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山村刘家

    外公家住在峡山村。
    小村依山傍水，山岔里拢共住了百十来户。村子里没有外姓，全都姓刘。
    山当腰有一条铁路。放羊时，火车拉着长笛，“呜呜”地钻进了山去，长串的黑烟留在了洞口的这一边。蜿蜒的小道，连接着田间地头和一个又一个不知名的山庄。
    农村的瓦屋，上屋檐搭着下家的房盖，乡里乡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木格子窗户的最下边，镶的是有机玻璃，不容易损坏，上面多半扇，里外糊黄纸，也有贴年画的，不是“蟠桃祝寿”就是“麒麟送子”或者“莲年有余”，图的是吉利。
    黄昏，女人在自家房门口，“啰啰”地赶鸡回笼，“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早上出笼的鸡，在外疯够了，迟早要“咯咯”地回到这个家。
    门口的踏板下，是鸡舍，十多只鸡跳下去，“咕咕”挤着身子，暖和，盖上盖板，要过好一会，下边才没了动静。大黄狗在门外，呜咽一声，架不住瞌睡。喧嚣一天的村子，宁静了下来。
    屋外皎洁的月光，泻进来。在我们那，门后边搁置一个大尿桶，“肥水不流外人田”。小孩够不着，得由大人抱着，近前，“嘘嘘”三五声，往桶里尿，溅上两滴，湿着屁股扔进被窝。南方阴雨潮湿，一年四季，太阳出得少，小孩子画了地图，大人就得塌了湿被子睡好几天。大人封好煤火，拐到门后，“哗哗”地响好半天，赶上了老牛。男人“吧嗒”扯了灯弦，隐隐的尿臊味和浓浓的稻草味混杂在一起，一古脑儿全都揉进了梦乡。
    天光放亮，女人趿了布鞋，生火做饭。外公家，烧散煤。生火时，里面的煤灰掏出来，絮上干柴，点燃，用吹火筒猛力吹，有时还得用蒲扇。炉灰夹杂着刺鼻的浓烟，弥漫了整个小屋，煤火渐渐旺了起来，淘米、洗菜、切墩，一切停当，大人、小孩，鸡，全都招呼起来。瓮缸里的水刚刚好，一瓢热水兑进去两勺凉水，小孩洗了大人洗，最后倒进泔水桶，留着喂猪。
    菜依旧是萝卜丝、白菜叶。南方农村，早饭很少做粥，粥稀溜，不顶事，不到晌午饿得前心贴后背。男人吃干饭，吃饱了好干活。男人扒完饭，吸根烟，提了钉钯上猪圈、牛栏，沤了一冬的稻草，钯出来，担到地里。女人铡草，煮完猪食，背筐下地，男人在前地刨坑，女人跟在后边撒种，那是一年的收获。
    一大早，三舅领着两个儿子压面条。面条机在二楼，老二力大，抢着揉面，老大掌控设备，负责压面，老三、老四姑娘家，上去干点扫浮面的轻巧活，三舅是总指挥，权力至高无上。面条压出来，晾在楼上的窗台上，得阴两三天。渣儿，捡起来，伸进煤火，烤糊了吃，蛮好的味。下午，老二挑了二百斤的担，去邻村，吆喝着卖。有给现钱的，也有拿面来换的，一斤白面粉换七两面条，什么都可以换，老二没得挑。跟他一个锅里舀食的媳妇，就是那年，换面条换回来的。三舅家的面条，我没少吃，多搁猪油，再切点细葱，每次都能吃三大碗，比陈佩斯吃得还要多。
    家里起床最晚是外公。外公打了哈欠醒来，半天半天不动窝，赖在床上，从帎头边，摸出烟盒，打开，烟丝差不多让外公给捻熟了，才往烟锅里摁，点上火，对了烟嘴，深深地吸上一口，再慢慢地喷出来，外公在品味着人生。外公说：清晨一棵烟，快活似神仙。
农闲时，外公领我去钓鱼。我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总想着抓蚱蜢，捉蝴蝶的事，要不上附近地里挖红薯。柴火烤的红薯，从火堆里用棍子拨弄到草堆上，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捡起来，左手、右手来回颠，揪了皮，趁热吃，“嚯嚯”香。
    二舅去田里捉泥鳅，也喜欢带上我。天不亮出门，天擦黑时回，每次篓子里捉不上几条，和一身稀泥回来，脱下来，丢在木盆里，满舅妈洗尿芥子，捎带拿到井边，用洗衣棒“梆梆”槌。那年，满舅家的满崽还没戒奶，十多条芥子连同我的布衣、布裤晾晒在院子里，五颜六色，就像现在联合国开峰会挂的万国旗。
    其实，小孩子一天跑得最勤的，是村子里的供销合作社。打酱油、醋，小孩子乐意跑腿，其中有不少的“回扣”，一天去八百个来回，也不招呼累。后脚没等迈过门坎，眼睛直勾勾往里瞅，柜台上十几个圆口的玻璃罐，装的是狗屎糖、高粱饴、大白兔奶糖，还有包了锡纸、中间戮了根细竹棍的棒棒糖。
    售货员踮了脚，在罐子里抓出小把糖来，放到秤盘上称，加了减，减了加，小气得像葛朗台。称好了的糖果用黄纸包起来，系上草绳，交到手里，不是二两，就是一两，再少也得五钱。小孩子掂不出份量，原封不动地提了来，早把酱油醋忘在了脑后，还得悻悻地跑着去，跑着回。
