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会（《江南》2015年第三期）

　　直到驿道一寸寸隐入暮色，来自武夷山的脚步也没有响起。
　　叹息声中，雪片慢慢飘了下来。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因为一阕词，南宋淳熙十五年岁末落在赣东北的那场雪，也落入了文学史。
　　这阙善长于以仄声抒发沉郁情绪的词，保留了那个被文字定格的雪夜的诸多细节：古道，孤旅，野店，独酌，投宿，甚至还有一段悲苦而断续的夜半残笛。
　　词名《乳燕飞》，作者辛弃疾。
　　
　　“鸬鹚林”、“方村”、“泉湖”、“四望楼”。中巴车开出上饶市区之后，我便努力在沿途的各种指示牌中寻觅这些地名。当然，我知道这注定只是徒劳：纵然是稼轩，任何一本中学语文课本都会介绍的、当年辛弃疾营造于上饶带湖之滨的庄园，如今也已无迹可寻。
　　赣东北是山东人辛弃疾在南方真正意义上的家乡。在上饶与铅山两地，他渡过了将近二十年的闲退岁月，并最终病殁于铅山。传世的六百多首诗词，至少有三分之一于此完成。
　　在那阕词中，辛弃疾深情地表达了他对一位朋友的思念。其实，那人刚来拜访过他，两人日则同游，夜则煮酒，整整欢聚了十天才飘然分离。不过，辛弃疾第二天便开始后悔，不该这么早结束这场聚会：“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鹚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
　　这位令辛弃疾“意中殊恋恋”、不忍分别甚至冒雪追赶的朋友，便是我的乡贤，婺州永康的龙川先生陈亮。
　　八百多年后，同样的季节，同样的路线，作为陈亮的同乡后人，我独自前来，探访这场宾主早已退场的聚会。
　　
　　在辛弃疾关于那个冬夜所提及的所有地名中，至今仍然能够让我抵达的，只剩下了一个：鹅湖。
　　鹅湖并不是湖，而是铅山县东北的一座山，属武夷山余脉。据说从前山顶曾有个小湖，生荷，故称“荷湖”，后来叫讹了变成“鹅湖”；也有说是因某古人畜鹅于此而得名。虽然没有附近的几座名山（如三清山、龙虎山、龟峰）为人所知，但也是个景盛之处，近些年还开辟成了森林公园。根据辛弃疾自述，与陈亮相聚的十天，鹅湖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游览之地。
　　上饶开往铅山的县际班车，大约三十分钟车程后，司机在一个丁字路口让我下了车。他告诉我，沿着这条垂直于省道、通往远山深处的无名村路，一直往前走，大概十来里路，在路的尽头，山的凹处，我就会抵达我此行的目的地，抵达那场聚会的主舞台，抵达辛弃疾与陈亮共同标注过的座标——
　　鹅湖书院。
　　
　　这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平整，宽阔。一侧是断续的村庄，有鸡和狗；另一侧则是大片田畦，偶尔间着几幢稀疏的砖房。种的多是经霜的冬菜，虽将近冬至，但放眼还是薄薄绿着，田中央不时可见佝偻的老者在暖阳下锄土整垄。
　　这已不是陈亮和辛弃疾的世界。即便起点和终点相同，我的脚印也几乎不可能与他们重叠。不过我知道，那条因为雪深泥滑而令辛弃疾无法追及陈亮的古驿道，至今仍然隐藏在我目力可及的榛莽丛中。
　　我还知道，那条驿道东北折出后不远，就会分为浙闽两股；一股能带陈亮回家，另一股则通着福建的武夷山。我也知道，淳熙十五年那场雪落下之前，辛弃疾与陈亮，还特地赶到过驿道的分岔口，准备迎接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
　　淳熙十五年的鹅湖聚会，原定的主角，其实不止辛陈二人；而聚会的主题，原本也不仅限于两位终生呼吁北伐抗金的诗人之间的指点江山。
　　然而，直到驿道一寸寸隐入暮色，来自武夷山的脚步也没有响起。
　　叹息声中，雪片慢慢飘了下来。
　　
　　紫竹林。
　　通往鹅湖的途中，我经过的一个小村，居然与观音菩萨的修炼道场同名。
　　大概，这个村子原本果然有过一片紫竹的林子，不过只是乡人随意而单纯的命名。但我却因此而联想到，就像紫竹林之于佛教，如果将“鹅湖”二字的意义，上升为中国儒学的一处圣地，或许也没有大错。
