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散记
2021-12-24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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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见昆明
第一次去昆明,在九月底, 广州还在夏天里。一想到昆明,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了高原上的绿洲,阳光下的春城。于是,身在广州的我,灵魂好像已经出了窍,提前去到了昆明。我竟然连天气预报也懒得看了,穿了一件衬衣,带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 就奔昆明而去了。
走出机舱,却看到阴霾的天空里,飘着牛毛细雨,冷飕飕的, 四周有一些萧索低矮的民居,了无生气。单薄的衬衣遮掩着瘦弱的我,直打冷颤。
巫家峡机场更像是一个火车站。到达大厅里,人潮涌动。有的人并不像是乘客,可能是周围的居民,他们也在里面穿梭,看不出来有什么目的。走出大厅,见到很多小贩,有一些是少数民族的打扮,提着装满了小商品的篮子,逢人便兜售。更多的是卖打火机和发广告纸片的小伙子和中年妇女。看到我出来了, 蜂拥而上,我不停的摆手说不要,他们却不罢休,追赶我,往我的背包上扔纸片。我好不容易摆脱了纠缠,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们锲而不舍,追赶着车尾,往车窗里扔。
出租车渐渐开离了机场,喧嚣远去,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了多次出现在儿时的梦里的印度火车站。
市区近在眼前,却因为堵车,成了一段漫长的旅程。司机告诉我,昆明正在修二环路,全线同时动工,所以城里很堵。这是新上任的市长仇和的主意,他主张长痛不如短痛。仇和过去是江苏一个地方的市长,以铁腕治市闻名,曾经在南风窗上看过关于他的报道。
我透过被细雨打湿的车窗看到这座陌生的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压的很低,城市好像在一片旷野上。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四五层高的没有阳台的只有排列整齐的一个个窗口的老式火柴盒楼房。路边还有我在老照片上见过的老式的旋转阶梯缠绕的蓝白相交横条纹的圆形的交警岗亭。这是一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城市。
司机黑红的皮肤,圆溜的脑袋,一脸的憨厚。后来我见到很多云南的男人是这样的长相。他一路上都在抱怨这个新官上任就在全城修路,全城拆房的仇市长,害得他的生意锐减。昆明话类似四川话,除了个别他们的方言俚语,我这个四川人听起来基本没有障碍,但是昆明人的声音低沉浑浊,有些含糊不清,四川人的声音大多清楚易辨。我开始一直不明白,后来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昆明缺水干燥和日照太多对声线的损害导致的。
第一次昆明之行,往返不过两日。那两日里,昆明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 天空灰蒙蒙的, 房子灰蒙蒙的, 街道灰蒙蒙的,人也是灰蒙蒙的。
我住在西郊,宾馆的附近是城中村,凌乱而萧条。一到晚上,灯火阑珊处,有一些小饭馆。小饭馆里,没有菜单,各色蔬菜一排一排的陈列在架子上,让客人自己挑选搭配。有杨梅酒,泡在瓶子里,度数很低,味道淡甜,可以做饮料。还有很多面馆。第二天早上,我在一家面馆吃面。我看到三个云南男人,都穿着深色的夹克,都是黑红的皮肤,圆溜的脑袋,一脸的憨厚,围矮圆桌而坐,各据一方,互不言语,埋着头大口大口的吸面。他们吸面的声音很大,此起彼伏,有节奏。他们如此投入,如此生动,像是三位法师,在做一场庄严神圣的宗教仪式的表演。
二.再见昆明
再见昆明,已经是年底,入冬了。
到昆明的时间是傍晚,正刮着大风,跟九月份的风不一样,干风,刺骨的冷,刮得一脸的麻木,满城的荒凉。
出租车司机是个小青年,衣着时髦,车子里被他装饰了一番,贴满了斑点狗的图案,挂满了斑点狗的挂件。我想和他攀谈几句,他却对我根本没有兴趣。他一边开着车,一边沉溺在他的世界里,被斑点狗包围着的他的世界里。从上车到下车,他只对我说过两句话共四个字,“去哪?”,“到了。”。
这次我住在北郊的一个以珠江源命名的酒店。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到昆明后,才知道珠江的源头原来在云南。广州和昆明两个相隔千里的城市,竟然还有这样的缘分。深夜里,饿的心慌,我出去找吃的。外面的风更大了,呼啦呼啦的, 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我裹紧衣领,进了酒店旁边巷子里的一家烧烤店。店里就三五个人,围着很低的圆桌坐着。烧烤炉就放在地上,烧烤架上的中间是一排排的排列整齐的洋芋头,两边放了一些鸡腿鸡爪子。店主就坐在一个矮凳子上操作,不停的翻动一个个的洋芋头,并在上面抹辣椒粉。旁边菜架上放着鸡腿,肉串,肉皮等等以及各种素菜,肉食类都被涂满了黄色的辣椒油等调料,看上去透着原始的野性。我点了一些菜。土豆还可以,烤得外脆内软的。昆明的烧烤正如昆明菜,辣味是够的,但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广东人是不能适应昆明的烧烤风格的。有一次,我请一个广州的同事在昆明吃烧烤, 她看了下裹满调料的肉食,已经无语,继而尝了一口沾满干辣椒粉的土豆,立时就放弃了,表示无福消受,最后在店里东看西看,让店主用清水煮了一碗青菜,放了几颗盐在里面,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大亮,我就去了西郊的那所医院办事。整个上午,我都在住院楼里,所见只有医生,护士和病人。我甚至无暇看看窗外。
中午,我走出了住院楼,眼前一片金黄的茫然。适应了光亮后,一面湛蓝的天空迎面而来,像被水洗过,蓝得纯粹而圣洁,大朵大朵的白云如棉花一样开在蓝天里。有一点风,是凉的,但是绝无冷意。这就是在我的脑子里无数次浮现的春城了。她骤然而至,我不期而遇。
住院楼的旁边是一个花园,有病人和家人,在那里坐着,晒太阳。年轻人伴着干枯的老人,成年人陪着忧郁的少年,沐浴在阳光下,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有说话的兴致。
我穿过花园,走出了医院。在医院门口,一个老人,满脸的沧桑,缠着傣族的头巾,穿着褪色的酱蓝色的中山装,端坐在一棵大树下,双手扶着一个立地的竹筒,竹筒又粗又高,他埋着头,嘴对着竹筒。我知道,他在吸烟。我仿佛听到了烟从水过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天空那么蓝,阳光从树叶间的缝隙漏下来,落在老人的身上,如油画一般。老人周遭的一切人来人往,都是没有生命的背景。
在广州也看到过有人吸水烟筒,但是烟筒不能和云南的烟筒并论,又细又短,用手拿着即可。广东的水烟筒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放烟丝的盒子,经常见到的是王老吉的易拉罐。
