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歌声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2:24 编辑 <br /><br />　　　　　　　　　　　　　　　　　　　　　　　　　　　　　　　　　　　　　　　　
那时的歌声
　　　　　　　　　　　　　　　　　　　　　　　　　　　　　　　　　　蒙正和
　　1965年，我十二岁，正在龙潭区完小读书。当时县以下设区，现在的龙潭、瓦厂、鸡街三乡为一个区，区以下设管理区（又称小公社），即现在的村委会。11月初的一天下午，学校周围来了许多人，多数是农村基层干部，少数是机关干部。他们在操场边挖灶埋锅挑水煮饭洗菜，一时间烟火四起，人声鼎沸。我们好奇，放学后到区委机关看热闹。区委大院内外，简易街道旁，篮球场边，都有行色匆匆的干部和军人出入。
　　晚间集队时，值日老师宣布：“区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四清’运动开始了。学校旁边有新寨管理区干部开伙，可能还要来学校进行小组讨论，同学们要更加遵守纪律，校园里遇见干部要有礼貌。”我们不知道什么“四清”运动，只觉得人多热闹，还有军人，感到新奇。
　　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哨声突然响起，我们迅速集队。值日老师宣布：“晚自习不上了，工作队要来教室开会。”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同学们一声欢呼。“不要大声喧哗，不要东跑西跑，各自在寝室背书！”
　　黄昏时分，六年级教室里传出整齐有力的歌声：“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哪里还呆得住，一伙顽皮的男生悄悄遛出寝室，趴到教室窗口偷看。一盏汽灯把教室照得雪亮，一位军人站在讲台指挥，众指战员站在座位前唱歌。歌声终了，指战员坐下，教室里只有汽灯“咝咝”声。原来是工作队中的解放军指战员来学校开会，同学们兴奋极了，互相传递消息，也不在寝室背书了，男生几乎全部聚集到校园边梨树下，我按捺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注视着教室。那个年代，流行军人崇拜。“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参军和嫁军人是青年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我们曾把铝皮剪成五角星，涂上红漆，别在帽子上。谁有顶绿军帽，借着戴抢着戴，过把瘾。
　　当时已取消军衔制，“全军上下一片红”，上至伟大统帅、三军元帅，下至普通战士，一律红领章红帽徽。开会的解放军指战员，肩章痕迹还在，“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威武雄健，朝气蓬勃。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解放军开会，静静地听首长讲话。讲了些什么，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时间过得非常快，约两个半钟头，首长一声“起立!”雄壮的歌声又起：“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头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那一夜，熄灯铃响后，我们久久不能入睡，嘹亮的歌声一直在耳边回响。
　　工作队入驻区机关，偏僻的山乡热闹起来。那时，有个口号叫“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晚饭后，简陋的机关泥地球场哨声响起，指战员们的球技出类拔萃，打遍机关学校无对手。工作队中的文艺骨干发挥专长，指导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区建立宣传栏，张贴宣传画，教唱革命歌曲（即现今所称红歌），机关农村歌声飞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周六，我照例回家拿伙食，发现生产队里已进驻了工作队。我们队人口较少，但是居住分散，驻了两位男性工作队员，社员们亲切地称呼他们“徐同志”“杨同志”。徐同志叫徐文强（或许文祥），部队卫生兵。我与他在村中相遇，不敢打招呼，他向我微笑着匆匆而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徐同志。杨同志叫杨玉生，大理人，白族，二十来岁，穿一套蓝色学生装，胸前别着团徽。星期天下午同学们回到学校，迫不及待地交流起队里工作队的情况。谁谁的队里组长是军人，参加过淮海战役，缴获过轻机枪；谁谁的队里工作队员是大学生，戴着眼镜；哪个队员歌声好，广播里唱出来的一样……很长时间，“工作队”成为同学们乐此不疲的谈资。