　　佛教传播过程中，佛经的结集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所谓结集，指佛陀灭度后，教徒对各自记忆或者理解的佛陀教诲进行会诵，经过讨论、甄别、审核，最后用文字确定下来，成为不可改动的经典。一般认为，佛教史上先后经历过四次结集。而每一次结集，都会发生激烈的论辩，甚至还曾因此分裂为不同派别。
　　某种意义上，鹅湖，便是中国儒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处结集地。而那次已经成为传说的结集，就发生在辛陈会的十三年前。
　　淳熙二年春夏之交，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几位学者，福建的朱熹，浙江的吕祖谦，江西的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为了总结儒学统一认识，共聚鹅湖切磋学术。这场被当代史家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大辩论的学术会议，吕祖谦是召集人，朱熹为一方，陆家兄弟为另一方；吕祖谦居中，竭力想调和各家观点，朱陆却都剑拔弩张，毫不妥协；朱熹性格执拗，陆九渊心高气傲，加之两方弟子推波助澜，彼此闹得很有点不愉快。这场火药味浓烈的论战首尾持续了十天，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草草结束，各自憋了一肚子气回家。
　　意见未能一致不能说明此次结集的失败。鹅湖一辩，令朱陆双方都从对立面厘清了思路，完善和纯粹了自家的学说，产生的影响长达数百年。
　　身后事姑且按下不表。在十三年后，辛弃疾选择鹅湖为聚会的主要场所，其实大有深意：
　　作为主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像当年的吕祖谦一样，调停一桩发生在朋友之间的陈年公案。
　　公案的两造，一位自然是陈亮，另一位却是老面孔，上一届鹅湖会的主角，
　　武夷精舍的主人朱熹。
　　
　　入赣之前，陈亮曾给朱熹写信，邀他一起同游鹅湖，并约定时间相候于闽赣交界。朱熹却爽约了。
　　事后，朱熹给陈亮回了一封信，如此解释他不肯前来的原因：
　　“来教所云，心亦虑之，但鄙意到此，转觉懒怯……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取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了无干涉，了却几卷残书，与村秀才子寻行数墨，亦是一事。”
　　回信中，朱熹的语气明显颓唐而低落。这诚然是他当时的真实心态。淳熙十五年，朱熹在政治上屡受打击，起而即劾，再起复罢，最后黯然回到武夷山闲居。对于一个过了年便已是六十岁的老人，确实提不起多少出游的兴致。不过，他委婉的拒绝，或许还有一个更简单、更直接，却没有明说的理由，那就是他实在不太愿意见到陈亮。
　　细考朱熹提及陈亮的文字，经常会察觉到某种有意无意的疏离与排斥，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绪越来越密集，越来越不加掩饰。
　　那个寒冷的冬天，朱熹只希望，武夷山重重叠叠的峰峦和相对温暖的气候，能让他躲过北方飘来的那场雪。
　　
　　在那阕《乳燕飞》词中，辛弃疾将陈亮比做陶渊明，比做诸葛亮，推崇备至，但在同时代的很多人眼里，陈亮却是个离经叛道的另类。《宋史》的《陈亮传》，有这么一句话，很能说明他所遭受的非议：“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陈亮确实既狂且怪。眼高于顶，很少有人能被其认可，评人议事毫无顾忌，张口就棍扫一大片：比如他声称朝中的官员不过两类，一类是读死书的书呆子，循规蹈矩不知变通，一遇非常就手足无措；另一类是所谓的才臣智士，虽说也能勉强做成几件事，其实却懵懵懂懂，不知根本，也是不堪大用。
　　反正放眼天下，大都是些“委靡不堪用”的货色！
