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录像厅”

     
　　部队大院犹如一个小社会，服务设施齐全。那时，我最早接触的是电影。最初，是在操场上看露天电影，之后，是在大礼堂看电影。录像厅就像是矗立在高山之颠，离我很遥远。
         
　　 小学毕业那年，父母带着我回老家探亲。那时，村民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原始而单调，无非是听广播和打扑克。年轻人平时闷在村里干农活，遇到赶集或者下雨，才被允许放风。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之外的小镇寻找刺激，往往热衷泡录像厅。镇上只有几条主干道，录像厅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周围。
　　　
　　那天，天阴沉沉的。堂哥骑着自行车，载着我一路颠簸。他像从笼里飞出的小鸟，高声欢呼。到了镇上，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正中堂哥的下怀。他巴不得天天下雨。他把自行车停在一个录像厅的门口，硬把我拽了进去。录像厅荜门蓬户，一个投影机、一帘幕布和一堆电影录像带，便构成了低成本“小影院”。其面积和我家的客厅相近。录像厅里的人杂而多，勾肩搭背，挤在一起。他们大多是周边各村的村民，一一脱了鞋，把脚搭在沙发的扶手上，吊儿啷当。他们嘴里吐着烟圈，烟气熏人。烟味、屁味和脚臭味混杂，令人窒息。

　　我记着看的是刘德华和吴倩莲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那时，刘德华和吴倩莲正青春，银幕形象青涩而清纯。他俩将社会底层的小情侣的爱情演绎地入木三分。小青年们看得如痴如醉，也幻想能拥有动人的爱情。站在角落里的老板有三十多岁，也是农民出身，因家住在镇边，便借着天时地利乘势而上，开了录像厅。录像厅空气浑浊，我被熏得晕头转向，直流眼泪。老板显然也不喜欢那样的环境，搬起一个小马扎，坐在门外抽烟。我很想回村，向堂哥投来求救似的目光。堂哥仍然很有兴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再也受不了啦，猛地冲了出去。村民们的精神世界太贫瘠了。录像厅就像一个充满诱惑的放纵之地，让他们如愿以偿，沉醉且沉溺其中。他们在这里方能找到快乐。我蹲在屋檐下，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像是刚从监狱里走出来。
    　
　　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再没有进入录像厅。直到我中专临近毕业，有个同学逃学，顺便拐走了我。我俩搭公交车去了禹都市场。他大大咧咧，我请你看录像，你请我吃饭。你看我够哥们吧。我低着头未作声，表示默认。我虽是运城人，之前却从未去过。对于禹都市场，我产生了强烈的陌生感，还不如他一个外地人轻车熟路。禹都市场刚发展起来，数条街道纵横交错。录像厅就像撒了一把豆子，随处可见。他拉上我走进一个录像厅。那个录像厅有两层楼。一楼大厅摆了几排长条凳，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当时正在播放电影《霸王花》。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女兵们超负荷地训练，吃尽了苦头。夜晚，躺在寝室的床上，有个女兵照着镜子看着自已晒黑的脸庞而嘤嘤哭泣。她们没有时间来保养自己，便拿着切好的黄瓜片敷在脸上，找寻些许安慰。她们个个身手矫健，手擒歹徒的瞬间也成就了自己。她们是自豪的，曾经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突然，那个同学说道，哎，看着真没劲。你在这里，我上二楼。他喊道，老板，上二楼。老板说，上二楼，得再加几块钱。他把几块零票塞到老板手中，急匆匆地跑上去。这时，有个小伙，占了同学的位置，坐在我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我烦透了，爱理不理。他说，早些年，运城的黑帮猖獗。每到深夜，他们就骑着摩托车出来活动。他们经常来录像厅，也曾有不同帮派的人拿着凶器在此决斗。那场面血腥极了。我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心里忽忽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看着电影，始终不见同学下楼。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也跑了上去。二楼大厅有一群男人，正襟危坐，脖子伸得老长，眼睛瞪得像铜铃。他们的呼吸声急促，裆部似乎有个小老鼠在嘶咬。同学见了我，招呼我坐下。我一瞅屏幕，傻眼了。屏幕里有两个裸体男女。男人的身板挺得直直的，像一个神，傲慢地盯着女人。女人跪在他面前不敢直视，像一个卑微的蚂蚁，任由他摆弄。真恶心。我突然浑身难受，恶心地想呕吐。我胸中波涛汹涌，一浪一浪袭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蹬蹬蹬”跑下了楼。

      我对录像厅的态度和同学大相径庭。他对我的行为很不解。我想，这或许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小时候，部队大院干净整洁，房屋井然有序，树木郁郁葱葱，道路宽阔笔直。我站在草坪上，望着蓝天白云，春风满面。我见不得污渍，尤其是身边的公共厕所。厕所的脏、乱、差所散发的异味熏地我想要呕吐。而录像厅里的乌烟瘴气同样让人不堪入目。弥漫的烟雾，像一条毒蛇，悄悄地潜伏在人的身体里肆意作乱。其次，录像厅里的人鱼龙混杂，我担心自己会着了坏人的道，走上歧途。

      
　  毕业后，我到外地读大学。期间，网吧渐渐遍地丛生。而录像厅就像是身体上的毒瘤，被时间清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