　　又一个星期六回家，队中青年唱着一首歌，说是晚上开社员大会时徐同志教的，昆明汉族民歌《猜调》，后来在云南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听过。“小乖乖哟小乖乖，我來说，你來猜，甚么长长上天，甚么长长水中间？甚么长长街前卖嘛，甚么长长妹跟前哟喂——小乖乖哟小乖乖，你來说，我來猜：银河长，长上天，莲藕长长水中间，米线长长街前卖嘛，丝线长长妹跟前哟喂——”毕竟，我们山里人缺乏训练，不能唱出民歌转弯抹角的韵味。后来又听到唱《只怪娃娃生多了》，计划生育方面的，说也是徐同志教唱的，属“农村群众演唱”之类。回忆起来，有这样几句唱词：“娃娃多，娃娃吵，白天下地去劳动，头晕目眩脚打漂，只怪娃娃生多了……娃娃多，娃娃吵，队里开会去不了，党的政策不知道，心不明眼不亮，只怪娃娃生多了……”
　　临近春节，学校放假。傍晚，我们去三公里外的管理区驻地玩。院里，一位有些消瘦，剪着流行短发，显得秀丽的女青年干部正在指着黑板打着拍子教唱红歌，二三十个青年围着学着唱，我们也参加进去。歌名是《毛主席语录挂枝头》，有这么几句唱词：“毛主席语录挂枝头，金光闪闪照九洲。上工哪个下工读一遍，人人奋发争上游……”这首歌好唱好记，几遍下来，唱熟了。后来得知，她叫杨家珍，与另一位女队员杨莲同志驻管理区所在地第二生产队。管理区工作组组长张彦光，两位杨同志，都是云龙县过来搞“四清”的干部。管理区工作组还有几位干部，不知姓名。有个星期天由家经管理区回学校，有位中年干部要我帮他到区公所寄封信，信封上写着“云南日报社薛波同志收”。“文革”之初北京批“三家村”，云南批李梦北，据说这位同志是“李梦北的通讯员”，受到牵连调走了，可能是回了昆明。人走了“传奇”还在，说他开会做记录，弯勾圈点波浪线，一字不漏，后来方知那叫“速记”。
　　大队组织了业余文艺队，经常举行演出，又有工作队员加盟，很是火爆。第一生产队的工作队中有一名军人张文新，中等个，脸很白净，英俊潇洒，据说是连队文艺骨干，笛子吹得很好，单吐、双吐、颤音都玩得烂熟，还能变调，是我们的偶像。每逢演出，不演奏三四支曲子下不了台。还有一位王同志，也是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来自省级机关，口琴演奏，又能独唱，保留节目是《红梅赞》，与小张一样，只要上台，掌声热烈。杨家珍同志也常被掌声请上台，有些羞涩，唱过些什么，记不得了。
　　区委机关驻了一个电影队、一个文艺队。电影队是州里派驻的，负责区下属的十多个管理区电影放映，这对于一年才得看一场电影的山区群众说来，真是天大的好事。电影队人地两生，请我们的语文老师杜甲生绘了一张简易地图，请供销社马帮驮机器，巡回放映。开映前先用电唱机安上唱片播放几首歌，《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都是耳熟能详、经久不衰的经典红歌。当时有个幻灯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四五幅画面，爆炸声音由放映员模拟，“嘣——”声音随画面变换而由弱到强再到弱，惟妙惟肖，成为美谈。那时放的是黑白片，《苦菜花》《地道战》《李双双》《刘介梅》《龙马精神》《夺印》等，《苦菜花》《地道战》的插曲脍炙人口，看了几遍就会唱了。再看，银幕上下一起唱。
　　文艺队约二十人，男女演员各半，都是二三十岁的大哥大姐，几乎都是吹拉弹唱多面手。一日午后，我们几个男生到区委大院看热闹。在木器社工坊里，一位演员哥正在刨一根锄把，刨刨，用锤轻轻敲敲刨子，又眯上眼看看刨刀刃，俨然技艺娴熟的木工师傅。又用木板做锄头，还用墨汁兑水把“锄”涂成铁黑，以假乱真。还做着一面木板“铜锣”，草帽大小，锣槌敲击部位凸起，同样涂些颜色，看不出木板原色。另一间房里，几位大姐在练声练舞蹈，我们趴在简陋的木条窗外看。一位大姐走过来和蔼可亲地问我们读几年级、谁是三好学生、会不会唱歌？嘱咐好好读书，课余学习唱歌跳舞，丝毫没有大城市人的高贵架势。老师说他们是来自省级文艺院团的演员，也是“四清”工作队，要演出精彩节目。我们翘首以待。