　　既然世间都是饭桶，那么能救大宋于困境，重开华夏盛世的就只有他自己了。陈亮一生，两次伏阙上书，疾呼革弊富强，在举国和平无事之时，大言开战复国。他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夹枪带棒：“我上书是陈国家立国之本末，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决大有为之机。上书后却未有丝毫回应，如此之事发生于承平之世尚且不可，何况如此紧急之时？君王如此，我担心寒了天下豪杰的心！”
　　必须指出的是，陈亮屡试不第，只是个潦倒布衣。尤其两次上书，都发生在科考失利之后，且不论内容如何，仅此一点，便令人质疑他的真正目的。其实二十五岁那年第一次上书时，陈亮自己也曾感慨此举必将召来世人的误解，但胸怀济世韬略，却为顾及个人声名默尔而息，绝不是热血男儿该做的事，因此踌躇再三，还是被胸中一腔赤诚鼓动着拜倒在宫门之外。
　　这样的辩解并没有收到陈亮预期的效果。很多学人将他视为公敌，甚至不乏见人则割席不与同坐，见文则愤慨怒骂邪说者。不过，这并不是朱熹不愿见他的原因。相反，二人一度相处甚欢。毕竟朱熹非同凡俗，能够看穿流言蜚语背后，陈亮超逸绝伦的才气；而作为成名很早、且比自己大十三岁的一代大儒，朱熹也足以令陈亮收敛狂傲肃然起敬；另外，对于政局国事，比如反对和议抨击苟且，朱陈二人也多有相同的观点。自从淳熙九年，也就是鹅湖会的六年前，二人初次会面后，每年朱熹生日，陈亮都会千里迢迢送上一些土产致贺，还亲自撰写寿诗寿词；而朱熹也一一回文答谢，尽显兄长风范。
　　朱陈二人，虽然见面不多，但都珍惜彼此的友情。那两三年间，永康与武夷山书信往来频繁，嘘寒问暖，温情脉脉。
　　然而，他们命中注定的矛盾，却也正是因为一封信而开始暴露。
　　
　　淳熙十一年五月，陈亮给朱熹写了一封短信报告平安——这是一封真正意义上的报平安信，因为就在这月二十五日，他才被开释出狱，重获自由。
　　陈亮一生，屡屡遭狱。获狱原因纠葛复杂，如落魄醉酒狂言犯上、莫须有的家僮杀人之类，皆为仇家所上纲上线，实无确切大罪，然由此亦可见陈亮平素言行连乡邻都不易谅解。
　　朱熹很快就回了信。然而，见到信之后，原本想从朱熹这里得到安慰的陈亮，却好似当头挨了一棒。
　　回信中，朱熹首先对陈亮的意外之祸表示了同情，但马上话锋一转，希望陈亮此后“凡百亦宜痛自收敛。”言下之意，虽是小人陷害，但你老兄的为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朱熹还说，这番话，他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找不到机会说；你老兄向来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礼法之论；你这种脾性，很多朋友其实也看在眼里，但都不敢指出；我以为真正爱护你老兄的，不该这么做，而是应当直指其非。我本想见面时再从容劝你，但没有想到你遭遇灾祸这么快。
　　随即，朱熹提出了他对于陈亮的期许：
　　“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纯儒之道自律。”
　　一勺冰水浇入滚油。朱熹居高临下的教诲深深刺痛了陈亮，满腹委屈顿时化为悲凉与桀骜，他决定还击。斟酌酝酿了三个多月后，一封洋洋洒洒的答书，从永康送到了武夷山。
　　往来于浙闽的信使绝不会意识到，经他手传递的那几张薄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其实有着泰山一般的重量。
　　驿马的蹄声有如战鼓，一场影响至今的论战，就此拉开了大幕。
　　
　　虽然涉及到人生观、世界观等诸多方面，但朱陈的论战有着清晰的主题，后人因此将这两位思想家之间交锋的命名为“王霸义利之辩”。双方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对历史时代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比如，对于汉唐帝王，汉高祖刘邦与唐太宗李世民，近代以来最成功的君主，朱熹认为他们的确开创了一番大事业，但毕竟心地不光明，尽管事实上也为百姓做了些好事，不过只是私心利欲偶然暗合于天道罢了。陈亮则大不以为然，说若如此只论本心，不计功业，那么高祖太宗们岂不是还不如那些袖手危坐空谈道德的书生了吗？