我在蓝天下没有目的的走,走到了一个广场。这是一个开阔的公共日光浴场。古罗马有规模宏大的公共浴室,但是那是室内的,人工的,贵族的,肮脏的。在这里,各色各样的人,老人,孩子,农民,市民,脸上透着高原红的少数民族妇女,身边放着背包的外国人,或者坐着,或者躺着,一律平等的,安享这老天的圣洁的恩赐。我看到一条长凳,躺了下来,面朝蓝天,闭上眼睛,眼前橘黄成一片,心里柔软成一团。
到傍晚,夕阳西下,暮色四起,又起冷风了。我从西郊的医院回到北边的酒店, 好像是从春天回到了冬天,尽管我知道,此刻的西郊的那所医院也已经是暮色沧桑,冷风阵阵了。
三.翠湖
那一年的冬天,在昆明的时间长过在广州。我渐渐知道了,昆明的四季如春,是指的白日,白日里有阳光。一到晚上,太阳西下,干风吹起,那冷的滋味,是一点不逊色于北方的冬天的。而且不能下雨,下雨即入冬。
那个冬天,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翠湖。
翠湖在昆明的市中心。春城有翠湖,互为映照。汪曾祺先生有文,翠湖心影。翠湖,在汪老先生的心里,是他的逝去的青春的港湾。
翠湖当得一个翠字,其魅力也在于一个翠字。翠湖岸边遍植垂柳,垂柳在冬天也是绿的。湖里密布水浮莲,一望无际的绿。在蓝天白云之下,昆明又多了一个色彩,绿。
翠湖的亭台楼阁的风格类似江南园林的精致小巧,其色彩图案又类似满清皇家园林的华丽。总之是和岭南的现代简约型园林风格迥异了。廊亭里有老年人围成一圈,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更有甚者,行头齐全,粉墨登场。
汪曾祺先生曾经在翠湖边读书,喝茶。他说,这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一游;大了,游起来怪累。翠湖确实体现了昆明人的慵懒和闲适。或与二三友人泛舟湖上,或倚着翠湖美景看书读报、看孩子们放风筝;抑或什么都不做,坐在翠湖边的石凳上发呆、晒太阳,都是一种惬意而美好。更何况冬日里海鸥的来临。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伯利亚的红嘴鸥飞上了云贵高原,发现了昆明这个圣地,此后每年冬日,它们都来昆明过冬,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滇池和翠湖。整个冬天,它们盘旋在昆明的上空,栖息在昆明的大小湖泊。这么多年来,赏鸥,喂鸥,成了昆明人的冬日生活的一部分,昆明人爱鸥,对海鸥的感情很深。翠湖公园里有一位喂鸥老人的雕像,老人在上世纪末每年冬天里,每天在公园里喂鸥,海鸥也和他熟了,围绕着他,停在他的身上,陪伴他一起度过了他的生命最后的时间。
世界之大,这些红嘴鸥不远万里,每年冬天飞到昆明来。人们看到的是它们在昆明的上空盘旋,在翠湖的亭榭栖息,却不能看到海鸥一路飞来的时空历程。昆明谁人初见鸥,海鸥何日初临昆?第一批飞上云贵高原的红嘴鸥一定是偶然发现昆明的,在这里过了第一个冬天,回去西伯利亚后,它们告诉伙伴,在万里之外的高原上,有一个圣地,那里的冬日温暖如春,那里的人们喜欢它们,珍惜它们,于是越来越多的海鸥年复一年的飞临昆明过冬,如此漫长的旅程,它们在一路上经历了哪些地方?停留过哪些地方?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多么奇妙而美好的事情。
我一向对生灵的感知是麻木愚钝的,面对翠湖上空的如此多的海鸥,我也心动了,好象有了灵气。它们或者静立于桥栏上顾盼生姿,或者在低空掠过水面,转眼消失无踪,时而敏捷的跃向半空抢食游人抛洒的面包渣,时而又好像得了什么警讯,整齐地振翅飞向空中,变幻队形,盘旋往复……。站在一个好的位置,放眼望去,只见白云与海鸥齐飞,蓝天共翠湖一色
西伯利亚的海鸥和云南高原上的春城,这是怎样的机缘?这些海鸥不是昆明人花钱从西伯利亚买来的,也不是西伯利亚人送给他们的,而是海鸥和昆明人的万里之缘,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慵懒散漫的昆明人,没有去争取什么,追求什么,但是谁能否认海鸥之于昆明,是多么美妙而恰当的天作之合?我们的一生,注定平淡。但是即使是如此平淡的一生,却也注定会有不平淡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机缘,不需要去追求,去寻觅,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感悟,去珍惜。
翠湖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吴三桂降清后入滇,封平西王,后接陈圆圆到昆明。吴为陈于翠湖、莲花池一带大兴土木,修房造园,供陈游玩。后因年老色衰,渐被吴冷落,终于被弃。陈遂去净凡根,循入空门,削发为尼。吴三桂反清灭亡后,陈得以善终。倾国倾城的陈圆圆的结局究竟是悲是喜?我又想到了虞姬之死。虞姬自刎于楚霸王四面楚歌之时,她失去了生命的善终,却得到了爱情的永恒,如果她不死呢?如果楚霸王得了天下呢?也许她就是一千多年后的陈园园。
翠湖周围有很多咖啡厅,西餐厅,酒吧,茶社,还有一些名人故居,其实我都不认识,除了陆汉,起义投共得以颐养天年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还有云南省图书馆,是一栋白色的高楼,据说其前身就是汪曾祺先生在翠湖心影里提到的翠湖图书馆。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不是还是汪老先生惦记的那位每天上班把墙壁上的挂钟随意拨动的干瘦而沉默的妙人那样的散仙,只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图书馆一定不能见到用绳子吊着木盘,装着借书卡和书上下往返的场景了。
翠湖北门的正对面,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在翠湖周围的建筑里,这座饱经风霜的黄色建筑仍然是最引人注目的庞然大物。建筑自成四围,自我封闭,如与外面的红尘隔绝的修道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很多风云人物曾经在这里学习,从这里走出去。整个二楼,就是纪念馆,陈列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历史人物们的在这里留下的遗物遗迹,展示着他们登上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的丰功伟绩。不过,说实话,曾经的历史优等生,现在的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喜欢这座庞大的围楼里的比足球场还大的曾经的操场上长满的衰草。博物馆的管理人员非常英明,他们没有去修理这些衰草,让它们恣意的生长,和四围的斑驳的黄色楼体相映衬,历史感十足。如此有历史感的地方,却又有一对新人在拍婚纱照,新娘的洁白的婚纱在阳光之下和操场上的的众生的杂草一起摇曳,亮丽而动人。物是而人非,在这里,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慨然而徘徊。
四.H酒店
过年以后,天气更加暖和起来,昆明的天空每天都蓝的透明,见不到一丝云彩。我的移行症又犯了,搬到了南郊的海埂路边上的H酒店。
海埂二字,让我想起来田埂,河埂。也许是这条路临着滇池的原因吧?同样是很大的湖,大理人把洱海叫海,昆明人却并不把滇池叫海,但是这条临滇池的路却叫了海埂路。
说实话,这不是个好地方,刚好位于二环路的边上。昆明的二环路就已经近郊区了, 路上都是出城的货车,噪音很大,灰尘很大。那时候又正在修二环路,交通不方便,要从城里绕来绕去才能到达酒店。酒店旁边还有个物流中心,每天很多的货车在那里进进出出,装货卸货。周遭都是城中村。我去过其中的一些小街,人烟稀少,房屋低矮,显得荒凉凋敝,我只记得卖肉的屠夫和地摊上的野菌。临到晚上,一些挂着暧昧的彩灯的娱乐场所倒是显得金碧辉煌,异常突兀。
