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

　　
　　
　　骨科诊室依偎在候诊大厅的怀抱里，方方正正，石膏板做成隔断，看起来像个白色小匣子。诊室的玻璃小门虚掩，医生询问的声音穿过小门散发在大厅里，或高或低敲打着候诊患者的耳膜。随机排号后才有资格进入诊室，拿到号码的人如同得到了特殊通行证，隐去痛苦的表情，复杂的脸呈现出喜色，嘴里念念有词：“终于拿到号了”。然后坐或者站立大厅里等待。
　　这是我来骨科医院后看到的一个场景。来之前，邻居告诉我这个骨科医院有个规矩，每天只发放一百个号，去晚了不一定能排上号。我的病因简单，过年从疆返家，串完亲友，脚却不会走路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迈左脚还是右脚，我习惯先迈左脚走路，左手使用物件，他们说我是左撇子，又说左撇子的人都聪明。我一直感觉自己是傻蛋，经常吃亏。有时候，我很想让自己聪明起来，最后是弄巧成拙。我与妻带着侥幸心理来的，准确说，我是坐着轮椅来的，轮椅的旧主是我母亲，年迈的母亲不小心滑倒，诊断结果大腿断裂，要手术接骨。出院后，父亲便给她买了轮椅。父亲说：“你娘习惯看景致，不能一直让她卧床，这样会憋坏她。”母亲想出外看看时，父亲或者我侄子便推着轮椅载母亲出去。母亲的腿逐渐好了，能独自走路，但她习惯了坐轮椅，父亲依旧推她出门，一直推到母亲去世。这次返家，我看不到母亲颤巍巍走路的样子，却看到轮椅如一位老人孤零零倦伏在墙壁边。我望着母亲的遗像，轻轻抽噎起来。此刻，我真想扇自己耳光，在母亲最为难时刻，我竟然一直在外，我成了断了线的风筝，飘落在遥远的疆域，一直到母亲病危时，我才回家。到家后，母亲躺在冰冷的水晶棺里，紧闭双目，我紧握母亲僵硬的手，泣不成声。我再也听不到母亲喊我的声音，再也吃不到母亲给我留的热饭，任凭我怎么喊娘，母亲再睁不开眼睛看我一眼。姐告诉我，娘在去世前一直想我，一直唤我的乳名，可我在几千里之外却一无所知。我如土墙，未经受住风雨严酷摧残，断裂，坍塌。
　　我很幸运，排在65号，一张白色带着号码的纸条在我的左手里紧紧捏着，大厅里很多与我一样捏着纸条的人，用绷带吊着胳膊的，拄着单拐的，拄着双拐的，躺在担架上轻微呻吟的，这些患者的架势如电视剧里的伤兵，焦急等待女护士喊号。钟挂在大厅中央，守规矩的钟摆慢悠悠地摇来摇去，分针恋人般追赶着时针，我抬头看看，即将十一点，未吃早饭，我没觉得饿，这种场合，饥饿不算什么，整个身心都集中在瞧病上。大厅进出的人晃得我眼晕，我不记他们穿什么，更不会在意他们的各种走势，也不关注他们是不是直腿，还是罗圈腿。我关注那个女护士的高音，脆亮脆亮的。此刻，倘若我是在工地上的心情，一定给她打分。工地上的男人喜欢给进出工地的女人打分，并且是一套一套的。看到工地上来了女人，我们手里的活就开始减速，即将跳出眼眶子的眼球，先把女人的身体上下溜一圈，然后打分，头发长，二分，穿的时髦，三分，走路不摇摆，四分，脸蛋漂亮八分。孙建打分最在行，他打分大家都无异议，遗憾的是，一次打分过程中，他不小心落了架子，我们急忙把他抬到医院，进了诊室，医生让先挂号，交押金。询问了一圈，大伙掏出了所有的钱，也不够押金，孙建在床板上脸色苍白，汗珠子啪啪落，嘴里一直“娘啊，娘啊”。他痛苦，大伙心里着急，但束手无策，医生板着脸，只顾病历，随行的孙建弟急了，“唰”的掏出支模用的铁锤，要砸医生，医生吓得躲在墙角，一直说：这是医院的规定，不交押金不看病，砸死我也是这样。孙建弟没法了，扔了铁锤蹲下大哭。我们都是小包工，出现了工伤，项目部不管，这刚开工，哪有这么多钱啊。医生看看我们这个样子就支了招：你们还是去找项目部，论理论法，他们逃不脱。孙建弟一听，停止了哭，站起来问：真的假的？医生急了：你们真不懂劳动法啊，这个时候还磨蹭啥啊，赶快去啊。
　　孙建的腰椎断裂，治好要很多万，他的家人与项目部打了几个月官司，最后只拿到少数医药费回家了，这些钱远远不够他把腰治好的，他妻子哭着说家里没有钱给他治疗，孙健说不治了，死了算球，为了他再欠一屁股债，孩子怎么办，家怎么办。医生说不治疗的话，他的下半生只能坐轮椅了。我不知道法律有没有有条文需要项目部给他赔偿，他这些年打工没挣多少钱，挣到的钱只能养家糊口，返修房子就需要紧衣缩食。
　　65号，65号，女护士终于持着高音大喊，我在癔症之间，妻说轮到我们了，我环顾四周，眼球们都在看我。妻推我进了小匣子，白色墙壁挂满了红艳艳带着黄穗的锦旗，锦旗上的字如同一个师傅写的，不是救死扶伤，就是医道高手。医生坐在摆满医档的桌子中间，酒糟鼻上架着副褐色边框的眼镜。轮椅上的我在他的对面，平静的心跳与急切的心跳相互交替发出声音，他并没有急着询问，而是皱皱眼镜注视我数十秒，他在眼神余光收回的一秒里发话了：“你哪里不舒服？”我说：“脚。”他职业般翻开空白病历，拿出笔想记下什么，手又停了下来，问：“你的脚怎么了，是扭伤了，还是摔跤了？”我回答：“都没有。”他站起来让我把脚放在小凳子上，我犹豫了一下，多年来的工地生涯，我的脚任凭怎么洗都是臭的，我不好意思把臭脚展现给他，似乎我的脚与这种近似豪华的地方很不相衬。