　　此处，朱陈二人面对的是一个从孟子时就提出来的古老命题：评价一个人、一个社会，究竟该按功利标准还是道德标准。孟子明确指出，必须依据道德。他甚至设想了一个极端的情况，即使只需冤杀一个无辜的人，就可以使整个天下得到好处，也断然不能去做。也就是“王道”与“霸道”，“义”与“利”，必须严格分清，绝不能为了后者而让前者做出丝毫牺牲。朱熹持有的，便是这个态度。动机与效果之间，他坚定地选择动机的纯粹。
　　而陈亮却认为，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功利必然能反映出内在的道义。不管什么朝代，只要做得成功，里面必然有契合于天理之处：得一分功便有一分“王”、得一分利便有一分“义”。汉唐既然都是顶天立地的朝代，而且都享国数百年，岂能因一句汉祖唐宗心存私欲便一笔抹杀。
　　——不管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我一直认为陈亮就是猫论的最早倡议者。当然，若以朱熹来看，一只猫若存心不正，纵能捉到再多的鼠也不可妄加一个好字。不过，在辩论中，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个比喻：金和铁。
　　朱熹以金来指代完善的道德。他说尧舜禹周公孔子那些圣人为“金中之金”，汉祖唐宗暗合于天理的部分，不过是铁中偶现几粒碎金——你老兄如今无故舍弃自家光明宝藏，而专门向铁炉渣矿中拨取些零碎金子，不也是太荒谬了吗？
　　陈亮的回答是：我正要将金银铜铁统统熔成一器，反正要让它有用便是！
　　辩论书信往返三复，首尾延续了三年。陈亮话越说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以至于被旁观的朋友陈傅良判定为因此在气度上落了下风：“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劳之气；老兄跳踉号呼，拥戈直上，而无修辞之功，较是输他一着也。”
　　除了性格与年龄差异，朱熹的“以逸待劳”，大概还能理解为一种被动消极的态度。与陈亮相反，他的回信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短。淳熙十三年秋，朱熹终于用一封简短而客气的答书叫停了这场论战：
　　“区区愚见，前书固已尽之矣。细读来谕，愈觉费力……以往是非，不足深较，如今日计，但当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使穷而有以独善其身，达而有以兼善天下，则庶几不枉为一世人耳。”
　　文字中充满了厌倦，甚至还有相当明显的鄙夷。
　　
　　南宋学者在学理上的切磋，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武林高手对决，或降伏对手，或被对手降伏，必须分出高下。如铅山名儒徐昭然，每次外出论道随身都带有杖笠灯剑，命灯为“访贤灯”，命剑为“斩奸剑”。遭遇朱熹时，一言不合便仗剑而去。但途中反思朱熹言语，猛然感悟，竟遣散生徒，孤身等在朱熹经过的古道之侧，以弟子礼重新拜见，一路侍奉随学。
　　胜负未决便鸣金收兵，这其实有违当时学术风气，也不符合朱熹往素性格。比如他与陆家兄弟的争辩，其实一直延续到了九渊去世。
　　细考朱陈交往，有一点难以讳言：朱熹结交陈亮，一开始便怀了收服之心。早在监司任上按行浙东时，朱熹就在这块土地上嗅到了浓郁的异端气息：“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他发现本地士人的思想中，往往夹杂有一种趋时附势驰骛功利的倾向；朱熹很清楚这种思潮如果盛行开来势必会引起人们对道德产生怀疑，若任其继续发展，终将令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令整个儒学体系败坏不堪。擒贼先擒王，他看到了陈亮。
　　然而，随着辩论深入，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陈亮已经走得太远，“陷在利欲胶漆盘中”不可自拔，纵然他再加努力，也不可能改变丝毫。