所以这个酒店其实是一个公路酒店。也可以说是个驿站。这里的住宿的人,多是真正的过客——昆明城的过客,连城都不会进也不需要进的过客。我是要进城办事的,但是我在这里居然一直住了下去。
酒店的门口拉着个条幅,上面写着:BY THE NATURE,FOR THE PEOPLE。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觉得很惊艳,多美的语言,多好的理念。酒店仿佛确实也在践行这个理念。酒店的房间分了日韩风格,欧洲风格,中国风格的不同,供你选择。每层楼的电梯口的过道边的墙壁上都贴着《赢在中国》的主题歌《在路上》的歌词,这可是当年初到广州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每周必看的节目。这家酒店的老板算是抓住了他们的目标客户的心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无非都是为了生存而漂泊的过客,来到这个驿站,经过这个电梯口,看到这段歌词,并不自觉地低声地哼起来,不能没有感慨,继而不能不对这个酒店产生或多或少的好感和依恋。
酒店免费安排车接客人入住,送客人离开。我后来想这可能和当时酒店的外面在修二环路有关系。更有意思的是,负责接送的司机其实都是酒店的老板,也就是这个酒店的股东。老板们不干具体工作,每天就是接送客人。有个老板,五十来岁,身材魁梧,典型的云南人的黑胖憨厚的长相,脑后却扎条时髦的小辫子,经常穿一件西式马甲,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看样子是曾经闯荡天涯,见过世面的人。他也许是这家酒店最大的老板。他经常在酒店里闲逛,和客人聊天喝茶,他从来不去接客人,但是偶尔会送客人离开。他也送过我去机场。他的更常见的姿态是站在酒店外面的院子里的一个角度里,独自一人,面朝远方。此刻,他是这里的王者,君临天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酒店,与众不同。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几星级酒店。而是一个隐约感觉到在按照某人或者某些人的个人理念和个人风格在营销和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应该是见过一些世面,有一些理念,但是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民营企业和乡土文化的特色。
酒店还有一些人性化的服务。比如房间里每天会送饮料和水果。晚上有夜宵卖到深夜。另外,酒店的住宿费是含三餐自助餐的,尽管三餐其实都是云南风格十足的滇式自助餐。
其实让我留恋的是这里的小锅米线。云南的名声在外的小吃是过桥米线。但是昆明人的日常生活里并不常吃过桥米线,我也不爱吃,总觉得那玩意儿华而不实,外表高贵,却不是我的菜。我喜欢吃昆明的小锅米线。特别是这家酒店的小锅米线。住在这家酒店的日子里,我每天早上都要吃,晚上也经常下楼来当夜宵吃。小锅米线,顾名思义,每一份米线都是单独用小锅煮出来的,韭菜和肉末是必有的。这里的小锅米线,汤汁极香,米线极好,是我离开四川这么多年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米线,而且吃不腻。米线一直是我的最爱,我喜欢吃各地的米线并且和老家的比较。一碗浅浅的米线,是我的最深的乡愁。
晚上回到酒店,我在一楼的自助餐厅里吃饭,喝点啤酒。这是我的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酒店里入住的客人,很多都是在云南或者边境做生意的外省商人。他们或者要从故乡去到他乡,或者要从他乡返回故乡,在这里休整,中转,准备去到下一站。有的时候,我很羡慕他们。同是天涯零落人,相逢未必尽相似。我虽然也是人在天涯,却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我的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我所能从事的工作,让我不能也没有机会过真正的飘泊人的生活。
有一次,身边坐了三个四川商人。他们是在缅甸做木材生意的,此行经昆明回川探亲,在H酒店暂住。他们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摆谈着在缅甸的经历。他们喝了很多瓶啤酒,还划拳,放肆的笑。末了,他们拉拉扯扯着,歪歪斜斜的离开了餐厅,走出了酒店。
一楼的餐厅和外面只隔着透明的玻璃。透过玻璃看出去,酒店的外面的广场的对面是一个面积颇大的两层楼的娱乐会所。会所在二楼,要从一楼的很高很宽的颇为壮观的台阶走上去。一到傍晚,陆续有浓妆艳抹的女郎,从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坐摩托车,坐出租车,或坐别人的小车,来到会所的楼下,然后或独自一人,或两三一起,走上那高高的台阶,进到会所去。每次看到这场景,我总想起新闻联播里每年两会期间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鱼贯而入的人大代表们。我总觉得这两个场景的台阶是如此的相似,尽管台阶的尽头是如此的不同。
我分明看到那三个从缅甸回来的四川商人,拉拉扯扯着,歪歪斜斜的,走上了台阶,消失在台阶的尽头。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酒店的内涵。我甚至能想象到在酒店的某个房间里,某个四川商人,拥着对面会所的某位女郎,夸张的讲述他在缅甸的奇遇和风光。也许他会问她的名字和电话,并且给女郎承诺,他下次还会来这里,还会找她。也许她真会给他名字和电话,并且娇嗔的让他记得下次来要给他带礼物。此刻,也许他们甚至竟然是真诚的。一夜温柔之后,他回到他的家乡,享受他的短暂的天伦之乐,她继续每天傍晚迈上那又高又阔的台阶,然后消失在台阶的尽头。。。。。。
晚饭后,我独自走出酒店,来到二环路边。晚霞满天,暮色四起,遥望酒店,孤立而荒僻。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酒店,自己身在一个虚幻而迷离的世界。
五.昆明散记
昆明市中心的标志是两个相向而立的牌坊,一个叫金马,一个叫碧鸡。这里在解放前是一条老街, 我看过老照片,类似北京的前门大街。凡军队凯旋,高官驾临,必是要在这里走一回的,高头大马从这两个牌坊下面穿过去,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不过是市中心广场上的两个标志,失去了它们的实际的功能。虽然有金马和碧鸡,但是昆明的市中心却是最不像昆明的地方。和绝大多数大城市的市中心一样,广场辽阔,高楼林立,商场银行,行人如织。
牌坊的旁边是著名的过桥米线总店。据说最贵的过桥米线要好几百元一份。我没有去吃过。我和同事去过那个总店的楼上的另一家餐厅吃饭。我们点了烤鱼,但是没烤好, 让他们返工了,味道仍然是一般。点了一种虫子,里面已经空了,只剩虫子的壳,吃起来软软的,没有什么味道,就当吃蛋白质了。在昆明,于吃上很粗糙,并没有没有吃到昆明的特色的菜。我只记得有个小米辣炒肉,特别辣,辣得心慌。傣族餐厅在昆明很多,有一次和同事去吃傣族菜,在一个条挨着家乐福超市的小街上,全是少数民族风格的餐厅。吃了什么菜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又酸又辣。后来带另外的同事去到那里,我们围绕着家乐福周围找遍了,却再也找不到那条街了。