　　区委大院里挂了三盏汽灯，拉了两块粮管所借来的大帆布当后幕，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附近农民把大院挤得水泄不通，观看高水平演出。在区里演出后，他们又到各管理区巡回演出，尔后进驻与区委机关相隔三四公里的富厂管理区，区里有会议时来演出。前面说到的我们管理区那个部队文艺骨干小张，曾客串小乐队。文艺队中有一男一女两名演员，用时下的话说是明星大腕，男的叫蔡九哥、女的叫林十娘，那嗓音那歌声那才艺，与当今李双江、才旦卓玛有得一比。
　　其实，他们姓甚名谁，我们全然不知。
　　文艺队演出农村题材小滇剧《打铜锣》，由湖南花鼓戏移植过来，反映人民公社社员爱集体的主题。剧情紧凑，人物对白唱词诙谐幽默，寓教于乐，舞台艺术效果极佳。说的是深秋早晨，管理员蔡九哥拎着大铜锣（前面提到的木板“铜锣”）巡回田间护秋，人未上场声先到：“秋收季节——各家各户——鸡鸭小心——哐！哐！”自私自利的林十娘上年秋收时占了蔡九哥便宜，眼下故伎重演，为规避管理，把鸭子送到河对岸偷吃队里新稻：“八只鸭子丢过河，只只吃得胖嘟嘟，一天生蛋有八个，我屋里装蛋用皮箩。”又揶揄：“可笑队长不识货，还叫蔡九打铜锣。他一怕哄来二怕恶，老娘的手心他翻不过。手下败将要管我，哪把他放在眼睛角。要是他不识好歹来找错，叫他丢了槌子又丢锣。”正得意着，蔡九哥拎着大铜锣上场，发现鸭情赶紧捉拿：“林十娘果然不是货，居然把鸭子丢过河。若是家家向她学，一天损失谷几箩？不把林十娘管一管，怎好开口喊别个？哪怕她是马蜂窝，我也要大着胆子戳一戳。”捉了鸭子要交队。林十娘“高高兴兴往回走，忽听鸭子叫不休。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把老娘的鸭子偷”？狡赖说她家鸭根本没吃公家稻，是蔡九哥存心与她过不去。蔡九哥以硬碰硬：“摆着现场不认赃，杀了鸭子瞧端详”。林十娘威逼：“你无端又把茬子找，杀了鸭子要你赔！”“若是肚里有新稻，杀了鸭子我不赔！”矛盾激化，剧情达到高潮。两位演员表演自如，特别是嗓音搭配精当，赢得观众一片喝彩。于是，我们叫男角“蔡九哥”，叫女角“林十娘”。
　　蔡九哥与林十娘的保留节目有藏族民歌男女声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逛新城》，唱得刚柔相济，珠联璧合。听机关文艺青年和老师们夸奖：“他俩唱的歌与收音机里收到的一样好听！”蔡九哥的保留节目是三首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我为祖国献石油》，手风琴伴奏，歌声浑厚，金属音质，颇具立体感，深受我们喜爱。这个独唱节目通常安排在演员下来换妆或“舞台布景”更换时进行。林十娘嗓音特别清亮悦耳，保留独唱曲目是《八月十五月儿圆》，讲雷锋；《心中万杆红旗飘》，歌剧《江姐》的压轴唱段。均属红歌系列。
　　男演员们的重头戏是杂技：翻跟斗，功夫了得，前空翻七百二十度，向上翻腾七百二十度；钻圈，两圈叠加，由上圈横扑过去，双掌着地，由下圈退出站立，圈子不倒；与女演员配合杂耍飞碟，顶对顶倒立，飞碟旋转自如。精湛的表演，令人叫绝！女演员们的小合唱、表演唱，颇受热捧。《只怪娃娃生多了》演得生活味十足，难怪老大妈都爱哼几句。那时的国际形势是援越抗美，《美帝国主义，我来质问你！》即是这方面的节目，属苏州评弹还是京韵大鼓，不清楚，幕后伴奏台上演唱，记得两句：“美帝国主义，我来质问你！你们说你们美国爱和平，为什么来越南杀人放火抢东西？”在这些节目感召下，男生中兴起跟斗热，顽皮的大龄男生时不时学着演员们的抱娃娃状，又跳又晃，逗女生们唱《只怪娃娃生多了》，引来一阵追打谩骂。
　　文艺队在区委演出，场地简陋得不能再简陋，还要爬山涉水到六个管理区巡回演出，那时的山区，一寸公路也没有，由县城到区机关驻地，步行两天，条件艰苦可想而知。巡回顺序：白竹管理区（苗族聚居）、密古管理区（白族聚居）、清河管理区和水竹坪管理区（彝族聚居）、己路河管理区（多民族杂居）、富厂管理区（彝族聚居，文艺队队部）。各管理区组织马帮接送驮道具，演员徒步，十二天才能巡演过来。接待条件极其有限，管理区从生产队买只羊杀了炖，算是丰盛大餐。演员们付伙食费，没有“下乡补贴”，更没有“出场费”一说。选择村中一块较为宽阔的平地，点燃汽灯，因陋就简进行演出，演到杂技翻跟斗时，铺几块稻草垫。我们管理区场地局限，据说翻跟斗时一位演员刮擦到核桃树枝，一位演员翻出了草垫范围，所幸没有受伤。他们的精彩演出和良好台风，深深打动了山区少数民族群众。一位接待过文艺队的贫农大妈说：“这些城里来的戏子，生活倒是好招呼，就是爱打扮，特别是女戏子，洗了又洗漱了又漱，烧上三挑水不够两人洗。山区没有好伙食，没有自来水，真难为了这些来自省城的演员们。