　　灰心也好，绝望也好，不可救药也好，总之道不同不可为谋。面对陈亮，朱熹感到了难以言说的疲惫和无奈。渐渐渐渐，他不想再徒劳无功地絮叨些什么了，反正各安天命吧。
　　淳熙十二年，论战的第二个年头，陈亮在老家造房子，想请朱熹为他的新居写首诗，朱熹百般推脱，陈亮锲而不舍，甚至让送信人带足干粮等在朱家，务必催讨到手；来回扯皮好几趟，朱熹终究还是没写。同一年，他还在另一封信中，向陈亮索回早先的一幅字，因为他知道陈亮不喜欢上面的针砭之意，转手送了人。
　　这一切，作为朱陈二人共同的朋友，辛弃疾都看在眼里。他发出了鹅湖邀请。交情不容易，有什么事，为何不锣对锣，鼓对鼓，当面分说个明白呢？
　　武夷山到鹅湖，二百四五十里路；永康到鹅湖，五百里路。五百里的陈亮到了，二百多里的朱熹没到。纵然是辛弃疾，也无法弭合那三百来里路的裂隙。
　　那个雪天之后，直到陈亮病逝，没有明确的资料提及他与朱熹再见过面。
　　
　　午后的冬日灿烂。当额头开始微微冒汗，路的尽头，山的凹处，我见到了徽式檐墙围成的鹅湖书院。
　　礼门，头门，牌坊，泮池，仪门，讲堂，藏书楼。虽然面积不大，但一座明清书院规规整整。而无论是匾额，坊刻，还是对联，都以朱熹曾在此论道而自豪：“斯文宗主”、“道学之宗”，“朱陆讲席”，讲堂两壁还各嵌了两块一人多高的大碑，分题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字。
　　至于陈亮，在时人以及后人的笔记里，则常被描述成一个褊急、浮躁、官欲醺心，甚至挑拨生事的人物；甚至在永康，他还一度自己的乡人被撤出过乡贤祠。
　　数百年间，学界用这种方式对这场论战做出了主流的论断。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实际上，关于朱熹与陈亮，在二人的身前，官方就有过明确的裁决。
　　朱熹的晚年相当凄凉。被罗列罪名，劾奏“不孝其母、不敬于君、不忠于国、欺世谋私、败坏风教”，列为“伪学逆党”领袖，常被朝臣叫嚣处死；身处党禁高压，徒众多叛，过门不入，甚至有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此撇清与朱熹的关系。
　　辛陈鹅湖会后的第五年，陈亮终于考中进士；殿试时，这位口碑并不太好。而且已然五十岁的老秀才，被宋光宗亲笔擢为魁首，是为该科状元。
　　但这次夺魁，却令很多朋友对陈亮颇有微词，清史学大家全祖望，更是点明，这个状元，事实上成了陈亮人生的污点，他的晚年，有失节之嫌。
　　
　　“我看陛下对于太上皇，二十八年来尽忠尽孝，无有一事不在圣怀，岂止徒然做那些一月四朝，给外人看的表面功夫呢？”
　　陈亮确是大才，殿试对策，开头只用一句话，便令两位皇帝龙颜大悦。
　　天有二日。淳熙十六年，也就是辛陈鹅湖会后的第二年，宋孝宗耗尽了执政热情，传位于子赵惇，是为光宗。交接之初，约定一月光宗至少四次朝见太上皇。不料由于光宗有些惧内，受制于皇后李氏；而李氏剽悍，与公公向来有些龃龉，爷俩亦因此生隙，连正常的探视都不能坚持；此次殿试，光宗也是有感而发，以父子间究竟该如何相处做了个引题。
　　这对皇帝的矛盾，闹得举朝纷纭。上至宰辅，下至百姓，舆论一边倒，都呼请光宗以孝道为重，务必按时朝见。那位认为陈亮气度输了一着的陈傅良，还因进谏时忘情，竟然跑上殿去拉住光宗衣裾恸哭，而遭李后痛骂，喝道这是什么去处，你这秀才是不是想被斫了驴头。然而独有陈亮，却回避光宗事实上的不孝，有些牵强地为他做了辩解。有趣的是，同样一段话，儿皇帝看中后半句，顿觉理直气壮；爷皇帝却看中前半句，连外人也说二十八年尽忠尽孝，毕竟儿子还是亲生的。两位最高领导人皆大欢喜，陈亮的命运也就尘埃落定。
　　这便是这科状元的来历——须知殿试进呈时，考官本将陈亮列为第三，如无意外，至多只是探花。
　　锦衣荣归之后，陈亮致书朱熹报喜，朱熹的回复却不冷不热：
　　“老兄志大宇宙，勇迈今古，今日始于后生丛中出一口气，盖未足为深贺。”
　　细究文意，对于陈亮的状元，朱熹似也有些不以为然。当然，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外，好像陈亮受到皇帝格外垂青，本是顺理成章。
　　落第、上书、入狱、辩论、状元……就像多米诺游戏，从陈亮选择第一张推倒的骨牌上，朱熹就清晰地看出了最终坍塌的方向。