昆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卖普洱茶叶的店面,陈列着不同形状和年份的茶砖,或方形,或圆形,有的奇大,有的特小。市中心广场上有两家相邻的卖普洱茶叶的店面。我想给朋友买点茶叶,但是我不懂茶。我走进其中的一家,店主是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见我进门,二话不说,就开始给我推荐了茶叶。我问了些问题,比如不同茶叶的特点,有什么功效,她说不清楚,终于不耐烦了,用浓重的昆明口音对我说,“你这人真好笑也,又不懂茶,我给你推荐呢,又这么多问题”。我哭笑不得。我自问不是一个墨迹的人。我这个真诚来买茶叶的上帝,就被这样嫌弃了。我没说什么,走出来了,进了旁边一家店面。这家店内有小桥流水,案上摆着功夫茶具,女店主端坐案后,和客人饮茶聊天。见我进来,不提买茶,只请我品茶,和我聊茶。我问她隔壁的店是怎样的背景。她只说隔壁以前是卖鞋的,刚开始做茶不久。最后我在这里买到了心仪的茶叶。我故意提着茶叶经过先前的店,那个肥胖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看着我,无语。
四川人喜欢外出闯荡,最后落叶归根。云南人大多恋乡,终生就在自己的老家度过。所见的昆明人多敦厚纯朴,乡土气息浓厚。正因为如此,昆明人的狡猾,也狡猾的那么憨厚,正如那个过去卖鞋而今卖茶叶的肥胖的中年女人。
从金马碧鸡附近往东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一个广场,上有抗日战争纪念堂。其楼是中西合璧的新古典风格。我的印象深刻的是纪念堂及广场的两边的弧形道路的外侧的房子,很有特色。两边的房子都很长,很薄。一边的房子极像一面弧形的墙,墙上有窗口和门,墙体斑驳颓败,还有人家居住。;另一边的则造型更加别致,像一个极薄的熨斗,已经荒废,无人居住。我很好奇里面的房间是怎么样的,当年的人是如何居住其内的。
然后沿着一边走去,就走到了昆明的老街,两三层的黑瓦红木的歪歪斜斜的老房子。当街的房子的底楼,还有商家在做生意,旧小卖店,小吃店,茶馆,老字号的中药铺。。。。依稀能看到汪曾祺笔下的昆明的街景。再往里走,则近废墟了。房子破旧不堪,表面随意凌乱的钉着木板铁皮,雕花的阳台栏杆扑满了灰尘,屋顶的瓦片间衰草丛生。很多房子的墙壁上都写着大大的“拆”字。我发现这些画着圈的大大的“拆”字都好像已经很有历史了,说明这样的老街已经像这样半死不活的存在着很久了。
昆明是个容易让人产生时空错乱的城市。但是让人错乱到民国时期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更多的地方会让人错乱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到处是那个时代的络印。八十年代风格的楼房,八十年代的交警岗亭,八十年代的国营商场,国营饭店的场景,随处可见。
很多人在路上悠闲的遛狗,或者就干脆空着手漫无目的的闲逛。街边小店的门口总坐着闲人在喝茶,聊天,晒太阳。
昆明从来就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中心,也不是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她只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栖居地。她给人们的只有蓝天,白云,阳光,空气,高原,边陲,简单而散漫的生活,虚幻而真实的存在,这些还不够吗?
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全国都在以高铁和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在发展,怎么能够容忍一个省会城市如此的温吞,如此的不思进取,如此的慵懒散漫?我也理解了调仇和来昆明的用意。
后来再来昆明的时候,二环路已经修好了,市内交通状况大大改善,出租车司机的抱怨也消失了。他们飞驰在崭新的二环路上,心安理得的享受着现代化交通网络的方便和快捷,却没有人再提起仇市长当年的全城同时修路的壮举。
六.在云大
一个午后,我去到了云南大学。
我是从翠湖北路的云大正门进去的。所谓正门,走进去后,却好像一脚踏进了凝固的历史。东西两边的草坪夹着的甬道上立着两个老牌坊,有点通灵仙境的感觉。地上满是银杏的落叶。中央是据说有九十五级的巍巍石阶,午后的阳光,透过树荫,在已经斑驳的石阶上撒下光影。我拾级而上,石阶逐层迭起,只见到顶端的会泽楼红砖灰柱,巍峨矗立,仰之弥高。
会泽楼前古树参天。树上有松鼠爬上爬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松鼠,它们时不时的跳下来捡吃的。有的时候,它们看见来了陌生人,会迅速地窜到树上去,你站立不动了,它们又跳下来捡吃的。人,古树,松鼠,在这里和谐相处。
穿过会泽楼左侧一片小树林,才算是进入了真正的大学校园。经过了九五之尊的台阶进到这里来,实际上是进了一个小山里了。所以云大实际上是在山上了。山里面绿树成荫,荫下有桌,有椅,有长凳。我羡慕那些在树荫下学习的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们。惭愧自己当年虚度了光阴。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自己都在昏昏噩噩中度过去了。
天蓝的如油画一般。我在离钟楼不远处的一个水池边坐下来,晒太阳。我想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穿着发黄的绿军装,坐在阳光下面,背后一片金黄。
水池是圆形的,周围是一圈石头台阶,可以坐人。我的旁边坐着一排的小孩子,怕有十来个,男女孩都有。他们有的是少数民族的打扮。他们的衣服并不怎么整洁,面容也并不怎么干净。他们有的在互相嬉戏打闹,有的在安静的坐着,有的在独自的拘谨的做一些小动作自娱。他们的中间,是一位老人,慈眉善目,一副教授的模样。老人端坐着,脸朝向天空,迎着阳光,闭目养神。间或的,老人会睁开眼睛,招呼孩子,“XX,别闹了,安静一下。”“XX,别跑远了。”“XX,坐好了,想一想今天的经历。”,被他招呼到的某个小孩,会暂时的安静下来,像个老实巴交的小学生的样子,然后他又闭上眼睛继续养神,打闹的孩子复又开始打闹,安静的孩子继续安静着。
我猜不出来老人和这些孩子的身份以及关系。我也不想去猜。我甚至觉得,在昆明,一切本不寻常的事情都是寻常的,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由。我也把脸朝向了天空,渐渐闭上了眼睛,眼前一片橘黄,既而出现了巫家峡机场的追着我扔名片的小贩,小面馆里吃面的三个男人,坐在医院门口吸水烟筒的老人,灰尘扑扑的海埂路以及H酒店,从缅甸回来的四川商人以及走上又高又阔的台阶的女郎,闭目养神的老人以及不明来历不知去向的脏脏的孩子,所有的这些,此刻都在以水池为圆心的这一片草坪上,漂浮着,晃动着,在阳光之下,灿烂而迷离。
我没有在这样的圣境里死去,我还是抽离了出来,离开了老人和孩子,离开了云南大学的校园。我去到了文化巷,那是一个很小资的地方。不宽不长的巷道里,很多西餐厅,日韩料理,咖啡吧,酒吧,水吧。我看到了一家茶社,进去,靠窗坐了下来。里面有书,我挑了几本,放在桌边。旁边有几个云南大学的学生在打扑克消遣。这里已经不是汪曾祺老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去过的那些喝茶看书的老街,也看不到他曾经在下雨时候的莲花池边的一个小酒店里看到的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不动的在屋檐下站着的鸡了。