    好几次，满舅骑了自行车，驮了我去取，我坐前梁，屁股颠成两半，也不在乎。满舅年轻时，拉二胡出名，公社组织样板戏汇报演出，满舅的老丈人领着我去看热闹，演出开始时，光听到戏台上“啌呛啌呛”的锣鼓声，却看不到一个人影，急得我直哭，满舅的老丈人将我举过了头顶，让我骑在他肩头上，看了一个多小时，回去时，一句台词也没能记住，哪是看戏，实际是看人。那一年，满舅二十出头，结婚不长时间，他老丈人，五十多岁，个子不高，戴一顶带耳的棉帽，我记得清楚。
    满舅还会剃头的活。他买了套手动的剃头工具，没事时就在家里帮大人、小孩理发。村里人剪头，不讲究，好赖不计较。一上午，满舅快手快脚，能剃上十一二个。剃头时，满儿子拉屎拉到了裤裆，满舅腾不出手来，总不至于才抓了屎粑粑的手，又去摸人家头。外婆“喽喽”地招呼大黄回来，添他儿子的屁股。别家的狗听到喊，也想趁机饱餐一顿，外婆坚决不允，提了粗棍，严看死守，寸步不离，就像是看着一堆金银财宝，外婆的口号喊得山响：人在，阵地在。
    满舅后来当上了生产队的大队长，白天吹哨，组织社员出工。晚上和几个骨干在家里叽叽咕咕，研究包产到户的大事，再也没有时间拉二胡、干剃头的活。那几年，来家里串门的最多，给满舅发烟时，也没忘了孝敬一支洋烟，给外公抽，谁不把村长当干部呀？
大舅时常去岳阳，贩了臭鱼、臭虾回来零卖，干的是投机倒把的营生，不符合政策条文，走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道路，全仗着满舅的面子，才没有押上台去挨批斗。小孩子不懂政治，只知道大舅家的干鱼干虾，到了冬天，炒白辣椒吃，特别下饭。
    到了年底，厂子里放了假，父亲母亲总要拎了大包小包，坐火车，回乡下跟外公外婆一起过年。行程早就在一个月前的通信中，汇报给外公了的。到了日子，大舅拎了扁担去车站接，风雨无阻，十多个半大的孩子倾巢出动，前后相拥着，搞得跟胡汉山又回来的架式。那一年，父亲在洞庭湖边买了五条大鲢鱼，每条都有十二三斤沉，大舅的扁担压得“吱吱”地响。晚上来外公家走动的，踏破了门坎，“姐夫”、“妹夫”地叫着，父亲认得不认得的，一律嘿嘿点头，让进屋来，喝水泡茶，乡里乡亲不外道，在桌子上抓一大把的西瓜籽、南瓜籽，丢进嘴巴里嚼，临走还要在耳朵上夹上一根城里烟，人人脸上挂满了笑容。坛子里新俺的辣椒萝卜、生姜，夹了一筷又一筷，就差没把坛子抱过来了。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三舅家的姑娘，出落得跟花一般。才做了一年的衣裳，穿在身上紧绷绷的。小伙子是石泉火车站认识的，接走那天，三舅的眼框湿湿的。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女孩子注定都要走这一步，找个好婆家，穿金戴银，比什么都好。姑娘嫁的地方，离峡山村不到二十里路，早上在家吃完饭，拖儿带崽出来，中午十一点前进屋能赶上这边的午饭。
    再见到她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男孩五岁，鼻涕拖到了嘴巴边，女孩三岁，好美，扎一对羊角辫，看起来比她妈年轻时要清秀。因为眼生，女孩儿躲在三舅妈的身后，伸出头来，脆生生地喊我伯伯。我知道自己又长了一辈，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懵懵懂懂的少年。
    这些年，村子里新盖了不少的砖瓦楼房。老屋倒的倒，拆的拆，早就没人住，只剩下一个空壳。村里见不到几个男劳力，留下来的只有妇女，老人和不懂事的孩，后山两只野狗，追逐着、撕咬着，最后骑到了一起。
最聚人气的还是坡下的那口水井，东家长，西家短，女人谈的最多的是自家的男人，在外时如何如何地辛苦，在家时如何如何的厉害，说着说着，自己的脸倒是先红了起来……
    太阳下，老人倦在门前，眯了眼，打发余下的时光。村里来了客，不闻也不问，更不似以前的走动，自家过自家的日子。村里没上学的孩子，保留着最后的一点天性和纯朴，无所顾忌地嘻笑着、打闹着，我却一个也叫不上名。
    不知道什么时候，田里，长满了稗草。好好的河床，千疮百孔，像是才做了手术，没来得及缝合一般，沙子、石子堆在那，看上去像是一个个的坟包。昔日清澈的小溪，再也奏不出欢快的乐章。
    世事变了，峡山村刘家，早就没了外公在世时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