　　人生的轨道没有捷径，即使后退一寸能得以前进一尺，但就这一步之差，便足以将多米诺的尽头导向万劫不复的坠落。
　　
　　这场游戏他们原本站在同一个起点。
　　或者说，他们面对的，同一个萎靡污浊的政局。
　　早就化为枯骨的汉高祖唐太宗，不过只是掩人耳目的标靶。如果将他们辩论的文字比喻成一支支利箭，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箭头瞄准的真正目标到底是什么。
　　陈傅良曾如此简要综述过两人的观点：若据陈亮，三代圣贤枉作功夫，若据朱熹，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
　　陈亮据此反驳，假如连汉祖唐宗都只贤于盗贼不远，那么中华“两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没一个正经皇帝，这漏洞百出的世界还能有何光明？
　　而朱熹正是在道德上，否定了整整一部中华历史。按照他的标准，没有一个帝王能够合格。一言以概之，对于历代统治者，他都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数千年金戈铁马出相入将，在他眼中，只是一团利欲纠葛的漆黑。必须指出的是，他的道德要求，首先还是从统治者开始，甚至以君心正不正，当做一个时代正不正的前提。做人的原则，尤其是统治者的原则，绝不能有丝毫扭曲。
　　迎合，抑或直谏；礼赞，抑或批判；肯定，抑或抹杀；究竟哪种更需要勇气？
　　据学者束景南先生考证，绍熙以来，陈亮对朱熹的尊敬与日俱增，在与友人的书信中，甚至称颂朱熹为“人中之龙”，而这四个字，原本是他的自赞。种种迹象表明，陈亮的功利之心逐渐淡化，有了向朱熹靠拢的转变。
　　但他未能对自己的新思想进行总结。及第次年，在赴任途中，陈亮暴病，一夕而卒，年仅五十三岁。
　　朱熹没有留下任何悼念陈亮的文字。老友陈傅良也以悲伤过度为由未写悼文。最沉痛的祭文出自辛弃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人皆欲杀，我独怜才……而今以后，欲与同父（陈亮字同父）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耶？”
　　陈亮去世后五年，朱熹病逝。病重期间，在与友人诀别的书信中，他仍然再三叮嘱务必严明义利之别，并告诫弟子：“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艰苦功夫，须牢固著脚力，方有进步处。”
　　当时朝廷对以他为党魁的“伪学”党禁正严，但还是有近千名他的信徒不顾官方威胁，为他举行了葬礼。辛弃疾也作文哭祭：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意味深长的是，朱熹一死，党禁便开始松动；九年之后，朝廷诏赐谥曰“文”；公元1227年，宋理宗下诏，追赠朱熹太师，封信国公；公元1241年，诏以朱熹从祀孔庙。之后元明清三朝，王旗不断变幻，朱熹的好运却始终坚挺；经过无数帝王的接力，朱熹终于被高高抬上神坛大啃冷猪头，成为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圣人。
　　——难道一定要失去以后才能体现价值吗：朱熹一生，历侍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但为官总共不到十年，立朝仅仅四十六日，屡遭诸帝厌弃。
　　直到五四以后，作为礼法杀人的代表，专制者事实上的帮凶，朱熹才又被打落了尘埃。
　　原本想用绳索缚住猛虎，却反过来被猛虎利用做捆绑绵羊，这样的悲哀，究竟属于朱熹个人，还是属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作为朱熹的对立面，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沉寂多年的陈亮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他讲求功效杜绝空谈的务实精神，更是被大加赞赏，奉为思想解放的先驱。而陈亮的故乡永康，更是参透陈亮事功精神，短短一二十年内，发家致富，从一个贫瘠的小山城，一跃而跻身全国百强县前列。