第一次去昆明,在九月底, 广州还在夏天里。一想到昆明,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了高原上的绿洲,阳光下的春城。于是,身在广州的我,灵魂好像已经出了窍,提前去到了昆明。我竟然连天气预报也懒得看了,穿了一件衬衣,带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 就奔昆明而去了。
走出机舱,却看到阴霾的天空里,飘着牛毛细雨,冷飕飕的, 四周有一些萧索低矮的民居,了无生气。单薄的衬衣遮掩着瘦弱的我,直打冷颤。
巫家峡机场更像是一个火车站。到达大厅里,人潮涌动。有的人并不像是乘客,可能是周围的居民,他们也在里面穿梭,看不出来有什么目的。走出大厅,见到很多小贩,有一些是少数民族的打扮,提着装满了小商品的篮子,逢人便兜售。更多的是卖打火机和发广告纸片的小伙子和中年妇女。看到我出来了, 蜂拥而上,我不停的摆手说不要,他们却不罢休,追赶我,往我的背包上扔纸片。我好不容易摆脱了纠缠,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们锲而不舍,追赶着车尾,往车窗里扔。
出租车渐渐开离了机场,喧嚣远去,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了多次出现在儿时的梦里的印度火车站。
市区近在眼前,却因为堵车,成了一段漫长的旅程。司机告诉我,昆明正在修二环路,全线同时动工,所以城里很堵。这是新上任的市长仇和的主意,他主张长痛不如短痛。仇和过去是江苏一个地方的市长,以铁腕治市闻名,曾经在南风窗上看过关于他的报道。
我透过被细雨打湿的车窗看到这座陌生的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压的很低,城市好像在一片旷野上。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四五层高的没有阳台的只有排列整齐的一个个窗口的老式火柴盒楼房。路边还有我在老照片上见过的老式的旋转阶梯缠绕的蓝白相交横条纹的圆形的交警岗亭。这是一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城市。
司机黑红的皮肤,圆溜的脑袋,一脸的憨厚。后来我见到很多云南的男人是这样的长相。他一路上都在抱怨这个新官上任就在全城修路,全城拆房的仇市长,害得他的生意锐减。昆明话类似四川话,除了个别他们的方言俚语,我这个四川人听起来基本没有障碍,但是昆明人的声音低沉浑浊,有些含糊不清,四川人的声音大多清楚易辨。我开始一直不明白,后来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昆明缺水干燥和日照太多对声线的损害导致的。
第一次昆明之行,往返不过两日。那两日里,昆明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 天空灰蒙蒙的, 房子灰蒙蒙的, 街道灰蒙蒙的,人也是灰蒙蒙的。
我住在西郊,宾馆的附近是城中村,凌乱而萧条。一到晚上,灯火阑珊处,有一些小饭馆。小饭馆里,没有菜单,各色蔬菜一排一排的陈列在架子上,让客人自己挑选搭配。有杨梅酒,泡在瓶子里,度数很低,味道淡甜,可以做饮料。还有很多面馆。第二天早上,我在一家面馆吃面。我看到三个云南男人,都穿着深色的夹克,都是黑红的皮肤,圆溜的脑袋,一脸的憨厚,围矮圆桌而坐,各据一方,互不言语,埋着头大口大口的吸面。他们吸面的声音很大,此起彼伏,有节奏。他们如此投入,如此生动,像是三位法师,在做一场庄严神圣的宗教仪式的表演。
二.再见昆明
再见昆明,已经是年底,入冬了。
到昆明的时间是傍晚,正刮着大风,跟九月份的风不一样,干风,刺骨的冷,刮得一脸的麻木,满城的荒凉。
出租车司机是个小青年,衣着时髦,车子里被他装饰了一番,贴满了斑点狗的图案,挂满了斑点狗的挂件。我想和他攀谈几句,他却对我根本没有兴趣。他一边开着车,一边沉溺在他的世界里,被斑点狗包围着的他的世界里。从上车到下车,他只对我说过两句话共四个字,“去哪?”,“到了。”。
这次我住在北郊的一个以珠江源命名的酒店。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到昆明后,才知道珠江的源头原来在云南。广州和昆明两个相隔千里的城市,竟然还有这样的缘分。深夜里,饿的心慌,我出去找吃的。外面的风更大了,呼啦呼啦的, 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我裹紧衣领,进了酒店旁边巷子里的一家烧烤店。店里就三五个人,围着很低的圆桌坐着。烧烤炉就放在地上,烧烤架上的中间是一排排的排列整齐的洋芋头,两边放了一些鸡腿鸡爪子。店主就坐在一个矮凳子上操作,不停的翻动一个个的洋芋头,并在上面抹辣椒粉。旁边菜架上放着鸡腿,肉串,肉皮等等以及各种素菜,肉食类都被涂满了黄色的辣椒油等调料,看上去透着原始的野性。我点了一些菜。土豆还可以,烤得外脆内软的。昆明的烧烤正如昆明菜,辣味是够的,但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广东人是不能适应昆明的烧烤风格的。有一次,我请一个广州的同事在昆明吃烧烤, 她看了下裹满调料的肉食,已经无语,继而尝了一口沾满干辣椒粉的土豆,立时就放弃了,表示无福消受,最后在店里东看西看,让店主用清水煮了一碗青菜,放了几颗盐在里面,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大亮,我就去了西郊的那所医院办事。整个上午,我都在住院楼里,所见只有医生,护士和病人。我甚至无暇看看窗外。
中午,我走出了住院楼,眼前一片金黄的茫然。适应了光亮后,一面湛蓝的天空迎面而来,像被水洗过,蓝得纯粹而圣洁,大朵大朵的白云如棉花一样开在蓝天里。有一点风,是凉的,但是绝无冷意。这就是在我的脑子里无数次浮现的春城了。她骤然而至,我不期而遇。
住院楼的旁边是一个花园,有病人和家人,在那里坐着,晒太阳。年轻人伴着干枯的老人,成年人陪着忧郁的少年,沐浴在阳光下,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有说话的兴致。
我穿过花园,走出了医院。在医院门口,一个老人,满脸的沧桑,缠着傣族的头巾,穿着褪色的酱蓝色的中山装,端坐在一棵大树下,双手扶着一个立地的竹筒,竹筒又粗又高,他埋着头,嘴对着竹筒。我知道,他在吸烟。我仿佛听到了烟从水过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天空那么蓝,阳光从树叶间的缝隙漏下来,落在老人的身上,如油画一般。老人周遭的一切人来人往,都是没有生命的背景。
在广州也看到过有人吸水烟筒,但是烟筒不能和云南的烟筒并论,又细又短,用手拿着即可。广东的水烟筒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放烟丝的盒子,经常见到的是王老吉的易拉罐。
我在蓝天下没有目的的走,走到了一个广场。这是一个开阔的公共日光浴场。古罗马有规模宏大的公共浴室,但是那是室内的,人工的,贵族的,肮脏的。在这里,各色各样的人,老人,孩子,农民,市民,脸上透着高原红的少数民族妇女,身边放着背包的外国人,或者坐着,或者躺着,一律平等的,安享这老天的圣洁的恩赐。我看到一条长凳,躺了下来,面朝蓝天,闭上眼睛,眼前橘黄成一片,心里柔软成一团。
到傍晚,夕阳西下,暮色四起,又起冷风了。我从西郊的医院回到北边的酒店, 好像是从春天回到了冬天,尽管我知道,此刻的西郊的那所医院也已经是暮色沧桑,冷风阵阵了。