　　1966年5月，“文革”开始，行政区划有了变动，区改设为公社，原先的管理区改称为大队。公社开会，各大队工作组参加，可能是研究“四清”与“文革”如何结合的问题，文艺队由富厂大队上来公社演出。这次演出了三个新编排节目。一个是讲农村阶级斗争的，地主婆阿狗妹如何破坏农业生产，又跳又舞，牵强附会，没有多少艺术含量，完全是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创作，当时的说法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文艺队的败笔。另一个是彝族歌舞《打歌来》，根据彝族民间“打歌调”音乐素材创作，载歌载舞，很有民族风格，广为传唱。再一个是表扬工作队中的好人好事的说唱节目。表扬了好几位工作队员，除了徐同志其他不认识，只记得个头尾。男女演员八人登台。甲“工作队进村半年多”，乙“做的工作实在多”，丙“好人好事扎实多”，……接着说唱开来，把工作队员们如何克服困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为老百姓做好事表扬了一遍。最后唱到我们队军人队员徐同志，女演员打起快板：“徐文强，斗志昂，临危的产妇卧在床。他不怕脏，不怕累，医术精湛责任强，抢救母女保平安。”众演员合：“保平安，保平安，好人好事三天三夜唱不完……”
　　春节，工作队放假十天，徐同志没再回队里，但他的事迹在队里有口皆碑。他刚进村时参加收割旱谷（陆稻），把手割破了，用手绢包扎起继续割。教唱《猜调》后，又教唱《只怪娃娃生多了》。一晚队里一户农家茅草房失火，正在主持会议的徐同志立即宣布休会，鸣枪报警，指挥救灾。他果断让妇女老人撤离，带领青壮拆去与火灾房屋相连的一间茅草顶猪厩，指挥社员迅速挑水泼湿邻近的草房牛厩，避免了火灾蔓延。忙乱中，丢了一发手枪子弹，为避免在火场中爆炸伤人，又组织社员用泥土把相关地带掩盖。周围村寨工作队听到报警枪声，组织青年赶来救灾，把火灾控制在最小程度。我们寨子十二三户人家房屋畜厩紧紧相连，多是茅草房。要不是徐同志指挥组织得当，一个寨子必烧无疑。队干部和社员们称赞说，徐同志平易近人，热爱劳动，医术好，歌唱得好，关键时刻不慌不忙，真是文武双全的好军人！工作队中的军人调动比较频繁，徐同志、张同志未等运动结束，先走了，不知是回部队，还是调到其他地方。后来队里来了一位机关干部，大家叫他刘组长，时间不长又调了。又来了一位军人曾组长，爱唱歌，常见他把《革命歌曲大家唱》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热情高，音不准，跑腔跑调，五六月间调到鸡街公社去了。杨同志一直没有调动，工作队出村时才离开，他也爱唱歌，音咬得还准，只是白族乡音太重，一些字词听来走了样，如“最爱读”听着成了“猪耳朵”。
　　“文革”开始后，学校有些乱，我们也暂时转移了注意力。应该升初中了，也没消息。紧接着暑期放假，同学们各自回家，老师集中学习搞“文革”。公社里是否还进行过演出、省级文艺院团的演员们何时出村回昆明，一无所知。只记得我们生产队杨同志是八九月份苞谷吐缨时出村的。工作组出村时，大队业余文艺队组织欢送演出，重头节目是《永不走的工作队》。王同志演唱了他的拿手节目《红梅赞》，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开始是他在台上独唱，青年们在台下轻声跟唱，唱了几句，王同志打起拍子指挥，独唱变成全场齐唱，王同志三次谢幕，掌声不歇，让人动容……
　　倏忽间，半个世纪过去，激情澎湃的岁月已成为依稀记忆。那时的歌声，一段历史的特殊音符，曾激励过一代青年。当时风华正茂的工作队员们，如今应该都是古稀老头老太了，其中一些人或许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歌声，仍在我心中回响。
　　歌声飘过五十年。徐同志、张同志、蔡九哥、林十娘、杨同志、曾组长……你们还好么？
201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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