　　身为陈亮千年之后的同乡，我是否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但或许是身在此山中，我既为乡人脑筋灵活、胆略过人而骄傲，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份，也让我看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弊病，比如信仰的缺失，心态的功利，谋事的直接。
　　这不仅只是永康独有的现象。
　　我记起了陈亮的祖母家，也是其少年时的读书之处，芝英，现在是永康工业最发达的村镇之一。芝英是全国最集中的应姓聚居地，同时，还创下了一个世界纪录：小小一个村里，居然有近百座同姓祠堂。当然，这可以理解为每一支分系对于宗族的重视，但难道不能理解为一种同族之间、凌驾于血缘之上的互相攀比和无序竞争吗——根据陈亮的学说，完全可以推断出建造者的心态：衡量每一份成功最直观最重要的标杆，无疑就是祠堂的豪华程度。
　　而相距不到一百公里，同属一脉水土，却有另一座某种意义上截然相反的古镇：浦江的郑义门，一处严格以朱熹理论为治家宗旨的郑氏聚居地，以三百多年共财聚食、十五世不分家而天下闻名，至今惟一的那座郑氏宗祠还在所有族人中保持着极高的权威。
　　但我也在明人笔记中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南京学子聚会，原本谈笑戏谑甚欢，但只要听到浦江郑氏子弟的脚步声，满座顿时肃然危坐。同样，这可以理解为郑氏端庄正气，但难道也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令人生厌的古板与僵化？
　　浦江经济自然与永康有明显的差距。而为永康私企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中，人数最多的，便来自朱熹的祖籍地江西：这能不能理解为朱陈二家延续到当代的另一种论战方式？
　　毋庸讳言。永康经济的繁荣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味追求眼前利益驱使了生存环境的破坏，据说浙江省肿瘤医院，因为永康患者之多，医生护士都能听懂永康方言。而江西，山水元气之充沛，更是令永康人羡慕不已。
　　八百多年前的那场论战，我究竟该怎么去理解——
　　鹅湖道上，我左右互博，心乱如麻。
　　或许，此题根本无解。纵然睿智如毛泽东。
　　1975年，毛泽东在病中读到陈亮的词，突然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哭得很伤心，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第二年，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逝世。
　　
　　又或许，此题无须硬解。
　　对于身后是非，朱熹便十分坦然。晚年迫害最严重时，他常对弟子开玩笑，说自己的头就像是黏在脖子上，随时可能掉下来。亲友担心，劝他稍微收敛锋芒以随俗从时，他却风趣地打了一个比喻：
　　“那样的话，我怕像草药，煅炼得失去了药性，救不得病。”
　　自信之外，难道在生命的暮年，他已经看清，作为个体的人自然有善恶清浊之别，而作为一种思想，却无须硬去区分好坏对错——就像一味药，用的本是偏性，功罪并不在药本身，而在于施用者？
　　由此我记起了《五灯会元》中的两则语录。文殊菩萨一日令善财采药，善财遍观大地，无不是药，随手拈起一茎草递上；文殊接过，呈起示众，说：“此药亦能杀人，亦能活人。”赵州和尚则云：“（佛法）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
　　我突然想到，眼前的书院，只是后人为纪念那两次鹅湖会而改建。在陈亮与朱熹的时代，这座建筑，其实还是暮鼓晨钟的佛寺。
　　朱熹陆九渊的唇枪舌剑也好，辛弃疾陈亮的慷慨悲歌也罢，原来，这一切的一切，头顶都有一尊泥塑的佛陀默默注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