三.翠湖
那一年的冬天,在昆明的时间长过在广州。我渐渐知道了,昆明的四季如春,是指的白日,白日里有阳光。一到晚上,太阳西下,干风吹起,那冷的滋味,是一点不逊色于北方的冬天的。而且不能下雨,下雨即入冬。
那个冬天,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翠湖。
翠湖在昆明的市中心。春城有翠湖,互为映照。汪曾祺先生有文,翠湖心影。翠湖,在汪老先生的心里,是他的逝去的青春的港湾。
翠湖当得一个翠字,其魅力也在于一个翠字。翠湖岸边遍植垂柳,垂柳在冬天也是绿的。湖里密布水浮莲,一望无际的绿。在蓝天白云之下,昆明又多了一个色彩,绿。
翠湖的亭台楼阁的风格类似江南园林的精致小巧,其色彩图案又类似满清皇家园林的华丽。总之是和岭南的现代简约型园林风格迥异了。廊亭里有老年人围成一圈,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更有甚者,行头齐全,粉墨登场。
汪曾祺先生曾经在翠湖边读书,喝茶。他说,这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一游;大了,游起来怪累。翠湖确实体现了昆明人的慵懒和闲适。或与二三友人泛舟湖上,或倚着翠湖美景看书读报、看孩子们放风筝;抑或什么都不做,坐在翠湖边的石凳上发呆、晒太阳,都是一种惬意而美好。更何况冬日里海鸥的来临。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伯利亚的红嘴鸥飞上了云贵高原,发现了昆明这个圣地,此后每年冬日,它们都来昆明过冬,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滇池和翠湖。整个冬天,它们盘旋在昆明的上空,栖息在昆明的大小湖泊。这么多年来,赏鸥,喂鸥,成了昆明人的冬日生活的一部分,昆明人爱鸥,对海鸥的感情很深。翠湖公园里有一位喂鸥老人的雕像,老人在上世纪末每年冬天里,每天在公园里喂鸥,海鸥也和他熟了,围绕着他,停在他的身上,陪伴他一起度过了他的生命最后的时间。
世界之大,这些红嘴鸥不远万里,每年冬天飞到昆明来。人们看到的是它们在昆明的上空盘旋,在翠湖的亭榭栖息,却不能看到海鸥一路飞来的时空历程。昆明谁人初见鸥,海鸥何日初临昆?第一批飞上云贵高原的红嘴鸥一定是偶然发现昆明的,在这里过了第一个冬天,回去西伯利亚后,它们告诉伙伴,在万里之外的高原上,有一个圣地,那里的冬日温暖如春,那里的人们喜欢它们,珍惜它们,于是越来越多的海鸥年复一年的飞临昆明过冬,如此漫长的旅程,它们在一路上经历了哪些地方?停留过哪些地方?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多么奇妙而美好的事情。
我一向对生灵的感知是麻木愚钝的,面对翠湖上空的如此多的海鸥,我也心动了,好象有了灵气。它们或者静立于桥栏上顾盼生姿,或者在低空掠过水面,转眼消失无踪,时而敏捷的跃向半空抢食游人抛洒的面包渣,时而又好像得了什么警讯,整齐地振翅飞向空中,变幻队形,盘旋往复……。站在一个好的位置,放眼望去,只见白云与海鸥齐飞,蓝天共翠湖一色
西伯利亚的海鸥和云南高原上的春城,这是怎样的机缘?这些海鸥不是昆明人花钱从西伯利亚买来的,也不是西伯利亚人送给他们的,而是海鸥和昆明人的万里之缘,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慵懒散漫的昆明人,没有去争取什么,追求什么,但是谁能否认海鸥之于昆明,是多么美妙而恰当的天作之合?我们的一生,注定平淡。但是即使是如此平淡的一生,却也注定会有不平淡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机缘,不需要去追求,去寻觅,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感悟,去珍惜。
翠湖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吴三桂降清后入滇,封平西王,后接陈圆圆到昆明。吴为陈于翠湖、莲花池一带大兴土木,修房造园,供陈游玩。后因年老色衰,渐被吴冷落,终于被弃。陈遂去净凡根,循入空门,削发为尼。吴三桂反清灭亡后,陈得以善终。倾国倾城的陈圆圆的结局究竟是悲是喜?我又想到了虞姬之死。虞姬自刎于楚霸王四面楚歌之时,她失去了生命的善终,却得到了爱情的永恒,如果她不死呢?如果楚霸王得了天下呢?也许她就是一千多年后的陈园园。
翠湖周围有很多咖啡厅,西餐厅,酒吧,茶社,还有一些名人故居,其实我都不认识,除了陆汉,起义投共得以颐养天年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还有云南省图书馆,是一栋白色的高楼,据说其前身就是汪曾祺先生在翠湖心影里提到的翠湖图书馆。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不是还是汪老先生惦记的那位每天上班把墙壁上的挂钟随意拨动的干瘦而沉默的妙人那样的散仙,只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图书馆一定不能见到用绳子吊着木盘,装着借书卡和书上下往返的场景了。
翠湖北门的正对面,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在翠湖周围的建筑里,这座饱经风霜的黄色建筑仍然是最引人注目的庞然大物。建筑自成四围,自我封闭,如与外面的红尘隔绝的修道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很多风云人物曾经在这里学习,从这里走出去。整个二楼,就是纪念馆,陈列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历史人物们的在这里留下的遗物遗迹,展示着他们登上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的丰功伟绩。不过,说实话,曾经的历史优等生,现在的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喜欢这座庞大的围楼里的比足球场还大的曾经的操场上长满的衰草。博物馆的管理人员非常英明,他们没有去修理这些衰草,让它们恣意的生长,和四围的斑驳的黄色楼体相映衬,历史感十足。如此有历史感的地方,却又有一对新人在拍婚纱照,新娘的洁白的婚纱在阳光之下和操场上的的众生的杂草一起摇曳,亮丽而动人。物是而人非,在这里,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慨然而徘徊。
四.H酒店
过年以后,天气更加暖和起来,昆明的天空每天都蓝的透明,见不到一丝云彩。我的移行症又犯了,搬到了南郊的海埂路边上的H酒店。
海埂二字,让我想起来田埂,河埂。也许是这条路临着滇池的原因吧?同样是很大的湖,大理人把洱海叫海,昆明人却并不把滇池叫海,但是这条临滇池的路却叫了海埂路。
说实话,这不是个好地方,刚好位于二环路的边上。昆明的二环路就已经近郊区了, 路上都是出城的货车,噪音很大,灰尘很大。那时候又正在修二环路,交通不方便,要从城里绕来绕去才能到达酒店。酒店旁边还有个物流中心,每天很多的货车在那里进进出出,装货卸货。周遭都是城中村。我去过其中的一些小街,人烟稀少,房屋低矮,显得荒凉凋敝,我只记得卖肉的屠夫和地摊上的野菌。临到晚上,一些挂着暧昧的彩灯的娱乐场所倒是显得金碧辉煌,异常突兀。
所以这个酒店其实是一个公路酒店。也可以说是个驿站。这里的住宿的人,多是真正的过客——昆明城的过客,连城都不会进也不需要进的过客。我是要进城办事的,但是我在这里居然一直住了下去。
