写中华历史新的文化、文明。
所以,这也肇始了文庙在中国和受汉唐文明影响的世界各地遍地开花的先河。
四
一直听说过文庙,但多少年我都没进过文庙。
今天,我和一帮文友终于踏进了大同文庙。虔诚、恭敬、震撼自不必说。但突然也渐渐觉悟出一种意义:仿佛我们是跟某段历史的一种曲径通幽的约会和唔见。
记得若干年前,中华大地都在大拆大建新兴城市之时,就有人激厉而焦灼地呐喊,城市成了文化的沙漠!现在看来,城市虽然没有严重到成为文化的沙漠,更悲剧性的问题在于,由于缺乏传统文化强有力的滋润,我们的文明很快流失了,我们的涵养素质大幅度失落了,我们的道德水平急遽下降了。浮躁,彷徨,悲观,厌世,激愤或易怒……我们的处境大概跟当年北魏平城突然聚拢来的大量战俘和臣民的心境有点相似。区别在于,当初,北魏朝廷为安抚人心,积极主动寻求梳理引导之法,建云冈大佛,建恒山悬空寺,建孔子庙等等,使人心皈依,文明向善。而现在,长谋远虑的市长突然重修文庙,一些文化人也经常想聚集到文庙,这大概也算“礼失求诸野”,也应该算是地方和民间思想者的反省和自觉吧。
是的,我们这个生存至今绵绵不绝的泱泱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到某种极端的时候,总有一些看似沉寂的文明遗迹在冥冥昭示,让一些人顿生觉醒,可能有人因此振臂一呼,从而让民众重新归根,向好,向善。
佛教重在信仰。而文庙呢,文庙本来就是文化之庙,文明之庙。
润物潜无声。日用而不自知。这,是文化,更是文明。
于是,我走在文庙嵌满文字和历史光影的高大建筑中,脚步时而轻快,时而又变得沉重。
2015-8-3
文/曾强
一
大同文庙看起来就极不一般。
过了南城墙,大老远,就看见台阶上耸立着一座高大厚重的大理石牌坊;牌坊下,立着警示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威严汉白玉石碑;牌坊里,拥簇和铺垫着足够文化成色的四合院长溜儿商铺街;街道最深处,豁然开朗,矗起三道气势非凡的巨型石门——棂星门。
这,才到了大同文庙的山门。
还未进庙,仪仗就如此铺排,这在我近五十年所见识的庙宇中极为罕见。我曾拜谒过山西运城的解州关帝庙,那是关圣帝君家乡的祖庙,但似乎也没有如此煊赫如此威仪。
大同文庙,莫非要张扬着谱写一篇鸿篇巨制,传世经典?
我已经没有多少心思静听导游关于孔子、关于大同历史名贤,和建筑、壁画、雕塑等详细介绍。因为,历史学家姚斌老先生一见面就说,这座文庙,是孔子故乡之外的第一座文庙,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开全国及世界各地广建文庙之先河。
这座文庙竟然是山东曲阜孔子祖庙之外的第一座孔庙?
北魏,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宏伟的庙宇?
二
其实,这是近几年才按照明代规制重新整建的大同府文庙。俗称文庙,或孔庙。原文庙跟曾经很多庙宇的命运一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改建成了一所中学。其它寺庙变成学校也许有些荒谬,但把府文庙改建成中学,本也是该庙应有之义。明代文献明确记载,府文庙“崇文峻阁,壁立于背。左府学,右县学……”,这曾是当地最高学府,也是上层社会定期郑重祭祀大成先师孔子的地方,所以正式名称叫府文庙。
但这座文庙,并非大同原始文庙。这里历史上叫云中驿。原文庙建于北魏。公元492年,孝文帝尊奉孔子为“文圣孔父”,在平城建太学并祭孔。太和13年(公元489年)文明冯太后生日次日,孝文帝“诏立孔子庙于京师”,是为国庙,由皇帝亲自祭祀。孔子庙即在后来的大同代王府所在地。
明洪武29年,代王朱桂封藩大同,一眼就看中了大同城东北这片历经北魏国庙、辽西京国子监、金太学、元县学、明府学的风水宝地,他要以此扩建成“子子孙孙永享”的代王府。朱桂仰仗皇父朱元璋的疼爱,很张扬,也很跋扈,比如,他建代王府,竟然建出了全国最早最大规制的九龙壁。可这样僭越出格也竟然没事!但如此生猛无畏的公子哥代王朱桂在拆庙建府的时候,突然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特别谨慎:先是,原文庙不拆除“大成之殿”及配殿,改造成王府祭孔和子弟学校;其次,利用云中古驿旧址,再新建一座更大规模的文庙。
真是奇怪,一个莽撞蛮横声势煊赫的明代王爷,似乎被一座静寂古穆的文庙给彻底震慑住了。
大同文庙的历史也就这样有序地传承下来。
三
搞清楚一地一物的历史变迁,相对比较容易。但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改变,往往云遮雾罩,后人就不甚了了。比如,史学研究专家早就知道,大同文庙是曲阜之外中国的第一座文庙,但遗憾的是,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为什么会是在平城的北魏王朝,要兴建这样一座文庙。