他手术刀般的眼神看透了我的心思，坚持让我伸出脚。妻一旁说：“在医生面前你扭捏啥，亏你走南创北呢。”医生附和说：“就是，我们习惯了，无所谓了，天天不就是这样吗。”无奈，我脱去鞋子，慢慢把脚伸到小凳子上，一股难闻的臭味顿时淹没了浓烈的来苏水味，医生用手捂住了鼻子：“你的脚还真臭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我涨红了脸，不回答，如一个做错事的学生，接受老师的批评，我的脚呆立在凳子上，罪犯般等待医生的审判。他戴上了口罩，从抽屉里拿出一双白手套戴上，他摸摸我的脚面问：痛吗？我说：不痛。一直摸完脚的每一部分，我都说不痛。他皱皱眉头，一时无法判断什么病。他让我站起来走几步，我表示不能走路，他站起来想扶我走，可我的脚怎么也迈不出，他坐回了座位，看看我，迟疑了一会说：我怀疑你是脚神经元断裂。我问他，怎么不痛啊，他说：这个我也说不清，要不你去县医院看神经外科吧。
　　妻推我走出骨科医院，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坐在轮椅上却发了愁，边抽烟，边自言自语：在新疆还好好的，能蹦能跳的，为啥回到几年未归的家乡，却不能走路了呢？妻一下子笑了，我回头看她笑的样子心里来气，我说她是不是受到了打击。她止住笑说：你这病，不用去县医院，我就能治好你的病。我说她在胡说，医生都没办法了，你怎么能治好。她停住了脚步，附在我耳边说：咱娘的魂附你身上了，咱娘怪你没伺候她，让你尝尝坐轮椅的滋味。我顿时无语，心一下子伤感起来，也许真的是娘在惩罚我，她想让我知道她坐轮椅的痛苦与无奈，任凭谁再对她好，不如没病，我感受到了两年来母亲在轮椅上痛苦，泪水不自觉流了出来。妻看我不说话了，蹲到我面前，掏出纸巾为我拭去泪水。她说我不经逗，她一直道歉，我摆摆手说没事，这不怪你。她说我的病是心病，又说我自从回到家后，看到这家建了楼房，那家买了轿车，你出外这些年，连孩子结婚的钱都发愁，你不病才怪呢，我知道你思想起了变化，为了你的面子，我从来不说，压根我没想到你竟然成了这样，开始我真的以为你的脚有病了，就带你来这医院，医生检查完，我才放心，也知道是你的思想出了问题，你真有病吗，没有，是你不敢出门，是你感觉到了自己混的不如人。
　　是的，真是这样，妻分析的很对，看似大大咧咧的女人，我没想到她的心思这么缜密。我的脚神经元并没有断裂，是我的心断裂了。出外这些年，家乡的影像也在我脑海里断裂了，每天都是工地，工棚，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能去哪里。我们在工棚里天天想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才是头。一年下来，碰到好老板能结算到工钱，遇到了坏老板，工钱就没了着落，一年的辛苦与血汗，能打水漂。孙健残废了，工地上出现工伤的事多了，与我一样出去几年与家乡断裂的人也多了。这次回家，城市与农村的变化，使我感觉陌生起来，我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家乡，一个在我出走还是破烂不堪的地方，几年内竟然翻天覆地的变化，县城外扩十几里，到处都是空置的楼房。回到村里，大伙的房屋都推了建了两层，我的房子如鸡卧鹤群般，孤零零呆着，人与人见面都掏出了高档次的香烟，喝上了高档次的酒。一个村三十几户，竟然添置了二十几台轿车，过了年，村民外出继续打工，轿车就闲置在院落里等待主人来年回家。孩子与我陌生了，我也看到了很多陌生的面孔，我甚至怀疑这些孩子不是我村的人，闲谈中问起，才知道是谁谁家的孩子长大了。孩子长大要订婚，彩礼都要几万十几万，有的拿钱还不一定能找到女孩，他们说是计划生育的错，当时只能生一个，村民们知道了是女孩就流产了，导致成男孩多女孩少。日子过得潦倒些的家庭，孩子找不到老婆，成了光棍。村民们买车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找老婆，也有一部分人为了满足面子问题。车与楼房成了一个成功者的标志，没车没楼房的人，就是混的不好的人。
　　我与家乡的断裂，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接续，母亲的腿断裂了，接续好后，竟然习惯了轮椅，我不知道我接续后，能否习惯家乡，在外，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些，肉体劳累些，但心却是轻松的，我习惯了出租屋与工棚的日子，更喜欢异地的人文景物，在外地，最起码我的脚能蹦能跳，我不会在乎城市人的眼光，更不在乎天天穿着工作服上街，一个民工我更不在乎身份，能挣到钱养家足已。
　　年后的村落里的楼房大半是闲置的，村民们放弃这一年的居住权，在繁华的城市里过着出租屋的日子，出租屋内，没有面子，没有浮躁，更没有虚夸，喝着廉价的酒，抽着低档烟，没有谁瞧不起谁，大家都是一个起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