酒店的门口拉着个条幅,上面写着:BY THE NATURE,FOR THE PEOPLE。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觉得很惊艳,多美的语言,多好的理念。酒店仿佛确实也在践行这个理念。酒店的房间分了日韩风格,欧洲风格,中国风格的不同,供你选择。每层楼的电梯口的过道边的墙壁上都贴着《赢在中国》的主题歌《在路上》的歌词,这可是当年初到广州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每周必看的节目。这家酒店的老板算是抓住了他们的目标客户的心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无非都是为了生存而漂泊的过客,来到这个驿站,经过这个电梯口,看到这段歌词,并不自觉地低声地哼起来,不能没有感慨,继而不能不对这个酒店产生或多或少的好感和依恋。
酒店免费安排车接客人入住,送客人离开。我后来想这可能和当时酒店的外面在修二环路有关系。更有意思的是,负责接送的司机其实都是酒店的老板,也就是这个酒店的股东。老板们不干具体工作,每天就是接送客人。有个老板,五十来岁,身材魁梧,典型的云南人的黑胖憨厚的长相,脑后却扎条时髦的小辫子,经常穿一件西式马甲,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看样子是曾经闯荡天涯,见过世面的人。他也许是这家酒店最大的老板。他经常在酒店里闲逛,和客人聊天喝茶,他从来不去接客人,但是偶尔会送客人离开。他也送过我去机场。他的更常见的姿态是站在酒店外面的院子里的一个角度里,独自一人,面朝远方。此刻,他是这里的王者,君临天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酒店,与众不同。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几星级酒店。而是一个隐约感觉到在按照某人或者某些人的个人理念和个人风格在营销和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应该是见过一些世面,有一些理念,但是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民营企业和乡土文化的特色。
酒店还有一些人性化的服务。比如房间里每天会送饮料和水果。晚上有夜宵卖到深夜。另外,酒店的住宿费是含三餐自助餐的,尽管三餐其实都是云南风格十足的滇式自助餐。
其实让我留恋的是这里的小锅米线。云南的名声在外的小吃是过桥米线。但是昆明人的日常生活里并不常吃过桥米线,我也不爱吃,总觉得那玩意儿华而不实,外表高贵,却不是我的菜。我喜欢吃昆明的小锅米线。特别是这家酒店的小锅米线。住在这家酒店的日子里,我每天早上都要吃,晚上也经常下楼来当夜宵吃。小锅米线,顾名思义,每一份米线都是单独用小锅煮出来的,韭菜和肉末是必有的。这里的小锅米线,汤汁极香,米线极好,是我离开四川这么多年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米线,而且吃不腻。米线一直是我的最爱,我喜欢吃各地的米线并且和老家的比较。一碗浅浅的米线,是我的最深的乡愁。
晚上回到酒店,我在一楼的自助餐厅里吃饭,喝点啤酒。这是我的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酒店里入住的客人,很多都是在云南或者边境做生意的外省商人。他们或者要从故乡去到他乡,或者要从他乡返回故乡,在这里休整,中转,准备去到下一站。有的时候,我很羡慕他们。同是天涯零落人,相逢未必尽相似。我虽然也是人在天涯,却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我的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我所能从事的工作,让我不能也没有机会过真正的飘泊人的生活。
有一次,身边坐了三个四川商人。他们是在缅甸做木材生意的,此行经昆明回川探亲,在H酒店暂住。他们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摆谈着在缅甸的经历。他们喝了很多瓶啤酒,还划拳,放肆的笑。末了,他们拉拉扯扯着,歪歪斜斜的离开了餐厅,走出了酒店。
一楼的餐厅和外面只隔着透明的玻璃。透过玻璃看出去,酒店的外面的广场的对面是一个面积颇大的两层楼的娱乐会所。会所在二楼,要从一楼的很高很宽的颇为壮观的台阶走上去。一到傍晚,陆续有浓妆艳抹的女郎,从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坐摩托车,坐出租车,或坐别人的小车,来到会所的楼下,然后或独自一人,或两三一起,走上那高高的台阶,进到会所去。每次看到这场景,我总想起新闻联播里每年两会期间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鱼贯而入的人大代表们。我总觉得这两个场景的台阶是如此的相似,尽管台阶的尽头是如此的不同。
我分明看到那三个从缅甸回来的四川商人,拉拉扯扯着,歪歪斜斜的,走上了台阶,消失在台阶的尽头。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酒店的内涵。我甚至能想象到在酒店的某个房间里,某个四川商人,拥着对面会所的某位女郎,夸张的讲述他在缅甸的奇遇和风光。也许他会问她的名字和电话,并且给女郎承诺,他下次还会来这里,还会找她。也许她真会给他名字和电话,并且娇嗔的让他记得下次来要给他带礼物。此刻,也许他们甚至竟然是真诚的。一夜温柔之后,他回到他的家乡,享受他的短暂的天伦之乐,她继续每天傍晚迈上那又高又阔的台阶,然后消失在台阶的尽头。。。。。。
晚饭后,我独自走出酒店,来到二环路边。晚霞满天,暮色四起,遥望酒店,孤立而荒僻。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酒店,自己身在一个虚幻而迷离的世界。
五.昆明散记
昆明市中心的标志是两个相向而立的牌坊,一个叫金马,一个叫碧鸡。这里在解放前是一条老街, 我看过老照片,类似北京的前门大街。凡军队凯旋,高官驾临,必是要在这里走一回的,高头大马从这两个牌坊下面穿过去,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不过是市中心广场上的两个标志,失去了它们的实际的功能。虽然有金马和碧鸡,但是昆明的市中心却是最不像昆明的地方。和绝大多数大城市的市中心一样,广场辽阔,高楼林立,商场银行,行人如织。
牌坊的旁边是著名的过桥米线总店。据说最贵的过桥米线要好几百元一份。我没有去吃过。我和同事去过那个总店的楼上的另一家餐厅吃饭。我们点了烤鱼,但是没烤好, 让他们返工了,味道仍然是一般。点了一种虫子,里面已经空了,只剩虫子的壳,吃起来软软的,没有什么味道,就当吃蛋白质了。在昆明,于吃上很粗糙,并没有没有吃到昆明的特色的菜。我只记得有个小米辣炒肉,特别辣,辣得心慌。傣族餐厅在昆明很多,有一次和同事去吃傣族菜,在一个条挨着家乐福超市的小街上,全是少数民族风格的餐厅。吃了什么菜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又酸又辣。后来带另外的同事去到那里,我们围绕着家乐福周围找遍了,却再也找不到那条街了。