大同作为北魏历史研究基地,人文地利之便,自然萃聚了不少卓有建树的北魏史专家,比如赵一德、殷宪、曹杰、姚斌、要子瑾等等,他们结合历史文献研究,和最新考古研究成果,从社会、政治、经济、城建、民俗、音乐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对平城北魏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国内一些历史学家也认识到北魏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别重要性。比如陈寅恪先生就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习其原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天下一大集成者是也”。有此评价,北魏史研究,近些年渐成一门显学。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化散文,《从这里走向大唐》。
仔细分析,余秋雨先生的观点并没出陈寅恪先生观点的范畴,但余先生的观点更明确更响亮更具体,他直接指出,隋唐文化制度直接承袭的就是拓拔北魏,而不是其它。他以严谨而激扬的文字,明确肯定和褒扬了拓跋北魏在历史中国的极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空前大融合的北魏王朝,实际为后世华夏文明的构建,确立了最基本最主要的框架。
当然,北魏这些重要的制度和文化等文明框架,不仅是对后世的隋唐具有模板复制效应,如“均田制”“三长制”等政府管理体制,也如对开封、长安、北京城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四合院“里坊制”等等,其实,北魏王朝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华夏主流文化的确立,也即是儒释道三教文化在中华大地逾千年的长期包纳、共享和滋润。
也许,除过大同恒山悬空寺,我们很难再找出一座一千多年前儒释道一同供奉的古寺庙。这座建于北魏年间的著名寺庙,不仅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奇观,其实还一直在昭示着一种我们都忽视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儒释道“三江并流”,合而为一,这里就是华夏形成主流文化的源头。
我们都知道,云冈石窟的大佛像,开创了“如令帝身”政教合一的信仰皈依统治模式,佛教提倡的慈悲、宽厚、顺从等要旨,把西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都信仰的佛教文化发挥到一个新的极致。其创新佛教的内容在云冈石窟中时有惊人体现。而彼时,汉朝人迷信的黄老思想虽然式微,但尚有很大的民间影响,比如著名的“魏晋风流”那些名士所作所为。这种消极“出世”的思想,和掳掠到平城来的上百万的其它民族民众的“肆意任性”,一定受到了北魏统治阶级的高度警惕和设法应对。其最值得关注的,除了建云冈大佛,用政教合一的佛教文化进行国家层面的积极推崇和信仰,还有就是,把在汉民族具有广泛而深厚影响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也一并强力推出,尊父尊圣,培养民众的仁爱、尊卑、秩序、济世等积极入世的文化性格。
由此可以看出,平城文庙,其实就是北魏“孝文改革”中最具思想文化号召力的一个象征。从而和云冈大佛、恒山悬空寺一样,开始重新引导和奋力书写中华历史新的文化、文明。
所以,这也肇始了文庙在中国和受汉唐文明影响的世界各地遍地开花的先河。
四
一直听说过文庙,但多少年我都没进过文庙。
今天,我和一帮文友终于踏进了大同文庙。虔诚、恭敬、震撼自不必说。但突然也渐渐觉悟出一种意义:仿佛我们是跟某段历史的一种曲径通幽的约会和唔见。
记得若干年前,中华大地都在大拆大建新兴城市之时,就有人激厉而焦灼地呐喊,城市成了文化的沙漠!现在看来,城市虽然没有严重到成为文化的沙漠,更悲剧性的问题在于,由于缺乏传统文化强有力的滋润,我们的文明很快流失了,我们的涵养素质大幅度失落了,我们的道德水平急遽下降了。浮躁,彷徨,悲观,厌世,激愤或易怒……我们的处境大概跟当年北魏平城突然聚拢来的大量战俘和臣民的心境有点相似。区别在于,当初,北魏朝廷为安抚人心,积极主动寻求梳理引导之法,建云冈大佛,建恒山悬空寺,建孔子庙等等,使人心皈依,文明向善。而现在,长谋远虑的市长突然重修文庙,一些文化人也经常想聚集到文庙,这大概也算“礼失求诸野”,也应该算是地方和民间思想者的反省和自觉吧。
是的,我们这个生存至今绵绵不绝的泱泱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到某种极端的时候,总有一些看似沉寂的文明遗迹在冥冥昭示,让一些人顿生觉醒,可能有人因此振臂一呼,从而让民众重新归根,向好,向善。
佛教重在信仰。而文庙呢,文庙本来就是文化之庙,文明之庙。
润物潜无声。日用而不自知。这,是文化,更是文明。
于是,我走在文庙嵌满文字和历史光影的高大建筑中,脚步时而轻快,时而又变得沉重。
20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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