昆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卖普洱茶叶的店面,陈列着不同形状和年份的茶砖,或方形,或圆形,有的奇大,有的特小。市中心广场上有两家相邻的卖普洱茶叶的店面。我想给朋友买点茶叶,但是我不懂茶。我走进其中的一家,店主是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见我进门,二话不说,就开始给我推荐了茶叶。我问了些问题,比如不同茶叶的特点,有什么功效,她说不清楚,终于不耐烦了,用浓重的昆明口音对我说,“你这人真好笑也,又不懂茶,我给你推荐呢,又这么多问题”。我哭笑不得。我自问不是一个墨迹的人。我这个真诚来买茶叶的上帝,就被这样嫌弃了。我没说什么,走出来了,进了旁边一家店面。这家店内有小桥流水,案上摆着功夫茶具,女店主端坐案后,和客人饮茶聊天。见我进来,不提买茶,只请我品茶,和我聊茶。我问她隔壁的店是怎样的背景。她只说隔壁以前是卖鞋的,刚开始做茶不久。最后我在这里买到了心仪的茶叶。我故意提着茶叶经过先前的店,那个肥胖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看着我,无语。
四川人喜欢外出闯荡,最后落叶归根。云南人大多恋乡,终生就在自己的老家度过。所见的昆明人多敦厚纯朴,乡土气息浓厚。正因为如此,昆明人的狡猾,也狡猾的那么憨厚,正如那个过去卖鞋而今卖茶叶的肥胖的中年女人。
从金马碧鸡附近往东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一个广场,上有抗日战争纪念堂。其楼是中西合璧的新古典风格。我的印象深刻的是纪念堂及广场的两边的弧形道路的外侧的房子,很有特色。两边的房子都很长,很薄。一边的房子极像一面弧形的墙,墙上有窗口和门,墙体斑驳颓败,还有人家居住。;另一边的则造型更加别致,像一个极薄的熨斗,已经荒废,无人居住。我很好奇里面的房间是怎么样的,当年的人是如何居住其内的。
然后沿着一边走去,就走到了昆明的老街,两三层的黑瓦红木的歪歪斜斜的老房子。当街的房子的底楼,还有商家在做生意,旧小卖店,小吃店,茶馆,老字号的中药铺。。。。依稀能看到汪曾祺笔下的昆明的街景。再往里走,则近废墟了。房子破旧不堪,表面随意凌乱的钉着木板铁皮,雕花的阳台栏杆扑满了灰尘,屋顶的瓦片间衰草丛生。很多房子的墙壁上都写着大大的“拆”字。我发现这些画着圈的大大的“拆”字都好像已经很有历史了,说明这样的老街已经像这样半死不活的存在着很久了。
昆明是个容易让人产生时空错乱的城市。但是让人错乱到民国时期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更多的地方会让人错乱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到处是那个时代的络印。八十年代风格的楼房,八十年代的交警岗亭,八十年代的国营商场,国营饭店的场景,随处可见。
很多人在路上悠闲的遛狗,或者就干脆空着手漫无目的的闲逛。街边小店的门口总坐着闲人在喝茶,聊天,晒太阳。
昆明从来就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中心,也不是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她只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栖居地。她给人们的只有蓝天,白云,阳光,空气,高原,边陲,简单而散漫的生活,虚幻而真实的存在,这些还不够吗?
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全国都在以高铁和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在发展,怎么能够容忍一个省会城市如此的温吞,如此的不思进取,如此的慵懒散漫?我也理解了调仇和来昆明的用意。
后来再来昆明的时候,二环路已经修好了,市内交通状况大大改善,出租车司机的抱怨也消失了。他们飞驰在崭新的二环路上,心安理得的享受着现代化交通网络的方便和快捷,却没有人再提起仇市长当年的全城同时修路的壮举。
六.在云大
一个午后,我去到了云南大学。
我是从翠湖北路的云大正门进去的。所谓正门,走进去后,却好像一脚踏进了凝固的历史。东西两边的草坪夹着的甬道上立着两个老牌坊,有点通灵仙境的感觉。地上满是银杏的落叶。中央是据说有九十五级的巍巍石阶,午后的阳光,透过树荫,在已经斑驳的石阶上撒下光影。我拾级而上,石阶逐层迭起,只见到顶端的会泽楼红砖灰柱,巍峨矗立,仰之弥高。
会泽楼前古树参天。树上有松鼠爬上爬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松鼠,它们时不时的跳下来捡吃的。有的时候,它们看见来了陌生人,会迅速地窜到树上去,你站立不动了,它们又跳下来捡吃的。人,古树,松鼠,在这里和谐相处。
穿过会泽楼左侧一片小树林,才算是进入了真正的大学校园。经过了九五之尊的台阶进到这里来,实际上是进了一个小山里了。所以云大实际上是在山上了。山里面绿树成荫,荫下有桌,有椅,有长凳。我羡慕那些在树荫下学习的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们。惭愧自己当年虚度了光阴。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自己都在昏昏噩噩中度过去了。
天蓝的如油画一般。我在离钟楼不远处的一个水池边坐下来,晒太阳。我想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穿着发黄的绿军装,坐在阳光下面,背后一片金黄。
水池是圆形的,周围是一圈石头台阶,可以坐人。我的旁边坐着一排的小孩子,怕有十来个,男女孩都有。他们有的是少数民族的打扮。他们的衣服并不怎么整洁,面容也并不怎么干净。他们有的在互相嬉戏打闹,有的在安静的坐着,有的在独自的拘谨的做一些小动作自娱。他们的中间,是一位老人,慈眉善目,一副教授的模样。老人端坐着,脸朝向天空,迎着阳光,闭目养神。间或的,老人会睁开眼睛,招呼孩子,“XX,别闹了,安静一下。”“XX,别跑远了。”“XX,坐好了,想一想今天的经历。”,被他招呼到的某个小孩,会暂时的安静下来,像个老实巴交的小学生的样子,然后他又闭上眼睛继续养神,打闹的孩子复又开始打闹,安静的孩子继续安静着。
我猜不出来老人和这些孩子的身份以及关系。我也不想去猜。我甚至觉得,在昆明,一切本不寻常的事情都是寻常的,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由。我也把脸朝向了天空,渐渐闭上了眼睛,眼前一片橘黄,既而出现了巫家峡机场的追着我扔名片的小贩,小面馆里吃面的三个男人,坐在医院门口吸水烟筒的老人,灰尘扑扑的海埂路以及H酒店,从缅甸回来的四川商人以及走上又高又阔的台阶的女郎,闭目养神的老人以及不明来历不知去向的脏脏的孩子,所有的这些,此刻都在以水池为圆心的这一片草坪上,漂浮着,晃动着,在阳光之下,灿烂而迷离。
我没有在这样的圣境里死去,我还是抽离了出来,离开了老人和孩子,离开了云南大学的校园。我去到了文化巷,那是一个很小资的地方。不宽不长的巷道里,很多西餐厅,日韩料理,咖啡吧,酒吧,水吧。我看到了一家茶社,进去,靠窗坐了下来。里面有书,我挑了几本,放在桌边。旁边有几个云南大学的学生在打扑克消遣。这里已经不是汪曾祺老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去过的那些喝茶看书的老街,也看不到他曾经在下雨时候的莲花池边的一个小酒店里看到的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不动的在屋檐下站着的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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